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史經典論文(2)
古代文學史經典論文
古代文學史經典論文篇二
關于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的思考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比較法;具體分析
作為中文專業(yè)的專業(yè)基礎課，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有諸多問題有待思考。比如，比較法的使用問題，解放思想、具體分析的問題等。
一、關于比較法的使用問題
文學史具有一切“史”的共性――歷時性，又有它本身的特殊性――錯綜復雜的文學現象?？墒牵捎陂L期受到階級觀的影響，目前的文學史只講正面的，不講反面的;只講反對或不滿當局的，不講肯定或贊揚的;重視“點”的介紹，忽視“面”的概括;重視知識描述，忽視知識的繼承與發(fā)展……這樣把史這條“線”變成了互不聯(lián)系的“線段”和“點”，既不能使學生獲得比較系統(tǒng)的知識，更不利于培養(yǎng)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
教學實踐中，在教材尚未作較大的調整之前，為了彌補教材的不足，可采用縱橫比較法，加強對文學現象源流、繼承與發(fā)展的線型聯(lián)系，這樣，既突出了史的特征，又保證了對重點問題的理解，尤其是調動了學生互動學習的積極性，增強了課外閱讀的自覺性。
所謂比較，就是通過縱橫對勘，找出事物之間的共同點與差異點，找出其歷時性的繼承、創(chuàng)造與發(fā)展變化。共性是基礎知識，差異性是加深與提高。具體做法簡介如下：
(一)比較的類型
1.正反(負)對比。正反對比既包括不同觀點的對比，又包括積極面與消極面的對比。如宮體詩、臺閣體(貴族文學)反映的社會生活與樂府詩反映的社會現實的對比;八股文與一般論文的對比;把關于對某種文學現象的不同觀點進行對比;等等。
2.同材對比。在歷史的長河中，有許多方面的題材類型是相同的，但同時又因時代、作家的風格和反映現實深度的不同而不同。如關于婚姻愛情、田園風光、邊塞生活、詠物抒懷等傳統(tǒng)題材，表現的主題因時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3.同體對比。體，指狹義的表現形式，如五言、雜言、七言、駢體等等。
4.同題比較。題目相同，但因時代、作家個性不同而不同。如關于昭君(明妃)、牛郎織女、詠梅、西廂故事等等。
5.同法比較。法，一指創(chuàng)作方法，如現實主義的、浪漫主義的等;二指表現方法，如象征、類比法等。
6.同人比較。一個作家，由于遭遇不同，前后創(chuàng)作變化極大。如曹植、陶淵明、謝?、庾信、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蘇軾、李清照、陸游、辛棄疾等等，他們的創(chuàng)作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風格和特點。
7.同代比較。同一個時代，由于興衰變化，引起文學風貌的改變，如漢賦、唐代邊塞詩、無代雜劇與散曲……
8.同時比較。大致同時的作家的作品創(chuàng)作風格和內容也不同。如李杜、元白、小李杜、蘇黃之間的比較，也包括同時不同域的比較，如南北朝時的詩等等。
9.中外比較。中外小說、詩歌、戲劇的不同特征的比較。
10.串聯(lián)比較。找出淵源、繼承、發(fā)展的關系，如賦、駢體、八股文之間的關系等。
(二)操作方法舉隅
首先談正反(負)對比。在這方面教材嚴重不足，批其壞是空對空，學生仍然茫然，印象不深。比如宮體詩，究竟如何浮靡，如何沒有現實意義，因為沒有具體的作品就成了無的放矢。講課時，可以拿出一兩首“示眾”，就更能彰顯樂府詩的現實意義。
同時，對樂府詩也不能一概而論，不少樂府詩是作者模擬寫的，作者根本不了解人民生活，純屬無病呻吟。如張牽的《長相思》：
“長相思，名別離，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佇，心中結。望云云告遠，望鳥鳥飛天，空望終若斯，淚珠不能絕。”
再如八股文，究竟有什么特征，歷來說法不一，令人莫衷一是。課上，可以給學生印發(fā)一兩篇例文，讓學生課下學習、討論、歸納，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讓學生學習柳開的《問說》(原高中教材選為自讀教材)，學生歸納出了如下特征：一是為圣賢立言，沒有作者自己的創(chuàng)見;二是表達上先破題(解題或者闡釋定義)，然后分開四段，每段兩股，正反對說。這樣學生對形式主義文風的認識和理解就加深了。
