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盧溝橋事變簡介
七七盧溝橋事變簡介
七七事變是日本全面侵華開始的標志，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zhàn)的起點，也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亞洲區(qū)域戰(zhàn)事的起始。下面是學習啦小編帶給大家的關于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經過、意義以及歷史價值介紹，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七七盧溝橋事變簡介
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zhàn)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zhàn)的起點。這么一件震驚中外的事件發(fā)生在什么時候?盧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因為盧溝橋事變事件是1937年7月7日。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演習時，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第29軍嚴辭拒絕。日軍遂向中國守軍開槍射擊，又炮轟宛平城。七七事變發(fā)生，事件的發(fā)生標志了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爆發(fā)。
1936年，日本華北駐屯軍以卑鄙的手段占領豐臺，將下一個目標定在了盧溝 橋。七七事變爆發(fā)前夕，北平的北、東、南三面已經被日軍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熱河和察東的關東軍一部;西北面，有關東軍控制的偽蒙軍8個師約4萬人;東面，是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統(tǒng)轄的約17000人的偽保安隊;南面，日軍已強占豐臺，逼迫中國軍隊撤走。這樣，盧溝橋就成為北平對外的唯一通道，其戰(zhàn)略地位更加重要。為了占領這一戰(zhàn)略要地，截斷北平與南方各地的來往，進而控制冀察當局，使華北完全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日軍不斷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對北平虎視眈眈。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大隊長清水節(jié)郎率領，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的地區(qū)。晚7時30分，日軍開始演習。22時40分，日軍聲稱演習地帶傳來槍聲，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立即強行要求進入中國守軍駐地宛平城搜查，中國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嚴詞拒絕。日軍一面部署戰(zhàn)斗，一面借口“槍聲”和士兵“失蹤”，假意與中國方面交涉。24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電話。松井稱：日軍昨在盧溝橋郊外演 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fā)現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駐盧溝橋的軍隊，并認為該放槍之兵已經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槍聲非中方所發(fā)，予以拒絕。
不久，松井又打電話給冀察當局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同時，冀察當局接到盧溝橋中國守軍的報告，說日軍已對宛平城形成了包圍進攻態(tài)勢。冀察當局為了防止事態(tài)擴大，經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此時，日方聲稱的“失蹤”士兵已歸隊，但隱而不報。7月8日晨5時左右，日軍突然發(fā)動炮擊，中國第29軍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線官兵：“確保盧溝橋和宛平城”，“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后退。”守衛(wèi)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抗戰(zhàn)。
日軍挑起七七事變后，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通電全國，呼吁：“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zhàn)，才是我們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wèi)國土流最后一滴血!”的響亮口號。
抗日戰(zhàn)爭由此全面爆發(fā)，日軍挑起的七七事變帶來了中國長達八年的浴血抗戰(zhàn)……
七七盧溝橋事變歷史意義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般史論的重點，在于研究這一“偶發(fā)事件”為何演變成中日兩國全面的長時間的戰(zhàn)爭狀態(tài)。以“事件”之因，來探求戰(zhàn)爭之果，如此短促的邏輯結構——顯微鏡般的考察，事件“事實”越清晰，其在歷史進程里的意義卻可能越模糊。“盧溝橋事變”，何嘗不是一系列前因之結果，作為一種轉折性的因素，它又導致一系列的后果。如此，才是正當的歷史觀。因而，時至今日，當我們有條件以相對豐富的史實為基礎，可以拉開足夠長的時間與足夠大的空間，在中國自身現代化過程與全球性格局的互動關系里，重新審視這一事件的價值，我們的結論，當然不同。
領導以北伐為標志的國民革命的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需要解決兩大結構性矛盾：對內求國家統(tǒng)一，對外求民族平等——這實為辛亥革命之后中國所面臨的國家性難題。北伐成功后，蔣介石的選擇是：對內繼續(xù)消滅反側，對外暫時忍耐待時。亦即“先安內，后攘外”。這一道路，歷史學家郭廷以先生的評論是：“在步驟上亦自言之成理，豈奈為勢所不許可。”
所謂“勢所不許可”，以中日兩國關系觀察，“九一八事變”后的不抵抗，失去東三省，按“后見之明”的研究者的歷史復盤：日本執(zhí)政當局亦有文官集團與軍人集團之別，當時國民政府雖無能力全面對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于日本當局，遂使軍人集團氣焰日彰。其結果，軍人集團一路狂飆，演進至“盧溝橋事變”之時，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擴張之心侵略之行，再無國內的制衡之力。內外之間，略有閃失，稍微失衡，后果便難以收拾。
“九一八事變”，以及東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國現代化轉型之艱難。如果說晚清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亦即傳統(tǒng)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國家，其特殊之處，按歷史學家金沖及先生所論：近代中國一切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
現代化轉型之際，中國與現代化先發(fā)國家——“中國/列強(帝國主義)”的矛盾，才是我們理解晚清以及民國，甚至當代中國核心性與結構性矛盾之一。自鴉片戰(zhàn)爭開始，其后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及甲午海戰(zhàn)，無不是傳統(tǒng)中國“忍無可忍”之下被動而倉促的應戰(zhàn)。也差不多無有例外，每次對抗外侮，都伴隨著國內政治格局的動蕩。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甚至內(對抗太平天國)外兩場戰(zhàn)爭，由此導致的國內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戰(zhàn)，結果顯現：“李合肥一人對一國。”(梁啟超語)中國內部的糜爛，已無能力以一國之力應對外侮。這當然悲哀，卻是事實，亦是傳統(tǒng)中國結構性矛盾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