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歷史故事 辛亥革命與“辮子”

　　清廷以強迫男人留辮，彰顯其專制淫威;辛亥革命則反其道而用之，以“辮子”激發(fā)民眾的反清意識，將反清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在轟轟烈烈的剪辮子運動中壽終正寢。辮子是清朝的象征;剪掉辮子則是辛亥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標志。一條辮子，注入了復(fù)雜的政治變數(shù)和特定的文化內(nèi)涵，頗有考究的韻味。

　　剪辮與革命

　　20世紀初年，伴隨著反清革命的高漲，出現(xiàn)了批判辮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厭惡地把辮子稱作“煩惱絲”。許多報刊都以辮子為題，揭露清政府的殘暴和喪失人性。鄒容在《革命軍》中把辮子列為反清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斥責清廷強迫男人留辮子是“固我皇漢人種，為牛為馬，為奴為隸”。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將辮子納入反清革命，辮子的去留成了是否革命的標志。激進的革命黨人為表示獻身革命的決心，首先剪掉辮子，同時以剪辮相號召，呼吁投入革命。

　　1879年孫中山在檀香山讀書時就有不少人以辮子戲弄和欺負他，他異?？鄲灪蛻嵟?。后來有人勸他剪掉辮子，他卻理智地解釋道：“我們?yōu)榧艮p的最后目的，應(yīng)該大家聯(lián)合起來，等到全體的中國人都可剪辮子時，才把辮剪掉。若是一個一個地把發(fā)辮剪下，是不相宜的。”這是孫中山第一次以辮子相號召，鼓吹團結(jié)大多數(shù)民眾奮起反清。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后，由于“興中會”已經(jīng)建立，反清的大旗已高高舉起，所以孫中山在11月20日由日本橫濱前往檀香山時，就在華僑馮鏡如的文經(jīng)書院剪掉了辮子，以示決心把反清革命進行到底。

　　1902年，17歲的鄒容從四川來到了上海，為表示反清的決心，痛快剪掉辮子，乘船赴日留學(xué)。一到日本，鄒容就投入方興未艾的革命洪流，誓與一切邪惡勢力作斗爭。陸軍學(xué)生監(jiān)督姚文甫行為不軌，發(fā)生奸情，他聯(lián)合張繼、王孝鎮(zhèn)、陳獨秀等人在晚上掌燈時分，闖入姚的住處，乘姚不備由張繼抱腰，鄒容按頭，陳獨秀揮剪，剪其辮子。一來抒發(fā)“割發(fā)代首之恨”，二則揭示剪辮的正義性，號召留學(xué)生革命反清。在鄒容眼里，“區(qū)區(qū)一辮發(fā)”事小，關(guān)系“種族存亡”事大。在鄒容等人的大力推進下，1903年拒俄運動的高潮中，黃興、陳天華、蔡元培、吳玉章、張繼、陳獨秀、秦毓鎏、許壽裳、韓強士等人都剪掉了辮子，發(fā)誓與清朝一刀兩斷，革命到底。

　　1902年魯迅赴日留學(xué)后，深深為鄒容等革命黨人的反清活動所感染，對辮子“深惡痛絕”，1903年他毅然決然剪掉了辮子。但一旦回國探親，還得做一條假辮子蒙混過關(guān)。所以，清末做假辮子生意興旺，頗能賺錢。魯迅后來回憶道：“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留給客店里的一位使女作假發(fā)，一半給了理發(fā)匠。人是在宣統(tǒng)初年回到故鄉(xiāng)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做假辮子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留學(xué)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人知道你原來是留學(xué)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子，也不行;人堆里要防擠掉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來沒有辮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裝了。”

　　這段回憶清晰地透露出三點信息：1.假辮生意興隆，反證了剪辮的人很多;2.在人們心目當中，留學(xué)生幾乎都剪了辮子;3.魯迅戴了一個月的假辮居然敢于去掉，說明基層社會對剪辮的控制很弱，剪辮有成風之可能。

　　新軍與新式學(xué)堂中的剪辮風

　　新軍雖然是清政府控制最嚴的部分，但由于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10年前后，也時有剪辮事件發(fā)生，尤其在新式軍事學(xué)堂，屢見不鮮。

　　1910年，山西陸軍學(xué)堂的學(xué)生集體剪辮，頗具氣勢。劉精三記云：“九月間，我們聯(lián)系進步同學(xué)24人剪了辮子，一時風起云涌，剪辮運動形成高潮。到了冬季，200名同學(xué)，除少數(shù)旗人外，剪辮子的達到170余人之多。省城大專學(xué)生說：”陸軍學(xué)堂變成了寺院，學(xué)生當了和尚，但也有帶發(fā)修行的‘。“