再看問題比較。比如關于詠梅詩，從南北朝到明清甚至現代，經久不衰，但風格、感情都有很大區(qū)別。以蘇軾與陸游相比，他們都寫了大量詠梅詩，蘇軾至少三十余首，陸游有四百余首。蘇軾只限于詠梅的外形美，雖也涉及人格美但不突出;而陸游不僅寫了人格美，把它寫成“高士”、“仙子”、“第一妃”，而且表現了其在“已是層冰積雪時”，仍傲然挺立、綻開的風骨，達到了梅我一體之境。進而可以看出毛澤東的《詠梅》正是繼承了陸游的詠梅立意而寫的，并不像郭沫若所說，毛詩意境與陸詩的意境“截然不同”。
再說串聯(lián)比較。這種比較最能體現“史”的特色。如駢體，可以說孕育于先秦，濫觴于兩漢，發(fā)展于魏晉南北朝和唐宋，并達到顛峰。明清又有興盛，至今各家散文仍有駢體遺跡，成為中國文學中語言美的一個重要代表。再如像“過街老鼠”一樣的八股文，由于明清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大張旗鼓的聲討，聲名掃地。但是它作為一種文學現象，萌芽于宋代中期科舉制，廢詩賦，采用義和策科取士(即制義取士)，發(fā)展到元明清而登峰造極。其中明代唐宋派茅坤編《八大家文鈔》，并加以評點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代高發(fā)瀛編《唐宋文舉要》仍仿于此。在八股文泛濫之時，有識之士如顧炎武等曾多次予以批判，但他本人的文章也未完全脫離八股氣，如他的《與友人論學書》。““””中的小報大報抄“梁效”不也是八股的死灰復燃嗎?要真正肅清老八股和“新八股”氣，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二、關于解放思想、具體分析的問題
新文化運動特別是“五四”運動，在反封建的洪流中，對掃蕩文言文及舊文學中的封建主義，的確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然而其分析問題的偏激、方法上的形而上學也留下了深遠影響。截止目前，不少中國文學史教材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以下情況：只強調反壓迫反剝削反禮教和“不平則鳴”的作品，而鄙視歌頌文學;重視封建大一統(tǒng)的儒法觀念，輕視佛教思想;重視宣傳封建正統(tǒng)的“愛國主義”一面，而忽視了中華多民族的共同利益;重視反映現實、改造社會、改造自然的“人定勝天”觀念，而忽視了保護自然、關懷環(huán)保和人生保健的一面;重視寫實文學，忽視幻想文學、“貴族文學”;崇尚“改革”，鄙視保守或“守舊”;重視散文、詩歌、小說，輕視駢文、漢賦……
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概念化、標準化，給學生以殘缺不全的知識，不能培養(yǎng)學生獨立分析、獨立創(chuàng)作的能力。再加上教材和教師只講流行的專家的觀點，并沒有將其放在現實中分析其現實意義，長此以往，就喪失了師生的個性，造成觀念老化。
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王朝的沿革，政治的興廢，經濟文化的長消都是很復雜的，同時，對文學與經濟的關系、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都不能“一刀切”式地做出結論。所以，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教學中，解放思想、具體分析十分必要。以王安石變法而論，不能凡是不支持或反對變法的就是“壬人”，其言論就是“邪說”(《答司馬諫議書》中語)。其實，反對和不支持變法的除司馬光、文彥博、曾鞏、蘇軾等以外，連王安石的兩個弟弟也不予支持，能說都是“壬人”嗎?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教訓恰恰證實了蘇軾的預見性。開始積極擁護變法的王的學生李定等人不久就誣陷王安石，就是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而當有人全面否定變法時，恰恰是蘇軾站出來替王安石說話，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再如帝王貴族文學，也不能一概而論。李世民和梁武帝的詩迥然不同，諸葛亮、曹操、上官儀的詩文也不乏佳作。而漢武帝的《求賢詔》雖然不長，不也應置之于優(yōu)秀文學之列嗎?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政治經濟戰(zhàn)線上的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工作落實較快，收獲有目共睹，而文學方面的解放思想卻明顯滯后。因此，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教學也必須解放思想、具體分析，尤其對古代的作品，不僅要看其在當時的地位、作用，也要看其在今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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