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時代，(日文： あすかじだい)約始于公元593年，止于遷都平城京的710 年，上承古墳時代，下啟奈良時代。下面學習啦小編給大家講一下飛鳥時代為什么叫飛鳥，供大家閱讀!

　　飛鳥時代為什么叫飛鳥

　　飛鳥時代因以政治中心為奈良縣的飛鳥地方(即當時的藤原京)而得名，較為重大的事件有圣德太子改革、大化改新等。

　　分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為593年—645年，蘇我專權時代;646年—672年，為曲折發(fā)展時代，在位的天皇受到了左右兩方勢力的壓力，在先進與反動的方向中進退維谷;673年—710年，日本朝著盛世前進，最終到達了盛世——奈良時代。

　　飛鳥時代改革

　　6世紀初，武烈天皇去世后，缺乏皇位繼承人，大伴金村從越前迎來男大跡王繼承皇位，他就是繼體天皇。

　　當時，在朝鮮半島，新羅、高句麗的勢力擴張，威脅百濟，并使日本在朝鮮南部任那發(fā)展勢力的半島經營策略陷于窘境，另一方面，導致大批大陸移民的流入。

　　在國內，皇室在統(tǒng)一國土后，不斷霸占地方貴族的領地，擴大自己的屯倉，并將侵略朝鮮的軍事負擔強加在他們身上，皇室和地方貴族間的矛盾不斷激化。侵朝戰(zhàn)爭給人民帶來災難，引發(fā)了人民的反抗。

　　6世紀中葉以后，部民制已不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開始瓦解，部民紛紛逃亡。朝廷內部新舊勢力之間的斗爭日益加劇。

　　在 6世紀初，在朝廷中握有實權的大伴氏曾因主張把任那四縣割讓給百濟而受到攻擊，從而失去政治勢力，物部氏和蘇我氏取而代之。物部氏是朝廷掌握軍事的貴族，是維護原有統(tǒng)治方式的守舊勢力。蘇我氏從5世紀后半葉起，在朝廷中掌管財政，勢力逐步擴大。蘇我氏與大陸移民的關系密切。

　　當時，蘇我氏是積極吸收外來思想和文化的進步勢力。當百濟圣明王獻給日本朝廷佛像和經論時，蘇我稻目積極主張崇佛，力圖通過崇拜佛教來代替氏神的信仰，以統(tǒng)一全國的思想，加強皇權。物部尾輿則主張信仰原來的氏神，以維護氏姓制和部民制，堅決反對崇佛，于是兩派間圍繞崇佛與排佛展開了激烈斗爭。

　　587年，用明天皇(585—587在位)死后，以皇位繼承問題為契機，蘇我稻目之子蘇我馬子和物部尾輿之子物部守屋之間展開了殊死搏斗。最終，馬子討滅守屋取得勝利，物部氏滅亡。打敗物部氏之后，蘇我馬子立泊漱部皇子為天皇，即崇峻天皇(587—592在位)。崇峻天皇不甘心成為蘇我馬子的傀儡，曾指著獻上來的野豬說：“何時如斷此豬頭，斷朕所嫌之人。”蘇我馬子聞言大驚。

　　592年，蘇我馬子唆使東漢直駒刺死天皇。為了獨攬朝政，同年12月，馬子推舉外甥女炊屋姬繼位，是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女帝——推古女皇(592—628在位)。翌年，即593年，天皇立用明天皇遺子廄戶皇子為皇太子，并“錄攝政，以萬機悉委”。后來世人因廄戶皇子聰慧，治政英明，稱其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系用明天皇嫡子，《日本書紀》稱他“生而能言，及壯有圣智，一聞十人訴，以勿失能辯”，具有能吏的素質。他師從高麗僧惠慈學佛教、百濟博士覺哿習儒學，自幼受到大陸思想文化的熏陶。

　　圣德太子執(zhí)政之初，朝廷正處在內憂外患之時。所謂外患，中國結束了長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統(tǒng)一的封建集權國家隋朝;在朝鮮半島，漸趨強大的新羅，占據(jù)漢江、洛東江流域，并在吞并任那(日本在朝鮮的據(jù)點)之后，與日本的關系急劇惡化。所謂內患，氏姓、部民制度弊端畢現(xiàn)，以蘇我氏為代表的豪族勢力尾大不掉，皇室勢力單薄。圣德太子試圖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挽救社會危機，為此實行了一系列改革。

　　飛鳥時代內政改革

　　冠位12階

　　12階冠位制定于604年，次年開始實施。冠位是授與貴族的榮爵，只按才干和功績授與個人，不能世襲。實際上，冠位制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氏姓門閥勢力和選拔人才的作用。它推進了貴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為首的官僚體制的形成。

