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維新運動.歸根到底是由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水平決定,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水平很低,經濟基礎還很薄弱,資產階級力量弱小.資產階級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勢力相抗衡。下面就由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推薦百日維新的經驗教訓的范文，歡迎閱讀。

　　百日維新的經驗教訓篇1

　　戊戌維新運動的歷史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戊戌變法是一次愛國的進步的政治改革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意義的民主運動。民主化是現代化主要內容，是工業(yè)化發(fā)展的必然產物，民主化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必須經過長期的積累。戊戌運動正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第一站。它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愛國二字展開，其背景是保國保教保種，其目的是為挽救民族危機，為此維新派猛烈抨擊君主專制，要求實行君主立憲。他們主張興民權，設議院，定憲法，主張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這些都是符合中華民族利益、順應時代潮流的進步主張。

第二，戊戌變法運動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變法運動中，頒發(fā)了一系列推進資本主義發(fā)展的詔令，獎勵工商，設立農工商總局，鼓吹建立近代信用、貨幣制度，主張以工立國即變農業(yè)國為工業(yè)國等，使資產階級社會地位有所提高，投資的合法權益得到某些保護，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fā)展。

第三，戊戌變法是一次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化的新階段，推進了文化教育近代化的行程。它所提倡的廢除八股、變革科舉，大力興辦各類學堂，廣設新式報刊，建立學會等主張，推動了中國教育和文化的變革。維新派倡新學西學，反對舊學中學，介紹西方社會學說和自然學說，宣傳西方民權思想，批評封建思想，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啟蒙，是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端。

第四，戊戌變法直接促成了初步具有資產階級政治理想和文化教養(yǎng)的近代知識分子群的誕生，從而為日后中國的近代化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中堅階層和領導群體。中國知識分子這一新的社會群體，他們新的思想風氣，新的變革的組織工具，與新的社會輿論一起，成為維新時代的重要遺產。這些新內容為以后的辛亥革命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戊戌政變失敗后，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一些對清政府抱幻想的人轉向支持孫中山。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有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兩方面，客觀原因主要有： 其一，以西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后黨集團，控制中央大權，有豐富統(tǒng)治經驗。中國守舊派勢力非常強大，維新派實力太弱小，只少數幾個人，而且在朝中沒有實權，康有為只擔任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行走(外交秘書)，改革與守舊力量懸殊太大。當改革危及到守舊勢力的特權和利益時，立即受到他們的反對和抵制。

其二，是由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fā)展水平很低，經濟基礎還很薄弱，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弱小。作為他們政治代表的維新派也脫離群眾，害怕群眾，敵視革命，人少勢微。資產階級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勢力相抗衡。

其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希望中國走上獨立發(fā)展資本主義的道路。 主觀原因主要有： (1)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和堅強的政治組織。變革過程缺乏宏觀統(tǒng)籌和周密安排，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無權的皇帝身上，把變法看得太簡單，缺乏周全的考慮和商議。 思想上和組織上準備不充分?？涤袨閮刹繒骸缎聦W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沒有充分的、有說服力的證據，激起了多方面的反對和挑戰(zhàn)，不僅守舊派反對，就是當時一些開明人士也不贊成。維新派某些激進的宣傳也增加了社會的阻力。

(2)維新派在依靠誰來推進變法方面犯了策略上的錯誤，錯誤地估價了西太后的政治立場，把西太后完全視為政治敵對勢力，單純地擁戴毫無實權的皇帝光緒，使其改革不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心，無法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 擁戴沒有實權的光緒帝而樹敵西太后，預示著改革要走向失敗。在維新派中，王照曾對康有為提過這種建議，他認為維新變法不易進行，其癥結在于西太后與光緒帝母子之間不和，光緒帝雖英明勇往，但其實力不足以對抗西太后，故主張擁戴西太后，調和西太后與光緒帝之間的矛盾，對西太后要極力加以推崇，以美名奉她，擁戴她來主持變法，使她心悅而不從中阻梗，這樣頑固諸臣便失去其依恃，新政之行，可期下令如流水。當時光緒親信之臣以張蔭桓為第一，張蔭桓與西太后勢不兩立，康有為又偏信張蔭桓之言，王照又不能說服他們，才有如此結果。王照所考慮的策略是對的，只可惜康有為不聽，而是聽信了張蔭桓的建議，堅持扶此抑彼的策略，使西太后處于與維新派敵對的位置，加大了改革的阻力。