　　1911年春天，武昌軍事學(xué)堂新軍學(xué)生也紛紛剪辮。陸軍第三中學(xué)開始有200多人集體剪掉了辮子，遭到校方嚴厲斥責。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幾天，又有200多人剪辮?？偣?00多人的學(xué)校，400多人剪掉了辮子，校方長官也奈何不得，因為法不責眾。在新軍學(xué)生剪辮風的影響下，一些較開明的新軍軍官也開始支持。“湖北陸軍四十一標二營學(xué)兵李佐清，以發(fā)辮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礙，日前毅然剪辮。”黎元洪知道后，不但不予指責，反而贊揚李佐清說：“我國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發(fā)一事幾乎風靡一時。余本欲先行雉去，以為軍界同人倡，因明詔未頒，故爾中止。今爾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訕笑，導(dǎo)文化之先機，匪惟社會所歡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和新軍軍事學(xué)堂相比，地方新式學(xué)堂的剪辮風則更強勁。1905年，為了抗議日本歧視中國人的取締中國《留學(xué)生規(guī)則》，許多留日生憤而歸國。從培養(yǎng)新型人才的愿望出發(fā)，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公學(xué)。蔡元培西裝革履，不留辮子，學(xué)生也大都剪辮，儼然一個沒有發(fā)辮的“獨立王國”。很多人對他們投以驚異的目光，官吏和警察怒目而視，也毫無辦法。

　　1910年，浙江的師范學(xué)堂和紹興中學(xué)的學(xué)生突然都將辮子剪了。當?shù)老铝?ldquo;蓄發(fā)”，但無人理睬，為息事寧人，只好不了了之。1911年暑假，浙江求是書院(浙江大學(xué)前身)又出現(xiàn)了一場剪辮風波。馬敘倫回憶說：“那時求是書院有一位教員叫孫江東，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個題目，叫《罪辮文》，教學(xué)生做。學(xué)生里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發(fā)議論，斥責清朝。孫江東還嫌他們文章里‘本朝’兩個字不行，給他們改成‘賊清’。”由此可見，辮子和反清緊密相聯(lián)?？傊?，由于革命思想的傳播，剪辮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革命歷史故事 親吻鐐銬的偉大妻子們

　　十二月黨人起義，是俄羅斯歷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革命事件。但是，在這個事件中，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一直在俄羅斯的大地上流傳，這段歷史的主角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她們用自己文弱的身軀，為自己的丈夫，為十二月黨人起義，也為俄羅斯的女人們，譜寫了一段美麗的傳奇。

　　1 825年12月，俄國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_批青年貴族軍官，受到法國啟蒙思想和法國革命的影響，也深受國內(nèi)進步思想家的熏陶，逐漸形成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思想。他們?yōu)榱朔磳ι郴蕦Ｖ浦贫?、反對農(nóng)奴制度，揭竿而起。因起義發(fā)生在12月，起義者被稱為十二月黨人。

　　但是，起義因準備倉促，指揮不力，且沙皇軍隊4倍于起義軍，起義遭血腥鎮(zhèn)壓。起義失敗后，大批十二月黨人被逮捕，5位領(lǐng)導(dǎo)人被處絞刑，31人判徒刑，120多位十二月黨人戴著沉重的鐐銬，被流放到遙遠的西伯利亞服苦役。這是一片野獸出沒、人跡罕至、荊棘遍野的蠻荒之地。在漫長的30年間，不斷有人因勞累疾病而死，但“在關(guān)鍵時刻，他們中無人會往后退”，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因何而來，更明白自己為何而活著!在困厄潦倒的處境中，他們一刻也不曾放棄斗爭。他們給家里人寫信詛咒黑暗的專制制度，揭露政府慘無人道的罪行。一時間，十二月黨人的書信在俄國各地被人們爭相傳抄，就像不滅的火炬，鼓舞著生活在黑暗和暴戾中的勞苦大眾奮起反抗。

　　這些信件，最直接地沖擊著他們的妻子們。身在莫斯科等城市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做出了一個大膽而勇敢的決定，她們要不遠萬里去西伯利亞，到丈夫的身邊去，為丈夫送去溫暖與體貼，送去精神的支柱!這些妻子大都是出生高貴的貴族女性。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后，沙皇命令他們的妻子與“罪犯丈夫”斷絕關(guān)系，為此他還專門修改了沙皇法律不準貴族離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貴婦提出離婚，法院立即給予批準。

　　出人意料的是，絕大多數(shù)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堅決要求隨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亞!迫于情勢，沙皇不得不答應(yīng)了她們的要求。但政府緊接著又頒布了一項緊急法令，對她們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隨丈夫流放西伯利亞的妻子，將不得攜帶子女，不得再返回家鄉(xiāng)城市，并永久取消貴族特權(quán)。這一法令的頒行，意味著這些端莊、雍容、高貴的女性將永遠離開金碧輝煌的宮殿，告別昔日的貴族生活!

