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與禪宗的關(guān)系
茶道和禪宗，在日本文化史上都曾經(jīng)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至今仍然作為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表征，繼續(xù)對日本社會生活產(chǎn)生影響。下面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日本茶道與禪宗的關(guān)系，一起來看看。
日本茶道與禪宗的關(guān)系
一、從歷史淵源上看，日本的茶道是由禪僧從中國引進的
翻開日本茶道的發(fā)展史，我們可看到，茶道不是日本傳統(tǒng)文化所固有的，而是由中國傳入的。
所謂“茶道”，就是在日本歷史上形成的一整套飲茶禮儀或方式。顯然，是先有“茶”，然后才有“茶道”;而種植、制作和飲“茶”，都是我們中國人的發(fā)明。 我國是種茶、制茶、飲茶最早的國家。據(jù)戰(zhàn)國時期《神農(nóng)本草》記載，我國早在仰韶文化時代，已發(fā)現(xiàn)和利用野生茶樹;宋代王象之在《輿地紀(jì)勝》中關(guān)于“西漢有僧從嶺表來，以茶實植蒙山”的記載，則是我國在西漢時即有人工種植茶樹的最早記錄，四川名山縣蒙山甘露寺在明熹宗二年(公元1622年)重修時所作“碑記”中關(guān)于“西漢有吳氏法名理真，俗奉甘露大師者，自嶺表掛錫茲土，隨攜靈茗之種而植之五峰”的記載，則表明最早人工種植茶樹者為甘露大師吳理真;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陸羽著《茶經(jīng)》三卷，則表明我國已形成了系統(tǒng)的種茶、制茶和飲茶理論。 日本的茶是鐮倉時代(中國唐、宋時代)從中國傳入的。在唐代，飲茶之風(fēng)盛行。據(jù)稱，此風(fēng)起自“僧人坐禪，以此醒神而驅(qū)睡意”，此后“轉(zhuǎn)相仿效，遂成風(fēng)俗”，以致成了“比屋之飲”，客至必以茶示敬。(見《萍州可談》)當(dāng)時，日本派大量留學(xué)僧來華學(xué)習(xí)中華文化，中國人飲茶的習(xí)俗當(dāng)然也為其耳濡目染并作為學(xué)習(xí)的對象。日本興德王三年(公元828年)，“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種子來。王使植地理山，茶……至于此盛焉”。從新羅以來，入唐的僧人增多。唐文宗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日本慈覺大師園仁(795-864年)從長安歸國，唐朝皇帝贈給他的禮物中，就有“蒙頂茶二斤，團茶一串”。(見〔日〕大石貞男：《日本茶業(yè)發(fā)達史》，東京1983年版)后來，日本禪僧榮西又從南宋帶回了茶種，日本茶的品類日漸豐富。如獲至寶的日本，逐漸將品茶習(xí)慣與禪的精神和本國文化傳統(tǒng)結(jié)合起來，發(fā)展為一種高度講究的文化修養(yǎng)，將沏茶、喝茶演變成一種生活藝術(shù)，才逐漸形成了聞名遐邇的“茶道”。
二、從內(nèi)容來看，茶道和禪宗所追求的精神完全一致
飲茶可以“清心”。這本是我們中國茶文化的傳統(tǒng)。三國時，華佗在《食論》中就有“苦茶久食益意思”的說法，至今我們在蓋碗茶的茶具上，仍然可以見到“可以清心也”的字樣。所謂“清心”，就是排除雜念和煩惱，使心地清澈和純凈。
日本茶道正是繼承發(fā)揚了中國茶文化的這種“清心”的傳統(tǒng)，并使之與禪宗的“直指人心”結(jié)合起來，形成了所謂“茶的心”。從茶道和禪宗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來看，它們之間有許多相同之處。
日本茶道的創(chuàng)造者和發(fā)展者們，對茶道的精神有過許多論述，如武野紹鷗的“佗”，即“正直、慎重、不驕”和“茶禪一體”;村田珠光的“清靜禪悅法喜”;千利休的“能和、能敬、能清、能寂”，等等。歸結(jié)起來，茶道所追求的，是一種古樸自然、恬靜幽閑、平和敬愛、清心寡欲的境界。而正是在這些方面，我們都可以明顯地看到禪宗的精神和印跡。
