日本和中國茶文化的關(guān)系
日本和中國茶文化的關(guān)系
中國茶文化歷史攸久、層次復(fù)雜、內(nèi)容豐富，而日本茶道自成體系，有其嚴格的程式。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日本和中國茶文化的關(guān)系，一起來看看。
日本和中國茶文化的關(guān)系
《考槃余事》中說：“茶寮，構(gòu)一斗室，相傍書齋，內(nèi)置茶具，教一童子專主茶設(shè)，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wù)，不可少廢者。 ”明 ·陸樹聲所撰茶書就叫《茶寮記》。所以明代走向精致化的茶藝，可以稱為茶寮文化。
能在茶寮中享受茶中逸趣的主要是士大夫階層中帶有隱逸傾向的人士。他們輕視聲色犬馬，而且相對地不太熱衷于功名利祿。其中特別嗜茶的又稱茶人。明代江南六府(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杭州)的若干名流成為其骨干，比如杜瓊、徐有貞、吳寬、朱存理、沈周、王鏊、都穆、祝允明、文徵明、錢同愛、吳綸、王淶、顧元慶、許次紓、陳繼儒等人。以撮泡法飲茶這件事，在他們手中被推向極致。對名茶的品評鑒賞、制茶泡茶的技巧、茶具的設(shè)計制作等，無不精益求精。并且由于他們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yǎng)，琴棋書畫、焚香博古等活動均與飲茶聯(lián)系在一起，使茶寮籠罩在超凡脫俗的氣氛之中，這和前代是不同的。試看唐代盧仝極負盛名的《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形容喝茶時只說一碗如何，兩碗如何，一直數(shù)到七碗，簡直有點為喝茶而喝茶的樣子。宋代講斗茶，講分茶，也未能從喝、喝、喝的圈子里跳出來。只有在明代的茶寮中，才使茶變成一種高雅的生活品位的象征，變成一種恬淡的生活情調(diào)的組成部分。
明代茶人既然彼此引為同調(diào)，他們之間詩文唱酬、以茶會友的活動當然有，但他們并未形成有組織的茶人集團，這是為茶人的隱逸性和孤高性所決定的。明 ·張源《茶錄》(1595年前后)說：“飲茶以客少為貴，客眾則喧，喧則雅趣乏矣。獨啜曰神，二客曰勝，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持此種主張的茶人追求的是瀟灑自適。在“獨啜曰神”的指導思想下，茶寮中的活動縱使不強調(diào)排他性，但也不會是群體性的。
市井小民進不了文士的茶寮，他們多半下茶館。宋代的汴梁和臨安都有不少茶坊，它們往往還兼營酒飯、說唱等。單純賣茶的茶館到明代才發(fā)達起來?！度辶滞馐贰返诙幕卣f：南京“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處”。有些茶館泡茶的質(zhì)量也很高。明 ·張岱《陶庵夢憶》說：“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眾多茶館成為平民休閑的去處。特別是由于撮泡法簡單易行，所以坐茶館是一種低消費的散心之舉。清代廣州有許多茶館叫“二厘館”，即每客的茶資僅銀二厘而已。在茶館中洋溢著的是輕松的氣氛，這里一般并不進行群體性的活動。
