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工作報告

　　扶貧工作報告篇3

　　目前扶貧對象規(guī)模依然很大，部分貧困鄉(xiāng)村生產生活條件還很落后，特別是一些已經解決溫飽的群眾因災、因病返貧問題還很突出。中央提出開展精準扶貧工作以來，我們通過深入貧困鄉(xiāng)村召開座談會、現場交流、入戶調查等形式，初步摸清了呂梁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的基本情況、存在問題和對策。

　　一、呂梁山區(qū)貧困基本情況

　　(一)自然條件惡劣。呂梁山區(qū)溝壑縱橫，山巒起伏，平均年降水量僅502.5mm,十年九旱，溝壑、光禿、干旱成為鮮明的地理特征。特別是部分偏遠山村交通不暢，通訊落后，信息閉塞，傳統(tǒng)產業(yè)得不到增值提升，有效資源不能充分開發(fā)利用，沒有形成增收致富的支助產業(yè)。

　　(二)農民素質偏低。勞動力文化素質低，既是貧困的結果，又是造成貧困的原因。許多貧困人口因貧困而失學，又因失學而成為新一代貧困人口。由于他們文化素質相對較低，發(fā)展家庭經濟缺計劃，缺技術、缺管理能力，即便是外出打工收入也與非貧困戶有很大差距。加之貧困戶小農意識根深蒂固，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落后，小富即安，“等、靠、要”的依賴思想嚴重，凡事都等國家和社會的救助。盡管有些貧困戶有擺脫貧困的愿望，并不斷努力嘗試，但由于思路不清，觀念不明，缺少引導，導致失敗，最終失去了脫貧致富的信心和勇氣。

　　(三)子女上學致貧。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fā)展，大部分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或創(chuàng)業(yè)，有的舉家外出，農村大部分幼兒園和小學班級不齊，與之配套的措施是集中辦寄宿制學校，導致農村孩子幼兒、小學階段就被迫外出上學。還一些家長為了照顧子女上學，只能寄居或租住在有學校的城鎮(zhèn)，這樣增加了家庭負擔。而對于部分舉家外出打工的農民而言，帶孩子去城鎮(zhèn)或城市上學，同樣無形中也加重了經濟負擔，對于尚未根本脫貧的農民更是不堪重負。經調查了解，一個高中生每年需支出8000元左右，大學生需10000-20000元。一些貧困戶家庭往往為了子女上學負債累累。

　　(四)因災因病返貧。一方面，自給自足、靠天吃飯的農業(yè)生產，無法抵御旱、澇、風、雪、雹、霜和蟲害、疫情等頻發(fā)的自然災害。另一方面，貧困戶中有長期生病或重大疾病患者，不僅不能通過勞動獲得收入，高昂的醫(yī)療費用，導致一些農民債臺高筑，甚至重新返貧。

　　二、開展精準扶貧工作面臨的問題

　　(一)經濟社會轉型增加了農民收入估算難度。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新型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進程加快，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yè)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等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多元經濟相互交織混合發(fā)展，給準確調查核實農戶收入增加了難度。加之，受農業(yè)經濟效益低而不穩(wěn)影響，近年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紛紛外出打工，勞務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主渠道，其中群眾的一些隱性收入較難掌握。

　　(二)農民素質偏低增加了精準識別難度。由于農村教育的先天缺陷與后天乏力，農民的文化素質相對較低，思想覺悟有偏差，政策界限把握不準，均等化思想比較嚴重。面對利益之爭時，互不相讓，給精準識別增加了難度。同時，貧困農民經濟基礎不同，智力能力差別較大，導致幫扶要求千差萬別，扶貧措施難以滿足個性化要求。

　　(三)農村情況錯綜復雜增加了精準扶貧難度。近年來，隨著中央一系列惠農政策的陸續(xù)出臺和地方重大項目建設步伐加快，農村各種矛盾日漸突出，特別是城郊型、工礦型農村顯得較為突出。一是換屆選舉中宗派勢力、家族勢力嚴重，有的農村政權甚至把持在黑惡勢力手中，有利可圖時很難做到公平、公正，引發(fā)了一些新的社會矛盾。二是隨著青壯年勞力大量流入城市，農村常住人口大都剩下留守婦女、兒童、老人，實際長期居住人員不足三分之一，在農村實施規(guī)劃扶持項目中出現勞力緊缺和種植項目后期管護難到位的現象。三是一些農村干部工作方式方法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責任心不強，作風不民主，對貧困人口認識有偏差，認為精準扶貧建檔立卡是搞形式，扶貧到戶不一定能兌現,導致鄉(xiāng)村干部對建檔立卡動態(tài)管理工作不夠重視。四是精準識別要求規(guī)劃到村、幫扶到戶、差別到人，而識別過程缺乏剛性標準，難以做到讓群眾心服口服。