首先，茶道和禪宗都追求古樸自然。
眾所周知，日本本土文化以原始“神道”為根基。而原始神道與西方的理性主義和中國的理想主義不同，它淡薄理性的玄想和超越平凡生活的更高遠(yuǎn)的精神境界，而主張立足于平凡生活的自然和樸素的真實。禪宗和茶道作為“生命哲學(xué)”和“生活藝術(shù)”，正好與這種文化相吻合。禪僧或隱居一山，或長期行腳于名山大川之間，過著“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上披云笑一聲”的生活，對于大自然有一種特殊的體驗和情感。禪宗的寺院稱“叢林”，日本禪僧的名字，如瓦屋能光、青原行思、洞山良價、芙蓉道楷、拙庵德光、中巖圓月、孤峰覺明、高山慈照、虎巖凈伏、古林清茂、蘭溪道隆、篙山居中、古岳總亙、靈山道隱、古梅無友、南山士云、，環(huán)溪惟一、空谷明應(yīng)、梅山聞本、月泉良印、竹居正遒等等，均取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之意。因此禪宗主張“即事而真”，“梵我合一”，“大我”(宇宙)和“自我”(心)合一。(池田大作：《展望21世紀(jì)》第399頁)在它看來，自然界的山川河谷、日月星辰、花叢鳥鳴，都是心靈的映射，都閃爍著宇宙精神。所謂“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正是這種“梵我合一”，從自然界的“事”中悟出“真”蒂，達到“返樸歸真”的境界的寫照。
茶道吸取了禪宗的這種古樸自然的精神。茶道所追求的不是某種理性或理想，而是一種具體、現(xiàn)實的生活藝術(shù)。它將禪宗的“即事而真”和“梵我合一”的思想融匯于點茶、飲茶的藝術(shù)之中，使人們在茅屋農(nóng)舍般簡樸的茶室中，使用古樸的茶具，享受“孕靈資雨露，鐘秀自山川”(宋。徐鉉：《和門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韻》)的大自然的賜予，體味來自大自然的靈氣。至今日本大都市摩天高樓鱗次櫛比，但茶室仍保持古樸自然之風(fēng)，與現(xiàn)代化建筑相映成趣。
其次，茶道和禪宗都追求恬靜幽閑。
禪宗的，“禪”(梵文Dhyana)意為“靜慮”，可見“靜”是禪宗的重要宗旨之一。禪寺均在幽靜的深山，禪僧“棲神幽谷，遠(yuǎn)避塵囂，養(yǎng)性山中，長辭俗事”(《愣伽師資記》)，過著幽閑自在的生活。故禪宗主張清靜寥寂，避塵世之喧囂，求叢林之寧靜;除人間之煩惱，得心靈之靜謐。因此，對真正的禪僧，任何外界的干擾都無濟于事。日本禪僧，也常常以“寂”、“靜”(凈)、“孤”等字入名，如“普寂”、“信寂”、“心寂”、“空寂”、“寂室無光”、“通幻寂靈”、“寶慶寂圓"、“天童如凈”、“無象靜照”、“孤峰覺明”、“孤云懷奘”等等。
茶道也吸取了禪宗的這種恬靜幽閑的精神。茶道的創(chuàng)立者們，無論是武野紹鷗還是千利休，都要求在茶會中貫穿幽閑、恬靜的情趣，要人們在茶中去尋找和體驗禪的那種枯淡閑寂的精神。因此，在日本的茶道中，不僅茶室的去處鬧中取靜，布置典雅靜謐，而且茶會的氣氛恬靜安適。人們在百忙之余，悠閑地坐在與塵世憂患相隔絕的茶室中，聽著滬子上水的沸騰的聲音，看著茶師們優(yōu)雅的點茶姿態(tài)，體味人生奔波中難得的片刻寧靜與休閑，簡直是一種高雅的享受。
第三，茶道和禪宗都追求平和敬愛。
日本禪宗的直接來源是中國的南宗。中國南宗具有農(nóng)禪特點，即禪眾群體而居，“作”(勞動)“坐”(坐禪修練)并重;集體勞動，“上下均力”。這種禪眾共同勞動、共同修練，一律平等的宗教社會主義式的生活方式，與日本注重群體、提倡人際關(guān)系親和的文化傳統(tǒng)正好相符。這也是中國禪宗為日本民族喜愛和接受的重要原因。禪宗傳入日本后，這種精神進一步得以光大，使禪宗的平和敬愛精神成為日本民族的基本習(xí)俗。
茶道當(dāng)然也吸取了禪宗的這種精神。千利休把“能和”、“能敬”置于茶道精神之首，可見禪宗所提倡的平和敬愛在茶道中的地位。茶道的主旨，在于在點茶、飲茶的過程中，通過對藝木的欣賞和對茶人的心的體味，達到一種人我兩忘、主客不分的感情境界。日本茶社不同于中國式“人一走，茶就涼”的茶館，也不同于西方視顧客為“上帝”的主仆關(guān)系，而是努力營造一種茶和飲茶者之間平等的互敬互愛的“一家人”似的“親和感”。這也是人們一進茶社，煩惱頓消的原因之一。
