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論文(2)
中國古代歷史論文篇二
我與中國古代史研究
我從事 中國 古代史的教學與 研究 工作，純屬偶然。
在中學讀書時，我數(shù)學學得不錯，原打算畢業(yè)后考理工科。不幸因為家庭發(fā)生變故，1946年高中二年級結業(yè)后不得不輟學。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時，沒有學過高三數(shù)學、物理等課程的我，只得選擇了因愛看小說而比較感興趣的中國文學系。同等學力的錄取比例據(jù)說是百分之五，我 自然 對報考名牌大學特別是北京大學，想也不敢想。大學考上了，自己并不滿意。1948年春來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華北文法學院借讀，秋后又轉為正式生。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崗位，到過 農(nóng)村 ，下過部隊。到這時為止，我對中國古代史還是很陌生的，有關知識也極淺薄(僅在大學里學過一點點)。用“一窮二白”去形容，決不過分。然而命運卻注定要把我與中國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輩子。1954年，由于某種機遇，我被調(diào)到北大，先在 法律 系輔導、講授中國 政治 、法律制度史，開始部分涉及中國古代史;后轉 歷史 系，從此便專門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四十多年來，原本“一窮二白”，后來一直也沒有得到機會脫產(chǎn) 學習 、進修的我，其所以在中國古代史工作崗位上未遭淘汰，還能基本上完成任務，靠的便是北大學術氣氛的熏陶，而主要以通過自學的形式來實現(xiàn)。在這一方面，我有以下幾點體會。
厚積薄發(fā)
在燕園里很早就流行一個比喻：如果將講課 內(nèi)容 比作一杯水，那么教師本人的學識便應相當于一桶水，方能應付裕如。每當我在輔導、答疑中被同學問得瞠目結舌、背上冒汗之時，便自然而然想起這個比喻。這也就是要求教師厚積薄發(fā)。有一次我在圖書館借書，將王鳴盛《蛾術編》之“蛾”念é，一位老館員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別字，當念yí，義同蟻。這“一字師”也再次提醒我學海無涯，自己知識太淺薄了，必須盡快地積累，再積累。
在摸索中，我不斷積累目錄學、 文獻 學知識。這得力于藏書豐富的北大圖書館者綦多。50年代的館員個個業(yè)務嫻熟，工作認真負責，知無不答;而且教員可以自由出入書庫，十分方便。當我逐漸懂得《書目答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以及今人有關論著的價值之后，便以之為指導，將其中所載重要的或我感興趣的書借回閱讀，做卡片、索引，或徑直在書庫中瀏覽序跋等，廣泛增加感性知識。同時也購置一些書，每月總要跑琉璃廠等地一趟，并把它視為極大樂趣。由于有了一些目錄學、文獻學知識，便懂得哪些書該買，哪些書可暫不買。如《漢書》、《后漢書》便買王先謙補注、集解本;學術筆記首先買《廿二史考異》、《廿二史�記》、《十七史商榷》;《周禮》買孫詒讓正義本;《儀禮》買胡培�正義本;《禮記》買孫希旦集解本;諸子則主要買世界書局的諸子集成本等。這些書都對豐富我的知識起了重要作用。不過，坦白地說，改革開放以前，和許多教師一樣，對一些大部頭的書籍如二十四史、五經(jīng)等，是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包括“白專”帽子的威脅)像前輩學者當年那樣系統(tǒng)閱讀、鉆研，打下深厚功底的;[1]就我來說，充其量只不過是通過一般瀏覽，有個大體印象而已。我的學力只能做到：借助于這個大體印象，加上直接間接利用各種各樣的工具書(如“引得”)、辨?zhèn)螘?、類書，以至?nèi)容豐富的學術筆記(如《日知錄》、《陔余叢考》)、論文等，一般能夠盡快了解一部古書的真?zhèn)?、價值、存亡，到哪里去查找佚文;或比較迅速地搜集到某一 問題 的有關資料。舉一例：70年代初有一位鄰居是北京林學院的老師，他認定我教中國古代史便該懂得查找唐宋時期牡丹栽植的歷史資料，于是便把一外地來信請教他的這個問題，轉托于我。雖然我從未接觸，甚至想都沒想過這個問題，但還是答應了。因為我立即想到《古今圖書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后來果然以之為線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資料給他，據(jù)說回信后對方表示滿意。不容置疑，我的答復肯定是膚淺的獺祭之作，因為我毫無研究基礎。我舉此例，只是想說明，作為一名中國古代史教師，即使基礎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錄學、文獻學知識，一旦研究一個課題，需要有關資料，大體上便知道通過什么 方法 ，到什么地方去查，這對教學、科研都是頗為有用的(如我上課講皇權制度，涉及朝會、常朝，首先去翻秦蕙田的《五禮通考》，以之為線索，擴大資料范圍，便事半功倍)。雖然在這一方面我還遠不能與前輩學者相比，但我堅信必須向這方向努力。
