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簡介資料

　　陳寅恪，中國現(xiàn)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于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陳寅恪簡介資料，供大家參閱!

　　陳寅恪簡介

　　陳寅恪(1890.7.3—1969.10.7)，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xiàn)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于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并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先后任職任教于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

　　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夫人唐筼，是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寒柳堂記夢》等。

　　陳寅恪人物生平

　　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生于湖南長沙，生時祖母黃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為兄弟間排輩。陳寅恪兒時啟蒙于家塾，學習四書五經(jīng)、算學、地理等知識。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后，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jīng)、數(shù)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先后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思益學堂”領(lǐng)風氣之先采用現(xiàn)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qū)W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贊賞。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并擴及東西洋，留學日本前便“從學于友人留日者學日文”。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后就讀上海復(fù)旦公學。

　　宣統(tǒng)二年(1910年)，自費留學，先后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于1914年回國。

　　民國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度出國游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

　　民國十年(1921年)，又轉(zhuǎn)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chǔ)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nèi)外學人所推重。

　　民國十四年(19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shè)立研究院國學門，由胡適建議采用導(dǎo)師制。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xiàn)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為導(dǎo)師，人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最為學博識精”。梁啟超向校長曹云祥力薦陳寅恪為導(dǎo)師，并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民國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yīng)聘為研究院的導(dǎo)師，并稱“清華三巨頭”。

　　民國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與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唐筼結(jié)婚。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國十八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shù)精神與價值取向。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dǎo)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shè)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昌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fā)更是精當，令人嘆服!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

　　民國十九年(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聯(lián)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并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zhuǎn)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民國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人占領(lǐng)香港，陳寅恪立即辭職閑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后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于學術(shù)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后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陳寅恪再次應(yīng)聘去牛津大學任教，并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國內(nèi)進行過一次不成功的手術(shù)，再經(jīng)英醫(yī)診治開刀，目疾反而加劇，最后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于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于清華園，繼續(xù)從事學術(shù)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臺灣、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diào)整，嶺南大學合并于中山大學，遂移教于中山大學。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先后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xié)常務(wù)委員等職。(據(jù)《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并注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wù)據(jù)《修水縣志稿》)，繼續(xù)任中山大學教授。

　　1957年，眼疾開始治療。

　　1962年，右腿跌骨折，胡喬木前往看望，關(guān)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并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后撰《寒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jīng)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開始之后，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離開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辭世

　　陳寅恪主要成就

　　歷史研究

　　陳寅恪長期致力于史學研究工作，研究范圍甚廣，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陳寅恪治學主旨“在史中求識”。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jù)、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lián)系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jié)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并在這個基礎(chǔ)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lián)系中考證出關(guān)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fā)展了中國的歷史考據(jù)學。

　　魏晉南北朝

　　陳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響最大。他分析了東漢以后，中國社會上儒家大族與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兩個不同的集團，其勢力的升降為當時政治演變的基礎(chǔ)。陳寅恪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開拓者，涉及的領(lǐng)域相當廣泛，提出許多精辟見解。在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僅在許多方面都有開拓創(chuàng)建，而且有許多方法、結(jié)論至今仍發(fā)人深思，給人啟迪。他從等級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點進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其中，最值得關(guān)注的是關(guān)于民族與文化的歷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他反復(fù)強調(diào)種族與文化問題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關(guān)鍵。在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關(guān)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的論點。這對研究中華民族融合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陳寅恪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擴充，如詩文與史實的互證、考古與音韻資料的應(yīng)用、域外記載的采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進，即史法的進步。該書雖非陳寅恪的原著，但仍較為真實地體現(xiàn)了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隋唐

　　隋唐兩朝共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中世紀的極盛時代，居當時世界各國的前列。但是史家對這一時期歷史的許多重要問題研究得非常不夠，特別是對其文物制度淵源流變的研究，缺少符合歷史事實的論著。陳寅恪有鑒于此，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寫出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應(yīng)用大量資料，系統(tǒng)地論述了從漢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淵源和演變，對海內(nèi)外學術(shù)界有重大影響。

