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干部嚴以用權發(fā)言稿精彩范文3篇
領導干部嚴以用權發(fā)言稿精彩范文3篇
黨的以來，多次強調(diào)領導干部“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嚴以用權是“三嚴三實”專題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更是踐行“三嚴三實”要求的關鍵環(huán)節(jié)。以下是領導干部嚴以用權的發(fā)言稿精彩的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領導干部嚴以用權發(fā)言稿精彩范文一：
各位同志們：
大家好!
日前，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確，黨的事業(yè)需要好干部，人民群眾也期待好干部，干部自身也希望成為好干部。提出的關于好干部的“五條標準”，既是為好干部畫的像，也是對全體干部的基本要求。時下，全國正在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力推全面治黨、從嚴治黨。結(jié)合提出的“五條標準”，筆者以為，各級領導干部手中都掌握著或大或小的權力，要做一名好干部，必須堅持用權為民，按法律和規(guī)定行使權力，任何時候都不能搞特權、不能以權謀私，過好“嚴以用權”這一關。
“嚴以用權”必須要正確、深刻認識手中的權力。領導干部和普通群眾的最大不同在于手中有權、肩上有責。如何對待權力，怎么使用權力，是衡量一個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標準。共產(chǎn)黨人的一切權力來自人民。權力是服務人民的工具，不是個人享受的工具。權力掌握在官員個人手里，但決不是屬于任何官員個人的，權力是公器，干部代表人民、代表國家行使權力。正確用權就能為人民造福，濫用權力就會損害群眾權益，損害黨和政府形象。當前一些領導干部必須存在四種錯誤的權力觀：一是權力私有觀念，即把權力看成是領導饋贈的或者是個人的私有“財產(chǎn)”;二是權力商品化觀念，把權力當成商品，搞權力經(jīng)營、權錢交易等;三是權力家族化觀念，搞封建家長制;四是官本位觀念。在對待權力問題上，只有防止和克服上述錯誤觀念，才能用好手中的權力。
過好“嚴以用權”這一關，關鍵是能夠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力。當今社會，隨著各種形形色色的誘惑，不少黨員領導干部紛紛落馬。古人說：“政者，正也。”公正是為官之本、用權之繩?，F(xiàn)在領導干部出問題，很多是出在用權不公上?？v觀近年來落馬貪官的違法犯罪歷程，無一不是權力觀出現(xiàn)了錯位和扭曲，無法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力，而是把手中的權力用于為自己和家人牟利和“造福”。“嚴以用權”，必須要有較高的覺悟。很多領導干部肩上往往擔負著各種重任，并擁有比較集中的人、財、物等諸多權力。要做一名好干部，必須時時自省，對照自己，檢查自己，看看自己做了什么?檢查自己拿沒拿不該拿的錢?辦沒辦不該辦的事?交沒交不該交的人?周圍有沒有什么議論?
當然，真正實現(xiàn)“嚴以用權”，單靠覺悟還不保險，要有制度才管用。小平同志曾經(jīng)尖銳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權力始終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用來為人民謀利益，也可能被濫用來謀取私利，滋生腐敗。古今中外的歷史反復表明，權力一旦失去制約和監(jiān)督，腐敗就會隨之產(chǎn)生，絕對的權力絕對產(chǎn)生腐敗。在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曾經(jīng)鮮明地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jiān)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因此，只有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并將權力置于陽光之下，才能確保“嚴以用權”。
總之，要做一名好干部，務必要過好“嚴以用權”這一關。在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同志曾向全黨發(fā)出“進京趕考”、“不當李自成”的警告，并提出了“兩個務必”的精辟論斷。時至今日，這些警告對于很多干部來說仍然有效。要做一名好干部，必須要時刻牢記權為民所授、權為民所用，慎對手中的權力，不踩權力的“黃線”、不越權力的“紅線”，才能擔當執(zhí)政興國的重任，才能真正的做到為人民服務，才能做一名好干部。
我的發(fā)言完畢，謝謝大家!
領導干部嚴以用權發(fā)言稿精彩范文二：
各位同志們：
大家好!
