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青銅器的特征是什么
青銅器因其造型獨特、區(qū)域特色濃厚、覆蓋地域廣闊,在青銅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出土青銅器的特征是什么呢?接下來就和小編一起來了解一下關于出土的青銅器特征，歡迎閱讀!
出土的青銅器特征
就世界范圍來說，青銅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較重要的一類，而在中國這一點尤其突出。青銅器以其量大、精品多、藝術與科學價值高而飲譽海內(nèi)外，因此青銅器的鑒定也成為文物鑒定中最重要的一門學問。
中國青銅器究竟有多少，沒有做過精確的統(tǒng)計，其原因也在于它的數(shù)量太大，到處都有，難以確知。就陜西而言，從1949年10月到1979年，三十年間先后出土商周青銅器三千余件。1976年12月年扶風莊白出土微氏家族銅器群，一個窖藏就埋藏了103件精美的青銅制品，像這樣成百件青銅器一次出土的現(xiàn)象在清末及民國時期亦屢有所見。從漢代出土青銅器至今，僅僅有銘文的青銅器就在一萬件以上。當然有銘文的青銅器畢竟是少數(shù)，反過來推算，加上沒有銘文的青銅器，其數(shù)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青銅器不但數(shù)量多，而且造型豐富、品種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兵器、農(nóng)具與工具、車馬器、生活用具、貨幣、璽印，等等。單在酒器類中又有爵。角、觶、斝、尊、壺、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個器種，而每一器種在每個時代都呈現(xiàn)不同的風采，同一時代的同一器種的式樣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區(qū)的青銅器也有所差異，猶如百花齊放，五彩繽紛，因而使青銅器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而從文物鑒定的角度來說，無疑增加了鑒定的難度，鑒定難度大，反過來又使研究賞析更富有情趣，青銅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中國古代青銅器享有盛譽并非以數(shù)量取勝，關鍵在于它的質(zhì)量。中國青銅器精品極多。尤其在商末周初，中國青銅器制造處于頂峰階段。此時的青銅器精品極多，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異、花紋繁縟、富麗堂皇而為收藏家們所鐘愛。當然春秋戰(zhàn)國也有很多式樣新穎別致的青銅器。在現(xiàn)存的商周青銅器中，司母戊方鼎以其巨大而聞名遐邇。它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形體宏偉，外觀莊嚴。在奴隸社會的商代，要制作如此巨大的銅鼎，實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技術的高超水平。虎食人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通體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與尾為器的三個支撐點，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著一斷發(fā)跣足的人，作噬食狀，造型十分逼真生動。且從提梁至三個支點通體都是花紋，鑄造精致，給人以美的享受。另外像西周的何尊、墻盤、利簋、大克鼎，春秋時期的蓮鶴方壺，戰(zhàn)國時期的宴樂攻戰(zhàn)紋壺等，都是國之瑰寶、藝林中之珍品。所以說青銅器不同于甲骨。它有復雜的形制，多彩的花紋，增加了藝術的欣賞性。
中國青銅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區(qū)，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華夏族的居住地區(qū)，如陜西、河南、山東、山西等地區(qū)。但它的分布范圍遠遠超出中原地區(qū)，從東北到廣東，從西藏到東海漁島上都發(fā)現(xiàn)有青銅器。而由于各地文化面貌的差異，它們表現(xiàn)出各自的獨特的藝術風格。例如晉北、陜北及內(nèi)蒙古河套地區(qū)的青銅器，即我們以前稱之為“鄂爾多斯文化”的青銅器，有不少青銅制品不同于中原地區(qū)，像羊首、馬首、鹿首之類的動物頭像作為裝飾，還有短劍、短刀和飾牌等，別具一格。它們體現(xiàn)了中國青銅文化的多樣性，同時也給青銅器鑒定帶來了新的課題。由于本書篇幅有限，所及只是中原地區(qū)銅器，其他地區(qū)的青銅器研究只好從略了。
