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為什么發(fā)動二次革命
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雖然如曇花一現般很快就失敗了,孫中山為什么要發(fā)動二次革命呢,二次革命又帶來哪些危害呢?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孫中山為什么發(fā)動二次革命,希望你喜歡。
孫中山發(fā)動二次革命的原因
1913年3月20日夜晚,上海滬寧火車站。接到袁世凱邀請,準備啟程北上參加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的宋教仁,在黃興、廖仲愷、于右任等人陪同下,走到檢票處。這時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fā)生了,檢票處傳出三聲清脆的槍響,宋教仁應聲倒在血泊中。
頓時車站上亂成一團。兇手趁亂擠進人群,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中……
在被人急送往附近的鐵路醫(yī)院搶救后,宋教仁于兩天后含恨去世,年僅31歲。這就是著名的“宋教仁被刺案”。
宋教仁是什么人?宋教仁是民主革命先行者,民國初期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他主張“政黨政治”、“議會政治”、“責任內閣”,打算通過國會選舉來組織責任內閣,箝制袁世凱的權力,把他置于雖有總統(tǒng)尊榮而無實際權力的地位。為了實現這一套主張,宋教仁于1912年8月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改組后的國民黨,吸引了大批官僚政客加入,如愿以償地成為國會中第一大黨。并在1913年的國會大選獲得勝利。宋教仁此次到北京,就是打算參照歐洲“內閣制”,以黨魁身份組閣??上阎疚闯晟硐人溃L使英雄淚滿襟。
宋教仁之死,成為孫中山發(fā)動二次革命的導火線。
和平夢破
有朋友也許要問,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是孫中山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為什么現在變成了袁世凱?這幾年孫中山又去了哪里?
原來,武昌起義之后,清廷授權袁世凱政務,并統(tǒng)兵鎮(zhèn)壓革命。袁世凱一面進行軍事壓迫,一面與革命黨接觸,要求以逼迫清朝皇帝退位為條件,換取共和國總統(tǒng)職位。
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為了降低革命成本,達到“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目的,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同意了。在袁世凱通電全國,聲明贊成共和之后,1912年2月14日,孫中山到臨時參議院辭去了臨時大總統(tǒng)一職,讓位于袁世凱。
之后,孫中山一直在全國各地考察,到處宣傳“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平均地權”。他想以在野之身,從事實業(yè)建設。1913年2月,他又以“全國鐵路督辦”的身份赴日本訪問考察。在日本,他受到了“國賓”規(guī)格的隆重歡迎和接待。他在日本考察學校、工廠、鐵路,與日本政治家和企業(yè)家懇談,希望借鑒日本的先進經驗用于中國發(fā)展。
2月23日,當孫中山正準備啟程回國的時候,聽到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3聲槍響,不但讓孫中山悲憤不已,更讓他打破了和平建設的夢想。原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曇花一現的二次革命
孫中山迅速返回中國,在上海與陳其美、居正、戴季陶等會集黃興寓所,討論宋教仁案件的解決方法。但國民黨內意見不一,部分領導人如黃興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壞臨時約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爭。他認為“南方武力不足恃,茍或發(fā)難,必致大局糜爛”,主張暗殺袁世凱。
孫中山既不贊成暗殺,對法律解決也不以為然。他主張以武力討伐袁世凱,說,“袁氏手握大權,發(fā)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極稱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fā)始足制人。”
由于分歧太大,此事暫時擱置。
這一年的4月26日,解決政府的國庫空虛問題,袁世凱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后借款合約。國民黨人認為此舉未經現任國會批準屬非法。屬于國民黨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貸款。6月,袁世凱宣布免除這三人的都督職務,并派北洋軍第六師李純部進入江西。
7月12日,李烈鈞在孫中山指示下,在江西湖口召集舊部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獨立,并發(fā)表電告討袁。在李烈鈞的帶動下,江蘇黃興、安徽柏文蔚、上海陳其美、湖南譚延闿、福建許崇智和孫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獨立。“二次革命”就此爆發(fā)。
但“二次革命”不但在軍事上根本就無法與袁世凱抗衡,在政治上也沒有得到更多人的擁護。很多地方的官員和商會都反對“二次革命”,甚至不少人指責“二次革命”是國民黨與袁世凱爭權奪利。就連后來反對袁世凱復辟稱帝最力的云南都督蔡鍔,當時也保持了中立。這注定了“二次革命”夭折的命運。
7月起事,9月1日,袁世凱的北洋軍就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獨立。二次革命宣告失敗。袁世凱隨即把黃興、陳其美等五人列為一等戰(zhàn)犯,下令通緝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人。孫中山等人不得不再一次開始了他們的流亡之路。
二次革命開啟政治廝殺的惡性互動
唐德剛認為,“在民國史上,第二次革命實際上是第一次內戰(zhàn)。壞事怕開頭,打了第一次內戰(zhàn),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說第一次是個偶然,第二次就是必然了。”
其實,與后來頻繁發(fā)生的內戰(zhàn)一樣,民國“第一次內戰(zhàn)”的爆發(fā)亦非偶然。袁世凱的專制集權及民初政治的亂像固有以成之,但國民黨人也責任悠關:在“畢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未能立奏膚功的情形下,在“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主張備受批判的思想政治語境中,國民黨以“革命”手段來解決與袁世凱為代表的政治勢力的矛盾,是符合其自身政治思想邏輯的。而這種思想和行為傾向,又不可避免會激起本來就有“反革命”沖動的敵對一方先發(fā)制人的考慮。
所以,當孫中山等人謀劃發(fā)動“二次革命”時,袁世凱很快找到了發(fā)兵鎮(zhèn)壓的理由:“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愿,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
于是,民初政治形成這樣的惡性互動:“革命”一方以極端的思想行為向“反革命”一方不斷提供以同樣極端的手段加以對付的“合理性”證明,而“反革命”一方的“倒行逆施”又反過來不斷證明著“革命”的“合理性”。雙方互激互勵,民初政象也就益形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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