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中如何避免說一些“廢話”
社交中如何避免說一些“廢話”
有這么一種“病毒”,感染后出現的癥狀是,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唾沫橫飛,無論處于何種場合,無論面對哪些對象,都能保證有話可說——而且保證說出的話絕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絕對不痛不癢,絕對說不到點子上。各位,想必你已經猜出來了,這種“病毒”就是廢話!
廢話形式有很多種,其一便是閑扯式,“患者”在談話時往往要“扯閑篇”,不是“東家長”,就是“西家短”;不是“小道消息”,就是“胡吹亂侃”。請看——
古時候,幾個人在二郎廟前聊天。其中有一個感染了廢話“病毒”的秀才,他自吹知道二郎廟的來歷:
“二郎,就是大郎的弟弟,三郎和四郎的哥哥,老郎的兒子。要是按照排行來論,二郎是老二。你們看這個廟,廟有門,朝南面向太陽,當然了,只有晴天時才能向陽。廟還有窗戶,關上它,雨雪都進不去啦!廟前有一棵老樹,人們都說‘樹在廟前’,我偏偏要說‘廟在樹后’……”
秀才“中毒”不淺,話倒說了一大堆,卻沒有一句是說“二郎廟的來歷”的,不僅如此,里面還充斥著大量的車轱轆式的廢話——“二郎”“就是大郎的弟弟”、人說“樹在廟前”我說“廟在樹后”等等。這些廢話顛來倒去,沒有任何實際內容,除了浪費大家的時間,體現秀才的淺薄外,還能有什么用處呢?
有一種廢話是自謙式的,“患者”說話時,往往自我謙虛一番——
某公司就有這樣一位病重的“李患者”,在一次座談會上,他發(fā)言道:
“本來我不想講啦,該講的,前面幾位領導都講了。我,確實沒有什么可以補充的,更說不出什么新鮮的??墒牵热粊砹?,我就講一講。我聲明幾句:第一,我沒有拿稿子,因為會前沒有安排講話,所以不可能準備稿子。第二,臨場準備很不充分,因為直到推辭不了才勉強答應少說幾句,所以不能準備很充分。第三,水平有限。因為平時學習不那么夠,對這方面的問題研究不透,最近對有關情況了解得又不是那么多,而且會議的文件、講話只是剛剛和大家一起聽了一遍,所以,話雖然盡可能地少說幾句,但是,重復的、扣題不緊的、離題遠的和完全跑題的,還有考慮不那么周密的、分寸不那么準確的、言辭也不那么恰當的、提法也不那么完善的,都是可能會有的。當然,這也是絕對難以避免的。誰也不會是句句真理嘛!……為了節(jié)省大家的時間,我就不再客套了。常言道:‘閑言少敘,言歸正傳’。下面,我就開始簡單地說兩句……”
“李患者”講得是眉飛色舞,唾沫橫飛,聽眾卻感覺味同嚼蠟,啼笑皆非。“李患者”真夠謙虛的,既“說不出什么新鮮的”,又“準備很不充分”,而且“水平有限”。既然如此,他該閉嘴了吧?你可別當真,這些全是廢話,毫無實際用處,只不過是些“煙幕彈”罷了。這番廢話,重復啰嗦,又長又臭,跟中心毫無關系,再像這樣“簡單地說兩句”,恐怕要惹得聽眾罵娘了。
還有一種廢話,可以叫圓滑式,“患者”常常打馬虎眼,說些模棱兩可的圓滑話,請看——
1934年1月,斯大林找一個負責農業(yè)問題的工作人員談話。
斯大林問道:“你們的播種工作怎么樣了?”工作人員回答:“斯大林同志,你問播種工作嗎?我們已經動員起來了!”斯大林又問:“那么結果怎樣呢?”工作人員答:“斯大林同志,我們有了轉變。”斯大林皺了皺眉頭:“究竟怎樣了?”工作人員小聲說:“我們那里有了一些進展。”斯大林生氣了,大聲問:“可是你們的播種工作究竟怎樣了?”工作人員只好回答說:“斯大林同志,我們的播種工作暫時還毫無頭緒。”
“動員起來了”“有了轉變”“有了一些進展”這些圓滑式廢話聽起來似乎沒錯,但也絕對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斯大林關心的是播種工作的情況,工作人員卻以廢話作答,這樣不但不利于溝通和交流,反而會為開展工作制造障礙。
當然,廢話的形式多種多樣,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以上感染廢話“病毒”的種種癥狀似乎表明,說廢話省時省力,不用思考,殊不知,這恰恰反映了“患者”沒有自己的思想,好比木偶一個!正如高爾基所說,“他們那種發(fā)表冗長而枯燥的言論的本質,明顯地暴露他們的思想貧血癥。”
由于“思想貧血”,導致廢話于人于己百害而無一利,所包含的有效信息幾乎為零,制造了大量的話語垃圾,“謀害”了雙方的生命;既不形象,也不生動,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更嚴重的是,說廢話不僅暴露出“患者”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而且易于使“患者”養(yǎng)成懶于思考的惡習,久而久之,必將導致頭腦僵化。如此這般,何談有效溝通呢?
各位,廢話“病毒”的危害性如此之大,我們不妨采取這樣的措施,說話前問問自己,這話有沒有說的必要?有沒有實際內容?說了有沒有效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堅決不說!——為了你和他人頭腦的健康,千萬別染上廢話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