中國古代飲茶也并非完全沒有以群體的形式出現(xiàn)的，比如禪宗和尚的茶會就是有組織的活動。如前所述，飲茶在中國的興盛曾受到禪僧的推動。禪宗講究在坐禪中凝神屏慮，達到無欲無念，無喜無憂，梵我合一的境界。為防止未入禪定，先入夢寐，故飲茶提神。后來禪宗的義理有所變易，講究頓悟，禪宗寺院的秩序受到影響。 8世紀末9世紀初，禪法又有所改革。這時百丈懷海( 724—814年)在律寺外別建“禪居”作為道場，并創(chuàng)立“普請法”，上下均力，一齊勞作，組成了新型的僧團。他又制定規(guī)約，即《百丈清規(guī)》。此書之原本已不存，但元文宗在金陵建大龍翔集慶寺時，曾責令百丈山大智壽圣禪寺的住持東陽德輝重行編纂。至 1336年編成，名《敕修百丈清規(guī)》。這些禪僧仍重視坐禪，所以也重視飲茶。在《清規(guī)》中有不少處講到集會時飲茶的儀式。如：“茶湯榜”預(yù)張僧堂前上下間，庫司仍具請狀，備柈袱爐燭，詣方丈插香拜請。免則觸禮。稟云 ……。稟訖呈狀。隨令客頭請兩序勤舊大眾光伴。掛點牌報眾。僧堂內(nèi)鋪設(shè)主持位。齋退，鳴鼓集眾。知事揖住持入堂。歸位揖坐燒香一炷，住持前揖香，從圣僧后轉(zhuǎn)歸中間訊立。行茶遍，瓶出。往住持前揖茶退身，圣僧右后出，炷香展三拜，起，引全班至住持前，兩展三禮送出。復(fù)歸堂燒香，上下間問訊收盞退座。
這里說的“茶湯榜”即“茶榜”，是寺院舉行茶會時公布的啟事，因為茶會除禪僧外，還常有俗士參加。有些“茶榜”是由著名文人撰寫的。比如蒙古國時期，耶律楚材撰有《茶榜》，見《湛然居士集》卷一三。后來趙孟頫撰有《清謙講主茶榜》，見《松雪齋集 ·外集》，可見元代禪院中仍舉行茶會。但以后禪僧愈來愈講隨緣任運，愈來愈不講靜坐習禪了。“饑來吃飯，困來即眠”，“菩薩只向心覓”，“西方只在眼前”;理論演變到這種程度，連坐禪功夫都拋在一邊，當然更無須以茶卻眠了。
至此則須回答中國古代有無茶道的問題。由于漢字的組合比較自由，中國古文獻中出現(xiàn)過“茶道”這個詞組。比如與陸羽同時代的皎然，他寫的《飲茶歌》中就有“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之句?！斗馐下勔娪洝吩跀⑹隽岁懹鸷统２芴岢嫴柚笳f：“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明代陳繼儒在《白石樵真稿》中說：當時茶的蒸、采、烹、洗“悉與古法不同”，但有些人“猶持陸鴻漸之《經(jīng)》、蔡君謨之《錄》而祖之，以為茶道在是”。這些“茶道”的含義相當于茶事或茶藝，有別于日本所稱“茶道”。
日本和中國不同，日本原先不產(chǎn)茶，茶是從中國傳去的，所以日本沒有中國起初把茶叫作荼，視為普通樹葉子的那段歷史。在平安時代，茶雖已傳入日本，但只在大內(nèi)辟有茶園，且歸典藥寮管理，與一般民眾沒有關(guān)系。12世紀時，兩度入宋求法的榮西法師帶回茶種，開始在日本推廣飲茶。不過榮西的著眼點是看重茶的醫(yī)療保健作用。他在《吃茶養(yǎng)生記》中說：“茶也，末代養(yǎng)生之仙藥，人倫延齡之妙術(shù)也。山谷生之，其地神靈也;人倫采之，其人長命也。 ”又說：“貴哉茶乎!上通神靈諸天境界，下資飽食侵害之人倫矣。諸藥唯主一種病，各施用力耳;茶為萬病之藥而已。”把茶當成“萬病之藥”，在其原產(chǎn)地中國，人們恐難以置信;這種說法實際上反映出對來之不易的外國物品之作用的習慣性夸張。
榮西之后，飲茶在日本逐漸興盛，起初在禪院中流行，后來日本的公家和武家都欣賞飲茶之趣，在日本興起了舉辦茶會的風氣。根據(jù)《吃茶往來》(約為日本南北朝晚期或室町初期的著作)所記，當時高級武士修建了講究的茶亭，在這里舉辦茶會。點茶獻客之后，要玩一種叫“四種十服茶”的賭賽游戲，它有點像我國那種比茶味、比茶品的斗茶。但當時日本茶的種類沒有中國那么多，他們主要是猜測其中哪些是“本茶”(指栂尾茶)、哪些是“非茶”(其他茶)，以定勝負。之后，“退茶具，調(diào)美肴，勸酒飛杯。先三遲而論戶，引十分而勵飲。醉顏如霜葉之紅，狂妝似風樹之動。式歌式舞，增一座之興;又弦又管，驚四方之聽”(《吃茶往來》)。但這種豪華的茶會被認為是“無禮講”、“破禮講”，是一種敗壞風氣的行為。