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哲學之爭是一個帶有古典色彩的思想話題，但在后現(xiàn)代文化逐漸成為事實的今天，在解構主義思潮的沖擊下，任何宏大的問題都有從底基坍塌的危險。以下是學習啦小編整理分享的關于哲學與詩的大學論文的相關文章，歡迎閱讀!

　　關于哲學與詩的大學論文篇一

　　德里達如何解構詩與哲學之爭

　　摘 要：詩與哲學之爭是一個帶有古典色彩的思想話題，但在后現(xiàn)代文化逐漸成為事實的今天，在解構主義思潮的沖擊下，任何宏大的問題都有從底基坍塌的危險。法國后現(xiàn)代思想家德里達不再直接回答“詩與哲學”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而是運用解構的策略，從“邏各斯中心主義”、“白色文學”等角度來解構和消解這一問題的存在，從而為重新思考這問題開辟了全新的道路。

　　關鍵詞：德里達 解構 詩與哲學之爭

　　一、詩哲之爭與“邏各斯中心主義”

　　詩與之爭在后結構文化語境中，遭遇到了新的挑戰(zhàn)。這一次將不再是和平的調(diào)解，而是暴風驟雨般的攻擊。真正讓詩與哲學之間的爭執(zhí)獲得徹底消解的力量，來自解構主義。解構主義者用拆除文學和哲學體制壁壘的辦法來達到顛覆和消解的目的。而這挑戰(zhàn)的力量，主要來自影響整個后結構思潮發(fā)展的重要思想家：德里達。

　　德里達對“詩與哲學”的態(tài)度，源于他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tǒng)的挑戰(zhàn)：

　　形而上學的歷史，盡管千差萬別，不僅自柏拉圖到黑格爾(甚至包括萊布尼茲)，而且超出這些明顯限度，自前蘇格拉底到海德格爾，始終認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邏各斯。[1]

　　形而上學是一個全盤性的巨大西方傳統(tǒng)。德里達將之命名為“在場的形而上學”。在德里達看來，這樣一種哲學方式和思維方式已經(jīng)牢牢控制了人們的所思所為。人們總是不自覺地陷入到這種形而上學的操縱中，對任何偶然性都不以為然，心安理得地依賴于某些成規(guī)、定論、公理。

　　在德里達看來唯有“解構”才能使我們在這種恐怖的形而上學氛圍里擺脫形而上學的控制力量和滲透力量。“解構”首先是一種質(zhì)疑任何權威之正當性的行動，為了解構，我們必須得質(zhì)問：

　　傳統(tǒng)是從哪里來的，權威與公認的習俗是從哪里來的?所以沒有無記憶的解構，……那些如今起著規(guī)范作用的、具有直協(xié)調(diào)性的、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來歷。而解構的責任首先正是盡可能地去重建這種霸權的譜系：它從哪里來的，而為什么是它獲得了今日的霸權地位?[2]

　　于是，德里達要在文字與哲學的對抗、文學與哲學的對抗中徹底擺脫來自形而上學的影響。德里達選擇把語言問題作為顛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靶子，就在于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傳統(tǒng)的重要表現(xiàn)就是：以言語為中心，用口說的話(言語)來壓制書寫的話(文字)。因而，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歷史就是以言語為中心，用言語來壓制文字的歷史。而“邏各斯中心主義”不過就是一種“言語中心主義”。[3]

　　德里達認為，正是以“言語中心主義”為代表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成了西方傳統(tǒng)的思維習慣，也造成了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如現(xiàn)象與本質(zhì)、真實與虛假、客觀與主觀、感性與理性等對立的二元，并在這對立的二元中，又強調(diào)兩者的統(tǒng)一性、同一性、確定性，而貶斥矛盾性、差異性、不確定性。

　　在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的哲學觀念中，對立面的平行并置是不存在的，在強暴的等級關系中，對立雙方中的一方總是統(tǒng)治著另一方(價值論意義上的、邏輯意義上的等等)，高居于發(fā)號施令的地位。[4]