中國青銅器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鑄刻有文字，即我們通常所說的金文。這是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青銅器的一個明顯的不同之處。青銅器鑄刻銘文是從商代中期開始的，起初只是一兩個字，即郭沫若先生稱之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開始銘文增多，但最長也不過48字。西周時期是銘文大發(fā)展時期，長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銘達497字，是銘文最長的青銅器。春秋以后銘文漸趨減少，戰(zhàn)國時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見長篇銘文。這些銘文書體或粗獷或瘦勁，或工細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書法欣賞價值。而文字對于歷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長篇銘文不亞于一篇尚書，可見其珍貴程度。而銘文本身又是我們鑒別斷代的重要依據(jù)。
中國青銅器流行時間很長，就青銅容器來說，在相當于夏代的二里頭文化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經(jīng)過商、西周、春秋、戰(zhàn)國，直至漢代。因為戰(zhàn)國以后青銅禮器便衰落了，所以本書一般講到戰(zhàn)國末期為止。當然工具與小件青銅飾件的產(chǎn)生則更早些，應該在原始社會末期。青銅器發(fā)展歷史之長，這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流行時間之長既為我們鑒定它提供了很好的發(fā)展序列，也增加了鑒別的難度。
中國青銅器的大宗是青銅禮器。這是中國青銅器的又一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銅器家族中擔任絕無僅有的角色。從上述論說可以看出青銅器的發(fā)展是以夏商奴隸制社會的建立為起點，在商宋周初奴隸制發(fā)展到高峰時期，青銅禮器也達到了它光輝的頂點。春秋以后，奴隸制開始衰落了，青銅器也開始走下坡路。到戰(zhàn)國晚期，青銅器主要是青銅禮器基本退出歷史舞臺。這是從整個奴隸制度發(fā)展與消亡來說。而在每一個奴隸制王朝，青銅禮器被統(tǒng)治階級用來祭天祀祖，宴饗賓客，歌功頌德，死后埋葬于地下。顯然它是為奴隸制統(tǒng)治服務的。對于一個奴隸制國家來說，青銅禮器尤其像鼎之類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國家的存亡，所以古書有“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的說法。顯然青銅器不是一般的實用器。對于一個奴隸主貴族及其家族來說，青銅禮器又是他們身份與地位的象征。據(jù)文獻記載，天子用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須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說青銅禮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權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實用器了。在形制、紋飾的鑄造方面我們就不能簡單地用對待實用器的眼光去看待，這是我們在鑒定時必須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紋飾都表明它不適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這里。在青銅禮器上，各級奴隸主貴族寄托著他們的信條與期望，反映著他們的思想觀念。當這種要求用形制與紋飾表達仍嫌不足時，便訴之于文字。這就是中國青銅器銘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銅器是物質(zhì)的，但同時又是一種精神產(chǎn)品，這是中國青銅器的奇妙之處。