為了厚積薄發(fā)，除了史學知識、基本功外，還需懂得一些與之時有聯(lián)系，比較專門的知識。如閱讀先秦兩漢若干文獻和有關論文，音韻學便是一個重要攔路虎。很早我便對它感到頭疼。后來下決心反復學習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著作，學會查閱《韻鏡》、《七音略》，并懂得了一點基本知識，回過頭再讀有關歷史文獻和論文，涉及某些術語，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測了，有時還可以利用它。有一次寫一篇有關門閥制度的論文，為了證明中古“庶族”這個詞可能演化為“素族”，作為證據(jù)之一，便從音韻學上考證出審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時可以相通，從而加強了論點的說服力。
官制和歷史地理知識更為重要。錢大昕曾說：“予嘗論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輿地，次辨氏族，否則涉筆便誤。”他還批評《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壽“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諸傳刪省(按：指刪略《宋書》、《魏書》等八書為南北史)，多未得其要領。” [2]關于官制和氏族，因為篇幅關系，茲從略，此處只想談一下我是如何積累歷史地理知識的。如所周知，歷史地理變化多端，難度很大。為了對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閱讀當代權威論著(如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諸先生的文章)外，我還大體瀏覽了《尚書・禹貢》( 參考 胡渭《禹貢錐指》)、《漢書・地理志》(用王先謙補注本)、《水經(jīng)注》(用楊守敬等《水經(jīng)注疏》本，參考趙一清《水經(jīng)注釋》，對照楊守敬《水經(jīng)注圖》)三大經(jīng)典。特別是《水經(jīng)注疏》，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 科學 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從圖書館借閱需定期歸還，用起來很不方便。于是我便將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轉抄在我的國學基本叢書本《水經(jīng)注》的相關注文下。因為后者是小32開本，每頁天地有限，為了多抄些，只得寫成蠅頭小字，再不夠便貼上小紙條。每頁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紙條錯錯落落。如今有了段熙仲點校本，已經(jīng)不用它了，但偶而翻閱，一方面驚詫自己當年怎么會下這笨工夫;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種欣慰感：在不斷“階級斗爭”的縫隙中，我沒有浪費自己的青春。有了一點歷史地理知識，在教學、科研中便主動多了。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晉武帝的民族政策，于是便不得不探討當時西北地區(qū)綿延十年的鮮卑樹機能反晉活動，其性質(zhì)究竟是什么。很長時期以來人們都把它看成是少數(shù)民族起義，而我主要借助歷史地理知識、《水經(jīng)注》知識，經(jīng)過反復考證，得出的結論是：樹機能的反晉活動是叛亂而不是起義，是非正義的，從而使我的基本論點站住了。很清楚，評價晉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論文，但如果沒有歷史地理知識，說服力便會大打折扣，甚至論點根本無法成立。
此外，我的體會是，文字學、訓詁學、考古學、天文歷法、科學技術、中外 交通 、文學 藝術 、 哲學 宗教等知識，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盡可能多懂一些;或一旦教學、科研中涉及這些問題，出了麻煩，立刻會到有關書中去查找答案。為此，又必須學習、掌握外文，增大信息量。我在60年代學的日文，盡管只能勉強看業(yè)務書，也在擴大知識面上派上用場。當然，前面強調(diào)要學習的各種知識，或許其中有些在中國古代史教學、科研中始終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卻可使我們對直接用上的知識掌握得更扎實，運用起來更有信心。