　　但是，她們沒有聽從沙皇的命令，也沒有被種種威嚇所嚇到，她們寧愿放棄都市中優(yōu)裕的貴族生活，寧愿戴著腳鐐手銬被拿槍的衛(wèi)兵押送著遠行。

　　在廣袤的俄羅斯大地上，在漫長的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的路程上，近百位俄羅斯貴族女性，演繹了一場最悲壯的頌歌。她們相信自己的丈夫是正義的，她們堅信自己的丈夫是勇敢的化身，她們?yōu)樽约菏撬麄兊呐硕湴?，她們要像自己的丈夫那樣獻身正義的事業(yè)!

　　特魯別茨卡婭是她們中第一個到達西伯利亞監(jiān)獄見到丈夫的女性。她后來這樣描述自己和丈夫相1會的情景： “謝爾蓋向我撲來，他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一陣腳鐐的叮當聲使我驚呆了!他那高貴的雙腳竟然上了鐐銬!這種嚴酷的監(jiān)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痛苦、屈辱的程度。當時，他的鐐銬如此激動了我，以致我先跪下來吻他的鐐銬，而后才吻他的身體。”

　　在十二月黨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之后的兩年時間內(nèi)，他們的妻子也先后到達了那里，她們像自己的丈夫一樣堅韌不屈。

　　這段歷史遠去了，這些偉大的女性也遠去了，但是，她們不屈不撓的身影，卻依然在歷史的時空中閃爍。

　　革命歷史故事 王莽的精神文明建設(shè)

　　公元前7年，漢成帝暴病而死，沒有留下子嗣。不久，他18歲的侄子劉欣被擁上帝位，后世稱之為漢哀帝。公元前8年，久病中的成帝曾有過一次大手筆的革新——對宰相制度做了重大調(diào)整，史稱“綏和改制”。

　　此次革新的主要內(nèi)容是調(diào)整外朝丞相、御史大夫、太尉這“三公”的權(quán)位排序。按照西漢舊制，“三公”以丞相為首，御史大夫、太尉輔之。“綏和改制”之后，三公地位與權(quán)力彼此對等，遂成鼎立之勢。

　　但成帝在次年的突然去世，使得剛剛起步的“綏和改制”沒有產(chǎn)生應(yīng)有的效用——改變元帝以來君權(quán)旁落，尤其是外戚橫跨內(nèi)廷與外朝的畸形政治格局。哀帝劉欣雖然能夠洞察成帝的良苦用心，但奈何自己初承帝位，又是由藩國入繼大統(tǒng)，急需獲得長安實力派政治勢力的認可與支持，“綏和改制”自然也就只得不了了之。

　　哀帝在后世博得不小的名聲，大半源自他和同性密友董賢之間關(guān)于“斷袖”的那段風流公案。為后世所忽略的，則是哀帝實有重建武帝與宣帝時代君權(quán)至尊無上的“政治輝煌”的雄心，為此，哀帝與彼時當權(quán)的王氏外戚纏斗不休，并一度將王氏外戚在朝中的領(lǐng)軍人物罷職，甚至逐出京城。

　　但哀帝在公元前1年的早卒，令這一切如成帝的“綏和改制”一般都失去了意義。

　　日食讓王莽重返政治舞臺

　　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王氏外戚在朝廷的最高代表、大司馬王莽被罷免，兩年后，又被逐離出了京師，一輛破陋的馬車把他載回了封地南陽新都。在那里，他將度過三年孤寂的時光，同時也將利用這段難得的時光以局外人的視角來審查漢帝國的歷史、現(xiàn)狀以及未來。

　　公元前10年的岷山坍塌事故，一直在王莽的腦海里揮之不去，尤其是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權(quán)威人物劉向當時給出的解釋。劉向說：“周朝那會兒，岐山坍塌、三川枯竭，結(jié)果周幽王死于非命。岐山正是周朝的發(fā)祥地，漢帝國興起于蜀郡、漢中，如今龍興之地山崩川竭，天象的顯示也與此吻合，看來亡國之日不遠矣!”

　　帝國將亡。不單單是出身皇族的劉向和出身外戚的王莽如此認為，年輕的漢哀帝同樣也感觸極深。也正因為如此，王莽才會被年輕的新皇帝決絕地逐出了京城。新皇帝堅信：正是王氏外戚長期把持著帝國的朝政大權(quán)，蠅營狗茍，才使得帝國的形勢江河日下。

　　年輕必然氣盛。哀帝有大干一番的雄心。

　　年近四十的王莽在南陽濕熱的宅院里不斷聽到來自北方長安的消息——哀帝如何提拔丁家外戚，又如何打壓冒得太快的傅家外戚，再又如何扶植早已沒落的趙飛燕一系的外戚。如此種種，不一而足。這樣的消息總會讓王莽忍不住搖頭嘆息——哀帝是個想要有所作為的好青年，但卻找錯了方向。

　　帝國的病根不在外戚身上。帝國有病，外戚只是病癥，而不是病源。

　　一想起哀帝在即位之初問自己的那個問題，王莽就忍不住感嘆：年輕人總是容易將問題簡單化，然后迅速做出粗暴的處理。那是登基大典過后沒幾天，哀帝突然在朝堂上公開問道：“我的祖母定陶恭王太后該住在哪里呢?”

