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論文選題(2)
哲學論文范文篇二
幸福的哲學意蘊
【摘 要】幸福是人的存在目標與朝向，代表著一種生存的完滿狀態(tài)，真正的幸福應當超越個體短暫的快樂而具永恒的意義，而其實現(xiàn)路徑亦非個體所能完全左右，而是需要必要的社會條件。
【關鍵詞】幸福;意義;個體;永恒
通常情況下，幸福是指人生中重要的快樂和滿足，本質(zhì)上講，幸福代表著一種存在目標和朝向，其中包含著對人的生命意義及存在價值的深刻理解，是一種完滿的生存狀態(tài)。
約翰・格雷認為幸福作為需要擁有兩種維度，即作為有生命的生物所固有的需要及作為有理智的生物所特有的需要。所以，人對幸福的追求既體現(xiàn)了人的生物性，也體現(xiàn)了人之不同與其他動物的精神性。威廉・施密德(Wilhelm Schmid)分析了幸福的多重含義，比如好運、快樂、充實，但他將尋找幸福最后歸結為對人生意義的追問。將幸福與好運氣聯(lián)系起來非常特別，人的幸?？傟P聯(lián)著個性的社會體驗，人們一般不愿意強調(diào)生命價值可能在偶然性中實現(xiàn)，但這種偶然性的存在，也恰恰體現(xiàn)了人在有限生命中追求幸福的真實情境，在成功中歡喜、在失望中彷徨，幸福的這種可遇而不可求的氣質(zhì)也是人生的珍貴性所在。不過，真正的幸福應該不依賴于運氣，而且也必脫離單純的快樂而走向充實，只有立足于感受真實的人生，所獲得的幸福感才能深刻而持久。日本哲學家池田大作將人生的幸福分為“相對幸福”和“絕對幸福”，“即由于欲望得到滿足而感到的幸福，和由于生命本身的躍動、充實而感到的幸福。”池田提倡絕對幸福，強調(diào)人在本質(zhì)上的獨立性，故應該不受外物影響，堅持自我鍛造，努力探求生命意義。
中國先秦哲學家楊朱持有“且趣當生，奚逞死后”(《列子・楊朱篇》)的享樂主義幸福觀，而以伊壁鳩魯學派為代表的西方享樂主義幸福觀也主張“快樂即幸福”，但伊壁鳩魯所說的快樂也包括精神的層面，比如將友誼置于重要的地位，將道德看作可以延伸幸福的手段等。現(xiàn)實中幸福也經(jīng)常被等同于快樂，幸福中的確包含著快樂的因素，但快樂一般不具有幸福那樣的持久性，幸福中蘊含著的生存感悟更是快樂無法相比的。如果個體的人生缺乏與永恒的意義相關聯(lián)，那么從哲學上講這種幸福是沒有依據(jù)的，這在本質(zhì)上區(qū)分了短暫的快樂與恒久幸福之間的差異。正如趙汀陽先生所言，“快樂是消費性的，每次快樂都一次性消費掉，它留不下什么決定人生意義的東西。”
西方理性主義幸福觀則主張追求道德完善和精神上的幸福。蘇格拉底認為“知識即美德”，在知識、道德、幸福三者之間建立關聯(lián)，通過學習知識培養(yǎng)理性的行為能力，從而樹立合乎倫理規(guī)范的行為方式，并在這種行為方式指引下追求并獲得幸福。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幸福是合乎道德的現(xiàn)實活動，但他否定了道德上的善可以超越于現(xiàn)實生活而獨立存在。無論是蘇格拉底還是亞里士多德，堅持理性的倫理精神都是其幸福觀的核心。以奧古斯丁和托馬斯・阿奎那為代表的基督教的幸福觀認為，幸福存在于人們對信仰的不斷追求和在永恒向往之中，而馬克思主義幸福觀則把全人類幸福的實現(xiàn)當成幸福的最終目標，并堅持把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統(tǒng)一起來，認為社會生活是實現(xiàn)人類幸福的必要基礎。
綜上可見，無論是哪種幸福觀都不否認道德之于幸福的重要作用，道德是超越于人的生物性的精神追求，而追求精神性上的滿足則是人類幸福最核心的指標，所以，脫離了道德的指引，所謂的幸福是狹隘的，不具有普遍意義。我們探索幸福的哲學意義就是要超越個體的幸福觀，上升到人類的幸福觀。從哲學上講，人最重要的是對意義的追問，因為沒有意義的人生將走向虛無，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把幸福當成追尋的目標，無論是“世界大同”還是“詩意棲居”，這些生存理想的背后，是人們對于物質(zhì)上富足、精神上滿足的巨大渴望，而這些生存渴望源自于人們對“我是誰?”、“我要到哪里去?”這些問題的深刻思考，所以，與其說人們在試圖尋找幸福，不如說人們在追問意義。將幸福與道德問題相聯(lián)系，讓人對幸福的理解超越單純的自我體驗，就意味著追求一種善的目標，而這種善應該契合與人類的生存，幸福與意義的關聯(lián)本身就意味著超越具體的人的存在，正如羅素所說的那樣，“幸福的獲得，在極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消除了對自我的過分關注。”這種幸福也必將是對人類命運設身處地的關心。
人雖對幸福生活具有強烈的渴望，但人深處社會之中未必一定是幸福的，而且可以說，不幸是無處不在的。人雖然可以自由地向往幸福，但對幸福的追尋過程往往是不自由的，常受到來自個體心理及社會環(huán)境的制約。也就是說，人的幸福、不幸與人的有限性相關聯(lián)，人的生命有限，人在自然與社會之中的活動也是受限的。劉小楓博士曾借蘇菲的選擇批評薩特的自由選擇學說在生存論上的不真實，在他看來“當存在的結構因某些人的作惡而在本體論上帶有罪惡性時，自由的抉擇是不存在的。”不過維克多・弗蘭克似乎有不同意見，在他看來，人的內(nèi)在思想朝向是可以把握的，“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惟獨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已態(tài)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剝奪。”但是，自由思想和自由選擇是兩回事，在奧斯維辛事件中，當個體無法掌握自己的身體和命運時，所謂的自由選擇是不切實際的，在特定的社會狀態(tài)下，個體可以通過自我心理調(diào)控改變對幸福的感受度，但這種幸福是極其有限度的，不具有決定意義。人類社會的復雜功能中包含著對人的制約和解放，從本質(zhì)上這種制約應該符合人類的倫理，而這種解放也應該朝向更有利于人類幸福的方面，正如羅素所言“我想從那些積極的情感中產(chǎn)生的道德似乎更有可能比從那些消極的情感中產(chǎn)生的道德要好一些;施于自由之上的種種限制應源于對他人的慈愛和友善，而不是源于純屬于壓抑性情感的嫉妒。如果運用了這條原則，它必將更好地促進人們性格的發(fā)展，并有助于塑造身心更健康的人，一個從人類傳統(tǒng)道德的殘忍本性的限制中解脫出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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