《莊子・外物》：莊子對惠子說，“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但人所“容足”之處只是一小塊，是不是其他地方都“無用”呢?不是。他說：如果把除“容足”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其深“至于黃泉”，則“人(所容足之地)尚有用乎?”惠子答曰無用。莊子說“然則無用之為用也明矣!”用在知識上也可以說是這樣。看來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識，與直接用上的知識往往是互相關連的，就像“容足”之地與其外相毗連土地是一個整體一樣。不能因為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學它，成為目光短淺的實用主義。沒有直接用上，從總體上看，應該說，也是用上了。清代袁枚在《隨園詩話》卷一中說：“余每作詠古詠物詩，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搜。及詩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猶之有權勢而不逞也。”這正是“無用之為用”的好例。袁枚雖然沒有直接用上這些“典”，但有了這些“典”，心中有恃無恐(“猶之有權勢”當即此意)，作起詩來自然便得心應手，運用自如了。
精細讀書
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我國古籍浩如煙海，個人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讀任何一本書都精細，而應像彈鋼琴一樣，有重有輕，有疾有徐。有的很快地大致瀏覽一下序跋目錄，記入卡片備查就可以了;有的，特別是和自己專業(yè)或科研課題緊密相關的重要書籍或篇章，則必須精讀細讀，遇到疑點難點，還必須聯(lián)系上下文，甚至查找有關資料，反復琢磨。這樣讀書的好處甚多。有時可以透過字面，擴大、加深對問題的理解：
如《后漢書・百官志》，這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讀的一篇。此志寫得比較簡略，王先謙集解本有助于對某些問題的理解，但如果讀時不精細，仍會把重要內(nèi)容忽略過去。如在九卿“少府”屬官太醫(yī)令、太官令、守宮令、上林苑令之后，緊接著列有侍中、中常侍、尚書令和仆射、御史中丞等，最后說：“右屬少府。本注曰：職屬少府者，自太醫(yī)、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屬焉。”
開始我馬馬虎虎地讀，便以為這些官員全歸少府統(tǒng)率、指揮。后來讀書一深入，便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難以解釋。如尚書各官至東漢權力日益擴大，以至形成將取代三公為宰相的態(tài)勢，怎么可能聽命于少府呢!再如查劉昭注引蔡質(zhì)《漢儀》，三公列卿等“行復道中，遇尚書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車，預相回避。衛(wèi)士傳：不得忤臺官。(臺官)過后乃得去。”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如此則長官要回避屬官，豈不違背禮制了嗎?這些矛盾只有在仔細琢磨“以文屬焉”四字，正確理解其涵義后方可得到解釋。原來“以文屬焉”就是“文屬少府”(《通典・職官三》)，它與“職屬少府”不同。“職屬少府”是真正聽命于少府;而“文屬少府”之“文”，是指法令條文之“文”。[3]“文屬少府”是指僅在條文規(guī)定上，亦即形式上(包括朝會班次上)、名義上屬少府，實際職務與少府無干。這一制度，西漢很長一個時期似不存在，諸尚書應該和太醫(yī)令等同樣“職屬”少府，但后來尚書權力逐漸發(fā)生重大變化，其任務已經(jīng)遠遠超出少府指揮范圍，往往由君主直接過問，而積習難改，尚書品秩一 時尚 未能提高(如尚書令僅千石之官)，不足以撐起獨立機構，于是“文屬”的辦法便出臺了。[4]這樣，通過仔細琢磨，分清職屬、文屬，對漢代政治制度這一特色，也就加深了理解。
精讀細讀有時還可以正確掌握原文精神：
