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shù)與哲學論文(2)
藝術(shù)與哲學論文
藝術(shù)與哲學論文篇二
美，藝術(shù)與哲學
好幾年前，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的吳興元先生就約我重版此書，因為這是近十年前的書，要再版不如重新寫一本，無奈我十年來沒有再做美學方面的研究，思想也集中不到這方面來，重寫難，改更難，不得已就按原樣重印一次了，這是首先要向讀者道歉的，而且我這個做法，也向讀者討個諒解。
我是一個很不成熟的作者，當時信心十足寫的書和文章，過不了多久，又覺得要“改”了，檢查其原因，一方面我的“興趣”經(jīng)常在“變”，一方面也是“學問”上，“思想”上不成熟的表現(xiàn)。
自打?qū)懥恕睹赖恼軐W》之后，我倒也沒有閑著，出了寫了長長短短的一些文章外，主要完成了兩個項目：一是為學術(shù)版多卷本《西方哲學史》的《緒論》前半部“歐洲哲學史”部分，然后是集中精力完成“西方哲學中科學與宗教兩種思想方式”的項目，就寫作來說，平時讀書寫作也都集中在這兩個方面，其他方面，就很難顧及了。
當然，工作作業(yè)面固然有方方面面的不同，但在“哲學”的道理上，也都是相通的。如果說，這十年只是做了“不同”的工作，那么現(xiàn)在再來看《美的哲學》雖然不能修改，但可能還是滿意的，甚至會覺得現(xiàn)在要寫可能都寫不出來了;無奈情況不是這樣，我現(xiàn)在至少自己覺得要重做會做得更好，這是很別扭的事情。
譬如對于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我雖然一直比較重視，但只是在最近這幾年，才開始覺得有一些重要的問題過去我理解得很膚淺，甚至是不對的;而這種情形，又是跟對康德哲學的整體把握不可分的。我現(xiàn)在的認識是：康德在出版《純粹理性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大輪廓已經(jīng)具備，在這里，不僅預示了《實踐理性批判》的方向，而且也有了《判斷力批判》的“目的論”的規(guī)劃，只是“審美”的“批判”的確是《判斷力批判》新加的內(nèi)容?！都兇饫硇耘小防锝?jīng)常出現(xiàn)“目的論”的問題，甚至在“先驗辯證論附錄”里集中闡述了這個問題，但是“審美—aesthetic”的先天原則，則是被否定的，而的確是到了《判斷力批判》才“扶正”了過來。
對于康德的這三個《批判》的關(guān)系的理解，我現(xiàn)在側(cè)重思考的是：“建構(gòu)性原理”和“范導性原理”的區(qū)別問題，在康德，“知識”和“道德”—“知性”和“理性”運用的都是“建構(gòu)性原理”，前者通過“自然”的“概念”，后者通過“自由”的“概念”，但是“審美”和“目的”卻是“范導性—規(guī)整性”的，是一種“反思性”的原理。
何謂“建構(gòu)性”?在康德的意思，可以理解為，一種從“概念”的原則“建構(gòu)”出一種“直觀”來，譬如根據(jù)“圓”的“概念”的“原理”可以“建構(gòu)”起一個“圓”的“直觀”“圖形”來，亦即，我們按照“一個中心點”與其“邊緣”各個直線皆為“等長”這個“原理”，就能“畫出”(建構(gòu)出)一個“圓”的“圖形”來，這樣由“概念”“建構(gòu)”的“直觀”，乃是“無待經(jīng)驗”的“先天直觀”。這在康德的知識論中是相當清楚的。
然而，“審美”和“目的”就沒有這個特性，它們不可能由一個“概念”的“原理—原則”“建立—建構(gòu)”一個“直觀(圖形)”來。在這個“判斷力”——“審(評判)美”、“審(評判)目的”的“領域”，并無“確定性”的“概念”的“原則—原理”可以“運用”來“建構(gòu)—建立”它的“直觀”，這似乎就意味著，不僅“目的—終極目的”是一個“理念”，而且“美”的“概念”也只是“理念”，沒有相應的、確定的“直觀”，“建立—建構(gòu)”不起來一個“先天直觀”，沒有“直觀”，也就進入不了“經(jīng)驗”，不能成為“經(jīng)驗對象”，因而“美”和“目的”的“判斷”都不可能是“先天綜合判斷”，因而不是“知識”，也不是“道德”。這樣，“美”和“目的”都不是“自然”的一種“客觀”的“屬性”。
