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的觀點、作為、舉止，甚至照片，都能給人以“特立獨行”的印象。他在自我評價時，也把“不肯茍同于人”視為自己歷來的兩點長處之一。那么，他在哪些方面與眾不同?他又為什么與眾不同呢?下面就隨學習啦小編一起來了解下吧!

　　國學大師梁漱溟的學術(shù)基礎(chǔ)

　　做學問和做其他許多事情一樣，不能上來就干，要有一些積累和準備，即所謂“學術(shù)基礎(chǔ)”，或者說“知識結(jié)構(gòu)”。魯迅的學術(shù)基礎(chǔ)是國學、德國哲學和浪漫主義詩學等;周作人的知識結(jié)構(gòu)相當駁雜，他把它們分成八類：詩經(jīng)論語注疏、小學、文化史料、年譜日記游記家訓尺牘、博物書、筆記、佛經(jīng)、鄉(xiāng)賢著作。從那個年代過來的學者，各有偏好，術(shù)業(yè)也各有專攻，但私塾似乎是他們接受教育的共同起點，差不多都是從四書五經(jīng)中背出來的。國學大師梁漱溟則不一樣。他接受教育，盡管也是從這里起步，但他生長在北京，其父為開明人士，因而能得風氣之先，成長經(jīng)歷與同輩學者之間，有本質(zhì)上的不同。

　　國學大師梁漱溟5歲開蒙，讀過《三字經(jīng)》和《百家姓》后，就在接著要讀四書五經(jīng)的當口，趕上了變法維新。父親梁巨川本來就不贊同兒童讀經(jīng)，此時借“?？婆e、廢八股”之機，便斷了兒子的讀經(jīng)之路，讓他去看《地球韻言》。此書的內(nèi)容，顧名思義，多是一些歐羅巴、亞細亞、太平洋、大西洋之類，說的是世界大勢。第二年，北京出現(xiàn)了第一個“洋學堂”——中西小學堂。國學大師梁漱溟便被父親送到這里讀書。后雖因社會動蕩，他轉(zhuǎn)過幾次學，11歲時還曾回家請先生教讀一年，但仍不習四書五經(jīng)，而是讀小學課本，他后來曾回憶說：“我對于四書五經(jīng)至今沒有誦讀過，只看過而已。這在同我一般年紀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歲的國學大師梁漱溟考入順天中學堂，1911年畢業(yè)于順天高等學堂。這便是國學大師梁漱溟最后的學歷。

　　國學大師梁漱溟曾說：“我的自學始于小學時代。”在同齡孩子死背四書五經(jīng)的時候，他卻能津津有味地看著一種課外讀物——《啟蒙畫報》?！秵⒚僧媹蟆返膭?chuàng)辦者彭翼仲與梁家是親戚，他手創(chuàng)了三種報紙——《啟蒙畫報》、《京話日報》和《中華報》?！秵⒚僧媹蟆纷鳛橹袊嗽诒本﹦?chuàng)辦的第一家報紙，讀者寥寥，頭幾年一直負債經(jīng)營，幾度瀕臨倒閉。這類不為當時社會主流觀念所接受的讀物，卻成就了國學大師梁漱溟的自學基礎(chǔ)。國學大師梁漱溟成名多年以后，仍能清晰和細致地回憶出《啟蒙畫報》的大致內(nèi)容。國學大師梁漱溟十來歲時，已經(jīng)擁有了三整年六巨本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和一整年的《新小說》(雜志月刊)。

　　在中學時代，國學大師梁漱溟依然不看“正書”而讀報，這在與國學大師梁漱溟同輩且齊名的學者中，似乎很難找到這樣類似的成長經(jīng)歷。這應該歸因于父親對他的“放任”。國學大師梁漱溟在一些回憶文字中，也曾反復申明過。他說：“由于先父對子女采取信任與放寬態(tài)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見為止，從不加干涉，同時又時刻關(guān)心國家前途，與我議論國家大事，這既成全了我的自學，又使我隱然萌露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而鄙視只謀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漢’生活。這種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學起即對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追求不已。”可見梁巨川不僅“放任”國學大師梁漱溟，更影響著國學大師梁漱溟。