　　(四)市場變幻莫測導致難以培育扶貧主導產業(yè)。市場經濟千變萬化，近年來一些農產品、畜產品價格波浪式變化，農民難以摸清市場規(guī)律，無法規(guī)避市場風險，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經營思維，給一些農民形成了災難性的打擊和損失。一家一戶幫扶勢單力薄，即使一村一戶搞了一品一業(yè)，由于市場發(fā)育不良，有的甚至遠離市場，造成產品滯銷，農民怨聲載道。盡管過去各級政府號召群眾辦了一些實體，搞了一些產業(yè)，終因市場原因半途而廢，一直未形成有競爭力的主導產業(yè)。

　　(五)特殊的貧困特征導致精準扶貧任務艱巨。受諸多因素影響，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返貧率高，仍然是我市目前最明顯的特征。2015年，全市貧困人口還有75萬，占全省的四分之一，是全省貧困人口最多的市，其中六個國定貧困縣的貧困人口(57.32萬)占了全市的75.65%;農民人均收入較低，僅 6186元，位列全省倒數第二，其中六個國定縣3489元，占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7.5%。除孝義、汾陽、文水外，還有6個國定貧困縣、4個省定(插花)貧困縣，貧困層次不盡相同，要做到精準扶貧難度較大，而且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覆蓋。

　　三、開展精準扶貧的案例分析

　　XX縣上明鄉(xiāng)陽寨村由郝家山、上陽寨、下陽寨三個自然村組成，共有246戶、910口人。2015年秋季，XX縣扶貧辦安排該村50萬元的整村推進項目。面對農民貧困狀態(tài)參差不齊、智力能力差別較大、脫貧致富信心不足、等待觀望思想嚴重的現狀，鄉(xiāng)、村兩級干部立足公平公正，有序操作，初步探索出一條精準扶貧路子。

　　(一)因地制宜科學選定項目。經縣扶貧辦和鄉(xiāng)村兩級干部聯(lián)合考察，綜合分析認為養(yǎng)牛成本相對較高，養(yǎng)雞、豬疫病難以控制，價格波動較大，且從全國范圍來看處于飽和狀態(tài)，不宜發(fā)展。結合近幾年退耕還林政策的實施，禁牧影響了本地山羊發(fā)展，加之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羊肉比較環(huán)保觀念的影響，最終確定實施肉羊養(yǎng)殖。

　　(二)陽光操作確定幫扶對象(養(yǎng)殖戶)。為了確保整個操作過程公開、公平、公正，鄉(xiāng)村兩級通過召開全體村民大會，要求村民自愿報名。其中30多戶農民有意愿養(yǎng)殖脫貧致富，還有部分農戶要求平分養(yǎng)殖項目，人人有份，然后將自己所得部分出售，以此賺取一些現金救急。針對這一情況，鄉(xiāng)村兩級干部組織群眾評議，首先否決了第二部分人的想法;然后針對30多戶農民，作出自籌資金300元/只購買肉羊的決定。經準備養(yǎng)殖的貧困戶討論，認為300元/只價格較高，多數貧困戶拿不出錢;之后，根據市場行情測算，決定凡自籌資金200元/只的農戶都有資格享受幫扶政策。最后，通過報名、篩選、籌資，確定了30戶農戶，籌到現金8萬元。

　　(三)充分醞釀確定肉羊品種。經過養(yǎng)殖戶共同商討，認為本地山羊宜于山坡放牧，不符合退耕還林政策，且圈養(yǎng)育肥慢。而藏西肉羊圈養(yǎng)育肥快，符合退耕禁牧政策，且適宜XX縣氣候，所以選派養(yǎng)殖戶代表和鄉(xiāng)、村兩級干部去青海大草原以1350元/只的價格購得藏西肉羊410只(其中，公羊10只)。