所以到了室町幕府的八代將軍足利義政( 1449—1473年)時，遂命能阿彌( 1397—1471年)創(chuàng)立起在書院建筑里進行的“書院茶”，這是一種氣氛嚴肅的貴族茶儀。之后又命村田珠光( 1423—1502年)為主持茶會的上座茶人，他把寺院茶禮、民間的“茶寄合”和貴族書院的臺子茶相結(jié)合，并注入禪的精神，排除一切豪華陳設(shè)，形成了樸素的草庵茶風。日文中的“茶道”一詞，就是由他開始使用的，在此之前只稱為“茶湯”而已。珠光認為茶道之大旨在于：“一味清凈，法喜禪悅。趙州(指唐代的從諗禪師， 778—897年)知此，陸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卻人我之相，內(nèi)蓄柔和之德。至交相接之間，謹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及天下泰平”(《珠光問答》)。所以其終極的目的是天下太平;也就是說，是為鞏固日本社會的封建秩序服務(wù)的。
到了16世紀中葉，千利休( 1522—1592年)將草庵茶進一步庶民化，使之更加普及。他把珠光提出的茶道之四諦“謹敬清寂”改為“和敬清寂”，即將帶有嚴肅意味的“謹”改為沖淡平夷的“和”。但他又強調(diào)“敬”，敬體現(xiàn)在茶道的禮法上，這是日本封建等級制度下的人際關(guān)系的反映。由于中世紀的日本是一個以武士為中心的社會，所以武家禮法的地位很崇高，影響很大。而吸收了若干禪院清規(guī)制度的小笠原流派武家禮法中的茶禮，更在頗大的程度上為茶道所接納。千利休說：“茶道的技法以臺子技法為中心，其諸事的規(guī)則、法度有成千上萬種，茶道界的先人們在學習茶道時，主要是熟記、掌握這些規(guī)則。并且將此作為學習茶道的目的”(《南方錄》)。從千利休那里流傳下來并漸趨定型的日本茶道，在茶室建筑、茶具、烹點技法、服飾、動作乃至應(yīng)對語言等方面，無不規(guī)定得很細致。甚至連進茶室時先邁左腳還是先邁右腳;哪種茶具放在室內(nèi)所鋪之草席的哪一行編織紋路即所謂“目”(標準的草席長 1.9米，有 62.5目)上;移動茶具時在空中經(jīng)過的途徑是直線還是曲線;一碗茶要分幾口喝光;于何時提哪些問題并如何作答;均須按照成規(guī)一絲不茍地進行。而且其間參加茶會的主客雙方須頻頻致禮。一次茶會大約用四小時，據(jù)統(tǒng)計，一位主人和三位客人在此期間共行禮二百一十三人次，還要依場合之不同分真、行、草三種形式;如果行禮的次數(shù)過多、動作過謙，也是一種失禮的行為。真可謂繁瑣已極。禮法，無論在日本或古代中國，都是用來維護和養(yǎng)成封建秩序的，茶道禮法也是如此。而且從千利休的三世孫千宗旦以后，千家流茶道采取了傳嫡的家元制度。長子稱為“家元”，繼承祖上的事業(yè)和姓名，僅標明幾世，以為區(qū)別;其他諸子不但不能繼承茶人之業(yè)，還要改姓。家元則向入門求藝的弟子傳授茶技并發(fā)給不同段位的證明書，通過這些活動對弟子進行管理，在本流派中擁有無可爭議的權(quán)威。
但茶道并不僅以演習一套繁文縟節(jié)為滿足，從“茶禪一味”的觀點出發(fā)，它有自己對美的特殊追求。茶道之美崇尚枯高幽玄、無心無礙，對世俗美采取否定的態(tài)度。比如茶室內(nèi)不取世俗喜愛的豪華秾麗之色，而以暗淡的朽葉色為基調(diào)。飲茶之碗起初曾珍視中國建窯、吉州窯等地的作品，即日本所稱天目茶碗;后來根據(jù)茶道美的標準，改用朝鮮陶碗，這種碗的胎土未經(jīng)仔細淘洗，夾雜石粒，表面有黑斑，相當粗糙，卻被日本茶人看重，稱作蕎麥茶碗，視之為藝術(shù)品。繼而日本茶人自行設(shè)計制作茶碗，如在千利休指導下生產(chǎn)的樂窯茶碗是一種低溫釉陶器，制坯時不用陶輪而以手制，故器形不甚規(guī)整。這種茶碗呈筒形，器壁較厚，通體施深色釉，但濃淡不勻，釉面出現(xiàn)隱約的斑塊。