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師陳寅恪--人生五痛伴終生
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逝世，終年79歲。陳寅恪生活在多災多難的亂世，身體屢遭病厄，心靈極富敏感，他的痛苦和憂傷幾乎超過了他的承受力的極限，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掙扎著，抗爭著，居然活夠近八十歲高壽，真可說是人間奇跡。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親友傷逝之痛
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歷任湖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湖南巡撫，其為人足智多謀，且有實干能力。曾國藩以兩江總督駐安慶時，待陳寶箴為上賓，視之為“海內(nèi)奇士”，贈聯(lián)給這位青年后輩，下聯(lián)為“半杯旨酒待君溫”，足見其看重之意。陳寶箴一生做過兩件大事：為席寶田建策，生擒太平天國幼主洪天貴福和大臣洪仁玕，這是第一件，是福;贊成維新變法，薦舉劉光第、楊銳輔佐新政，并在湖南巡撫任上勵精圖治，開學堂，辦報紙，興實業(yè)，勇為天下先，百日維新失敗后，他坐濫保匪人罪，被革職，永不敘用，退居南昌西山，兩年后即郁郁而終，這是第二件，是禍。祖父陳寶箴去世時，陳寅恪十一歲，對人生無常尚只有膚表的認識。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其人饒有詩才，在清末詩壇是首屈一指的名家。陳三立進士及第后，不樂做官，隨侍其父陳寶箴，于政務多有謀劃，多有襄助。六君子被斫頭，陳寶箴遭嚴譴，陳三立對政局極感灰心絕望，他自號“神州袖手人”，從此遠離政治漩渦，致力于開辦新式學堂，但其愛國的心火并未熄滅。1932年，日寇占領(lǐng)上海閘北，十九路軍奮起抵抗，陳三立從報紙上得悉戰(zhàn)況不利，愀然而有深憂，夢中狂呼殺日本人，全家都被驚醒。及至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倭陷北平，欲招致先生，游說百端皆不許。诇者日伺其門，先生怒，呼傭媼操帚逐之”(汪東《義寧陳伯嚴丈挽詩序》)。陳三立因此憂憤成疾，他拒不服藥，拒不進食，五天后便溘然棄世。父親死時，陳寅恪四十八歲，國恨家仇，燃眉灼睫，人間悲苦，味道轉(zhuǎn)濃。
陳寅恪的長兄陳衡恪，字師曾，畫壇一代大家，山民齊白石蟄居京師多年，寂寂無名，潤格甚低，多賴陳衡恪逢人說項，為之廣為延譽，且攜齊白石多幅國畫赴日本展銷，引起轟動，賣出天價。墻內(nèi)開花墻外香，齊白石對陳衡恪自然是感銘肺腑，從他的悼詩——“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可以見出他們的交情之深。1923年秋，母親俞氏病亡，陳衡恪冒雨去市中購買棺材，晚間席地而睡，寒濕侵身，竟爾英年早逝(48歲)。一年之內(nèi)，一月之間，母、兄雙雙亡故。母、兄死時，陳寅恪三十四歲，正游學德國，噩耗傳來，痛斷肝腸。
陳寅恪與國學大師王國維相識相交僅一年時間，王國維生性孤僻，木訥寡言，獨獨與陳寅恪相見恨晚，兩人互相推重，互相欣賞，論書論世，意氣發(fā)舒，至為契密，風義師友之間。1927年6月初，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絕命書中委托陳寅恪為他整理遺稿，信任之重非比尋常。陳寅恪猝失知己，不勝悲痛，他為王國維寫下《王觀堂先生挽詞序》《清華學校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王靜安遺書序》等多篇文章，還有挽聯(lián)挽詩，其哀悼深惜之意見于字里行間。在“碑銘”中，他特別強調(diào)“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可以說，這十個字是王國維的人生基調(diào)，也是陳寅恪的人生基調(diào)，為了堅持不離譜，不走調(diào)，他們都是孤注一擲，以命相爭。
生計之痛