　　(四)結合實際肉羊分配到戶。根據自籌資金多少，支村“兩委”確定了每個幫扶戶的肉羊數量。其中，最多的農戶有20多只，最少的4、5只。且在青海買羊時，鄉(xiāng)村兩級干部就將所購410只肉羊打耳編號，回來后抓鬮取羊，很快將肉羊分配到戶。

　　(五)農戶自愿整合集中飼養(yǎng)。經過一段時間飼養(yǎng)，養(yǎng)殖能力較差的一些個戶出現了向外拋售肉羊的想法，干部發(fā)現這一苗頭后，及時制定了相關措施：一是母羊交易不準出村，只限于本村貧困戶之間;二是除非正常死亡，母羊三年內不準宰殺食用;三是羯羊出售須經村干部驗收，方可進行。最終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410 只肉羊集中到了16戶農民手中集中飼養(yǎng)。從2015年秋到2015年春，實現了肉羊的正常飼養(yǎng)。經過一年時間氣候適應，2015年秋，母羊開始產羔。

　　截止目前，不僅410只肉羊保存完好，而且繁殖了近200只小羊，按市場價500元/只算，一年時間可收回投資10萬元，效益十分可觀。

　　結合陽寨村貧困戶自發(fā)參與養(yǎng)殖的實踐，項目實施過程始終貫穿著“精準”二字，瞄準了全村幫扶產業(yè)——肉羊養(yǎng)殖，瞄準了幫扶對象——養(yǎng)殖戶，照顧到了不同個體，符合 “規(guī)劃到村，幫扶到戶，差別到人”的工作機制。同時，整個操作過程從自愿報名——民主評議——政策限制，嚴格按程序執(zhí)行，是精準扶貧的最好實踐。

　　四、開展精準扶貧的對策與建議

　　長期以來，扶貧開發(fā)存在著貧困人口底數不清、情況不明、針對性不強、扶貧資金和項目指向不準的問題。

　　通過基層的實踐操作，我們認為開展精準扶貧工作應圍繞精準識別、精準幫扶和精準管理三方面來開展。

　　(一)申報是基礎。組織動員群眾申報自己的收入情況，厘清群眾收入來源，算清群眾年度收入總賬，是搞好精準扶貧的基礎。農民種地收入好算賬，打工收入很直觀，財產性收入比較固定，經營性收入相對隱蔽。所以，要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讓其放下包袱，主動申請登記，從而匯總出每一戶比較符合實際的收入基數，作為村民相互對比和是否確定幫扶的依據。

　　(二)評議是手段。根據每戶村民上年度收入情況，組織黨員代表、群眾代表進行民主評議。具體為：以村為單位，按照每戶家庭經濟收入情況，結合本村貧困人口指標數，從低到高進行分類排隊，然后選擇確定貧困戶。操作過程中可以將農戶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低保特困戶，智障殘疾生活不能自理的，年老體弱喪失勞動力的，大病大災造成生活困難而無力翻身的。諸如此類全部納入低保范圍，民政部門按當地農村低保標準進行復核，并負責建檔立卡，列為救助對象，加大救助力度，把他們從扶貧對象中剔除出去。

　　第二類是除特困戶外上年收入在全省確定的貧困標準以下，且有脫貧致富意愿和能力，政府扶持一把就能很快脫貧的農民，他們是呂梁精準扶貧的重點對象。針對各自的脫貧意愿，有針對性地選擇致富項目，最好一個村選擇一個比較共同的產業(yè)，形成比較優(yōu)勢。

　　第三類是上年收入超過全省確定的貧困標準的農戶。政府要幫助這類農戶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現象出現。要從扶持政策、金融貸款、信息提供等方面給予支持，調動他們進一步發(fā)家致富的積極性，從而使其帶動更多貧困戶脫貧致富。