再如織部窯茶碗，是在茶人古田織部( 1544—1615年)的指導下生產(chǎn)的，這種茶碗造型扭曲歪斜，被稱為“馬盥型”。他如“鞋型”、“洲濱型”、“山道口型”、“多舌口型”等茶碗，器形都比較怪，其審美情趣與中國傳統(tǒng)茶具大不相同。不僅如此，用中國的眼光看起來，日本茶道中還有不少難以理解之處。比如進行茶事活動之規(guī)范化的草庵茶室，其門戶(躙口)的高、寬均為 70厘米許，客人須匍匐爬行才能進去，如此待客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而日本茶人卻認為，茶室是一處超脫凡俗的清凈世界，必須用這樣一道窄門把它和塵寰隔開。所以英語把茶室翻譯成 Abode of fancy(幻想的屋子)、Abode of unsymmetrical(不勻稱的屋子)。這里的情趣日文稱之為“佗”，正統(tǒng)的茶道稱為“佗茶”。佗的含義頗不易界定，簡言之，佗就是揚棄俗物，而從禪悅的無相了悟中去尋求毫無造作的清寂之美?？墒潜M管如此，這種美仍然不能不寄托在世俗的平凡物件上。甚至在進入清凈的茶室的客人中，也還要根據(jù)其社會地位區(qū)分出正客、次客和末客來，更不要說那些不勝其煩的禮節(jié)了。所以，茶道標榜的和敬清寂本身就包含著難以解脫的矛盾。而這樣的一種矛盾統(tǒng)一體當然不能只被看成是一種飲食文化、一種生活藝術(shù)或一種禮儀性的社交活動。它只能像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紹日本茶道的岡倉天心在《茶書》(1906年)中所說：茶道“是一種審美主義的宗教”。“是超越飲用形式理想化以上的東西。即：它是關(guān)于人生的一種宗教。 ”“茶室是人生沙漠中的一片綠洲。在那里，疲倦了的征人相會在一起，共飲藝術(shù)鑒賞之泉。茶事是以茶、花、畫等為情節(jié)的即興劇。”這種走向超現(xiàn)世境界的茶道是日本所特有的，與中國的茶文化存在著質(zhì)的區(qū)別。
日本茶道中飲用末茶，原是從南宋飲末茶的做法中學來的。但中國的飲茶法自元以后有了很大的變化，茶道卻一直沿用那在中國已趨絕跡的末茶，因而無法與中國茶事的新發(fā)展相接續(xù)。日本生產(chǎn)不出像中國宋代那樣的高質(zhì)量的茶餅，卻又要保持飲末茶的成規(guī)，乃將茶葉直接粉碎為茶末，其色綠，其味苦澀;特別是點出的濃茶，幾乎難以下咽。日本人也覺得如果空腹飲這種濃茶恐損傷胃黏膜，所以要先吃“茶懷石”(一頓茶食，包括拌涼菜、燉菜、烤魚、酒、米飯和大醬湯)墊補之后才飲。雖然這和榮西所說“茶是味之上首也，苦味是諸味上首也”相合，但和中國六朝以前的咸湯型茶、唐宋的甘乳型茶、明清的清茶型茶均絕不相同。同時日本點茶時多不用湯瓶而從茶釜中舀取，與宋代之烹點手法相較，也使人產(chǎn)生似是而非的感覺。
中國沒有日本的那種茶道，因為兩國的歷史背景、社會風氣均不同，對茶的認知亦有別，本無足怪。如楚天在《百科知識》上撰文介紹中日茶文化時曾說：“中日茶文化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其中的‘道’，中國無，日本有。 ”“茶道是日本茶湯之道的俗稱。日本飲茶之風已興起七百多年，才由村田珠光從中悟出‘道’來。至千利休時，日本茶道的體系始告完成。經(jīng)過千余年的歷史積淀，茶道深深融入日本民族精神，成為日本特有的文化形態(tài)。它在交友懇親的茶會上，形成以主人的茶事做法和客人的茶器鑒賞，及主客心領(lǐng)神會為環(huán)節(jié)的一整套繁縟復(fù)雜的禮儀，既細膩典雅，又莫測高深，同時還對時令、場所、道具、等級、規(guī)格的考究費盡心機”。而中國自唐以來，即稱“茶為食物，無異米鹽”(長慶間左拾遺李玨語，見《唐會要》卷八四)。宋代王安石的《議茶法》也認為：“夫茶之為民用，等于米鹽。”南宋的俗諺說：“早辰起來七般事，油鹽醬豉姜椒茶”(《夷堅續(xù)志前集》卷一)。中國人以務(wù)實的態(tài)度對待茶。不僅中國平民從不把喝茶視作特殊的“道”，而且連被尊稱為茶神的陸羽像有時也逃不脫以滾湯澆頭的遭遇;在實行家元制的日本茶人看來，同樣會被認為是難以理解的了。
