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期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作者是 [晉] 陳壽 撰 / [宋] 裴松之 注 。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三國志的基本介紹，希望你喜歡。

　　三國志的作品簡介

　　《三國志》全書一共六十五卷，《 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 吳書》二十卷?！度龂尽访簽橹酒鋵崯o志。魏志有本紀，列傳， 蜀， 吳二志只有列傳， 陳壽是 晉朝朝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tǒng)。《三國志》為 曹操、 曹丕、 曹睿分別寫了武帝紀、文帝紀、明帝紀，而《蜀書》則記 劉備、 劉禪為先主傳、后主傳。記 孫權稱吳主傳，記 孫亮、 孫休、 孫皓為三嗣主傳。均只有傳，沒有紀。

　　從篇幅來看，《 魏書》約占全書的二分之一，《 吳書》占三分之一，《蜀書》只占六分之一，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在陳壽撰《三國志》以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的《魏書》、 魚豢的《 魏略》、韋昭的《吳書》等，可供陳壽參考取材。而關于蜀漢的史作闕如，而且蜀漢也不像 魏、吳二國設有史官，這造成了蜀漢史料的缺乏。

　　《三國志》取材精審，作者對史實經(jīng)過認真的考訂、慎重的選擇，對于不可靠的 資料進行了嚴格的審核，不妄加評論和編寫，慎重地選擇取材之源。這雖然使《三國志》擁有了文辭簡約的特點，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點。

　　元末明初， 羅貫中綜合民間傳說和戲曲、話本，結合陳壽《三國志》和 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據(jù)他 個人對社會人生的體悟，創(chuàng)作了《 三國志通俗演義》，后來又稱《三國演義》?，F(xiàn)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稱“嘉靖本”，本書24卷。清 康熙年間， 毛綸、 毛宗崗父子對其進行刪改后，成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三國演義》。但是這個只是演義，大部分并不真實。

　　三國志的作品評價

　　總述

　　《三國志》主要善于 敘事，文筆也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 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也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本來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一些史書中，獨有陳壽的《三國志》可以同《 史記》、《漢書》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 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還一直流傳到今天。南朝人 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 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 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zhì) 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jù)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nèi)容與文字表述的統(tǒng)一。其中的《諸葛亮傳》被選入人教版初中語文書中九年級上冊。

　　自古以擁長安、洛陽為正統(tǒng)。所以，《三國志》便尊 曹魏為正統(tǒng)。在《魏書》中為 曹操寫了 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 劉備則為《 先主傳》，記 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三國志的相關注本

　　注者介紹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山西 聞喜)人。裴松之 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 光祿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 論語》《 詩經(jīng)》諸書。后博覽典籍，學識日進。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裴松之任殿中，時年20歲。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其舅父豫州刺史 庾楷聯(lián)合兗青二州刺史 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 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拼，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 裴松之先后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 故鄣縣縣令等職，后升調(diào)回朝廷，改任尚書祠 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太尉劉裕(即 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 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zhuǎn)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后，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注本介紹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nèi)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書侍郎。 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注。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 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 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 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蛲f一事而辭有 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若乃 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于陳壽議論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注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數(shù)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jù) 沈家本統(tǒng)計，注中引書“經(jīng)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tǒng)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 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 侯康說：“至于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注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 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nèi)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jīng)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當作正文來讀。 裴注為史書注釋開辟了新的廣闊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 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于 棗祗而成 于峻”。而 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 諸葛亮 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 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 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 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 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jù)。 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fā)明創(chuàng)造，有關 指南車、 翻車、 連弩、發(fā)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chǎn)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nèi)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 曹丕的《 與吳質(zhì)書》， 李密的《 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 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并皆 抄內(nèi)、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 三顧茅廬一事，《 諸葛亮傳》所記情節(jié)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于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 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 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 甄皇后傳注》中，錄有 王沉《魏書》褒美 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jù)《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并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 刪落，良有以也”。

