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戰(zhàn)國時代首屈一指、技壓群雄的論辯大師，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辯家。善于論辯是《孟子》最突出的藝術(shù)特點，其論辯藝術(shù)技巧主要有回避術(shù)、轉(zhuǎn)換術(shù)，求同求、擒縱術(shù)，圈套術(shù)、包抄術(shù)，比附術(shù)、詭辯術(shù)，追問術(shù)、反詰術(shù)，鋪陳術(shù)、排比術(shù)等，可謂集先秦論辯藝術(shù)之大成。下面學(xué)習(xí)啦小編整理了《孟子》的論辯藝術(shù)技巧，一起了解吧。

　　孟子的辯論技巧一、 回避術(shù)、轉(zhuǎn)換術(shù)

　　孟子在游說國君和與人論辯時，難免遇到對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難以回答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孟子便采用回避術(shù)和轉(zhuǎn)換術(shù)。

　　如著名的“齊桓晉文之事章” (《梁惠王上》)，記錄的是孟子和齊宣王的一場談話和論辯。一開始是齊宣王發(fā)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是要孟子給他講講齊桓公、晉文公這兩大春秋霸主稱霸的事理。我們知道，孟子是主張“王道”、反對“霸道”的，并且認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對齊宣王的這一問題，孟子顯然是不愿談的，他豈能將“罪人”的罪過當功勞宣揚并讓齊宣王效尤!那么，孟子此刻該怎么辦呢?孟子對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他很干脆地回避了對方的問題，又迅速轉(zhuǎn)換了話題，這就是所謂回避術(shù)和轉(zhuǎn)換術(shù)。在這里，孟子是以假裝不知進行回避的，所說并非實話。據(jù)《論語》所載，孔子與其弟子曾多次談到齊桓、晉文，一則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二則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以答子路;三則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而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以答子貢(均見《憲問》);且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怎么能說仲尼之徒無道其事是以無傳呢?在《孟子》中，他自己也多次與人談及桓、文，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公孫丑上》);“桓公之于管仲，學(xué)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 (《公孫丑下》);“晉之《乘》，楚之《木壽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lsquo;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離婁下》)作為學(xué)者，孟子對桓、文之事豈能不知，怎么能說臣未聞之呢?這顯然是假話。但是面對齊宣王出的難題，試想，倘若不說這假話，要么違心告之，要么正言拒之，均非良策，相比之下，孟子佯裝不知，避而不談，委婉拒絕，仍不失為明智之舉，聰明人也會聽出其不愿談此話題的弦外之音的。如果說這一回避術(shù)還不值得特別稱道的話，那么他一下子將話題由“霸道”轉(zhuǎn)到“王道”，來了180度的急轉(zhuǎn)彎，而且轉(zhuǎn)得那么突然，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則無疑令人頷首稱道了。這一手很厲害，因這一轉(zhuǎn)，使他擺脫了不利處境，變被動為主動，迅速掌握了主動權(quán)。

　　又如《梁惠王下》中這樣一章：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于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

　　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筑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不好回答，故孟子以“是謀非吾所能及也”予以回避，又轉(zhuǎn)而談了自己的一項建議，即鑿池筑城，與民共守云云。朱熹注曰：“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于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可見孟子是要對方在加強守備[2](P323)的同時，大力推行仁政，“守義而愛民”。這也是很快就將話題轉(zhuǎn)入其政治主張的軌道。

　　再如《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晉天下莫強焉章”中梁惠王欲向齊、楚報仇雪恥，問“如之何則可”?孟子卻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諸如此類，都是成功運用回避、轉(zhuǎn)換之術(shù)的范例。

　　孟子不只在論辯的開端運用回避轉(zhuǎn)換之術(shù)，在論辯過程中也常常用到。如“齊桓晉文之事章”中王問“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問所謂后必有災(zāi)“可得聞與”?孟子都未直接回答，而是避開話頭，由他另起話題，反問對方，再轉(zhuǎn)彎摸角地引入原題。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由此可見，善于回避和轉(zhuǎn)移話題，是孟子在論辯中慣用的戰(zhàn)術(shù)，也是聰敏善辯之人為控制局面、駕馭對方、避其鋒芒 、出其不意、反客為主、轉(zhuǎn)守為攻而擅長運用的一個重要招數(shù)。

　　孟子的辯論技巧二、 求同術(shù)、擒縱術(shù)

　　如前所說，論辯跟打仗一樣，用兵之道講究有張有馳，有擒有縱，欲擒故縱，論辯亦然。孟子深諳此理，在論辯中很善于運用求同術(shù)和擒縱術(shù)。所謂“求同”，就是尋求與對方在某一方面的共同點，適當?shù)亟o予肯定，以靠攏對方，取得對方的信任和好感，為下面的辯異、反駁作準備。求同只是手段，駁異才是目的。所謂“擒縱”就是有縱有擒，先縱后擒，欲擒故縱，從而將對方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者都有以退為進、以屈為伸、以伏為起的特點，有著較密切的聯(lián)系。

　　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孟子將話題引入“王道”后，隨之向齊宣王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并肯定他可以“保民而王”，齊宣王不知何由，于是孟子便講述了從胡齒乞那里聽到的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說明“是心足以王矣”。從“臣聞之胡齒乞曰”可以看出，孟子事先是做了一定的調(diào)查了解的，這很有必要。對對方的情況有所了解，心中有數(shù)，知己知彼，才能百戰(zhàn)不殆。講完故事后“不識有諸”一問，是明知故問，既是為了讓對方證實，更是為了抓住對方，牽著其鼻子走。這就像我們平常所見到的某些能言善辯者說話總是能拿住人一樣。接著孟子便就“牛羊”之事進行辨析，施展其求同、擒縱之術(shù)：“是心足以王也”——一縱;“百姓皆以王為愛(吝惜、小氣) 也”——一擒;“臣故知王之不忍也”——又一縱;在齊宣王作了“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的認同和辯解后，孟子又一擒——“王無異于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這下把齊宣王搞得暈頭轉(zhuǎn)向，無法回答，不無尷尬地笑曰：“是誠何心哉?”并無可奈何地承認“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在此情況下，孟子又來了一縱——主動解圍，替其辯解說：“無傷也，是乃仁術(shù)也，見牛未見羊也。„„”這一精彩辯說，抓住了問題的要害，顯示了孟子的聰明，更說到了齊宣王的心上，難怪宣王非常高興和激動地說：“《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以上論辯，孟子一拉一送，有縱有擒，但總體上還是為了求同靠攏，以縱為主。經(jīng)過一這回合的談辯，孟子用自己的聰明智慧贏得了對方的信任，使之不得不心悅誠服，甚至感激含戚，從而達到了預(yù)期目的。然而當讀到下文“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時，我們又恍然大悟：上述求同靠攏，完全是欲擒故縱!原來孟子胸有成竹，精心策劃、成功實施且親自導(dǎo)演了這一幕求同、擒縱之戲。其戰(zhàn)術(shù)之高超，令人不禁為之叫絕!

　　這樣的戰(zhàn)術(shù)的在《孟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運用。如《滕文公下》“陳仲子章”，針對匡章所謂“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之說，孟子先退后進，對曰：“于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后可也。„„”這也是采用了求同立異、先縱后擒之辯術(shù)。

　　需要說明的是，孟子的“求同術(shù)”，完全是為駁斥異說、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服務(wù)的，與后世某些人為謀取私利討好巴結(jié)權(quán)貴不可同日而語。其“擒縱術(shù)”也是正大而不詭譎，高明而不卑瑣。這都值得我們悉心領(lǐng)會，認真學(xué)習(x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