中國青銅器在鑄造工藝方面有自己的特殊傳統(tǒng)。外國鑄造青銅器用失蠟法，特別是印度用此法可作很細巧的東西。失蠟法的范可以用幾次，產(chǎn)生一批形狀花紋完全一樣的青銅制品來。而中國不大用失蠟法。最早用失蠟法在戰(zhàn)國早期，在此之前是用合范法。對此外國曾有錯誤的看法。國外最早研究中國的銅器是從銅鏡開始的。因為銅鏡用失蠟法，所以開始認為中國是用失蠟法，但后來發(fā)現(xiàn)早期銅器并不是用失蠟法，于是又180度大轉彎，說中國無失蠟法，是從外國傳入的。這都不對。中國既有合范法，也有失蠟法。只是合范法在商代與西周春秋時期大量使用罷了。合范法的特點是一般一范只做一件，青銅禮器中找不出兩個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青銅禮器都是獨一無二的。這無疑增加了中國青銅禮器藝術觀賞價值。
古代青銅器的價值
中國古代青銅器不但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而且有很高的科學研究價值。所謂藝術欣賞價值是指青銅器的造型藝術很高超，如同一條字、一幅畫，給人以賞心悅目的藝術享受。
青銅器的藝術魅力表現(xiàn)在王個方面：構思巧妙的形態(tài)、富麗精致的紋飾、風格多樣的銘文書體。
如前所述，中國古代青銅器造型豐富、品相繁多。加之用合范法鑄造，一般一范只鑄一器，很少有面目完全一致的青銅器，因此件件面貌各異，拓寬了藝術欣賞的視野。尤其是其中精品迭出，看了使人嘆為觀止。例如1976年在河南省安陽市小屯村殷墟婦好墓出土一件三聯(lián)甗，其形制前所未見。以前發(fā)現(xiàn)的這種類似現(xiàn)今蒸鍋式的甗都是單體的，而三聯(lián)甗則是由并列的三個甑和一個長方形案狀的鬲組成的，猶如長條桌上放著三只帶耳的蒸鍋。案上有三個圈形灶孔，用來承置甑體。不但放置穩(wěn)當，而且一次能加溫蒸好三鍋飯，可見其構思之奇巧。長方甗架四周飾一圈蟠龍紋，相間有圓渦紋，其下加垂葉紋。甑的雙耳為獸首耳，口沿下有兩道細棱，飾對稱的大夔紋和小圓渦紋。紋飾相當精美。從器上銘文得知它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商王武丁之妃婦好的器物，怪不得如此珍奇。商代晚期青銅器一向為世人所寶愛。如1975年出土于湖南省醴陵縣獅形山的象尊，精美絕倫。通體作象形，其腹部寬大結實，四足粗壯，踏地有聲;象鼻卷起，略呈反S形。既有凝重感，曲線仍然顯得流暢而不呆板，活脫脫是一頭現(xiàn)實生活中的象的形狀。更為難得的是象尊通體布滿紋飾，主體部位是饕餮紋、夔紋，鼻上飾鱗紋，額上有蛇紋，簡直是一幅優(yōu)美的立體圖畫。
西周時期也有很多藝術精品，其中以牛尊最具魅力。1967年陜西岐山縣賀家村出土一件牛尊。整體作牛形。牛體渾圓，四蹄粗壯，頭部前伸，雙目圓睜，似在嗚吼，造型十分傳神。尤其別致的是背上開一方口，口上加蓋，蓋與牛背以系環(huán)相連。蓋上鑄一立虎，虎四足向前，后身微縮，儼然在捕食?；⑹輨哦鴥疵?，牛龐大而憨實，兩相對照，令人忍俊不禁。有些器物由于自身用途的限制，不可能做得如此奇巧，但細細察看，仍然可以體會鑄造者的一片匠心。解放后出土的銘文最長的西周青銅器是墻盤，1976年12月陜西扶風縣莊白村出土。盤為方唇、淺腹、附耳、圈足。造型大方而沉穩(wěn)。器身通體漆黑發(fā)亮，如同新鑄的一般。腹部飾一圈帶狀垂冠分尾長鳥紋，圈足飾寬扁的竊曲紋，紋飾的設計恰恰與器形的寬侈適應，因而給人以流暢、舒展的美感。銘文共284字，鑄于盤內(nèi)底，共18行。橫豎成行，章法齊整，結構均衡，字形依筆劃繁簡略有錯落，更顯得活潑。筆劃圓潤，起筆收筆皆藏鋒，給人道勁秀美的藝術享受。
商周青銅器秀美多姿的形態(tài)、令人眼花繚亂的紋飾，不但為研究上古美術史和造型藝術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而且是現(xiàn)今裝飾藝術很好的借鑒物。