　　王莽很清楚這個問題是直接針對自己的。“為人后者為人子”，是朝廷當年選擇劉欣為太子時，所定下來的硬性條款。作為繼承漢成帝皇位的前提條件，劉欣必須拋棄定陶國的宗法譜系，與自己的生父切斷宗法上的父子關(guān)系，而以漢成帝為父親。而以漢成帝為父親的后果，則是必須認同漢成帝的母親王政君為親祖母;認可王政君為親祖母的后果，則等于認可了老王家為自己的直系外戚，這其中，就包括認可王莽是自己的親舅舅。

　　哀帝拋出這個問題的目的，顯然是希望通過更改自己帝位的正統(tǒng)性和宗法來源，來否定掉王氏外戚所壟斷的朝政大權(quán)。

　　新皇帝不認可王氏是自己的嫡系外戚，也不認可王莽是自己宗法上的親舅舅。王莽有些啞然失笑的感覺。新皇帝在操縱宗法正統(tǒng)，以圖打擊自己和背后的王氏外戚。殊不知，帝國所面臨的最大的政治危機，恰恰莫過于正統(tǒng)性危機。自董仲舒倡導(dǎo)“天人感應(yīng)”以來，帝國的儒家知識分子就一直在不遺余力地宣揚漢帝國的正統(tǒng)性存在問題，需要一場完美的“禪讓”，至宣帝、元帝兩朝，儒家知識分子上升成為帝國知識分子的主流，這種對劉氏皇位正統(tǒng)性的質(zhì)疑越發(fā)變得赤裸裸了。要求昭帝順應(yīng)天命退位的睦弘、高倡“帝位循環(huán)論”而自殺成仁的蓋寬饒，都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眼里的楷模。

　　自然法則下的帝國合法性岌岌可危，哀帝卻還糾結(jié)于血緣法則下的皇位合法性。

　　長安城的好消息，在一次日食之后終于傳遞到了南陽的新都。刮風下雨、日升日落早已成為漢帝國政治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日食則更是令所有長安高層人物時刻膽戰(zhàn)心驚的事情。公元前2年正月出現(xiàn)的這次日食，就徹底改變了漢帝國此后的命運。

　　日食出現(xiàn)之后，體制內(nèi)和體制外的儒家知識分子在朝廷內(nèi)外掀起了一場為王莽鳴冤的運動，他們一致認為，此次日食由衷帝放逐了王莽這樣的“賢人”所致。

　　哀帝不得不接受這種在當時被普遍認可的政治游戲規(guī)則。根據(jù)規(guī)則，他召回了王莽，理由很冠冕堂皇：讓他回來照顧他的姑姑——年邁的太皇太后王政君。

　　王莽能夠得到儒家知識分子的認可，源自他個人的徹底儒家化。多年來，王莽一直遵從儒家經(jīng)典的教導(dǎo)處世做人，甚至帶有強烈的左傾和教條主義之嫌——他逼迫自己的兒子自殺，因為兒子殺死了一名家奴。理由是：孔夫子說“仁者愛人”，孟夫子說“人人素其親，長其長而下平”。按照夫子們的教導(dǎo)，家奴也是人，也是必須同等以“仁”相“愛”的。在某種程度上，學(xué)習《禮經(jīng)》出身的儒家門徒王莽，患有強烈的精神潔癖或者說是道德潔癖。

　　這樣一個曾經(jīng)處在大司馬那樣顯眼位置上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帝國儒家知識分子們注視的焦點。

　　而當哀帝驅(qū)逐王氏外戚勢力，提拔丁氏、傅氏外戚來抗衡王氏之后，丁、傅兩家的不學(xué)無術(shù)和貪得無厭，讓儒家知識分子們更加思念被流放在南陽的王莽——日食，正好給了他們表達自己的政治愿望的機會。

　　哀帝在王莽回京后的第二年突然去世，他的早天迅速改變了漢帝國的歷史走向。飽受壓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在哀帝去世后第一時間移駕未央宮，部署王氏子弟控制了朝廷中樞，并急派使者把王彝召入了未央官，執(zhí)掌兵權(quán)。

　　屬于王莽的時代來臨了。

　　八年之后，在儒家知識分子們一片贊頌聲中，王莽在肅穆的和平“禪讓”儀式下，取代漢室，登上帝位，建立了新莽王朝。

　　自堯、舜、禹三代以來，“禪讓”一直都只是個美麗的政治傳說，從未有人將其完整地付諸實施過——王莽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此后，中國歷史上諸多的“禪讓”游戲，無一不是在重兵環(huán)繞、刀槍加頸的前提下完成，唯有王莽，是在獲得了帝國絕大多數(shù)的輿論支持之后，順應(yīng)“民意”和平接受禪讓登上帝位的。