如《史記・游俠列傳》有這么一段話：“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這一段話常被今人引用，作為司馬遷否定儒家仁義思想之強證。過去我也同意這一看法。可是后來我反復閱讀上下文之后，發(fā)現(xiàn)司馬遷并非此意。因為在這段話之前他明明說：“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并舉虞舜、伊尹等“有道仁人”有時也難免陷于困境為例，證明如能幫助他們，體現(xiàn)仁義思想，具有極大 社會 意義。所以說：“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謂)有德”。司馬遷是肯定這“鄙人”之言的。因而在“由此觀之”那段話之后及全文中，雖不否認游俠某些行為“時�當世之文網(wǎng)”，但基本精神仍是肯定游俠“救人于厄，賑人不瞻”等(隱隱包含可能“救”、“賑”像虞舜、伊尹這類“有道仁人”之意)，合乎仁義之道，并說“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這樣，聯(lián)系上下文便可斷定，司馬遷絕無否定仁義思想之意，相反，是在通過這段話肯定游俠宣揚仁義之行的必要性。然則又如何理解“由此觀之”一段話呢?經(jīng)過進一步琢磨，我發(fā)現(xiàn)原來司馬遷對仁義的理解很樸素，和后來 發(fā)展 了的儒學有所不同，他僅只認為，肯于幫助他人，使之擺脫困境，得到各種利益，這種行為就合乎仁義之道。“竊國者”(如周武王)因為涉及面寬，從其舉事中得到利益的人極多，稱贊這一行動合乎仁義，故被擁為諸侯;而“竊鉤者”因他人沒有得到利益，沒人稱贊他仁義，擁護他，所以一犯法就被殺。“侯之門仁義存”的真正涵義便在于此。這樣理解，和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肯定“人富而仁義附焉”(如陶朱公)、“富者得勢益彰”(如子貢)，其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固然，“竊鉤者誅”等三句話，司馬遷轉引自《莊子・��》，原意確是諷刺、反對儒家仁義之道的，但先秦兩漢學者在發(fā)表議論時，常有引前人的話反其意而用之的風氣，甚至還有捏造史實以證明自己觀點的，司馬遷未能免俗，是毫不奇怪的。這樣，“由此觀之”一段話的精神，本來易被誤解，經(jīng)過反復閱讀，也就不難正確掌握了。[5]
精細讀書有時還可以發(fā)現(xiàn)原書及其注疏中的錯誤：
《資治通鑒》卷一三九;南齊郁林王即帝位，與大臣蕭鸞矛盾尖銳。支持郁林王的杜文謙敦勸郁林王的寵臣綦毋珍之，趕快聯(lián)絡掌兵權的人先下手為強，“勒兵入尚書，斬蕭令”，“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胡三省注：鸞錄尚書事，故稱錄君)，父母為殉，在眼中矣。”(以上依古籍出版社版，今人標點)：
然而據(jù)《南齊書》，齊武帝臨死遺詔僅以蕭鸞為“尚書令”。蕭鸞“錄尚書事”是在發(fā)動政變殺掉郁林王，擁立海陵王為帝后自封的，則在此之前與郁林王斗爭時，何來“錄君”(錄尚書事)頭銜?何況《通鑒》正文杜文謙明明白白說的是“斬蕭令(尚書令)”!胡三省此處讀書不細，注釋出錯，今人標點又受其誤導，將“錄君”作為名詞下屬。其實，正確標點應該是：“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云云。這里“錄”是逮捕之義。綦毋珍之極受寵幸，如蕭鸞奪郁林王位，必定殺珍之，故杜文謙才以“復少日錄君”這一利害關系打動他，要他先下手。
我就是這樣在可能條件下通過精細讀書不斷受益的。有時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由此及彼”，發(fā)展成科研論文。如上述《史記・游俠列傳》之例，便觸發(fā)了我進一步研究的興趣，并成為我后來發(fā)表的有關司馬遷崇儒論文的一個重要支撐點。
論從史出 追求新意
從50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有很長一段時期，史學界十分強調(diào)“以論帶史”;甚至“論”也強調(diào)“以階級斗爭為綱”。那時我在 法律 系講授 中國 政治 、法律制度史，曾撰寫、不斷修改了幾十萬字的講義，全都體現(xiàn)這一精神。雖然我對史料還是注意搜集的，但僅只為了反復證明權威之“論”的正確。具體說，就中國古代部分言，就是不管 歷史 上任何時期政治、法律制度發(fā)生任何變化，結論都是預定的;其指導思想全都被認定是為了加強鎮(zhèn)壓奴隸、農(nóng)民反抗的需要，即階級斗爭的需要。為此，有時還不得不曲解史料。記得有一次討論，我的發(fā)言出了格，強調(diào)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矛盾，便遭到批評。從此，我便被“以論帶史”緊緊箍住。老實說，這樣做，倒也很省心，只要搜羅一些足以說明統(tǒng)治階級殘酷剝削、鎮(zhèn)壓勞動人民的史料，塞入既定框架中就可以了。然而有時也會感到乏味和苦悶，難道 科學 研究 就是這樣不斷重復已有現(xiàn)成的結論嗎?