　　這樣的思維方式，也導致了西方的思想者在對待上述對立關系時，總是會認為兩者是一種從屬的等級關系，前一項總是先于、優(yōu)于并支配后一項，因而前者是首位的、本質(zhì)、中心的、本源的;而后一項則是次要的、非本質(zhì)的、邊緣的、衍生的。

　　把“詩與哲學”對立起來，一直就是柏拉圖以來西方哲學的傳統(tǒng)之一。哲學被認為可以認知世界和傳達真理，而詩則因為其虛構、隱喻的特質(zhì)，而無法傳達真理、認識世界。這樣一來，哲學優(yōu)于詩，哲學占據(jù)中心，詩則處在邊緣。在德里達看來，這一對立就是以哲學為中心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一種表現(xiàn)。

　　二、哲學是白色的文學

　　德里達對“詩與哲學之爭”的解構是通過論證哲學中存在“隱喻”[5]來完成的。在傳統(tǒng)觀念中，哲學作為一種智慧之學是對真實世界，即真理的傳達。它追求清晰的概念和具有普遍意義的邏輯模式，因而不應包含修辭或隱喻這些詩中才有的特質(zhì)。即使它們在哲學中少量存在，也只是起輔助性作用，如柏拉圖對話中出現(xiàn)的一些對神話的引用。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話語應是非隱喻的，它應該直接呈現(xiàn)事物;相反，只有詩的話語才是隱喻的，詩不能顯示真理，只能使形象變得鮮明生動。

　　德里達對這一觀念進行了解構。他力圖揭示哲學話語的詩性(文學性)，并集中探討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是哲學和文學一樣也是一種文字書寫，也受制于原型文字的分延邏輯;其二是哲學和文學一樣也是一種施行言述，也受制于語境和慣例邏輯;其三是哲學和文學一樣也一種修辭性話語，也受制于原型文學的隱喻邏輯。[6]

　　在德里達看來，原始的語言必然是詩意的、隱喻性的，“史詩或抒情詩，故事或歌曲，原始的語言必然是詩意的東西，詩，文學的最早樣式，本質(zhì)上具有隱喻性”。[7]而哲學作為一種語言，最初也是起源于詩，故必然具有隱喻性。德里達認為，西方的哲學傳統(tǒng)中一直就存在著隱喻。然而，傳統(tǒng)哲學力圖以邏各斯來消除隱喻及其不確定性，但傳統(tǒng)哲學其實本身就是建立在隱喻基礎上。柏拉圖的“日喻”、“線段之喻”、“洞穴之喻”等等，就是西方哲學傳統(tǒng)中最根本的隱喻。傳統(tǒng)西方哲學一方面以邏各斯來消除隱喻，另一方面又在使用隱喻，因而一直處在用隱喻來消除隱喻的悖論之中;而揭露出哲學這一隱蔽的隱喻性質(zhì)，也就是對哲學與詩之二元對立的解構。

　　通過前面的分析，德里達指出，隱喻并不是哲學中可有可無的東西，隱喻也并不是偶然出現(xiàn)在哲學文本中。，原因正如黑格爾所言：“隱喻的范圍和各種形式是無窮的。”[8]沒有隱喻，就沒有哲學，哲學文本如同文學文本一樣，都要依賴于隱喻。因而那曾經(jīng)被哲學所指控的文學缺點：偽陳述、虛構、隱喻、不確定性等也正是哲學自己的品性，所以哲學不是別的，它就是幾千年來所極力排斥和貶低的文學。從這一角度看，哲學也只不過是看不見的白色的文學，一旦在哲學上面撒上一些顯示劑，它隱藏著的隱喻真相就會顯現(xiàn)出來。正因為如此，他在《哲學的邊緣》一書中把形而上學形象地稱為“白色的文學”或“白色的神話”。保羅·德·曼((Paul de Man))也指出：“一切的哲學，以其依賴于比喻作用的程度上說，都被宣告為是文學的，而且，就這一問題的內(nèi)涵來說，一切的文學，在某種程度上說，又都是哲學的。”[9]這樣，德里達以“隱喻”為突破口，徹底解構了西方歷史上哲學與詩之爭這一命題，并宣告了以“邏各斯中心主義”為特征的西方形而上學的終結。[10] 　　到此為止，德里達的解構為我們勾勒了這樣一幅具有莫大反諷意味的哲學圖畫：哲學不是別的什么，它就是幾千年來它極力排斥和貶低的東西—文學。