青銅器的歷史價值主要由銘文來體現(xiàn)。我們知道，商周時代距今已很遙遠，由于歷史的變遷，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文獻極少，只有《尚書》、《詩經(jīng)》和《春秋》三傳等書。就是這僅有的一些書籍，經(jīng)過歷代傳抄，已不是原來的面貌，因此要想根據(jù)這些資料對上古歷史有比較真切的認識是很困難的。而青銅器銘文，特別是篇幅比較長的銘文，是當時人們現(xiàn)實生活的反映，沒有經(jīng)過后世的修改，保留了當時的真實的面貌，因而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正如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序中所言：“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下面從幾個方面來說明。
(一)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印證
周武王伐紂是重大的歷史事件。關于伐紂的具體日期，《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成》：“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滅商在甲子日，由于記載十分具體，引發(fā)研究者的疑竇。而《逸周書·世俘解》也說：“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逸周書》曾受到疑古學派的極大懷疑，所以學界對武王是否在甲子日伐商意見分歧。1976年陜西臨澗零口鄉(xiāng)零河西出土西周初年青銅器利簋，銘首曰：“珷征商，惟甲子朝。”從而解決了千百年來的一段懸案。
西周成王時，據(jù)文獻記載，曾有遷宅洛邑一事。如《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室洛邑。”《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屯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不過司馬遷在《周本紀贊》中則認為當時成王仍都豐、鎬，未遷洛邑。但《呂氏春秋》等書也說成王營居于成周。1964年陜西寶雞出土成王時銅器何尊一件，銘文開頭便說“唯王初遷宅于成周。”證實成王確實遷居到洛邑。盡管目前學界還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問世，畢竟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實證。
(二)為失載或記載甚少的上古國家提供了寶貴資料
1974年至1981年寶雞市博物館在當?shù)匕l(fā)掘一大批墓葬，出土的有銘銅器顯示它們是西周囗(弓魚)國墓葬，但文獻上并沒有記載，可見這是文獻失載的一個諸侯國。出土文物表明這個方國具有很高的工藝鑄造技術，如果不是銅器上有銘文，我們無從知道它是哪一國族。
1977年河北平山縣發(fā)掘中山王墓，出土中山王舋鼎等眾多精美的青銅器。其中中山王舋鼎銘達469字之多。這是戰(zhàn)國時期最長的銘文，對于研究中山王國歷史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文獻關于中山王國的記載很少，連王室世系也不清楚。而鼎銘等顯示了前后銜接的六代中山王的世系，從而為深入研究中山國歷史奠定了基礎。
(三)關于分封制
商周時期，天子為了統(tǒng)治國家，將國土分封給諸侯，諸侯再往下分給各級奴隸主貴族，構成金字塔式的統(tǒng)治層次，有助于維護奴隸制度。文獻中缺少分封時禮儀制度的具體記錄，而銅器銘文中比較詳細。分封時王要賞給諸侯鬯瓚、弓矢、土地和民人。宜侯矢簋顯示康王時仍有分封諸侯之事。
(四)關于商周軍制與戰(zhàn)爭
據(jù)金文可知，西周王室直接控制的軍隊有殷八師、成周八師、西六師。將領出征，其族人隨同出戰(zhàn)。敵方以淮夷、玁狁為主。攻打淮夷的目的之一是收取那里的賦稅。戰(zhàn)爭的規(guī)模很大。據(jù)小盂鼎記載，兩次戰(zhàn)役共生擒鬼方酋長四人，馘五千一百余人，第一次俘人一萬三千八十一人。推算雙方投入兵力在兩萬人以上。勝利之后，要向祖廟獻俘。這些細節(jié)都只能靠銘文來獲知。
關于青銅器的歷史作用還有許多。上述僅舉其幾例，以“管中窺豹”。至于青銅器的具體價格，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尤其是上好的青銅器，乃國之瑰寶，價值連城。容庚所著《商周彝器通考》第八章名為“價值”，摘錄了宋代以來有關青銅器的價格。嚴格他說這只是一時的價格，而不是價值。摘取幾段如下:
大觀初，徽宗效李公麟之《考古圖》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為大小札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錢數(shù)十萬，后動至百萬不翅者。
嘉慶七年三月廿九日，張廷濟由虎坊橋館寓車至順城門內(nèi)崇福寺街褐陳伯恭太史。歸于護國寺之東寧遠齋，見仲鳧父彝，碧如翠羽、赤如丹砂、白如水銀，文字刻露精銳，洵商周彝器中之無上神品。問其價，曰二十四金。許以八兩，不果。四月九日，邀同趙秉淳孝廉再過其齋，益以二金，仍不諧。十七日，邀同宋葆淳學博又過其齋，以文銀十兩零四錢，又元銀六錢，作大錢十千文得之。翁樹培秋部是科分校禮闈。廿一日翁來見此，拊掌曰：“勝得進士第矣。”張曰：“誠如君言。”
者囗(司女)方爵，嘉慶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張廷濟同梅里李遇孫明經(jīng)過蘇州，泊舟太子馬頭，由臥龍街至元廟觀，遍觀骨董肆數(shù)一，銅器絕無佳者。至申衙前，于鐘表鋪內(nèi)見閣上庋此爵，塵灰委積。張索視之，心怦怦動。問其價，曰番銀三餅，許至二餅有半。肆中入詭言寄售，遣人走問，云須十三，頃言誤也。張笑謝之。廿日，自常熟回舟至蘇，訪石友孫均于申衙前，遣仆往瞻，爵則猶是也。乃托孫遣人轉購。翌日，孫招飲百一山房，云托王振初去買，彼須十餅，已許至六餅，急不可圖也。三月十六日，張治書于孫，促其速買，毋為捷足所得。廿八日，孫遣書櫝至，償以十餅，堅不肯受，唯留漢將兵都尉字中錯金絲者之印一，后知得此用銀九餅云。
虢叔三鐘，以阮無所藏為最大，張廷濟所藏次之，伊秉綬所藏最小。其大者宋葆淳曾見于天津衛(wèi)，后歸杭州某姓。其人遠出，閨中匱乏，覓售于潘某。為何某攜入節(jié)署，售于阮元，得銀二百兩。其次者初為孫星衍所藏。嘉慶末年，歸于吳囗(才鼎)。吳掌權揚州梅華書院，常陳設院中。斌良觀察思得之未果。后歸兩淮鹺使阿克登布，得白金一千二百兩。阿既受替，復送歸吳志別，吳歿后，償歸張廣德銀號，值如歸阿之數(shù)。張又歸潤州某，道光十一年春初，蘇州鄭竹坡以銀二百餅得之。二日，轉售于張廷濟，值銀二百七十餅。張別酬居間徐蓉林以八十四餅。是時每餅易大錢九百三十文。其小者陳均在馬履泰陜西學使幕所，以銀八兩買于西安肆中。伊秉綬官揚州太守時，貽以百金得之。
民國以來，以外國購求，花紋佳者，輒價至鉅萬，于是國內(nèi)菁華，悉輸海外。如端方所藏古酒器，于民國十三年，歸之美國紐約中央博物院，聞價至二十余萬。
以上所摘段落，除青銅器價格外，購求者愛器如寶的心情，敏銳的鑒別眼光，都寫得栩栩如生，真正體現(xiàn)出青銅器的價值來。
青銅器的各個時代的特征
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造型特點 中國古代青銅器源遠流長,絢麗璀燦,有著永恒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傳世和近年發(fā)現(xiàn)的大量青銅器表明,青銅器自身有著一個完整的發(fā)展演變系統(tǒng).
自夏、商、周至秦、漢整個青銅器發(fā)展史,大約可以分為十三期：即夏為二里頭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為早、中、晚三期,戰(zhàn)國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 秦、漢為青銅器發(fā)展 史的余輝.
現(xiàn)將各期的特征,表述如下：河南西部地區(qū)的二里頭文化遺址,業(yè)已發(fā)現(xiàn)數(shù)十處.經(jīng)過發(fā)掘的地點還有鄭州洛達廟和上街、陜縣七里鋪、洛陽東干溝、臨汝煤山、淅川下王崗等地.山西汾河下游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二里頭文化遺址三十多處,夏縣的東下馮遺址曾作過發(fā)掘.但科學發(fā)掘的二里頭文化青銅禮器,集中地在偃師二里頭出土,河南的新鄭望京樓和商丘地區(qū),也有個別發(fā)現(xiàn).
科學發(fā)掘的二里頭文化期的青銅禮器,現(xiàn)僅限于飲酒器爵.基本的特點是流狹而較平,尾短、無柱,或有柱狀的雛形,底平.體較扁,下承三足.體型分長體束腰式,長體分段式和短體束模式等數(shù)種.足有長短兩類,長足為三角尖錐形,短足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損蝕所致.有的做成鏤空狀,是為二里頭文化期的特點.