領導干部和普通群眾的最大不同莫過于手中有權、肩上有責。嚴以用權是“三嚴三實”專題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更是踐行“三嚴三實”要求的關鍵環(huán)節(jié)。黨的以來，多次強調(diào)領導干部“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這是黨員領導干部踐行“三嚴三實”，特別是嚴以用權的“官箴”。
心有敬畏，行有所止;手握戒尺，舉有所慮。如果說敬畏是內(nèi)心的道德約束，戒尺則是黨紀國法和各種規(guī)章的行為規(guī)范。心中的敬畏、手中的戒尺，說到底就是做人為官的德行、規(guī)矩和準繩。如果心中無敬畏、手中無戒尺，什么話都敢說、什么事都敢干，無所顧忌、任性妄為，越界越軌日積月累，最終必然會底線失守、毀了事業(yè)、害了自己。只有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才能更好地行使權力，確保權力更好地服務于人民，無愧于黨和人民的重托。
知道權從何來，才懂得權如何用。對權力心存敬畏，行使權力手握戒尺，源于對權力本質(zhì)的理性認識。領導干部是掌握權力的“關鍵少數(shù)”。這固然有干部個人勤奮努力的因素，但歸根到底是組織的選擇和人民的信任。公權是公器，來自人民的賦予，不屬于任何個人。公權只能公用，干部服務人民，人民付給工資，薪酬已付，該得已得，以權謀私即為盜，就是違法犯罪。把人民群眾置于心中最高位置，把群眾關切作為指向，以群眾滿意與否作為權力行使是否得當?shù)闹匾獦藴?，是權力?ldquo;公”的政治屬性使然，也是人民群眾對黨員干部的期待所在。
心存敬畏，就要敬畏權力的神圣性。權力是神圣的，權力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旦“劍走偏鋒”，不講誠信、不懂規(guī)矩、不守紀律，缺乏敬畏、目無約束，必然使權力偏軌，造成禍害。經(jīng)驗教訓反復證明，腐敗總是發(fā)生在掌權者失去敬畏之心的地方。“畏則不敢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于禍。”沒有敬畏，權力就不受約束，就會出現(xiàn)濫權、專權、弄權，就會導致膽大妄為、無法無天。敬畏權力的神圣性，掌權用權才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權力才不會用偏，領導崗位也就不會“高危”。每一個領導干部職位越高，權利越大，越是要謹小慎微，始終做到秉公用權、依法用權、廉潔用權。
手握戒尺，就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嚴以用權，單靠覺悟不保險，要有制度才管用。離開制衡談嚴以用權，無異于緣木求魚。權力具有天然膨脹性和腐蝕性，沒有“籠子”約束不行，“籠子”不嚴密也不行。無數(shù)事實表明，“權力出籠子、人就可能進籠子”。 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領導干部必須始終繃緊規(guī)矩意識這根弦，自覺增強自律意識、樹立制度敬畏、涵養(yǎng)法治思維。任何一項權力的行使，該遵循什么程序、該遵守什么規(guī)矩、該遵從什么制度，都應該嚴格遵守，不能越界、越軌。
“有所畏”、“握戒尺”，最終要落腳到“有所為”。勤政不怠，怠政如貪。勤而不廉要出事，廉而不勤要誤事，不廉不勤更壞事。領導干部懶政怠政、為官不為，就是對權力的褻瀆和貪污，耽誤的是一方的發(fā)展，辜負的是人民群眾的希望和期待。協(xié)調(diào)推進“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任務重、責任大，需要各級領導干部帶頭沖鋒陷陣，敢于涉險灘、敢啃硬骨頭，勇于負責、勇于擔當。只有以鮮明的用人導向和激勵措施，讓清廉為官、事業(yè)有為的干部有為、有位，讓庸官、懶官、混官沒有市場、難以立足，才能促使領導干部工作上大膽、用權上謹慎，真正讓權力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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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干部嚴以用權發(fā)言稿精彩范文三：
各位同志們：
大家好!
嚴以用權，就是要堅持用權為民，按規(guī)則、按制度行使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不以權謀私。這是“三嚴三實”的重要內(nèi)容，是廣大黨員干部為官從政的基本準則。焦裕祿之所以令人們長久懷念，就在于他始終秉持為民情懷，一心一意將手中權力用于服務人民。焦裕祿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嚴以用權樹立了典范。
首先，堅持權為民用。一是牢記宗旨。焦裕祿心里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始終把為人民謀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行為準則。二是推進發(fā)展。焦裕祿具有強烈的責任意識，他肩扛著黨派他來治理“三害”的重任，積極發(fā)動、組織和帶領蘭考36萬群眾，找到了一條治理“三害”簡便易行的方法。三是為人民服務。焦裕祿始終把權力看作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工具，他從死神手中救活了病危的孩子、給雙目失明的老大娘送去救濟款、抱病在大雪紛飛的隆冬拉架子車給群眾送棉衣。
其次，嚴格按照規(guī)則制度行使權力。一是嚴格按照民主集中制行使權力。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焦裕祿在工作中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他通過到老韓陵等地調(diào)查，了解到蘭考非常適宜泡桐的生長。泡桐生長快，不僅能防風固沙，還能很快產(chǎn)生良好的經(jīng)濟效益。在調(diào)研的基礎上，蘭考縣委開會作出了在蘭考發(fā)展以泡桐為主要樹種的防風林的決定。他還通過深入調(diào)查和廣泛征求意見，在1963年6月組織有關人員起草了《關于治沙、治堿、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設想(草案)》，為蘭考制定了治理“三害”的規(guī)劃。二是嚴格按制度約束權力。當他發(fā)現(xiàn)個別國家干部，通過熟人或利用手中的權力，把自己的家屬安排到附近生產(chǎn)隊、要自留地，不參加勞動卻分生產(chǎn)隊的糧食時，立即進行通報和嚴肅糾正。當?shù)弥幻a(chǎn)隊長貪污自肥，偷麥種、偷磚瓦樹木蓋瓦房時，做了長長的批示，稱之為“天災之外的人禍”，要求立即嚴肅處理繩以黨紀國法。
再次，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和不以權謀私。焦裕祿一生嚴格按照一名共產(chǎn)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在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從不搞特權和以權謀私。在蘭考工作時，他更是身先士卒帶領群眾奮戰(zhàn)在治沙防沙一線。他拒絕向組織申請救濟糧票，病重住院時只選擇普通病房，不吃營養(yǎng)餐。他不準孩子“看白戲”，要求子女絕不能搞特殊。他對大女兒說：“書記的女兒不能高人一等，只能帶頭艱苦，不能有任何特殊。”他要求干部與群眾同甘共苦，專門起草了一個《干部十不準》文件，規(guī)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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