　　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即認為詩戰(zhàn)勝了哲學。德里達的目的是要解構詩與哲學的二元對立，而不是像柏拉圖那樣要用哲學來壓制詩、取代詩。他強調(diào)哲學文本的隱喻，不是為了否定哲學，而是要說明，不存在一種對詩(文學)具有優(yōu)先權的哲學。他并沒有為抬高文學而貶低哲學。

　　為此，德里達多次強調(diào)他解構哲學——形而上學，也尊重哲學——形而上學，他反對的是哲學——形而上學自詡為惟一的真理和至高的權威，但他也維護哲學——形而上學存在的權利。解構就是要讓對立沖突且互不兼容的東西能夠共處并存，解構即保衛(wèi)和肯定“他者”。他強調(diào)：

　　“解構的運動首先是肯定性的運動，不是確定性的，而是肯定性的。讓我們再說一遍，解構不是拆毀或破壞，我不知道解構是否是某種東西，但如果它是某種東西，那它也是對于存在(Being)的一種思考，是對形而上學的一種思考，因而表現(xiàn)為一種對存在的權威、或本質(zhì)的權威的討論，而這樣一種討論或解釋不可能是一種否定性的破壞。”[11]

　　在德里達看來，解構是獨斷論的敵人，是觀念局限性的揭露者。它總是肯定有別的可能，肯定他者存在的權利，肯定不可預期的東西。德里達解構哲學與詩(文學)對立的目的，也是在說明，哲學話語也是一種隱喻性話語，這與文學話語沒有什么不同的。德里達從根本上消除了它們之間的差異：

　　這時可以提出一個要求，那就是：在研究哲學文本的時候，必須考慮它的形式結構、修辭機理、它的文本類型的特殊性和多樣性、它的闡述和生產(chǎn)的模式。不僅如此，還要考慮它的舞臺和句法空間，這不光是把它的所指和參照物同存在或真理聯(lián)系起來，還包括編排它的程序等等一切內(nèi)容形式因素。簡言之，必須把哲學視作一種特殊的文學類型，利用它的語言潛力，挖掘、強化或推進那些背離常規(guī)的、比哲學本身還要古老的轉(zhuǎn)喻(隱喻)資源。[12]

　　在德里達看來，哲學與詩同出一源，哲學與詩是可以和諧共處的，它們之間不存在爭執(zhí)。“詩與哲學”這樣一個古老而新的命題，就這樣被徹底解構了。

　　三、解構與詩哲之爭

　　德里達對“詩與哲學之爭”的解構，并不是這一命題的歷史性終結，而是新的思考的開始。因為，過度關注爭執(zhí)本身反而會遮蔽我們審視的眼神，而只有跳出歷史(如果可能)，才能看到真義。“詩與哲學”作為命題的意義不在于解決詩人或哲學家的地位之爭，而在于其本身與西方思想之演進歷程的牽扯或互動。