抗戰(zhàn)時期，陳寅恪與夫人唐筼備歷艱苦，貧病交加，自不待言;內(nèi)戰(zhàn)時期，物價飛騰，陳寅恪曾窮到以書易煤的地步。1947年冬，清華大學絀于經(jīng)費，無力供應暖氣，即便是陳寅恪這樣蜚聲海內(nèi)外的大教授，所得薪酬也難以維持體面的生活。冰窟中豈能住人?他只好忍痛割愛，將珍藏多年的巴利文藏經(jīng)和東方語文典籍賣給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用以購煤取暖。1948年12月，陳寅恪夫婦與胡適夫婦同機離開北平去南京，在南京僅住一個晚上，即搭車離開，后來胡適到上海勸陳寅恪同赴臺灣，陳寅恪婉言謝絕。半年后，他就欣然接受了嶺南大學代理校長陳序經(jīng)的聘書，享受該校最高薪水，開“唐代樂府”一課，卻只有胡守為一個學生選修，他照樣認真講解。傅斯年與陳寅恪素有交誼，且為姻親(傅斯年的妻子俞大彩是陳寅恪的表妹)，他在被任命為臺灣大學校長前后，致力于實施“搶救大陸學人”的計劃，多次電催陳寅恪去臺大任教，甚至要派專機來接，最后連“戰(zhàn)時內(nèi)閣”的財政部長徐堪和教育部長杭立武都登門來請，敦促陳寅恪去香港，答應給他十萬元港幣和一幢洋房，陳寅恪始終不為所動。他對蔣家王朝的種種倒行逆施多有領(lǐng)教，在和平時期，一個政府連中央研究院院士、國內(nèi)第一流學者冬天取暖的小問題尚且置之不理，大潰敗之際，再來臨時抱佛腳，還如何能夠收拾人心，聚攏人氣?
1949年5月，中山大學教授不堪忍受生活的悲苦，力請當局清償積欠多月的薪酬，竟集體出動，在廣東教育廳門前掛出“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活命大拍賣”的醒目大招牌，當街變賣首飾、衣物、圖書、字畫，招致市民圍觀，也引起輿論嘩然，成為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丑聞。陳寅恪住在一江之隔的嶺南大學，對中山大學眾教授內(nèi)心的苦處顯然感同身受，把最愛體面尊嚴的教授都逼上大街丟人現(xiàn)眼，這樣的政府令陳寅恪失望之極。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舉國饑荒，各地餓死人的事雖被遮捂，但已算不上什么新聞。陳寅恪就因為享受廣東省委書記陶鑄親定的住房、吃飯、穿衣的若干照顧，以致引起某些教職員工的不滿，這些人質(zhì)疑道：“我們沒有飯吃，為什么要這樣優(yōu)待他?”顯然，他們只記得老祖宗的那句話，“不患寡而患不均”，卻忘了往深處想一想，這一切是怎樣造成的。
失書之痛
陳寅恪嗜書如命，卻屢遭書災書劫。關(guān)于藏書受到損失的情況，陳寅恪在寫于““””期間的第一次交代稿中有這樣一段話：“抗日戰(zhàn)爭開始時清華大學遷往長沙。我攜家也遷往長沙。當時曾將應用書籍包好托人寄往長沙。當時交通不便，我到長沙書尚未到。不久我又隨校遷云南，書籍慢慢寄到長沙，堆在親戚家中。后來親戚也逃難去了，長沙大火時，親戚的房子和我很多書一起燒光。書的冊數(shù)，比現(xiàn)在廣州的書還多。未寄出的書存在北京朋友家中。后某親戚家所存之書被人偷光?！?938年，陳寅恪為避兵燹，將另外兩大箱書籍交由滇越鐵路托運，卻不幸失竊，其中最珍貴的是他親手批注的中文史書和古代東方書籍及拓本、照片。多年后，安南(越南)華僑彭禹銘在舊書店意外淘到陳寅恪那批失書中的《新五代史》批注本兩冊，無奈越南政府嚴禁書籍出口，這兩冊書便遲遲不能物歸原主。其后，戰(zhàn)爭爆發(fā)，彭禹銘所藏古籍數(shù)千卷盡付一炬，陳寅恪的史本同為劫灰。這一損失嚴重影響到陳寅恪后來的著述。
陳寅恪遭遇到的最大書災當然還是在““””期間，造反派學生多次去這位史學大師居住的中山大學東南區(qū)一號樓抄家，將大字報貼得滿院滿室，甚至貼到陳寅恪的床頭。紅衛(wèi)兵常常順手牽羊，生活用品尚且不肯放過，書籍更是被他們抄得魂飛魄散。1969年5月17日，陳寅恪八十壽辰，女兒陳小彭回家探親，陳寅恪氣憤地說：“我將來死后，一本書也不送給中大。”同年10月7日，陳寅恪含恨去世，家人迫于外界壓力，只好讓學校將剩下的書籍全部搬走。最可痛惜的是，陳寅恪晚年口述的回憶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以及他的完整詩集，經(jīng)此劫難，蹤影全無，竟沒人能夠講清楚這些手稿的下落。
病魔糾纏之痛
陳寅恪中年目盲，晚年足臏，半生吃盡苦頭。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陳寅恪曾對“民進”中央副主席楊東莼談及自身命運，用十二個字概括：“左丘失明，孫子臏足，日暮西山。”滿懷悲愴意緒，盡皆溢于言表。