日本和中國茶文化的區(qū)別
1.中國茶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融儒、道、佛為一體，三者之間是互相補充的多、相互抵觸的少，從而使中國的茶文化內(nèi)容非常豐富，從哪個層次、哪個方面講都可以做出宏篇大論來。日本茶道則主要反映中國禪宗思想，當然也融進了日本國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識。中國人“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這四條都是通過飲茶貫徹儒家的禮、義、仁、德等道德觀念以及中庸和諧的精神。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公開申明的“茶禪一位”，吸收了中國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內(nèi)容，它規(guī)勸人們要和平共處，互敬互愛，廉潔樸實，修身養(yǎng)性。
2.日本茶道程式嚴謹，強調(diào)古樸、清寂之美;中國茶文化更崇尚自然美、隨和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禪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靜之美是順理成章的。但它的“四規(guī)”、“七則”似乎過于拘重形式，打躬靜坐，世人是很少能感受到暢快自然的。中國茶文化最初由飲茶上升為精神活動，與道教的追求靜清無為神仙世界很有淵源關(guān)系，作為藝術(shù)層面的中國茶文化強調(diào)自然美學精神便成了一種傳統(tǒng)。但是中國的茶道沒有儀式可循，往往也就道而無道了，影響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發(fā)揮和規(guī)范傳播。所以一說茶道，往往首推日本。
3.中國茶文化包含社會各個層次的文化;日本茶文化尚未具備全民文化的內(nèi)容。中國茶文化自宋代深入市民階層，其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大小城鎮(zhèn)廣泛興起的茶樓、茶館、茶亭、茶室。在這種場合，士農(nóng)工商都把飲茶作為友人歡會、人際交往的手段，成為生活本身的內(nèi)容，民間不同地區(qū)更有極為豐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許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眾中亦很有影響，但其社會性、民眾性尚未達到廣泛深入的層面。也就是說，中國的茶道更具有民眾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
“四規(guī)”：待客親善，互相尊敬，環(huán)境幽靜，陳設(shè)高雅。
“七則”：點茶的濃度，茶水的質(zhì)地，水溫的高低，火候的大小，煮茶的炭料，爐子的方位，插花的藝術(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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