60年代初，讀到翦伯贊先生幾篇論文，大受啟發(fā)。他反對“把史料硬塞進原則中去作為 理論 的注腳”，反對“挑選材料只是作為原理原則的注腳”，“用史料去遷就理論”。[6]這正中我的弊病。他十分強調(diào)從具體歷史中概括出結論來。這也就是“論從史出”。如果真能做到這一步，也就必然會有創(chuàng)見，會有新意。改革、開放以后，有條件了，我努力追求這一境界。
所謂“論從史出”，如果從廣義理解，也可以把“論”理解為一種看法，則小至一個字、一件事、一項制度等的考證，只要史料確鑿，見解新穎，都應該是“論從史出”。這種“論從史出”，大體也就是清代乾嘉學派的考證，也可以說就是“微觀”。對于史學研究來說，它是決不可少，決不可忽視的。因為古代史料脫漏、錯訛、長期誤解，在所難免。如果不加考證，去偽存真，而是囫圇使用，以之為依據(jù)提出宏觀看法來，也許不知哪一天便會像建立在沙灘上的大樓一樣，倒塌下來的。五六十年代有些宏篇巨著，今已很少有人問津，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所以對于一些在關鍵 問題 上的精采考證，必須給予高度評價，有些考證決不亞于一篇大論文或?qū)Ｖ?。我自己從來對這類“論從史出”、考證都是十分欣羨的。也曾在這方面做過一番努力，發(fā)表過《劉裕門第考》、《庶族、素族解》等文章。不過，總的來說，我的興趣還是偏重在探討一些 分析 性、帶有 規(guī)律 性的問題上。即將“論從史出”之“論”，多從宏觀方面著眼;而把一些微觀考證作為“論從史出”中“史”的組成部分，為宏觀看法服務，力圖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將宏觀建立在微觀基礎之上。關于偏重宏觀，古代學者早有類似論述：
清初學者劉獻廷在其名著《廣陽雜記》卷四中說：“歷代史冊，浩繁極矣!茍不提挈其綱領，便如一屋散錢，無從著手。”所謂“提挈其綱領”，他指的便是要用史料說明一些“關系重大”的問題，以達到“識古今之成敗是非”的目的。這是很有見地的。我寫專著《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便是通過對大量“散錢”即史料的搜集與考證，力圖“提挈其綱領”，探討這一段時期內(nèi)，在不同客觀條件下，宰相和秘書咨詢官員出現(xiàn)、 發(fā)展 的原因與規(guī)律，以及相互之間，并與皇帝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而不僅限于具體制度的羅列及其變化的介紹。
關于究竟如何大處著眼，將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我的體會如下：
第一，需要提高理論水平、理論概括能力。我自己在50年代是十分認真地、自覺地學過一點理論的，如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政治 經(jīng)濟 學等。原著如《共產(chǎn)黨宣言》、《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 哲學 的終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可以說都是一個字一個字讀下來的。盡管它們的具體 內(nèi)容 ，后來逐漸模糊了，但它們分析歷史與現(xiàn)實在原則基礎上的靈活性，毫無教條氣息，以及高度抽象概括的 方法 ，卻在我頭腦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跡。使得我對一些辯證、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觀念，如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 社會 存在與社會意識、個人與人民群眾、必然性與偶然性等的相互辯證關系，能有一個大體的了解與掌握，這便有利于宏觀地把握史料，提高“論從史出”的理論性。