　　眾所周知，詩與哲學，在歷史上、事實上(尤其在文本實踐上)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詩與哲學往往共存共榮，界線并不分明。然而，在知識的譜系上它們之間卻有等級的差別、高低的區(qū)分，這一點也不容置疑。本文前述部分詳細探討了它們二者之間這種此消彼長的張力與爭執(zhí)。隨著歷史的推進與歷史境遇的改變，今天我們不得不直面一種現(xiàn)實，即哲學的式微和詩學(文學)理論的興起。在某種意義上，這也造成了“哲學終結、文學統(tǒng)治”的客觀效果。而促使這一切發(fā)生的往往是來自哲學家內(nèi)部的陣營。最典型的就是精通古典文學的哲學家尼采。他的幾乎所有(哲學)著作都可以被當作文學作品來閱讀。尤為關鍵的是：這些箴言式的文學作品顛覆了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幾千年的哲學傳統(tǒng)。這既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跨度，又是整個20世紀文化流變之濫觴。此后，弗洛伊德廣泛論述了文學藝術的產(chǎn)生和作用，海德格爾追溯“藝術作品的本源”并詩性地運思以高揚詩本體論，拉康專門研究愛倫·坡的小說，薩特在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理論和純粹哲學之間成功地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對此，法國哲學家杜夫海納不得不承認：“這絲毫不足為奇，藝術(尤其是文學)引起了所有科學的關注，特別是那些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13]

　　相應地，哲學在知識王國里的合法性地位出現(xiàn)了危機，開始受到置疑、攻擊甚至顛覆。如前文所述，德里達把整個哲學傳統(tǒng)看成是隱喻性的，即詩性的、文學性的。保羅·德曼也說：“對形而上學本身的批判活動，在整個思想史上不斷出現(xiàn)，其關鍵，就是比喻的修辭學模式，或者說文學，如果愿意這么說的話。”[14]

　　也許哲學的黃昏是從尼采時代開始的，到德里達所代表的解構主義時代，它已經(jīng)沉入黑暗當中。在這段時間里，哲學不斷地為自己的生存而掙扎，不得不反復地申辯自己的作用與價值。就像蘇格拉底被迫在雅典民眾面前為自己的無罪作申辯那樣，胡塞爾不得不承認：“哲學的歷史從其內(nèi)部看，越來越具有一種為其生存而斗爭的特征。”[15]不難看出，從尼采到海德格爾、德里達、羅蒂、德羅，哲學之所以陷入困境，詩與哲學之所發(fā)生爭執(zhí)，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哲學內(nèi)部一派與另一派的較量。

　　注釋：

　　[1]德里達：《論文字學》，汪堂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4頁。

　　[2]德里達：《書寫與差異》，張寧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15頁。

　　[3]德里達：《論文字學》，前揭，第15頁。

　　[4]Jacques Derrida， Posi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p.41.

　　[5]“隱喻”一詞來自希臘語“metaphora， παρομοιωση”，其詞源“meta”的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是傳送，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語言學程序，通過這種程序，一個對象的諸方面被傳送或者轉(zhuǎn)換到另一對象，以便使第二個對象似乎可以被說成第一個。隱喻有著各種不同的形式，其中涉及的對象也可變化多端，但是這種轉(zhuǎn)換的一般程序卻是完全相同的。隱喻以兩個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和相異性為基礎。

　　[6]余虹：《藝術與歸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82頁。

　　[7]德里達：《論文字學》，前揭，第396頁。

　　[8]黑格爾：《美學》，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2卷，第127頁。

　　[9]保羅·德·曼：《解構之圖》， 李自修 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1998年版，第92頁。

　　[10]在重視隱喻的重要作用的同時，也要警惕一種過分強調(diào)隱喻的“修辭霸權”傾向的出現(xiàn)，具體論述可參見李森 張曉紅、佛克馬等：《蒼山夜話》，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其中《隱喻問題》對隱喻問題有詳細、深入的討論。

　　[11]德里達：《不存在一種自戀》，見德里達：《德里達訪談錄：一種瘋狂守護著思想》，何佩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頁。

　　[12]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Alan Bas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p293.

　　[13]M.Dufrenne， ed. Main Trends in Aesthetics and Sciences of Art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9，p59.

　　[14]保羅·德曼：《解構之圖》，前揭，第64頁。

　　[15]E·胡塞爾：《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xiàn)象學》，張慶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15頁。

　　作者簡介：梁建東(1978.9-)，男，湖南漣源，單位：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20世紀中外文學交流及歐美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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