　　另一方面，陳寅恪從“古文運動”，“新樂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學。他把“古文運動”與民族意識，文化交互關(guān)系結(jié)合起來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學新見解。在《論韓愈》一文中，指出古文運動的中心是恢復(fù)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韓愈等是走在古文運動中最前的人。他認為“新樂府”是我國文學逐步趨向下層的一個重要標志，其價值與影響比陳子昂李白更為高遠，這種見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個對“行卷”進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發(fā)掘了“行卷”思潮。

　　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用宇文泰的“關(guān)中本位政策”所鳩合的集團興衰和分化，解釋唐代近三百年間統(tǒng)治階級的升降，論證充分，后來學者多所稱道。此外，他在書中，精細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時期的主要制度，如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諸制，發(fā)其源而究其變，提出關(guān)于“關(guān)隴集團”的概念，為后學提示了一個宏觀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歷史發(fā)展基本線索的關(guān)鍵，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意義。

　　明清

　　陳寅恪所著80余萬言的《柳如是別傳》為明清文學研究提供了許多價值的成果。他詳細考證了柳如是，精辟地拴釋了錢、柳詩文。他頌揚柳如是，贊同錢廉益的觀點，使人耳日一新。他為錢、柳詩文進行箋證，反映明清之際的政治、社會狀況，是以詩文論證一代史事的典范。 該書不僅是陳寅恪檢驗自己畢生學術(shù)水平的一次綜合實踐，同時也是陳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結(jié)晶。

　　新考據(jù)學

　　陳寅恪的著作，多屬考證性文字，但他的考據(jù)方法，已有別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考據(jù)。他以考據(jù)為手段，在考證歷史事實的基礎(chǔ)上，還注意探求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陳寅恪在繼承乾嘉學者實事求是、精密嚴謹?shù)目紦?jù)之學時，也吸收了宋代學者追求義理的作風，注重探求歷史的規(guī)律。在西方歷史語言考證學派的影響下，他十分重視對語言工具的學習，并掌握了十幾門外語。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語言工具，對中外文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學的影響下，他在歷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學觀點，從民族與文化兩個角度來進行研究，拓展了史學研究的范圍。在繼承傳統(tǒng)的前提下，陳寅恪對考據(jù)方法加以創(chuàng)新，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新考據(jù)方法。其考據(jù)方法的特點即“詩史互證”與比較的方法。

　　“詩史互證”是陳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種考據(jù)方法。雖然首先提出這種方法的并不是陳寅恪，但他把這種方法大量付諸實踐并取得了豐碩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詩的史料價值。因唐詩的作者來自社會各階層，唐詩中許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現(xiàn)實生活，可以補正正史之不足及訛誤。除唐詩外，小說也可以用于證史。他還提出了利用小說證史應(yīng)注意的一些原則?！读缡莿e傳》是陳寅恪“詩史互證”的力作，此書通過箋釋錢謙益、柳如是的詩文，系統(tǒng)論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陳寅恪“詩史互證”方法的運用，既是對史料范圍的擴展，也是對考據(jù)方法的創(chuàng)新。

　　比較的方法體現(xiàn)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語言工具，進行中外文資料的比較研究，發(fā)現(xiàn)了許多前人未發(fā)現(xiàn)的問題，并闡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這種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獲得了許多成果;他還利用對音方法考證出史書中的一些地名，以及書籍在輾轉(zhuǎn)翻譯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錯誤。與王國維一樣，陳寅恪也注重地上實物與地下實物的比較研究，特別是利用敦煌出土資料釋證文獻記載，并有許多發(fā)現(xiàn)。

　　陳寅恪的新考據(jù)學方法，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傳統(tǒng)文獻研究方法，在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但他有些考據(jù)過于繁復(fù)冗長，這又是他的不足。 陳寅恪與王國維、陳垣等形成了中國史學史上具有代表意義的“新考據(jù)學派”。研究的范圍，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并取得了不少開創(chuàng)性的成果。