(3)維新派缺乏從政經驗，沒有實權軍權，計劃失當，操之過急，推進得太猛太快，求治心切，理想與現實嚴重脫節(jié)，沒有組織措施來保證。 從改革的內容和進程來看，戊戌變法在很短的三個月內對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各方面進行全方位的轟動性改革，所觸及的面太廣，違背了循序漸進、逐步進行的原則和規(guī)律，使尚未開化的民眾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被推入了一種新的難以適從的社會氛圍當中，整個情緒和心態(tài)無法安穩(wěn)，容易引起社會混亂和不安，效果不好，說明維新派對當時的中國國情缺乏了解。改革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時間周期(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不是幾個月的時間就可一蹴而就的。日本是個四面環(huán)海的小國，其幅員不到我國的十分之一，當時人口只有四千余萬，治理這樣的國家應比中國更容易治理，但日本明治維新，變其舊法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逐漸有興起之機。中國的戊戌變法，康、梁企圖用幾個月的時間，全面改革中國，這樣的改革舉措太過于倉促、過于突然、過于激烈，沒有讓當時的官紳百姓在思想上有充分的準備。維新派及光緒皇帝在實施變法的策略上有失誤，侵犯了大官僚、知識分子等人的利益，如精減機構撤銷六個部，罷免“六堂官”也操之過急。 康有為進行變法，他的指導思想為：“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第277頁)。他不主張采取溫和主義，而是主張輕快捷速，徹底打破舊的局面。這樣的改革，如果條件允許，當然是好的，但光緒帝沒有實權，社會環(huán)境也不允許。

康有為之弟康廣仁說康有為進行改革，規(guī)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zhí)?，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皇上又無權，安能有成?這實際已指出了康有為的病根所在。戊戌8月5日，光緒帝三度召見袁世凱時，袁世凱曾向光緒提出建議：“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贊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勇猛之士，但閱歷太淺，辦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系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陳”(袁世凱：八月十四日日記)。這是一個相當明智的建議，只可惜未被光緒采納。 (4)對帝國主義存有幻想，希望日、英、美等國來干涉中國內政的辦法來維新，救出光緒。

(5)不敢從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借孔子托古改制，不敢批判為封建專制統(tǒng)治服務的儒學，受封建思想影響太深。

(6)維新派密謀圍頤和園以兵劫太后，力圖發(fā)動軍事政變，推翻慈禧太后政權，擁戴光緒帝。這一極不周密的計劃失敗，成為直接引發(fā)戊戌政變發(fā)生的重要原因，也是戊戌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戊戌變法的失敗給中國人民留下沉痛的歷史教訓。對于如何改革中國，后人從中感受至深，這就涉及到改革的方式、手段、力量和路線等問題。維新派缺乏政治歷練造成其失誤，頭腦過于發(fā)熱，過激太猛等均為改革中之大忌。當時的歷史表明，改良道路的選擇在中國仍需要相當長的歷程，這使不少人對于改良有的更新的認識和理解。

此后維新派發(fā)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不再走改革道路，拋棄幻想，走上革命道路;另一部分堅持改良，成為?；逝?，成為革命的絆腳石。 戊戌變法失敗了，但它留給后世改革者們的絕對不僅僅是一場失敗的變法運動。我們應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注意社會的承受能力，協(xié)調各方面的社會關系，只有這樣，改革過程才不會再有四面楚歌，一路凱旋。

　　百日維新的經驗教訓篇2

　　一、戊戌變法失敗的教訓

　　1. 敵強我弱。維新運動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雖有初步發(fā)展，但還極其微弱。甲午中日戰(zhàn)爭之后嚴峻的民族危機，迫使他們倉促上陣，其經濟實力、理論體系、思想醞釀、政治主張等都準備不足。而維新派所面對的封建頑固勢力卻十分強大。

　　2. 脫離民眾。維新派沒有掌握政權，僅依靠一個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發(fā)號施令，希望通過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來實現他們的理想。原本維新派應該與會黨民眾的斗爭相結合，以造成強大的聲勢，迫使當權者采取相應的改革措施，但維新派卻采取了脫離人民群眾的方針，甚至害怕和敵視民眾。這使維新運動得不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其活動范圍僅局限于地主階級開明派和知識分子圈子內。此外，維新派還缺乏軍隊的支持，到了大難臨頭，他們才想到兵權，結果被袁世凱出賣。

　　3. 抱有幻想。維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只采取改良的辦法，他們雖提出了“救亡圖存”的響亮口號，但認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對帝國主義，只要向西方學習，實行資本主義改革，使中國富強起來，就可免于侵略。他們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國主義來幫助變法。這反映了維新派的妥協(xié)性。同時，維新派既不滿封建頑固勢力的阻撓和破壞，卻又與封建主義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原想不流血的戊戌變法，結果以流血的戊戌政變而告終，然而，維新志士的生命喚醒了國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想通過和平改革的途徑來使中國富強起來，這條路根本就走不通。后來，許多維新志士拋棄了改良主義的幻想，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

　　二、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

　　1. 進步意義。戊戌變法頒布的法令雖然絕大多數都是紙上談兵，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但它表明歷史走向是進步的。在政治上，維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主張設立議會，限制過重的皇權，希望通過改良的道路逐步變封建專制制度為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制度，雖然最終失敗了，但他們的宣傳、影響促進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發(fā)展。在經濟上，維新派要求在中國發(fā)展資本主義，這符合中國歷史發(fā)展的趨勢。