1939年春，陳寅恪的命運本已露出一線曙光，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并授予他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夏日長假，他離開昆明，前往香港，準備全家乘船去英倫。不幸的是，他抵港后不數(shù)日，歐戰(zhàn)爆發(fā)，遠航成疑。及至秋天開學，他重返西南聯(lián)大，惟有感嘆“人事已窮天意遠，只余未死一悲歌”(《己卯秋發(fā)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年后，陳寅恪再去香港，等待赴英時機，戰(zhàn)爭陰霾越發(fā)濃重，較年前更難成行。為生計考慮，他只好就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軍空襲珍珠港，太平洋戰(zhàn)事爆發(fā)，不久，香港即告淪陷，陳寅恪失業(yè)在家，賦閑半年。早在1937年11月初離開北平時，陳寅恪的右眼視網(wǎng)膜即已出現(xiàn)剝離跡象，如果兩年后能順利前往英倫，眼疾很可能得以治愈，不致失明。天欲廢斯文，必先廢其人;天欲廢其人，必先廢其眼。一代史學大師，所患眼疾，國內(nèi)竟無醫(yī)能治。1945年，由于戰(zhàn)時生活苦，營養(yǎng)差，再加上治學不倦，陳寅恪的左眼視網(wǎng)膜亦加重了剝離，不得已，他住進成都存仁醫(yī)院，接受手術(shù)，醫(yī)生回春乏力，終告束手。當年，先生詩作皆充滿悲涼慘淡之意?！吧倭昃脧U看花眼，東郭空留乞米身。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此其一。“渺渺鐘聲出遠方，依依林影萬鴉藏。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破碎山河迎勝利，殘余歲月送凄涼。柴門松菊何年夢，且認他鄉(xiāng)作故鄉(xiāng)”，此其二。最令人讀之揪心凄絕的是《五十六歲生日三絕》的第一首絕句：“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尚胰俗魃?，宛如設祭奠亡翁?！比碎g何世，陳寅恪視生日為祭日，視做人為做鬼，給書房取名為“不見為凈之室”，其深心的苦悶分明已經(jīng)達至極點。抗戰(zhàn)勝利后，機會姍姍來遲，陳寅恪輾轉(zhuǎn)飛赴英倫，由于最佳治療時機一再被耽誤，他的眼睛再也無法復明。一位盲眼的教授，即使清華大學、嶺南大學給他配備多位助手，治學上的種種不便還是難以全部解決。陳寅恪的平生志愿是要寫成一部中國通史，總結(jié)中國歷史的教訓，這一愿望終于未能達成。陳寅恪晚年與好友吳宓在羊城見面，為詩自嘲曰：“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惟剩頌紅妝?！逼渥⒁饬ν耆涣缡呛完惗松@兩位才高命薄的奇女子吸引去?！巴纯薰湃?，留贈來者”，最得其心的是柳如是，陳寅恪精搜力探，撰成皇皇八十萬言的《柳如是別傳》，決意為這位遭“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后世輕薄者所厚誣”的才女和美女洗掃煩冤，表彰其遠勝須眉的民族氣節(jié)和俠義精神。他將自己的居所命名為“寒柳堂”和“金明館”，將自編論文集總稱為《金明館叢稿》，即源出于柳如是感傷身世、題旨為“詠寒柳”的“金明池”一詞，其中有句，“春日釀成秋日雨，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正擊中了陳寅恪內(nèi)心最脆弱最敏感之處。他是柳如是的異代知己，鐘情思慕，老而彌狂。史學界對陳寅恪晚年放棄正業(yè)，一門心思鉆研女性精神世界頗有質(zhì)疑之聲，還是老友吳宓暗中為之辯護，他在1961年9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此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jié))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清閑、風流之行事……”吳宓撇得太清，其實并無必要，豈不聞“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陳寅恪即是“我輩”之一。