　　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 樓玄傳注》引虞博《 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于理為長”?！秴菚?middot;諸葛恪傳注》引 胡沖《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這種評斷，在 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xiàn)。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系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yōu)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nèi)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中國 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后， 編年體、紀傳體兩體漸趨成熟，盡管仍存在二體優(yōu)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裴氏較關注的是對現(xiàn)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guī)范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 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 張子房青云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余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chuàng)“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后批評陳壽將 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 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jīng)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 程昱、 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 二荀( 荀彧、 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 蒸燭乎?其照雖均，質(zhì)則 異焉”，本質(zhì)的異同，應是區(qū)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jù)“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于一種自發(fā)狀態(tài)的話，那么，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注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xiàn)。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diào)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注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 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xiàn)了裴氏對 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數(shù)：“(裴注)博采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shù)倍。”(《郡齋讀書志》卷二)在清代 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 李龍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紀70年代初， 黃大受據(jù)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tǒng)計，陳壽本書為350，833字，裴注為322，643字(《三國志及裴注字數(shù)統(tǒng)計表》，載《三國志選注》，臺北中正書局，1972年版卷首。轉(zhuǎn)引自 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 王廷洽根據(jù)中華書局 陳乃乾校點本統(tǒng)計出《三國志》為366，657字，裴注為320，799字(《略談〈三國志〉與裴注的數(shù)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吳金華據(jù) 百衲本統(tǒng)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注為 322，171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崔曙庭根據(jù)金陵 活字本統(tǒng)計，《三國志》為367，327宇，裴注為 320，805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于裴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統(tǒng)計最少的《三國志》與統(tǒng)計最多的裴注字數(shù)比較，《三國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shù)倍于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jīng)過極為復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現(xiàn)象，因而正文與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論。”(《〈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 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 王通、 劉知幾都譏其繁蕪， 葉適至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余”(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注而不注，有的不應注而注，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余業(yè)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注)。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并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注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中的已經(jīng)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盡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余”，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由于裴注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注引書數(shù)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 錢大昕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百四十余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shù)內(nèi)”，所列書名144種(《 廿二史考異》卷十五)。趙翼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百)五十余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 部類數(shù)目(《廿二史札記》卷六)。 趙紹祖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一百八十余種”，另外，引諸經(jīng)及諸子字書“又四十余種”(《讀書偶記》卷六)。 錢大昭以時代，地理，人物，官制， 類書，文章，別集，家傳， 別傳為類，統(tǒng)計裴注引書160余種(《三國志辨疑》)。 沈家本將裴注引書“依《隋書　經(jīng)籍志》之例分為四部：計經(jīng)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國志注引書目》)。 王鐘翰統(tǒng)計“裴氏注記所引諸書名，凡二百四五十種”，并按錢大昭的分類列書名256種(《三國志裴注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諸家評論與裴氏自注， 傅子，袁子，孫盛，習鑿齒等論注以及引古書為詮釋者不計”外，統(tǒng)計“裴注征引之書凡百五十六種”(《三國志人名錄裴注引用書目》， 商務印書館，1956年)。馬念祖統(tǒng)計裴注引書“二百零三種”(《水經(jīng)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 中華書局，1959年)。楊翼驤統(tǒng)計“以裴氏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一十余種;若除去關于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一百五十余種”(《裴松之與〈三國志注〉》，《歷史教學》1963年第2期)。 高秀英，楊濟安統(tǒng)計裴注引書203種(《三國志人名索引·裴注引書索引》，中華書局，1980年)。陳垣統(tǒng)計裴注“所引書在二百三十種以上”(《三國志注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頁)。 王樹民對趙翼的“裴松之三國志注”條裴注引書進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2002年修訂版)。 周國林統(tǒng)計裴注引用書目為224種，其中“用于箋釋名物訓詁音義的先秦至東漢中期著作及其為之作注的和文字訓詁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種，用于補闕備異懲妄論辯方面的漢末迄晉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種”(《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書考》，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 高振鐸統(tǒng)計“裴松之注《三國志》共引書二百三十六種”(《裴注〈三國志〉引書考訂--兼評〈廿二史札記校證〉》，《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虞萬里統(tǒng)計裴注引書“二百三十五種”(《〈三國志〉裴注引書新考》，《溫州師院學報》1994年第4期)。伍野春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229種，“另有十則未注明出處”(《裴松之評傳》，第250頁)。張子俠統(tǒng)計“裴氏共引書二百二十七種”。 高敏曾與人合作《〈三國志〉裴注引書考》一文，統(tǒng)計引書達二百四五十種(《〈三國志〉說略》，載《經(jīng)史說略 二十五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作品評價

　　作《后漢書》的 范曄和裴松之同時，以 年齡論，裴比范長二十歲，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445)，裴死更比范后六年。兩人雖然生在同一時期，同樣搜集史料，但他們運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曄組織所得的史料編或后漢書，裴松之則用來注陳壽的三國志。試取陳壽、范曄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范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現(xiàn)后，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少期集注《三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 萍實者矣”。與劉知幾不同，贊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注給予肯定。崔浩說：“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 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侯康說：“ 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松之注《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 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wǎng)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 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jīng)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zhuǎn)相引據(jù)者，反多于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jù)，只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關于以往史家對裴注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可以參看。