　　這一結(jié)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但其發(fā)生質(zhì)變的關(guān)鍵點，則毫無疑問是在公元前5年的那個六月。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哀帝生母丁太后去世。哀痛之余，年輕的皇帝也在苦苦思索帝國的前途何在，遍地都是造反的民眾，朝廷內(nèi)外權(quán)斗此起彼伏，帝國一派末路景象。也許是過度的悲傷損傷了哀帝的判斷力，也許是數(shù)年來的努力每每付諸東流讓哀帝喪失了信心，也許是沉重的疾病侵蝕了哀帝最初的雄心——總之，當神棍夏賀良冒出來說他能夠挽救漢帝國的命運時，哀帝鬼使神差地相信了。

　　夏賀良告訴哀帝：“漢朝氣數(shù)已盡，改朝換代已經(jīng)在所難免。老劉家要想繼續(xù)做皇帝，就必須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須改紀元、換國號，才能逃過此劫。”

　　很快，帝國的百姓們就都接到了哀帝下發(fā)的緊急詔書：“漢朝建國二百余年，氣數(shù)已盡。但皇天庇佑，又給了我們劉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機會。朕無德無能，豈敢抗拒!現(xiàn)在宣布改元更號。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以后不再是漢朝皇帝，而是‘陳圣劉太平皇帝’。”(《漢書·哀帝紀》)

　　年輕的新皇帝顯然對這份詔書可能會帶來的嚴重后果估計不足。事后回顧，這份詔書的影響之惡劣，簡直難以想象——這是漢帝國最高首腦首次主動承認自己氣數(shù)已盡。至于那個什么“陳圣劉太平”，如果完全不知所云倒也罷了，偏偏又引發(fā)了這樣的流言：“陳國人是舜帝的后代，老王家則是陳國人的后裔。漢朝劉氏是堯帝的后裔，堯傳位給舜。這個國號意味著老王家將要取代老劉家，王莽將要代天行道啦!”

　　到了這年八月，對于漢帝國的未來，民間已經(jīng)是議論紛紛。夏神棍信誓旦旦的“嘉應(yīng)”卻始終沒有出現(xiàn)。自然災(zāi)害仍然此起彼伏，哀帝的疾病也不見好轉(zhuǎn)，反而日漸沉重。夏神棍為了推卸責任，又說問題出在朝廷沒有更換新的大臣，還向哀帝推薦了幾個心腹，建議由他們接任丞相和御史大夫。

　　哀帝并不是白癡，夏神棍被處決了，大漢朝又回來了。也許，哀帝認為自己病情的加重和篡改社稷這一“不忠不孝”之舉有關(guān)，在接下來的一年多的時間里，他把全國各地被廢棄掉的七百多座劉氏神祠又都重建了起來。在這短短的一年里，他對著上蒼和這些神祠，禱告了三萬七千多次。

　　往生的祖宗可以禱告祈求原諒，然而民眾的禁忌之口一旦打開，卻再也難以封閉。正是從夏賀良事件開始，漢帝國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開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討論“漢家天下氣數(shù)已盡”。換言之，正是哀帝自己，為日后王莽的和平受禪，打開了最關(guān)鍵的那扇禁忌之門。

　　多少年以來，儒家知識分子們一直都在追求一個完美的至治社會——“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君主應(yīng)該選賢任能，播揚仁義，澤被萬民……簡而言之，漢儒們的政治理想，可以用“奉天法古”四字來總結(jié)。所謂“奉天”，即董仲舒所倡導(dǎo)的天人感應(yīng)，皇權(quán)受命于天，一旦無道，則上天必會降下災(zāi)異以示警告，若頑冥不改，則必遭上天拋棄，所謂“法古”，則是回歸上古三代的“禮治”，換言之，回歸周公時代。

　　他們所選擇的王莽，恰恰是周公的虔誠信徒。

　　儒家知識分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們這一次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王莽，這位原教旨的儒家信徒，是如此地接近“周公”。

　　姑且回顧一下王莽的登基之路——

　　元始四年(公元4年)八月，王莽修筑了明堂、辟雍和靈臺。據(jù)說，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揚政教的所在;辟雍則是上古帝王設(shè)立在京師的最高學(xué)府;而靈臺則是天子直接與天意交流的地方。這些飄渺的建筑，一直以來僅存在于儒家經(jīng)典著作中，只能作為上古圣哲時代的標志，存在于帝國知識分子們的想象之中。而如今，這些傳說中的建筑，都在王莽的手上變成了實物。

