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歷史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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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歷史篇一：吳起變法
在春秋后期地主階級取得奪權斗爭勝利的基礎上進行的。到了戰(zhàn)國時期，奴隸制的土地國有制，已經(jīng)大部分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促使新興地主階級在政治和經(jīng)濟勢力更加壯大，與原來奴隸主貴族頑固勢力的矛盾越來越深。
楚國地廣人眾，能夠調(diào)集百萬大軍，在戰(zhàn)國七雄中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由于政治腐敗，經(jīng)濟落后，國力一直萎靡不振。楚悼王繼位后，連年遭到魏、趙、韓等國的進攻，不斷喪失失地。在極其窘迫的形勢下，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禮賄賂秦國，在秦國的幫助下才和魏、趙、韓講和。面對這種內(nèi)外交困的形勢，楚悼王很想有一番作為，但苦于缺乏變法圖強的真正人才和支持者。
恰恰這時吳起來到楚國，吳起為楚悼王分析楚國的弊端說，楚國貧弱的原因是“大臣太重，封君太眾”，即大臣的權勢太大，威脅著國君的權力;受封食祿的貴族太多，影響著國家的財政稅收。要扭轉(zhuǎn)這種局面，只有“明法審令”，盡快變法革新。對吳起分析的種種弊端，楚悼王深有感觸，于是先任為宛守，防御韓、魏。一年以后，晉升為今尹，主持變法。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歷史篇二：商鞅變法
柏楊說，秦國商鞅的變法，是一場最為驚心動魄的魔術。
此話有理。這一場變法可謂驚天動地，中國歷史上只此一回。
商鞅的主張?zhí)珖樔肆?，他無比激進。激進到什么程度呢?在他那里，“從容易改的地方著手”等等，全是廢話。他絕對沒有“增量改革”的計劃，絲毫沒有考慮過“漸進”這個字眼，也不需要論證什么“社會承受力”。商鞅要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價值觀念和家庭生活等所有領域全盤出擊，一個也不落下，齊頭并進，銳意突破，爭取在最短時間內(nèi)，通過上述所有方面，把秦國全盤改變，徹底改變，變出一個你從來不認識的秦國。
如果有誰出來阻擋，對不起，大刑伺候!你跳出來說不好，當然沒好果子吃。你如果稱贊他的改革，也不行。《史記商君列傳》說，改革進行到某個階段的時候，有一幫人聚集起來前往京師獻辭說好。結(jié)果，這些唱贊歌的人全家都被發(fā)配到邊遠地區(qū)。
為什么呢?商鞅說：“唱贊歌也是搗亂!”他要你徹底閉嘴，領導說什么就是什么，說全盤改變，就馬上全盤改變，一個字也不許議論，說好說壞都不行。全國所有臣民的責任和義務，就是啞巴一般地沉默執(zhí)行，而且要全盤徹底。
我們中國人如今也經(jīng)歷了30年改革開放，見過很多世面，可是你能想象商鞅這樣的改革嗎?你吃得消這樣的改革嗎?
話說也怪，商鞅歷時19年的改革，竟然成功了。怪不得范文瀾說，秦國舊勢力比較小，所以商鞅變法成功，這與李悝在魏國、吳起在楚國變法時遇到極大阻礙很不一樣。呂思勉則說，“秦國開化較晚，所以風氣樸實”，民眾比較聽話。
不管怎么說，魔術師上臺的時候，用一幅寬大的綢子遮住舊的秦國。舊秦國是什么樣呢?地處偏遠，默默無聞，落后而貧窮，再加上長期內(nèi)斗，“兵弱而主卑”，就如一個侏儒，不時受到強鄰魏國和楚國的欺負，誰都不把它放在眼里。中原各大國談到秦國的時候，竟稱之為“夷狄”，這是蠻荒不開化的同義語，秦國人怎能忍受?
19年之后，那幅綢子一抖開，你可要揉揉自己的眼睛了——侏儒變成了巨人!一個嶄新的秦國，軍事實力強大的秦國，出現(xiàn)在戰(zhàn)國舞臺上。19年，在歷史上算起來，可稱為一瞬。你說是不是魔術?在這個意義上，稱商鞅為魔術師不為過。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歷史篇三：吳起的政治改革教訓頗多
楚國是一個貴族保守勢力很大的國家，錯綜復雜的宗法關系、人際關系，使得既得利益集團樹大根深，要想觸動他們，掃除他們的勢力，必須掌握輕重緩急，從薄弱環(huán)節(jié)入手，而不能簡單草率，必須有破有立。比如，他廢除貴族世卿世祿制，“三世而收爵祿”，這是對西周以來宗法制度“五世則遷”的重要修改。可以估計，當時爵祿傳承三代的貴族一定不在少數(shù)，他們執(zhí)行的是老祖宗定下的傳統(tǒng)。而吳起竟斷然宣布，從即日起爵祿傳至三代者不再下傳!貴族喪失了爵祿，要不要給予安置，或者幫他們找個出路?不僅沒有，而且“遷往廣虛之地”——流放到荒無人煙的地方!這實在有些不近情理了。什么事情容易激起劇烈的矛盾沖突?莫過于斷了人家的生路，使其生計出了問題。
其實，對這些舊貴族可以用緩和的手段和辦法，有節(jié)奏、有分寸地逐步解決，不要擴大矛盾，不要打擊面過寬。而吳起大刀闊斧，不管不顧，使許多并非敵人的貴族利益受到損害，對吳起恨之入骨，最后導致楚悼王死后僅三天，尸骨未寒，吳起就被貴族們殺死并車裂。
以往一些研究吳起變法的學者說，吳起變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吳起對舊貴族的打擊不夠堅決，鎮(zhèn)壓不夠徹底。我說，非也。是他打擊面過寬，辦事過于簡單粗暴，迅速激化了矛盾。司馬遷說吳起“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意為吳起一到楚國執(zhí)政卻因為刻薄、暴戾、少恩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從性格看，說吳起“刻暴少恩”并無不確之處，這是吳起的性格，也是法家的性格。吳起的悲劇很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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