　　區(qū)域文化

　　蒙史

　　《蒙古源流》是明朝萬歷年間內(nèi)蒙古薩囊徹辰所著，其中夾雜不少神話傳說，與元代蒙漢文史書多有不同，往往讓人們困惑不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陳寅恪發(fā)表了4篇論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書的本來面貌，使人們對原來困惑不解的難題，得以了解通釋，對后來的蒙史研究產(chǎn)生重大影響。 他在《蒙古源流》一書中首先運用了西方漢學家的對音勘同的譯名還原法，突破了這一領(lǐng)域中傳統(tǒng)的證補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國蒙古史的研究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

　　敦煌學

　　陳寅恪的學術(shù)研究，雖然沒有傾力于敦煌學，但是卻在敦煌學資料的搶救、整理、敦煌學的確立及發(fā)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使敦煌學終于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陳寅格從事敦煌文獻研究并把它納入到世界學術(shù)領(lǐng)域中，得到各國學術(shù)界的認可。

　　1930年，陳寅恪在其所撰《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學”的概念，指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shù)之新潮流也”。在該序中，就北京圖書館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寫本提出九個方面的研究價值，即摩尼教經(jīng)、唐代史事、佛教文義、小說文學史、佛教故事、唐代詩歌之佚文、古語言文字、佛經(jīng)舊譯別本、學術(shù)之考證，為敦煌學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經(jīng)隨聽疏跋》《懺?；鹱锝鸸饷鹘?jīng)冥報傳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緣曲跋》《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韋莊秦婦吟校箋》《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等多篇論文;還在《敦煌石室寫經(jīng)題記匯編序》《元白詩簽證稿》等論著中，利用敦煌資料補史、證史、大多數(shù)敦煌學論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元白詩箋證稿》三書也使用一些敦煌資料。著文為從事敦煌文獻研究者開闊了視野，為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chǔ)，開創(chuàng)了先河。

　　藏學

　　陳寅恪對藏學、突劂學研究，他從不輕下斷語，總以嚴謹?shù)目茖W態(tài)度進行判別，不違駁事實，是一位史識與史德統(tǒng)一的典范。他嚴謹處理“贊美”與“求真”的關(guān)系，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陳寅恪積極促進當時國內(nèi)對于藏文書籍文獻的保護和收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存有陳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錄》，除此之外，還曾在流亡云南蒙自時期撰寫《蒙古源流注》，該書稿系依據(jù)其蒙、滿文諸本，并參稽其所出之西藏原書、《四庫提要》所謂“咖喇卜經(jīng)”等者，考訂其得失，與沈乙庵書大異。另又花費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經(jīng)的梵、藏、漢譯本之異同得失而撰寫《校記》?？上зY料及文稿均毀佚于戰(zhàn)火。

　　陳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學者有多人，如李方桂于解放前赴美，一直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發(fā)表有《馬重英考》等多篇論文。而受陳寅恪的影響，一些有志之士，如于道泉、張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學生，如吳其昌、姚薇元、劉盼遂、劉銘恕兄弟、林亮等人進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學研究。

　　突厥學

　　在突厥學方面，陳寅恪摒棄了把突厥史作為隋唐史附屬品的陳舊觀念，肯定了“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連環(huán)性”解釋唐與突厥間力量的迅速消長變化以及霸權(quán)地位的急劇轉(zhuǎn)化，表現(xiàn)出卓越的史識。

　　宗教語言

　　陳寅恪對佛經(jīng)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fā)現(xiàn)。

　　宗教學

　　陳寅恪對宗教學的研究，是他學術(shù)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統(tǒng)的方法論訓(xùn)練，又有深厚的駕馭語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夠在宗教學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學術(shù)研究在國際學界也為專家學者仰止。陳門家學有濃厚的佛學氣氛，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曾就學于佛學大師楊仁山的祗洹精舍，潛心修佛。長兄陳衡恪自幼經(jīng)受佛學薰習，且擅佛畫。蔣天樞先生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記敘：陳寅恪少時曾泛覽祖父所藏“浩如煙海”的古籍佛典。佛學研究是他的宗教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內(nèi)容。他利用豐富的語言學知識，開辟了南北兩傳比較研究的領(lǐng)域，注意研究中國佛教的源與流的關(guān)系，梳理佛教名相的產(chǎn)生和演變，指出了以往中國佛教翻譯的“誤譯”或“誤解”的問題。