　　王莽隨即又為長安城的儒家學(xué)者們修筑了舒適的高級公寓，還提供給他們一個大大的用來發(fā)表演講和聚會的大廣場;他還在太學(xué)里恢復(fù)了《樂經(jīng)》;增加了博士的名額;大搞擴招;廣征天下學(xué)者前往長安參與禮樂的重新制訂……

　　接下來是“四夷賓服”的祥瑞接踵而至。在王莽代替漢平帝執(zhí)政期間，南方的越裳氏獻來了白雉，東方的黃支則上貢了犀牛，北方的匈奴也變更了首腦的稱呼以示歸順。

　　對于未見動靜的西方，王莽自己動手彌補了這個遺憾。他派人帶著黃金，前往西方，將一個羌族的酋長賄賂到了長安。這位拿人手軟的酋長告訴漢帝國的百姓們，他們感激于安漢公的英明神武，甘愿獻出現(xiàn)在所居住的肥沃的土地。

　　“四夷賓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設(shè)立新郡，然后按照《周禮》中的記載，將漢帝國重新劃分為十二州，以此來顯示西周大一統(tǒng)時代的盛世格局。

　　與此同時，儒家知識分子們?nèi)遮呉蝗赵絹碓綇娏业負泶魍趺ХQ帝，他們開始批評朝廷遲遲不賞賜王莽，批評朝廷的賞賜太微薄，甚至批評王莽太過謙讓。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未央宮里一度堆滿了群眾的抗議信，史載，“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后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緣由是王莽推辭掉了朝廷獎賞給自己的田地，引發(fā)了群眾的極度不滿，人們紛紛抗議，要求王莽接受這個封賞。堆積如山的抗議信，將年幼的漢平帝嚇壞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48萬余人里面，不光有支持王莽的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還包括了一大批的諸侯、王公、列侯和劉氏宗室。

　　當王莽再度拒絕接受封賞之后，民眾的情緒高漲到了巔峰。這一次，他們要求朝廷直接將王莽推上“當代周公”的寶座——以富平侯張純?yōu)槭椎墓浯蟪?、士大夫、博士、議郎等高級知識分子，共計902人，浩浩蕩蕩前往皇宮請愿，要求對“功過伊、周”的王莽速速執(zhí)行“九錫之賞”(緣自周公時代的傳說)，也就是賜予王莽介于皇帝與諸侯王之間的崇高地位。

　　王莽此時已經(jīng)是安漢公，是“宰衡”，從權(quán)力的角度上來說，已不必再給自己添加任何光環(huán)。但王莽沒有拒絕“九錫之賞”，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它。原因其實很簡單——在儒家知識分子們眼里，《周禮》其實是一部周公當年打造出西周盛世之后，所撰寫的經(jīng)典指導(dǎo)教材。接受《周禮》中的終極榮譽“九錫之賞”，對確立王莽的“當代周公”地位來說，意義非凡。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在一場盛大絢爛的儀式中，莊重地接受了傳說中的“九錫之賞”。沒有人知道這場禮儀是不是合乎規(guī)矩，因為600年前的規(guī)矩早已失傳;也沒有任何人去質(zhì)疑這一點，因為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王莽是實至名歸。

　　到了這一年秋天，王莽之前派出去巡視天下風俗的八方使者們也都陸續(xù)返回了京城。他們帶回了令人振奮的消息，“言天下風俗齊同”，百姓們在王莽的英明領(lǐng)導(dǎo)下，風俗回歸淳樸，生活美滿幸福，“當代周公”的精神文明建設(shè)取得了顯著成效;他們還記錄下了全國百姓們稱頌王莽功德的許多歌謠，總計達三萬余字。

　　雄心勃勃的王莽，終于在這一年明確提出了他政治理想的終級目的：“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漢書·王莽傳》)對阻礙自己達成這一理想的人，王莽說，要讓他們嘗嘗“象刑”(非肉刑的象征性刑法，如在犯人衣服上畫上烏龜，或在帽子上寫上“淫賊”兩個字)的味道。

　　回歸三代之治

　　知識分子們對王莽“重制禮樂”這一浩大的精神文明建設(shè)工程，表現(xiàn)出了前所未有的熱忱和擁護，著名學(xué)者揚雄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患有嚴重口吃的揚雄，40歲那年離蜀入京，因為沒有任何社會背景，歷經(jīng)三代皇帝仍然只是一個小小的黃門郎，多年來一直清心寡欲，埋頭于自己的學(xué)術(shù)研究。

　　元始四年，揚雄已近六十歲。蜀中的一位大富豪聽說他正在撰寫新著《法言》，懷錢十萬來到長安，希望他能夠在書里撥幾個字給自己，以便流芳百世。結(jié)果卻遭到了拒絕：“商賈們沒有仁義的行為，就如同圈里的豬羊，怎可隨便載入書中!”