二里頭文化青銅器一般無紋飾,但有些爵的杯體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圓釘狀紋飾.有的腹有圓餅狀突起,當是二里岡期上因紋的濫觴.雖然二里頭文化青銅禮器上未見動物形紋飾,但二里頭出土的青銅戈的內(nèi)部,已有變形的動物紋飾,因而不能排除青銅禮器上出現(xiàn)動物紋的可能.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紀——前15世紀中葉
相當于商二里岡文化期.鄭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測定碳14年代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湯立國的時期,但是二里岡文化的下限還不大清楚.二里岡遺存分上下兩層,上下層青銅器的差別不是屬于風格方面,而是上層比下層的器類有更多的發(fā)展.商代早期青銅器在鄭州出土很多,這是由于鄭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岡、白家莊、張寨南街、楊莊,南關外、銘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體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東南角.在城的東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銅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發(fā)現(xiàn)了商代早期青銅器多起.在湖北黃陂盤龍城、安徽嘉山泊崗、江西清江吳城等地也有重要的發(fā)現(xiàn).以上遺址和墓葬中發(fā)現(xiàn)的商代早期青銅器,以二里岡上層的居多.
商代早期青銅器具有獨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狀足成錐狀足和器腹相通,這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掌握對范芯的澆鑄全封閉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與殷墟時期長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狀承繼二里頭文化式樣,—律為扁體平底.流甚狹而長.青銅斝除平底型的以外,還出現(xiàn)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當二里岡上層的器,+字形有成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shù)道缺口,鄭州和黃陂盤龍城都出土過這種實例.管流斜置于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后側有一大鋬可執(zhí),在本期內(nèi)頗具特色.罍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亦偏高.商代早期壺有提梁的有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頸不高不設提梁的.商代早期青銅器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回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
象征外,其余條紋并不具體表現(xiàn)物象的各個部位,紋飾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xiàn)了浮雕,二里岡上層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犧首裝飾.所有的獸面紋或其它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地,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
商代早期的青銅器,極少有銘文,以前認為個別上的龜形是文字,實際上仍是紋飾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紀中葉—前13世紀
在商二里岡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間,有幾批青銅器出土.這些器物有某種商代早期的特點,然而已有較多的演變;也有某些殷墟時期青銅器特點的肇始.比較典型的是河北地區(qū)藁城臺西下層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區(qū)出土的青銅器.在豫西的靈寶東橋,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這類器物發(fā)現(xiàn),如小屯232號墓所出土的一組青銅器,和小屯331、333號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銅器.但這一類器物在殷墟發(fā)現(xiàn)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區(qū)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為典型而精好,現(xiàn)在還找不出像二里岡或殷墟那樣生產(chǎn)這類青銅器的商代大都邑.盤庚遷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岡期之后,殷墟期之前這批青銅器是客觀存在.由于這類青銅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過渡特點,所以有的將之斷在二里岡期,有的斷為殷墟文化早期.這類青銅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廣泛性,而其時生產(chǎn)它們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岡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劃出一個稱之為商代中期的階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確定,下限約在武丁之前.
這一時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雖然與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寬,出現(xiàn)的圓體爵是放所未見的.斝在空椎狀足之外,出現(xiàn)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較少見.早期雖已出現(xiàn)了寬肩的大口尊,這類器形在此時有較大的發(fā)展,像阜南的龍虎尊和獸面紋尊這樣厚重雄偉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從未出現(xiàn)的.瓿這類器形,也是這個時期發(fā)展起來的,藁城的獸面紋瓿是其典型.早期體型較高的罍,在這時發(fā)展為體型比例較低而肩部寬闊的式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巨型獸面紋罍是其典型.這時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與早期相比,有所縮小.鼎、鬲類器比較突出的變化是一耳不再與—足對立,形成不平衡狀,而是三足與兩耳對稱,成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這時澆鑄時芯范懸封的方法還沒有完全解決,因而中空的鼎足還有與器腹相通的情形. 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是二里岡期變形動物紋的改進,原來粗獷的線條變得較細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獸面紋鼎和肥西的斝與爵,而阜南龍虎尊和嘉山泊崗的主紋獸面紋已較精細,圈足上的獸面紋仍保持早期的結構和風格.第二類是出現(xiàn)了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的羽狀紋構成的獸面紋.這類獸面紋雙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則無論是頭像還是體軀都沒有明顯的區(qū)分.這方面的實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較多的高浮雕附飾,但線條輪廓有渾圓感,與晚期浮雕輪廓線峻直銳利的風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銅器一般仍保持著不鑄銘文的習慣,但個別器上發(fā)現(xiàn)鑄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記,但是沒有發(fā)現(xiàn)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稱.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鄒衡的四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發(fā)現(xiàn),大體上都沒有越過這個界限.而殷墟的青銅器分期則有張長壽的三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還有—些其它的說法.