與我們這本書內(nèi)容有關(guān)的，我們看到，“美”和“藝術(shù)”都不可以從一個確定的“概念”出發(fā)，來“建構(gòu)—建立”“直觀—形象”，很多年來，我們文學藝術(shù)經(jīng)常批評的“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在這里有了一個理論的安頓。“藝術(shù)創(chuàng)作”并不是從一個“概念”的“原理原則”出發(fā)，來“畫”出一幅“圖象”來;它的路線恰好相反，是從一個具體的經(jīng)驗的“直觀—直覺”出發(fā)，“尋求”一個“不確定”的“概念”，亦即“不受直觀限制”的“概念”，亦即“理念”。“不受直觀限制—理念”，亦即是一種“自由的概念”，這樣，“判斷力”的問題又“兼容”了“實踐理性”的問題，所以康德有時也說“判斷力”是“理論理性”向“實踐理性”“過渡”的“環(huán)節(jié)”;換一個角度來看，“判斷力”的問題也就“蘊含—兼容”了“思辨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問題，但它的處理方式是“范導”式的，“路線”是由“個別特殊”到“普遍”的，而不是相反。就這一點來說，《判斷力批判》的問題，又是更“基礎性”的，亦即本書經(jīng)常提到的，它涉及的是“基本的生活世界”。
在這個世界里，“理性”并無“權(quán)力”像在“知識”和“道德”領域里那樣，“建立—建構(gòu)”自己的“獨立王國”，而只能通過“理念”來“調(diào)節(jié)—規(guī)范—引導”“經(jīng)驗”“無限—自由”的“追求”。“理性”在這個“領域”里的“運用—作用”是“范導”性的，而不是“建構(gòu)”性的。
康德經(jīng)過“理性”自身“批判”之后得出的這樣一個“建構(gòu)性”和“范導性”的區(qū)別觀念，在他的哲學中有很重要的意義，但這個方面，我長期并沒有給與應有的注意，以至使我對他三個《批判》的理解不很過得硬，存在著不少馬馬虎虎蒙混過關(guān)的地方，而在康德，無論你同意與否，都是有所交代的。
“理性的概念—理念”和“知性的概念—范疇”不同在于：前者在“經(jīng)驗知識—科學知識”的“王國—領地——ditio”內(nèi)只具有“范導性”功能，不具有“建構(gòu)性”功能，但也并不是可有可無的，“理性概念—理念”“規(guī)范—引導”著“科學知識”，“自由”“范導”著“必然”，“自由”不是“自然”的“屬性”，不是“知識”的“對象”，但卻“引導”著“自然”，“經(jīng)驗”中“找不出”“自由”，一切都是“因果”的“必然”“環(huán)節(jié)”，但“自由”作為“理念”卻“引導—牽引”著“經(jīng)驗”。
于是，我們看到，即使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在闡述了“理念”不能成為“科學知識”“對象”的同時，并用大力氣揭示理性“二律背反”在“知識王國”的“虛幻性”后，還要特別提醒讀者不要忽視了即使在“思辨理性”、“理念—物自體的觀念”具有一種積極地“范導”功能。正是在這樣一種區(qū)別的基礎上，康德闡述了“目的”和“終極目的”的問題，這些問題如何在“思辨理性”的范圍內(nèi)，也能具有一種積極的意義，也就是說，我們在“科學知識—思辨理性”范圍內(nèi)，在何種意義被允許運用“目的”以及“終極目的”這樣一些“理念”，既然它們已經(jīng)被“批判”地揭示都是一些“超越經(jīng)驗”之外的觀念，何以還能對“經(jīng)驗”起“作用”。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guān)鍵似乎在于“界限”這個問題。“理念”的確在“經(jīng)驗”“界限”之外，但要對“經(jīng)驗知識”起到合法的作用而不至于“越權(quán)”，則“理念”必“在”“經(jīng)驗”的“邊界”上，一方面“守衛(wèi)”著這個“界限”，另一方面這個“理念”既是“自由”，則是“自由”“守衛(wèi)”著這個“界限”，“經(jīng)驗”的“界限”是“自由”的。這就是說，“自由”“范導”著“經(jīng)驗—自然—必然”。
過去我也曾經(jīng)注意到了“理念—本質(zhì)—物自身”這樣一些觀念，作為“概念”，是一些“界限”的“概念”，康德也叫做“問題性—成問題的”“概念”，但我的理解也僅只于此。