　　吝嗇的揚雄，卻罕見地在《法言》里為王莽留下了一大段文字：“周公以來，未有(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學(xué)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fù)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法言·孝至卷》)

　　揚雄是一個純粹的學(xué)者。在他眼里，王莽勤于王事，建辟雍、立學(xué)校、制禮樂、定輿服，恢復(fù)井田和象刑，引導(dǎo)漢帝國走向中興，實在是堪比堯、舜一樣的偉大人物，是周公之后當之無愧的“圣人”。

　　這番話確實是揚雄的肺腑之言，同時也是下面這些人的肺腑之言：《春秋》權(quán)威左咸、《詩》權(quán)威滿昌、《易》權(quán)威國由、《書》權(quán)威唐昌、《禮》權(quán)威陳咸、《樂》權(quán)威崔發(fā)……

　　所以，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當漢平帝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歲末神秘病倒;當王莽效仿周公當年愿意代周成王去死的祈禱方式，表示愿意代平帝去死;當平帝最終神秘去世，當王莽嚴格按照周公時代的古禮為平帝操辦了喪葬儀式之后——王莽的政治生涯的巔峰，和整個漢帝國儒家知分子們的政治理想國的巔峰，同時來臨了。

　　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在一片歡呼聲中被擁上帝位。

　　整個長安城都籠罩在歡樂的海洋里，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擊在儒家知識分子們的胸口，“禪讓”終于在當代重現(xiàn)，一個“內(nèi)圣外王”的領(lǐng)袖已然誕生，一個嶄新的周公時代來臨了!

　　一支由“五威將”領(lǐng)導(dǎo)的宣傳隊伍被迅速組織了起來，被派往帝國的各個角落，他們的任務(wù)是宣傳王莽已經(jīng)做了皇帝，以及他是如何地天命所歸，無可推辭。

　　一場規(guī)模龐大的社會改造運動，也迅速拉開了序幕。

　　最先提上日程的，是儒家知識分子張邯和孫陽呈上來的一份提案。他們建議恢復(fù)上古時代的“土地國有制度”——井田制。

　　《周禮》中關(guān)于井田制的基本描述是：國家所有的土地都要平均地分配給農(nóng)民耕種，農(nóng)民擁有這些土地的使用權(quán)，但卻沒有占有權(quán)，國家則向農(nóng)民征收租稅和攤派徭役。秦漢以來的儒家知識分子，一直都在竭力呼吁恢復(fù)井田制，因為土地私有制是導(dǎo)致兼并的萬惡之源。董仲舒、孔光、何武、夏侯信、鮑宣這些名噪一時的大儒們，都是井田制的忠實擁躉。可惜武帝也好，宣帝也罷，都絲毫沒有復(fù)古的意愿。

　　王莽剛剛做了皇帝，儒家知識分子們又馬上拋出了井田制的提案，其心情之迫切可以想象。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的最高代言人，王莽沒有理由不批準這份提案，這其實也是他“盛世夢”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份石破天驚的詔書很快出爐了：“天下的田地全部更名為‘王田’，不得買賣。家中男丁不足八人而田地超過一‘井’者，多余的田地必須分給九族、鄰里和鄉(xiāng)黨。以前沒有田地的，則按制度去領(lǐng)取田地。有敢于非議井田圣制、惑亂群眾者，參照舜帝當年的成例，抓起來流放四夷。”

　　在再現(xiàn)三代盛世的光輝這個偉大理想上面，王莽的態(tài)度是相當真誠的，所以他堅信《周禮》的真理性。但對《周禮》的極端崇拜，也自然而然意味著，他主導(dǎo)的這場社會改造運動，是完全沒有任何創(chuàng)造力的。

　　出爐的第二條新政，是關(guān)于解放奴婢的。

　　作為一種私有財產(chǎn)，奴婢的數(shù)量在漢末已高達380多萬，占全部人口的15%。不過對王莽而言，奴婢數(shù)量對國家經(jīng)濟，尤其是對稅收所產(chǎn)生的沖擊并不是他解放奴婢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動力，其實源于儒家意識形態(tài)當中的人本思想。王莽早年曾逼著殺死家奴的兒子自殺，如今又極力推行奴婢解放，禁止買賣奴婢，可見他那些憤慨的指責——“逆天心，悖人倫，謬于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顯然是發(fā)自肺腑的。

　　第三條新政，是關(guān)于幣制改革的。這次幣制改革的另一筆政治賬，同樣來自西周盛世的成功經(jīng)驗。同時代的名儒師丹曾經(jīng)說過：“古者以龜貝為貴，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師丹的這番高論確實無可理喻，但對王莽而言，卻顯然屬于真理，周公時代使用的錢幣，不就是龜、貝嗎?所以，在退出貨幣體系數(shù)百年之后，龜、貝再次在新莽時代死灰復(fù)燃。