《史記.殷本紀》載盤庚至武丁時較詳,陽甲時,殷衰,盤庚五遷,至小辛復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說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復興”.所謂殷衰,是指商王對諸侯失去控制力,諸侯不朝,即政治不從屬,經(jīng)濟上不貢賦,因而國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榮的青銅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經(jīng)營相當時期方能達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現(xiàn)殷墟青銅文化的高度發(fā)展.因此,這個時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銅器和晚期青銅器的交替時期.
商代晚期青銅器的重要考古資料有殷墟五號墓、殷墟小屯村北18號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崗1040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圓葬坑等出土物為代表.還有殷墟西區(qū)墓葬群出土的青銅器.其它地區(qū)相當于商代晚期青銅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有山東益都蘇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樓以及陜西的清澗、綏德、吳堡等地,這一帶是有一定地方色彩的,主要屬于商代晚期的青銅文化區(qū).湖南洞庭湖以南寧鄉(xiāng)的黃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銅器,而醴陵,常寧、湘鄉(xiāng)、衡陽、湘潭以及廣西武鳴等地商晚期青銅器也有出土.商代青銅文化的分布很廣,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的地點,不在少數(shù).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計,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這樣長的時期內(nèi),按照具體情形,又可區(qū)別為前后兩個階段.
殷墟時期前段以小屯238號墓、殷墟五號墓、小屯村北18號墓所出土的青銅器為代表,其它地區(qū)的以山西石樓二郎坡桃花者、后藍家溝、和湖南寧鄉(xiāng)黃材等地出土的青銅器為代表.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頸橢扁體壺,敞口束頸橢扁扇體觶、觥等. 方彝見于小屯238號墓、殷墟五號墓更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體,內(nèi)為一長方形槽.
高頸橢扁體壺見于殷墟五號墓,口寬而橢扁,頸較高,腹部膨大,頸兩側有貫耳,下有圈足,有的有蓋,石樓桃花者扁壺則有龍形提梁.這類扁壺在商代晚期前段員風行一時,但至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敞口束頸橢扁體觶見于殷墟五號墓.有的無蓋,頸部收縮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寬狹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種敞口束頸圓體似杯的觶,大約也在此時出現(xiàn).以上兩種觶在傳世品中甚多. 觥有作鳥獸形和圈足的兩類,全見于段墟五號墓.此時觥常見有鳥獸合體的造型,如婦好觥前為虎、后為梟的合體,司母辛觥前為怪獸后為怪鳥的合體,因而觥的前足與后足不相同.美國佛利爾美術博物館也有一前為虎頭后為鴨形而平啄的獸禽合體觥.合體造型是當時觥的造型設計的特點之一.山西石樓桃花者出土一角形觥,是觥的特例. 新出的還有鳥獸形尊,如婦好鳥尊、湖南湘潭出土豬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動物的樣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設計成半容器半動物的式樣,如雙羊尊,中間是尊形,兩側為羊頭,形狀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這時大為發(fā)展,殷墟五號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壺、方缶等等,而傳世器中還有方觚、方觶,幾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從整體來看,雖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卻是富有特征性的器物.
中期沿用的器類,在本期內(nèi)也有或多或少的變化,并且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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