隨著這條思路，進入“美”和“藝術(shù)”，在康德似乎也有個發(fā)展的過程;當然如果聯(lián)系他早期對于英國伯克關(guān)于“美”和“崇高”的研究論文，也可以說這個問題本身，在康德也是有長期思考的，只是他在做“批判”的工作時，因為這個第三《批判》“厘析”出來的“理性”職能—判斷力只是“范導性—規(guī)整性”的，所以在“批判”之后，并未將“美—崇高—藝術(shù)”和“目的”問題，如同他對于“自然”和“自由”那樣，有一個“自然”和“道德”的“形而上學”作為“學說”上的目標，而相反，認為不可能有“美”和“目的”的“形而上學”之“學說”。在這個意義上，康德以后如謝林特別是黑格爾的“藝術(shù)哲學”或“美學”，也就不是康德心目中的“形而上學”，這之間的思想上、歷史上和理解上的關(guān)系，還需要下功夫去理清的。
從康德到黑格爾，再到胡塞爾至海德格爾，關(guān)于“形而上學”問題上的思路，是一個復雜而又有趣的問題，對它的研究頗費時日，我會努力去做，但現(xiàn)在還沒有系統(tǒng)的思想可以告訴讀者，這也是我不能“修改”這本從哲學來談美和藝術(shù)的小書主要原因。
次要的原因是我這多年來對于美和藝術(shù)的問題過于隔閡了。從這本書也已經(jīng)看出，名為“美學”，但主要在談哲學，說明對藝術(shù)已經(jīng)開始有了距離。
早年我對“美學”和“藝術(shù)”的興趣非常專一，甚至覺得哲學太“抽象”，干巴巴不好玩。這種態(tài)度當然有主觀和客觀的原因。主觀上說，那時候年齡小，理解力差，玩心重，覺得“哲學”“枯燥”，而“藝術(shù)”“寓教于樂”，既是“學習—工作”了，又“玩”了。“做美學”，“工作”顯得“輕松”，而“娛樂”中又顯得“嚴肅”，真是個“理想”的境界。
在客觀方面大概也是因為當年(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學”這個領域可能也比較“寬松”些，當然說“寬松”，也是在很“相對”的意義上，“藝術(shù)”有許多“政策”，而理論上的“大批判”更也還有不少，我生在那個時代，在這個潮流中，也寫過不少這類文章，想起來很別扭，但也不必諱言;或因“人微言輕”沒有被當時的“伯樂”“選為”“棍子”也就很“慶幸”了。
應該說，那種盡管很相對的“寬松”已經(jīng)吸引了一批愛好“自由思考”的學者，參與到這個領域中來。
不過這個局面沒有延續(xù)多久，隨著“革命的深化”，先是“藝術(shù)”領域變得緊張起來，從“京劇現(xiàn)代戲”到“京劇革命”，一場轟轟烈烈的““””，居然在一個古老傳統(tǒng)的劇種——京劇中首先發(fā)難，也真是很奇怪的事情，這大概也是我們歷史上“文字獄”的一個延續(xù)和擴大吧。
“好玩”的“藝術(shù)”“不好玩”了，本來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成了最嚴酷的陣地，非堅強的“戰(zhàn)士”不得入內(nèi)。我因家庭出身和個人表現(xiàn)不合格從未被吸收為“紅衛(wèi)兵”，不是“革命動力”，又因為所在單位“牛鬼蛇神”太大、太多，也僥幸未成“革命對象”，成了“左右逢源”也“左右為難”的“逍遙派”。后來人們說，“逍遙派”占了“便宜”，這話也有一定道理。首先革命的任務少些，自己的時間多些——當然也有限，心情相對比較“平靜”些，“地下工作——偷偷讀書”就抓緊些。
就“客觀”情況言，隨著““””的深入發(fā)展，隨著“藝壇”八個樣板戲越來越“僵化”起來，“哲學”的“理論問題”反倒“暗暗地”“活躍”起來。且不說過去心目中那些“哲學理論老師—大師”像楊獻珍、艾思奇等等都早已趴下，就連一直當紅的陳伯達也倒了，還有那康生，雖是較晚倒臺，但也早有暗地的議論了;更不用說我們上學時奉為經(jīng)典的《聯(lián)共(布)黨史》里清楚系統(tǒng)論述“辯證唯物理論—歷史唯物論”的“四章二節(jié)”，早已不能成為“根據(jù)”來引證的了，但一直也沒有“系統(tǒng)”的“批判”，只是“含糊”著，這一“含糊”，反倒引起了“理論”的興趣。“哲學”在“人人”都要學的“覆蓋”下，雖然不是人人都“思考問題”，但原本就是做哲學的，此時的腦子就有了“逆反”的“催化劑”。
相比之下，“哲學”反倒“自由”一些了。因為“藝術(shù)”這種“活動”，常依托于“視—聽”，要“有形”或“出聲”，那時要轉(zhuǎn)入“地下”，有相當?shù)睦щy，而“哲學”的“書”，就方便些，“哲學”的“思想活動”，更是“無形”、“無聲”，看不見摸不著，盡管長期來很重視“思想改造”，也是“收效甚微”。這樣，再加上主觀的興趣傾向，我逐漸地真的轉(zhuǎn)移到“做哲學”來。