　　2. 愛國意義。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面對著19世紀末帝國主義掀起的瓜分狂潮，挺身而出，為救亡圖存奔走呼號，呼吁“保國”，反對“瓜分”，是近代中國摸索救國救民真理的一場愛國運動。尤為可貴的是，他們把自己的政治要求匯入到救亡運動中，使變法運動與救亡運動結合起來。對激發(fā)人們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起了重要的作用。

　　3. 啟蒙意義。維新派在中國最早創(chuàng)辦近代報刊，把舊式書院和私塾逐漸轉變?yōu)榻鷮W校，廣泛建立了政治性和學術性的社團。他們大力提倡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和科學知識，宣傳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觀念，打開了知識分子的眼界，使他們重新認識世界，為后來人們接受新思想掃除了一些障礙，這種思想影響不會因政變而消失。一批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接受了新思想，卷入到資產階級的政治斗爭旋渦中，這正是維新運動的群眾基礎。戊戌變法之后，人們追求的社會目標有了明顯的變化，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優(yōu)秀人才已不單向官僚階層聚集，轉而向其對立面轉化。戊戌思潮過后，不僅大量的青年學生大批地倒向革命陣營，相當數量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也退出了封建官僚集團，另擇他途。

　　百日維新的經驗教訓篇3

　　原因：

　　1、領導者——資產階級維新派勢力過于弱小，而封建頑固勢力十分強大。(根本原因)(由妥協(xié)性，軟弱性的階級本性決定)

　　2、 直接原因——袁世凱的背叛。

　　3、 帝國主義沒有給予支持(外部原因)

　　教訓：在當時的中國，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國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長而又坎坷的。

　　從中國內部看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戊戌變法失敗，究其原因，固然與資產階級維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沒有實權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凱和外國侵略者，脫離人民群眾有關。但是，如果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仔細分析的話，決不是書本上描述的那么簡單。就其失敗的原因，從中國內部看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 客觀上，新舊力量的對比明顯不利于維新派

　　變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制度來取代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自然會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變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維新勢力與保守勢力的力量對比。

　　當時，力量對比的天平明顯地傾斜于保守派。從控制軍政實權的大多數王公貴族，到軍隊將領和只會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無不反對變法，從上到下構織成一張嚴密的抵制變法的網絡。耐人尋味的是，本來與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務派，雖然在“西用”上與維新派有著共同的語言，但為了維護“中體”，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陣營之中，使得維新派勢單力薄。

　　維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緒，名義上是已經親政的皇帝，但最高權力實際上依然為慈禧所壟斷。維新派在變法期間只掌握一種權力，即起草上諭權，除此之外，他們什么也做不了主，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只能依靠上諭來推行變法新政，但百日維新中所下的上諭真正得到執(zhí)行的其實很少。從嚴格意義上講，維新派始終沒有成為真正的改革實踐者。

　　最致命的是，維新派始終沒有認清光緒，沒有看到光緒只是一個舊統(tǒng)治秩序的維護者、改善者，并不主張把中國建成一個資產階級統(tǒng)治的君主立憲國家。雖然現實的危機促使他選擇了變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實現他內心深處“君權至上”的理想。因此在發(fā)布那么多的上諭中，都沒體現維新派所要求的開國會、定憲法等主張。

　　另外，作為中國近代社會新生力量的民族資本家群體中，很少有人直接參與或支持維新變法。而僅僅由一些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來鼓動變法，這樣變法失敗的命運就不可避免了。

　　二. 主觀上，維新派舉止失當，過于激進，加速了失敗的步伐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有一個漸進的發(fā)展過程，期望畢其功于一役，是不現實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沒有政治斗爭經驗的維新派，奢望變法立刻產生奇效，迅速扭轉中國長期形成的積貧積弱局面，其實是欲速則不達。

　　首先，維新派在輿論宣傳上采用了過激的言辭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沒有掌握實權、沒有形成權威的情況下，就要求裁撤六部為代表的傳統(tǒng)官僚機構。更有甚者，康有為在與老謀深算的榮祿談話時，竟然口無遮攔，提出：“殺二三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這種不理智的策略，只能減少維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維新派沒有建立廣泛而又堅強的同盟。對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積極的支持者和最積極的反對者都是少數，更多的是等待、觀望和溫和派。對改革者來說，最大限度地爭取溫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擴大同盟軍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則，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動之中。盡管翁同龢提出了“調和兩宮”的主張，讓慈禧而不是光緒充當維新變法的領袖，但都被康有為等人拒絕了。最終，慈禧認定維新派只忠于光緒而仇視她，進而懷疑維新派的變法動機只是為了從她手中奪取權力，使她毫不猶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對派的一邊。

　　再次，維新派采取了全面出擊、齊頭并進的方針，推進改革政策的實施。在短短的103天時間里，通過光緒頒布了300多道變法諭旨，內容涉及各個領域。這種急于求成的心態(tài)，使得原本對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適應能力都比較脆弱的中國社會各階層，更增添了對改革的反感與厭惡，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綜上所述，內因是變化的根本，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總是通過內因起作用。在保守勢力強大的社會環(huán)境中，維新派指望立竿見影實現自己救亡圖存的理想最終被殘酷地扼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