例如我的《陶淵明田園詩產(chǎn)生的歷史、文化背景》一文，聯(lián)系儒家正統(tǒng)文學觀、玄學、門閥制度、江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狀況、陶淵明宦途失意親自參加一些勞動等因素展開論述，便是以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相互辯證關系，必然性通過偶然性體現(xiàn)這一理論觀點為指導來進行的。又如《有關〈史記〉歌頌漢王朝的幾個問題》一文，關于《史記》不可能以批判、反對漢王朝為指導思想的看法，則是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理論觀點為指導，分析司馬遷的家世、 教育 、仕宦經(jīng)歷之后得出的。
第二，需要具有比較寬廣的我國古代社會、經(jīng)濟、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知識;或一旦涉及這些問題，懂得如何很快查到、了解。其實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厚積”，而且是其中的主體部分――系統(tǒng)的中國通史基礎知識。過去我寫過《略論晉律的儒家化》一文，初稿送周一良先生請教，他便指出：研究晉律和禮、法關系，不能局限于晉代，要“上掛下連，非于通史精熟者不辦”。這對我啟發(fā)很大。通過后來教學、科研實踐，我深深感到，如果沒有系統(tǒng)的通史知識，縱使有著很高理論水平，宏觀思維，面對有關課題，也只能是望洋興嘆，無從下手;或雖然下手，也不能不是捉襟露肘，主觀地概括出幾句干巴巴的教條，“以論代史”而已。相反，通史知識越豐富，掌握得越深入細致，有關史料越嫻熟，進行教學、科研，分析問題，也就越能左右逢源，得心應手。
最近我寫了《〈四書〉傳播、流行的社會、歷史背景》一文，其所以能宏觀地認定主要是《四書》適合宋代以后各王朝力圖以之教育官員及其后備力量一般士人“明天理，滅人欲”的需要，而不是為了毒害廣大勞動人民，正是以具有唐宋之際社會、經(jīng)濟、政治思想文化發(fā)生重大變化的一些通史知識，以及經(jīng)學、 理學 的一點比較專門的知識為前提的。沒有這些知識，便不會了解宋代的新特點，也就不會考慮宋代以后官員、士人思想意識、道德品質(zhì)的教育，和完備法令制度相比，在鞏固王朝統(tǒng)治上的重要性，已上升到新的高度問題，也就寫不出這篇文章了。當然，我這篇文章的論點是否站得住，是另一問題。我舉此例，只想說明，各方面知識包括通史知識多一些，必然有利于教學、科研中大處著眼，將宏觀與微觀相結合。
順便一說，上面提到理學知識，我還要特別感謝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它對我 學習 哲學史知識幫助極大。這書從30年代版本，到60年代《新編》，再到80年代《新編》修訂本，我全都一一購買、拜讀，有的篇章是反復拜讀若干遍。這是把極難讀懂的哲學史史料，一個字一個字真正讀懂、理解、消化后，概括出來的具有精辟見解，而又深入淺出的一部巨著，是一部高水平的“論從史出”之作。從中國哲學史專家學者的角度 ，或許對馮先生的某些觀點持有異議，但從我們這一些一般古代史學工作者積累哲學史知識言，則已感到非常滿足。某些囫圇引用史料之作，是絕對無法與之比擬的。所以我還要求我的研究生根據(jù)情況有選擇地閱讀這部書。
以上三方面，只是我的體會，即經(jīng)過摸索，懂得要朝哪個方向去做，實際上我自己做得還很不夠。這也不難理解。如前所述，我原來史學基礎極差，起步也晚。開始一段時間，可以說是不得其門而入;逐漸摸索出一點門徑的過程中，大量旺盛精力又被迫消耗在無謂的“運動”、““””之中。改革、開放，好日子到來時，已垂垂老矣，勉力起追，成就畢竟有限。對這個問題，我很想得開，所以把自己的蝸居顏曰“材不材齋”，但與《莊子・山木》的圓滑態(tài)度，以及辛棄疾的消極態(tài)度不同。[7]我是現(xiàn)實的、積極的。從我的經(jīng)歷看，應該說直到80年代五十歲時，才真正進入中國古代史“角色”，發(fā)表反映自己觀點的文章，的確是“去日苦多”，已太晚了。和功成名就的前輩學者比，成“材”已不可能，要正視這一現(xiàn)實，不怨天，不尤人，要“知命”(“五十而知天命”);但另一面我又不甘心陷于“不材”境地，畢竟“天生我材”，總要發(fā)揮一些光和熱，所以要奮斗，要以“材”為目標，盡可能地多出一些成果，不過要心中有數(shù)，如果精力不濟，成果有限，也就算了，不必勉強。面對來日方長的中青年學者碩果累累，還有可能著作等身，要為他們高興，為史學興旺發(fā)達高興，可能時予以扶掖。要心平氣和，決不要嫉妒、壓制，也不必暗自嗟傷，空耗心力。與其如此，還不如將心力用在學術上，多增加一點成果 。這便是我的材不材觀，并以之顏蝸居以自勉。