　　佛教傳入中國后，往往因語文能力限制，不能與原本或其語言譯本對勘，陳寅恪最重外語研習。他研究佛教，能著重考證，并在考證中探討問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學界對早期禪宗研究的高潮，他先后對《大乘起信論》和《六祖壇經(jīng)》的“傳法偈”的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與當時國內(nèi)一些著名學者并不一樣，自成一家之言。他還對當時國內(nèi)佛學界和中國哲學界發(fā)起的魏晉玄學的討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所作的有關(guān)支愍度的“心無義”學說的考證，至今也是最詳盡的一篇，可與湯用彤的《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有關(guān)章節(jié)相互印證。他對武則天與佛教的關(guān)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學者的注意。此外，他對佛經(jīng)翻譯和佛教文學也多有發(fā)微。

　　語言學

　　陳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種西域古代語言。更有盛傳其通曉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滿、藏、希伯來、拉丁、希臘、回鶻、吐火羅、西夏、朝鮮、印地、暹羅等20余種語言。考察其游學經(jīng)歷，陳寅恪應(yīng)當掌握日語、德語、英語。參考陳封懷回憶，陳寅恪應(yīng)當掌握包括英語、德語、法語?？疾炱溆螌W所學課程，陳寅恪應(yīng)當涉獵梵語，希臘語，巴利語?？疾炱渌涗浌P記，陳寅恪應(yīng)當涉獵藏文、蒙文、突厥回鶻文、吐貨羅文(土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佉盧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應(yīng)當是古波斯文)、希伯來文。

　　眾所周知，學習一門語言，有聽說讀寫不同方面，而陳寅恪運用在學術(shù)研究中的，多聚焦于“讀”這一個層面，通過閱讀各種文字的文獻來立論舉證，而于其余的聽、說、寫方面，則沒有明確證據(jù)。雖然陳寅恪所學習過的許多文字都是不必學會聽、說、寫的“死語言”，但就傳說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而言，除了英語、德語和日語外，對別的語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證。而陳寅恪對歷史語言學和“死文字”的運用，并非專注于通曉語言本身，更非是將學習外族文字作為奇巧淫技式的學問展示，他更多的還是借用語言為輔助工具，其學問的核心關(guān)照，還是海內(nèi)文明、中土史地。

　　詩文成就

　　陳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淵明杜甫，雖愛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jīng)過他的學生復(fù)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樞的整理、?？保惶锥?、二百萬字的《陳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教育貢獻

　　陳寅恪自1926年留學回國后，就任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是當時清華“四大導(dǎo)師”之一。之后，成為清華大學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師生中享有“蓋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師”等稱譽。在清華校園里，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難問題，都向他請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滿意的答復(fù)。大家稱他為“活字典”、“活辭書”。他講課時，研究院主任吳宓教授是風雨無阻，堂堂必到的聽課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準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聽他講學。哲學專家馮友蘭，當時任清華大學秘書長、文學院長，可每當陳寅恪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先生總是恭敬地陪著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走出來，靜靜地坐在教室里聽他講課。他講授的課程主要有《佛經(jīng)翻譯文學》《梵文文法》《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唐詩證史》等。

　　陳寅恪對學生的愛護無微不至，對學生生活乃到畢業(yè)后就業(yè)問題，也非常關(guān)心。他認為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問的最好方法。做論文，要求新資料、新見解。他從不要求學生用死記方法，而是鼓勵思考，他更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滿天下”，對陳寅恪來說，當之無愧。他為國家培養(yǎng)了許許多多的優(yōu)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羨林、蔣天樞等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