　　(三)政策是界限。在申報和評議過程中，最難識別的是二、三類農戶。為了便于民主評議和基層干部掌握尺度，建議上級制定比較剛性的政策界限。

　　例如：一是上年收入多少元為識別標準。二是有顯性財產(城鎮(zhèn)以上城市有固定房產、門面，有轎車之類的交通工具，有一定數量的牛、羊牲畜等)的農戶為脫貧戶，有經營性實體，并形成一定的規(guī)模和實力。三是識別過程要堅持公開、公平、公正，保障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jiān)督權，做到對象明確、程序規(guī)范、措施得當、效果明顯。具體識別過程要堅持以下幾個優(yōu)先條件：即，人均收入低、家庭財產少的貧困戶優(yōu)先;群眾貧困戶比黨員貧困戶優(yōu)先;年老體弱的貧困戶比年輕力壯的貧困戶優(yōu)先;獨生子女貧困戶比超生貧困戶優(yōu)先;遵紀守法、誠實守信的貧困戶優(yōu)先;村內現仍居住在危房，無條件改善現狀且生活困難的農戶優(yōu)先。四是根據金融等部門網上記載，還可制定一些比較剛性的限制措施。通過以上一些政策措施，使干部群眾便于掌握政策界限，便于操作，易于消化矛盾。

　　(四)公示是關鍵。在代表們充分醞釀評議識別的基礎上，以村委名義進行張榜公布識別出的貧困戶，征求群眾意見。在一定時間內征求的意見提交代表再次醞釀評議，并進行二次張榜公布征求意見。經過二次征求意見后，支部、村委會同代表共同研究確定精準扶貧對象。經調查研究，認為三榜公示是保證精準識別、公平公正的關鍵所在。

　　另外，在此常規(guī)方法的基礎上，操作過程中還可以將調查人口以多少劃分，分割進行。根據貧困村實際情況，將農戶劃分成小組，由小組提出貧困人口對象，經群眾代表評議，這樣就可以減少矛盾，便于工作開展。

　　通過自愿申報、群眾評議、調查對比、公告公示、建檔立卡等措施，就完成了貧困人口精準識別任務。

　　(五)差別是核心。如何進一步提高扶貧工作精準度，確保貧困對象有針對性的扶貧政策，讓措施看得見、摸得著、見實效，是精準幫扶的核心。通過多年來基層扶貧工作的實踐，我們認為幫扶到戶、差別到人是扶貧工作實現公平公正的唯一途徑。具體來說，就是貧困對象精準識別出來后，將扶持對象分為兩類：一類是上年人均純收入中等偏下的農戶;二類是上年收入中等偏上的農戶。具體精準幫扶過程中，要按照定對象、定目標、定政策、定措施、定責任的“五定”要求，把資金、政策和具體措施等精準“滴灌”到貧困對象身上，確保幫扶到戶工程達到預期目的。對中等偏下的貧困戶，因其智力能力偏下，經濟基礎較差，所以要采取點對點式的幫扶，或者叫差別到人，給他們“吃偏飯”，在幫扶方面適當加大資金扶持額度。而對二類中等偏上的貧困戶，因其智力能力較高，經濟基礎較好，在結合大多數群眾意愿，確定幫扶項目或選準幫扶產業(yè)后，可以采取推進式幫扶。即，通過以獎代補、提供種苗、提供小額貸款或貼息，提供信息、技術、服務等方式，有針對性地引導貧困農戶發(fā)展種植、養(yǎng)殖或旅游服務業(yè)，依靠自身力量脫貧致富。同時，特別要注重同步發(fā)展專業(yè)合作社，以提高貧困群眾的組織化水平，提高抵御市場風險能力。

　　(六)分步是保障。針對呂梁山區(qū)貧困面大、貧困人口多的實際，要按期實現全市75萬貧困農民穩(wěn)定脫貧，必須精準管理，將幫扶責任落實到人，分批分步推進。一是要在對扶貧對象建檔立卡的基礎上，每個貧困縣、鄉(xiāng)、村、戶都明確包扶責任領導和幫扶責任人，簽訂限時定點消除貧困區(qū)域或個體貧困戶的責任狀，逐村逐戶逐個勞動力制定具體的幫扶計劃，落實幫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并進行網絡、動態(tài)管理、考核和獎懲兌現。二是要把貧困村的幫扶分為兩輪，第一輪2015——2017年，幫扶60%的貧困村和貧困戶，使之率先脫貧;第二輪2018——2020年，幫扶剩余40%的貧困村和貧困戶，確保按期實現“兩不愁”、“三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