　　第四條新政，是關(guān)于行政改革的。

　　漢代的行政體系繼承自秦代，而秦代政治早已被儒家知識分子們“論證”為亙古未有的暴政。所以，許多個萬籟無聲的夜晚，王莽在空寂的皇城里燃著一盞昏黃的油燈，獨自虔誠地翻閱著上古時代的那些儒家經(jīng)典著作，尋找著一個個光怪陸離的官職和地理名稱。在他看來，一個偉大的盛世，必須要配以許多偉大的名稱才能名副其實。王莽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們一一從《周禮》、《王制》這些古圣賢的名著里刨出來。

　　第五條新政，是鹽、鐵、布帛等主要工商業(yè)的國有化。理論依據(jù)仍然是儒家經(jīng)典著作。如名儒魯匡提議釀酒業(yè)國家控制的理由就是：“根據(jù)《詩經(jīng)》的記載，太平年代，釀酒業(yè)控制在政府手里;孔子也說過，衰亂之世，釀酒業(yè)才操縱在百姓手里。”

　　王莽虔誠地按照《周禮》的指導(dǎo)思想去治理這個混亂的國家，但是，一點起色都沒有。

　　盛世沒有來，亂世卻更亂了。

　　隨著改革的推進和破產(chǎn)，那些支持王莽登基的人群開始慢慢發(fā)生分化。儒家知識分子仍然鼎力站在王莽背后，但豪族們卻悄悄退出了——王莽迫切地希望能夠解決漢帝國積弊了近百年的流民問題，寄厚望于土地改革，但結(jié)果卻是惡劣的，流民們?nèi)匀皇橇髅瘢沼写罅客恋氐暮雷鍌儏s為了利益走到了王莽的對立面。

　　地皇四年的秋天，叛軍逼近洛陽。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禮》的指示——“國有大災(zāi).則哭以厭之”，率領(lǐng)群臣來到南郊，集體向天地哭訴。這個白發(fā)蒼蒼、年近七旬的老人，頹然地跪在祭壇上，絮絮叨叨地回憶、訴說著自己獲得帝位的前后本末。最后悲憤地仰天質(zhì)問：“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誅臣莽!”問畢，他捶胸大哭，幾乎昏厥。

　　這年十月，王莽在洛陽被亂兵剁成了肉醬，他留在史書中的最后一句話是：“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他那白發(fā)蒼蒼的頭顱被送到宛城，供當?shù)匕傩站毩暷_法，還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頭。

　　推翻新莽政權(quán)、剁碎王莽的亂兵，其一是無地的流民，其二則是以南陽劉秀為首的豪族。而儒家知識分子們與王莽戰(zhàn)斗到了最后一刻。

　　王莽的失敗，后世多歸結(jié)為其新政不合時宜，這種評價是極不公正的，因為王莽所面臨的難題，在當時幾乎無人可以和平解決——在西漢末年漫長的蝗災(zāi)與饑荒的背后，是人口生殖力與土地生產(chǎn)力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緊張。在土地面積和單位產(chǎn)量沒有明顯提升的條件下，漢帝國的人口卻較之文景之治時代增加了六倍。生產(chǎn)力無力負擔生殖力的后果，是大面積墾荒潮的出現(xiàn)，無節(jié)制墾荒的后果，則是環(huán)境的大破壞;環(huán)境的大破壞隨之引發(fā)大規(guī)模的蝗災(zāi);大規(guī)模的蝗災(zāi)隨之再度削弱生產(chǎn)力……整個漢末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生態(tài)，一直處于這樣一種惡性循環(huán)之中。這不是王莽和他的“井田制”可以解決的問題，更不是他的“精神文明建設(shè)”所能解決的問題，精神文明填不飽民眾的肚皮。

　　王莽和他的新莽政權(quán)，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悲劇。新莽政權(quán)誕生的背后，承載著漢代儒家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這一政治理想，可以說是中國數(shù)千年帝制時代，最開明、最民本的政治理想，或者說是最有道統(tǒng)擔當感的政治理想——當然，后人不免指責其政治理想依附于“天人感應(yīng)”怪力亂神，這種指責貌似有道理，但當代西方之主流政治理念，又何嘗不依于“耶教”精神，何嘗不同屬“怪力亂神”?

　　新莽王朝的潰敗，是儒家政治理想從此走向犬儒化的一個重要轉(zhuǎn)折點。史學(xué)家呂思勉先生對此有著深度的認識：“在前漢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認為不該就這么茍安下去的”，王莽“只是代表時代潮流，出來實行改革的人”;王莽改革的失敗，遂使得后來的政治家們“專求所以適合社會者，而不復(fù)思改革社會矣”，“自東漢至今二千余年，可謂誤入歧途”。而真正將“東漢至今二千余年”導(dǎo)入歧途的，則是東漢王朝的開國之君光武帝劉秀。

　　自王莽新政之后，儒家專注改良，不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