最后，談一下一些前輩學者對我直接間接的 影響 與點撥。只舉兩例。
記得1948年在華北文法學院兼課的黎錦熙先生，給我們上“中國聲韻學”，第一堂課便宣布：聽完課，要動腦筋，提問題，有自己的看法。期末 考試 ，“如果完全照我講課的筆記背，一字不錯，別人給你一百分，我給零分!”對慣于死記硬背的我來說，這話無異于一聲霹靂，振聾發(fā)聵，以至五十年后黎先生當年說話時的姿勢、神態(tài)，記憶猶新。那年期末考試，我才得65分，懊惱之余，更進一步加深了對這話的印象。我這一生，教學、科研在內(nèi)容、觀點上總力爭有點新意，不愿落人窠臼，不能說完全是受黎先生的影響，但他的話對我啟發(fā)極大，卻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位直接給我很多幫助的是周一良先生。我認識周先生是在1972年調(diào)到歷史系以后，但早聞大名，1964年已購買、拜讀他的大作《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在與周先生交往，有幸親聆教誨的近三十年中，深感他的最大美德就是真誠：真誠地進行學術研究，真誠地指導研究生、中青年教師(包括我這類由中轉老的教師)，真誠地與同事相處，真誠地獎掖后進，而毫無利己意圖。“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他的名著《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初稿寫就，征求意見。我在先睹為快，拼命學習，還抄下一些精采內(nèi)容之余(因當時還不知何時能出版)，也提了幾點小意見。如《陳書・虞寄傳》“系馬埋輪”一詞，我以為既非漢代俗語，亦不出于《孫子》，而是源于楚辭《九歌・國殤》“霾兩輪兮縶四馬”。周先生不但表示贊許，而且后來《札記》定稿出版，他還在這一條目下轉述了我的看法，以為“似與虞寄原意較近”。這既反映周先生的謙虛美德，更是對我的激勵、獎掖!十多年前一位已經(jīng)畢業(yè)了的北大同學來信問我“茶”字的梵文讀音與寫法。我哪里懂?便帶上此信當面請教周先生。他說：多年沒摸梵文，要查一查。過了幾天他給我寫信，作了解答;但又說，為了慎重，還要再去請教季羨林先生(似乎有一段時間季先生正好有事外出)。不久，周先生又來信，并附上季先生給他的信，明確地答復了這個問題。我便將這些信一并寄給了那位同學，雖然涉及的只是一個“茶”字，對方還是一位從未謀面的青年，周先生仍然分出自己極其寶貴的時間，如此認真負責處理，這一件事，更主要的是體現(xiàn)了周先生一貫平等待人，一片真誠待人的美德。這種美德給我的教育意義更大。當然，我得到周先生學術上的點撥也很多，同樣終生難忘。前面所舉關于重視中國通史掌握問題，即其一。下面再舉一例作為本文的結束。80年代初我的《劉裕門第考》一文初稿，本來只提到陳寅恪先生將魏晉南北朝士族分為三等，自己并無定見。周先生看后認為三等說“陳先生似未伸論”，建議說：“我看士族大致分為高下兩階層較妥。”據(jù)此，我又收集資料作了點考證，補充到初稿中去;并且后來一直堅持士族高低兩級之分，追根溯源，實得力于周先生的點撥。
[1]如呂思勉先生曾將二十四史系統(tǒng)讀過三遍，見《蒿廬問學記》第3頁。
[2]以上分別見《廿二史考異》卷四十、卷三六。
[3]參看勞干：《兩漢刺史制度考》，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
[4]侍中、中常侍、御史演變情況與尚書不同，但“文屬”性質(zhì)則一。其他官府如光祿勛屬官也有“職屬”、“文屬”之別。
[5]以上看法詳參拙作：《有關〈史記〉崇儒的幾個問題》，載于《國學研究》第二卷，北大出版社，1994年。
[6]分別見《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 目前 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7]辛棄疾詞《鷓鴣天》：“味無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見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二“帶湖之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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