1962年夏，七十二歲的陳寅恪在家中跌斷右腿骨，因其年老體弱，醫(yī)生不敢動手術(shù)。蔣天樞建議恩師請上海中醫(yī)骨科專家王子平、魏指薪治療，由于母兄皆死于庸醫(yī)之手，陳寅恪向來對中醫(yī)印象不佳，遂婉言謝絕。腿斷之前，眼雖失明，有家人攙扶，陳寅恪尚可在門前白色甬道散步。腿斷之后，他惟一的戶外運動即告取消，無論住院居家，都等于自囚，老人內(nèi)心感到更加凄苦寂寞，體質(zhì)也變得越來越羸弱。1962年，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指示醫(yī)院派遣三名護士輪流照顧陳寅恪的飲食起居，并給老人送去牡丹牌電唱機一臺，唱片三十二張，以名伶新谷鶯領(lǐng)銜的廣州京劇團也多次到中山大學演出，聽戲遂成為陳寅恪晚年惟一的娛樂?！啊啊薄敝?，電唱機被造反派學生抄走，陳寅恪每日能聽的只剩下掛在院中的高音喇叭，全是紅衛(wèi)兵的高亢噪聲，聲討和批判“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陳寅恪”的愚蠢言詞更令老教授怒不可遏。陳寅恪的工資被削減了，牛奶被斷掉了，他的健康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一代鴻儒，遭此折磨，究竟是誰之罪?!
晚年之痛
1954年春，國務院派特使去廣州迎接陳寅恪赴京，就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第二所所長，在別人看來，這是一件亦喜亦榮的好事，家人、朋友都勸他成行，他卻以“貪戀廣州暖和”、“寧居中山大學，康安便適(生活、圖書)”和“從來怕做行政領(lǐng)導工作”為由，不愿挪窩。在某些領(lǐng)導看來，陳寅恪這般矜持，顯然是不識抬舉。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運動開鑼，陳寅恪首當其沖，遭到攻擊，在政治排隊中，也被列為“中右”。他一怒之下，不再授課，從此潛心著述。1959年，中宣部長周揚在廣州探訪了陳寅恪，盡管他沒把那句“政治先行，學術(shù)跟上”的口頭禪掛在嘴上，兩人的交談仍然欠缺愉快。后來，周揚在一次大會上提及自己與老教授的“正面交鋒”：我與陳寅恪談過話，歷史家，有點怪，國民黨把他當國寶，曾用飛機接他走。記憶力驚人，書熟悉得不得了，隨便講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按，這是周揚記憶偶誤，錯父為子)。1959年我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guān)系。他說1958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為什么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么幾次。他不大滿意，說實驗是可以，但尺寸不要差得太遠，但差一點是可能的……從以上的交談可以看出，陳寅恪性格耿直，竟然斗膽詰問中宣部長，他真是有什么講什么，心中藏不住話。從另一方面看，周揚也該感到幸運，畢竟他還見到了陳寅恪的真容，康生想要登門拜訪，則吃下一道冷冷的閉門羹。年紀愈大，陳寅恪就愈不待見要人，這完全是由他內(nèi)心的感情和理智決定的。
1961年7月，吳宓從重慶到廣州，探望老友陳寅恪，他們自西南聯(lián)大一別，已經(jīng)暌違了十多年。故友重逢，把酒言歡，自然是推心置腹。陳寅恪當年的心跡在吳宓的日記中都有詳細的記錄。吳宓在1961年8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我輩如陳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純正。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遜，但屹立不動，決不從世俗為轉(zhuǎn)移。”吳宓在1961年8月31日的日記中又記道，“陳寅恪十二年來身居此校能始終不入民主黨派，不參加政治學習而自由研究，隨意研究，縱有攻詆之者，莫能撼動。然寅恪自處與發(fā)言亦極審慎，即不談政治，不論時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見任何外國客人。尤以病盲，得免與一切周旋，安居自守，樂其所樂，斯誠為人所難及。”從這兩段日記我們可以看出，1961年前后，陳寅恪的總體狀況還算不錯，雖然他遭到一些攻訐，自己的舊著也遲遲不能重印，難免向胡喬木發(fā)點“蓋棺有期，出版無日”的牢騷，但其史學大師的地位未曾有絲毫動搖，其所執(zhí)信念也未成為標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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