　　憲法17條

　　憲法17條也制定于604年。《憲法》力圖從思想理論上規(guī)定人與人之間不同的社會地位和權利義務，同時通過吏治達到民治，規(guī)定了君權的崇高性?！稇椃ā返膬热莺兄袊?、法、道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儒家的“三綱”、“五常”是《憲法》的核心思想?！稇椃ā诽岢?ldquo;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國靡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其用意在于提高皇權，壓制氏姓貴族的勢力，建立君主專制王朝?！稇椃ā诽岢鲆o百姓以必要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如“勿斂百姓”;“農桑之節(jié)，不可使民”等，以消弭人民的反抗。

　　獨興佛教

　　提倡佛教佛教的眾生平等，因果報應，生死輪回、涅盤等教義，要求民眾安于現(xiàn)狀，追求來世。推古王朝通過振興佛教以達到樹立全國共同崇拜的宗教，來削弱氏姓貴族的勢力，提高皇權。

　　594年朝廷曾下詔“興隆三寶”，憲法17條中也規(guī)定了“篤敬三寶”。圣德太子帶頭建立斑鳩寺(法隆寺的前身)，親自在宮中講解佛經，又撰寫《三經義疏》。國內出現(xiàn)了競造佛寺的局面。

　　624年，全國建立寺院46所，僧尼人數(shù)達到1300余人，其中僧816人，尼569人。

　　編纂史書

　　620年開始撰寫《天皇記》、《國記》及《臣、連、伴造、國造180部并公民等本記》等歷史書。編撰這些史書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皇室的尊嚴，加強國家觀念。這些書后來大部分散佚。

　　圣德太子的改革，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壓制了氏姓貴族的勢力，提高皇室的地位，為后來建立中央集權制奠定了思想基礎。圣德太子的改革是大化改新的準備和先聲。但圣德太子的改革是極不徹底的。冠位制是在沒有廢除氏姓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且只在畿內及其周邊地區(qū)的中下級貴族中實行。憲法17條作為訓誡，只能起到教化作用，沒有更大的約束力。更主要的是沒有觸動當時社會癥結的部民制，所以削弱氏姓貴族勢力，提高皇權是極為有限的，更不可能解決國內的階級矛盾，挽救社會危機。

　　飛鳥時代通交努力

　　中日通交頻繁化

　　邦交努力

　　圣德太子改革的另一面重要內容是恢復了中日邦交。

　　中國在589年，由北周重臣楊堅建立隋朝。589年隋滅南朝陳，實現(xiàn)全中國的統(tǒng)一。隋朝對亞的外交是結交百濟、新羅，征伐高句麗。隋煬帝繼位后，從612年起，陸續(xù)發(fā)動3次對高句麗的戰(zhàn)爭。

　　7世紀初，以圣德太子為首的推古王朝決定派遣隋使，恢復與中國斷絕一個多世紀的國交，并積極吸取別國文化，充實國力。

　　史書記載

　　據(jù)《隋書倭國傳》記載，600年推古朝首次遣使通隋，又據(jù)《日本書紀》記載，607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這一時期日本改變過去向中國朝廷或居高臨下或請封、朝貢的態(tài)度，采取對等的立場。使者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時遞交的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這封國書雖引起隋煬帝的不悅，但608年小野歸國時，隋朝還是遣裴世清出使日本。

　　當年9月，裴世清回國時，日本又遣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這次帶來的國書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既反映了外交上追求對等，也反映了太子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的強烈愿望。隨使團赴中國的還有8名交流生，其中4名交流生是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4 名學問僧是新漢人旻、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慧隱、新漢人廣齊。這些交流生中有些人在中國長期滯留，直至充分掌握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后才回國，他們在大化改新及律令國家的建設中發(fā)揮了作用。

　　614年又派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使隋，翌年回國。

　　通交目的

　　圣德太子遣使隋朝的目的，學界歷來有各種不同看法，日本研究者大多認為，倭對隋的交往目的在于交流佛法和輸入大陸文化，甚至認為“遣隋(唐)使幾乎未見在國際政治上的活動”。 也有的主張遣使入隋是為了“興隆國內佛教”，607年以后的遣使“不單是為交流佛法，而是為了更加有輸入大陸文化”。

　　有中國學者提出了新的見解，指出：倭國遣使入隋是其“政教合一”理念的具體反映，與制定冠位、頒布憲法等一系列內政改革具有內在關聯(lián)。佛教作為“萬國之極宗”，不僅是文明開化的標志，同時還是臣民“篤敬”的統(tǒng)治階級的精神武器。對推古朝來說，盡快更多掌握佛教，能使國內臣民俯首聽命，可謂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其直接目的還是在于“交流書籍”，中日之間為大海阻隔，舟楫往來頗為不便，故通過書籍吸納中國文化是有效的方法之一，這一模式也為其后的遣唐使所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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