　　以上對于裴注的評價反映了傳統(tǒng)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yōu)與劣的思維框架。從 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注，更應關注的是，歷來對史書的注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著眼的，為什么裴松之卻要發(fā)明出一種新的注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 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于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tǒng)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注釋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注出現(xiàn)原因的當首推 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響所致。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于是有編纂‘ 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異二卷。”)云：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眾僧和聚會，悉受 無戒!于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 囑授清凈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凈!答言：說凈。陳氏解釋說：“據(jù)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 夾注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注中。與大字正文互相 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 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后》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fā)揮說：“裴松之《三國志注》人所 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注之體。” 周一良先生對 陳說持懷疑態(tài)度。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松之、 劉孝標、酈道元的注，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 連篇累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家合本子注傳統(tǒng)有何淵源吧?”。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于讀者閱讀。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zhì)疑是有力的。“補遺訂誤”才是裴注的本質(zhì)所在，這與合本子注似乎沒有什么關系。

　　對陳氏觀點也不乏贊成者。逯耀東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見，并在此基礎上，又試圖通過經(jīng)學與史學的區(qū)別來解釋裴注的產(chǎn)生。他的基本思想是，傳統(tǒng)注釋方法與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經(jīng)注、一是史注。這主要是受到了錢大昭的啟發(fā)。錢大昭說：“注史與注經(jīng)不同，注經(jīng)以明理為宗。理寓于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 逯耀東就此說道：“因此，明理與達事是經(jīng)注與史注的基本區(qū)分。‘達事’是更進一步敘述 歷史的真相。” 他又說：“由經(jīng)注的義理闡釋，轉(zhuǎn)向歷史事實的探討，是經(jīng)史分途過程中重要轉(zhuǎn)變的關鍵。”眾所周知，魏晉以后，史學逐漸脫離經(jīng)學而獨立。以此為背景來解釋經(jīng)注演變?yōu)槭纷⑹遣诲e的，本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但是，僅至于此的泛泛之論還是不夠的，因為裴注以后占據(jù)主流地位的史注還是經(jīng)學式的。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史學與經(jīng)學又合流了。

　　圍繞《三國志》及其裴注，實際上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什么《三國志》寫得如此簡略?第二，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瑣征引那樣多的史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陳壽所見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國志》寫得簡略。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因為裴注中所征引的許多書在陳壽寫《三國志》時確實還沒有問世。但這樣解釋也有問題，因為畢竟還有些書是陳壽有可能見到的。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吳之后。據(jù)楊翼驤先生《 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所列，在此之前，專記三國歷史的史書如王沈《魏書》、韋昭《吳書》，魚豢《魏略》、《典略》已經(jīng)問世。此外，如趙岐的《三輔決錄》、 謝承的《后漢書》、王粲的《 漢末英雄記》、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度龂尽返某蓵甏?，史無明文，楊翼驤先生書編于 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語說明道：“考《三國志》卷48《 孫皓傳》云‘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陽。’此為《三國志》中記事最晚之一條，則陳壽著成全書必在太康五年孫皓死后， 故編于本年。”據(jù)同書，著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的 皇甫謐卒于太康三年(282)。陳壽寫《三國志》時見到皇甫謐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這些書裴注中都征引了。據(jù)《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注引書索引》，裴注引用《 魏書》一百九十條、《魏略》一百七十九條、《典略》四十九條、《吳書》一百一十九條、《三輔決錄》九條、《后漢書》十二條、《英雄記》六十九條、 《九州春秋》二十六條、《帝王世紀》一條、《高士傳》六條。這些材料陳壽應能見到，但他并沒有以此來充實《三國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這個工作?！度龂尽肪?1《王粲傳附吳質(zhì)傳》載文帝與吳質(zhì)書，近二百字，而裴注詳引《魏略》所載此書，竟多達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釋說：“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 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關于曹魏屯田，據(jù)楊翼驤先生統(tǒng)計，《武帝紀》中僅用了“是歲用棗祗、 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敘述。在《任峻傳》中又用了“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jiān)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nóng)中郎將。數(shù)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紀》中引用王沈《魏書》的記載，補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來，對《三國志》的簡略不能只從陳壽所見材料的多寡這個角度來加以解釋，還必須另想辦法。

　　裴松之嫌《三國志》寫得簡略，而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是未曾見過的?！度龂尽穭倖柺罆r，獲得了一片贊譽聲。《晉書》卷82《陳壽傳》稱：“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本傳又稱：“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zhì)直過之。愿垂采錄。”東晉時，習鑿齒從正統(tǒng)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 魏為正統(tǒng)的寫法提出異議，在其所著《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tǒng)。正統(tǒng)問題是政治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志》的批評?？磥?，簡略在晉人眼里是不成問題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將其視之為缺點。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對于《三國志》主要肯定其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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