做著做著，才發(fā)現(xiàn)，原來“哲學”并不“枯燥”，而是十分“有趣”(也就是“好玩”，但為了避免“閑情逸致”之譏，就不說了吧);也不是“抽象”，而是非常“具體”的。于是進入“改革開放”后，我就在“哲學”這塊土地上“耕耘”起來：從古代希臘到康德、黑格爾，至叔本華、尼采再到胡塞爾、海德格爾，以及上世紀后半葉出現(xiàn)的“后現(xiàn)代”諸家，覺得“其樂無窮”，對于“藝術(shù)”實在無瑕顧及了。不是說，這個階段“藝術(shù)”還在“禁錮”中，它是很“自由”了，可以說，中外古今各種藝術(shù)都有機會在中國的“大舞臺”上“表演”了，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了，我卻沒有精力和時間“看”了;還是“讀書”方便，一本書，一杯茶，如果二者都能談得上“好”，則其樂也無窮。
這樣，我對于“藝術(shù)”的現(xiàn)狀實在知道的很少，只覺得是十分繁榮活躍的，無論戲劇、音樂、繪畫、舞蹈等等，都各自“領風騷”很多年了，而且不是“收效甚微”，而是“碩果累累”了;特別是在“藝術(shù)”更加深入地“進入”“市場”之后，又有了一番新面貌了，正如“后現(xiàn)代”諸家所謂的“實際現(xiàn)實”“解構(gòu)”了原有的“藝術(shù)”“系統(tǒng)”，一如“解構(gòu)”了“思想—哲學”的“系統(tǒng)”。由“產(chǎn)業(yè)化”到“商業(yè)化”占領了一切領域，并非危言聳聽。所好現(xiàn)在不是“人人唱”的時代，個人可以有自己的“娛樂”方式，不用強求一律，也如同“哲學”領域，各自有自己的“做法”，有專事推廣的，推廣也各自不同，有推廣孔教的，有推廣道教的，也有推廣周易的等等。我做歐洲哲學，繞了一圈之后，仍然歸到了“德國古典哲學”這個系統(tǒng)，深感仍需學習。
譬如剛才提到新進的“解構(gòu)”，就我做的范圍來說，康德、黑格爾都已經(jīng)包含了這個“解構(gòu)”的因素在內(nèi)，因為他們強調(diào)“理性”的“自由”，而“自由”本是一個“解構(gòu)”的力量。一方面如后現(xiàn)代諸家所言，“現(xiàn)實實際”“解構(gòu)”著“思想”的“體系”，另一方面，“思想”如作“理性自由”觀，則也“解構(gòu)”著“現(xiàn)實實際”的“體系”;而且“思想體系”的“解構(gòu)”，往往通過“思想體系”的“內(nèi)在矛盾”“解構(gòu)”的。這一點，康德的“二律背反”揭示得很清楚，“思想”的“二律背反”“解構(gòu)”了“知識”的“體系”，“理性”的“僭越”，亦即“理性”之“自由”，唯有通過“理性”自身的“批判”，“厘定”“理性”之“合法”“職能”，也只能“限制”“理性”的某一部分(知性)的“僭越”，而不能“消滅”這種“僭越”，甚至即使在康德做這項“制約”工作時，也很強調(diào)這種“僭越”的“提示”作用：有一個“本質(zhì)—自由”在，有一種不同于“經(jīng)驗科學知識”的“知識”在，亦即有不同于傳統(tǒng)的“哲學—形而上學”在。
說到這里，似乎離題太遠了，我只是想說，這本小書名為“美的哲學”，實際重點未在“美”和“藝術(shù)”，而在“哲學”，而在這本書之后我的工作也還有些進展，所以現(xiàn)在再檢閱這本書，有無可奈何之感。
在書寫方式上，有一點倒是可以指出：這本書是我一口氣寫成的，不是“規(guī)范”的學術(shù)文章，以后我的書和文章，常常都是這樣的寫法，這是一個開始。之所以這樣，或許是因為，如果再做旁征博引，一是沒有耐心，二也是覺得總還是自己要說的“話”是主要的，養(yǎng)成這個習慣，所以對后來我的文章有失學術(shù)規(guī)范的地方，一并在此道歉了。
今后我大概也不會再回到“美學”或“藝術(shù)”來，但是在哲學的研究中，如果遇到涉及“藝事”方面，也是不會回避的，近期尤其對于康德《判斷力批判》涉及的問題，想有一個貼切的梳理，當也會談到“美”和“藝術(shù)”的問題，當然，那也是先要在康德自己的“批判哲學”意義內(nèi)厘清關(guān)鍵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談他的“美”、“崇高”和“藝術(shù)”的問題。
看了“藝術(shù)與哲學論文”的人還看了：
2.哲學論文
5.大學選修哲學論文
7.哲學論文開題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