最后，茶道和禪宗都追求清心寡欲。 禪宗是一種“心性學(xué)”，他引導(dǎo)人們通過自我心性的修練，達到“清心寡欲”的境界。在禪宗史上，無論是神會的“無念”(與外物接觸時，心不受外境影響)，慧能的“無住”(心不執(zhí)著于外境)，還是普愿的“無心”(泯滅愛憎等情欲)，都無非是要人們修養(yǎng)心性，保持心地的純凈與清明，不受種種欲望所左右。日本文化“托其根于心”(〔日〕紀(jì)貫之語)，以至有的學(xué)者把中國、歐洲和日本文化區(qū)別為“理想主義”、“理性主義”和“心情主義”。因此，日本禪宗雖然宗派林立，但都以“無念”、“無住”、“無心”為信條。做到無念、無住、無心，雖身處塵世，卻心無雜染，行無滯礙。這就是“清心”，也就是禪宗所追求的“即事而真”的“真”的境界。
同樣，日本茶道也吸取了禪宗的這種清心寡欲精神。且不說茶自身的枯淡和茶室的簡樸就可以使人抑制過高的欲望，也不說飲茶本身就有除煩安神之功效，即使是武野紹鷗的“正直、慎重、不驕”，千利休的“能和、能敬、能清、能寂”等茶道理論，也不外乎“清心”二字，、創(chuàng)造一種自心與自然合一、主心與客心合一的心理環(huán)境。
由此可見，茶道所提倡的“茶的心”的確是融匯了“禪的心”，而且二者是心心相印，真正做到“茶禪一體”。
日本茶道與禪宗的聯(lián)系
僧人飲茶歷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叢林修持，由“茶之德”生發(fā)出禪宗茶道。僧人種茶、制茶、飲茶并研制名茶，為中國茶葉生產(chǎn)的發(fā)展、茶學(xué)的發(fā)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勞。日本茶道基本上歸屬禪宗茶道，源于中國但青出于藍(lán)而勝于藍(lán)。
明代樂純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課”有“焚香、煮茗、習(xí)靜、尋僧、奉佛、參禪、說法、作佛事、翻經(jīng)、懺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參禪”之前，這足以證明“茶佛一味”的說法是于真萬確。
和尚飲茶的歷史由來已久?！稌x書·藝術(shù)傳》記載：敦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藥有松、桂、蜜之氣，所飲茶蘇而已。這是較早的僧人飲茶的正式記載。單道開是東晉時代人， 在螂城昭德寺坐禪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氣味的藥丸，飲一種將茶、姜、桂、桔、棗等合煮的名曰“茶蘇”的飲料。清欽是宋代以后的事，應(yīng)當(dāng)說單道開飲的是當(dāng)時很正宗的茶湯。壺居士《食論》中說：苦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
長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盧金所說的“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唯覺兩腋習(xí)習(xí)清風(fēng)生”。與韭菜同食，能使人肢體沉重，是否真如此，尚無人驗證。作者壺居上顯是化名，以“居上”相稱定與佛門有緣。僧人飲茶已成傳統(tǒng)，茶神出釋門便不足為怪。
陸羽生于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呱呱墜地便落于佛的懷抱。《天門縣志·陸羽傳》載：或言有借晨起，聞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嬰兒，收畜之。
陸羽3歲時育于竟陵龍蓋寺，由主持增智積撫養(yǎng)，9歲跟積公學(xué)佛，11歲逃離寺院，隨雜戲班子流落江湖，并學(xué)習(xí)雜 藝，有所成。28歲后交了個和尚朋友，就是詩人皎然，又稱“釋皎然”、“僧皎然”，28歲以后長住湖州標(biāo)山那一帶。陸羽自小就跟著積公學(xué)習(xí)煮茶技藝，并迷上了這門技藝，終于在建中元年.(780)48歲時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學(xué)專著 《茶經(jīng)》人陸羽能寫成此書與他長期在茶區(qū)生活有關(guān)，但主要得益于佛門經(jīng)歷。可以說，《茶經(jīng)》主要是中國僧人種茶、制茶、烹茶、飲茶生活經(jīng)驗的總結(jié)。中國茶道在寺廟香火中熏過一番，所以自帶三分佛氣。
僧人為何嗜茶?其茶道生發(fā)于茶之德。佛教認(rèn)為“茶有三德”，坐禪時通夜不眠;滿腹時幫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 這三條是經(jīng)驗之談。釋氏學(xué)說傳入中國成為獨具特色的禪宗，禪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禪，要求靜坐、斂心，達到身心“輕安”，觀照“明凈”。其姿勢要頭正背直，“不動不搖，不委不倚”，通常坐禪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難以堅持，小和尚年輕瞌睡多，更難熬，飲茶正可提神驅(qū)睡魔;飯罷就坐禪，易患消化不良，飲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門雖清凈之地，但不染紅塵亦辦不到，且不說年輕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難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見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難免神不守舍，飲茶既能轉(zhuǎn)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當(dāng)是佛門首選飲料。
僧人的另一個突出貢獻就是種茶，培植名茶。茶產(chǎn)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園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現(xiàn)民間茶園。
古代多數(shù)名茶都與佛門有關(guān)。如有名的西湖龍井茶，陸羽《茶經(jīng)》說：“杭州錢塘天竺、靈隱二寺產(chǎn)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為貢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獅峰胡公廟品飲龍井茶，封廟前18棵茶樹為御茶。宜興陽羨茶在漢朝就有種植，唐肅宗年間(757--762)一位和尚將此茶送給常州刺史(宜興古屬常州)李棲駕，茶會品飲有陸羽出席， 陸羽稱“陽羨紫筍茶”是“芳香冠世產(chǎn)”，李刺史心有靈犀一點通，便建茶會督制陽羨茶進貢朝廷，自此陽羨茶點了“狀元”，身價百倍。顯然，陽羨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
見之于文字記載的產(chǎn)茶寺廟有揚州禪智寺、蒙山智炬寺、蘇州虎丘寺、丹陽觀音寺、揚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靈隱寺、福州鼓山寺、一天臺雁宕山天臺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棲霞寺、長興顧清吉祥寺、紹興白云寺、丹徒招隱寺、江西宜慧縣普利寺、岳陽白鶴寺、黃山松谷庵、吊橋庵和云谷寺、東山洞庭寺、杭州龍井寺、徽州松蘿庵、武夷天心觀等等。毫不夸張地說，中國茶的發(fā)現(xiàn)、培植、傳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門僧人立下不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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