　　正因如此，國學大師梁漱溟與那些“國學大師”們，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兩條路。他們是先打基礎(chǔ)，然后專心問學，國學大師梁漱溟則說：“我本來無學問，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來，實來自我的問題，來自我的認真。因為我能認真，乃會有人生問題，乃會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學。”他顛覆了治學之路上的某些鐵的定律，這是尤其發(fā)人深思的。同時，父親對國學大師梁漱溟的影響，不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憂國而投湖，臨走前他還在和兒子討論國際形勢，他問國學大師梁漱溟：“世界會好嗎?”國學大師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點頭說：“能好就好啊。”這是他留在世間的最后一句話。國學大師梁漱溟感慨說：“父子最末一次說話，還說的是社會問題。”

　　國學大師梁漱溟的脫離了俗念

　　1934年，國學大師梁漱溟寫過一篇題為《三種人生態(tài)度》的文章，當中的第一種，他稱之為“逐求”，并解釋說：“此意即謂人于現(xiàn)實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飲食、宴安、名譽、聲、色、貨、利等。”縱觀國學大師梁漱溟的一生，上列“逐求”的東西，他都看得很淡，甚至視而不見。他在回答艾愷的問題時說：“我總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覺得茶，它有點興奮性。我都不要喝茶;白開水好。我吃飲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類，人家認為好吃的東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還很少。”上世紀50年代初，國學大師梁漱溟在一個《自我檢討提綱》上，也寫過這樣的話：“志不在溫飽，”“惡莫大于俗，以俗為恥。”許多事例表明，國學大師梁漱溟達到了這個境界。

　　梁培寬曾這樣評價父親：“一輩子的態(tài)度都是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是他的原則。”梁培寬拿自己為例回憶說，母親在世時，家事都由母親操辦，1935年母親去世后，父親就把他們兄弟兩人交給學校或親戚家照管生活。而父親對自己和弟弟的教育，一向采取放任的態(tài)度，“從小學到中學，父親從不過問我的考試成績，從沒有向我要過成績單?？即髮W這樣的大事他也不管不問。我上初一的時候，考試成績一般都是中等，父親也沒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學校突然通知我補考地理，那時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單寄來時，父親剛好在旁邊，我就給他看，他看了以后，一個字都沒有說就還給我了，沒有不滿的表示或任何批評。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說，我也說不出來;不及格之后應該怎么辦，你自己也應該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說。”在梁培寬的記憶中，這是父親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成績。后來涉及到“子承父業(yè)”的問題時，國學大師梁漱溟明確表示，如你們有此意，也很好，但他本人并無此要求。他的意思是，只要你將國家和社會需要作為考慮自己前途的出發(fā)點，干大事小事，干這種事那種事，全由自己決定。像國學大師梁漱溟這樣以如此態(tài)度對待子女的成長，在今天，恐怕是沒人能做到了，即使是在當時，在當時的名家當中，也沒幾個人能做到。不僅是子女的成長，世俗所看重的許多“模式”，在國學大師梁漱溟看來，都不是不可以破的。例如過年，在國學大師梁漱溟的生活中就幾乎不存在。1930年在河南輝縣辦村治學院時，他給親戚寫信說，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沒有心思回北京過年了。那時兵匪不分，這個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聲和槍聲中一個人度過的。1935年春節(jié)，他在上海訪問軍事家蔣百里。1936年春節(jié)是在梧州到南寧的途中過的。1938年初國學大師梁漱溟去延安，歸途坐火車到開封時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個人住進河南旅館，就這樣把年過了。1939年春節(jié)，他正在前往敵后巡視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記記道：“舊歷除夕，車過三原，晤趙戴文于一花園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節(jié)，國學大師梁漱溟覺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便利用寒假帶兩個孩子去重慶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縉云寺里過的。解放后，生活穩(wěn)定，不再東奔西跑，過年時他也和平時一樣，一般都是在寫作，從沒把它當做什么特別的日子。

　　很多名人在本業(yè)之外，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愛好。上世紀30年代，留美女學者俞慶棠曾問國學大師梁漱溟有什么愛好，梁答：我的愛好是思考問題。俞聽后說，這太可怕了!思考問題本是一種工作，怎么能夠當做愛好呢?國學大師梁漱溟的一個學生有一次和國學大師梁漱溟夫婦同坐一趟火車，見梁夫婦間一路無話，就對國學大師梁漱溟說，旅途中應該聊聊天，怎么你坐在那里一言不發(fā)?國學大師梁漱溟說，你不要以為我是在閑著，你看我閑的時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時候。正是因為這個“愛好”，國學大師梁漱溟在北大教書時一度腦子總停不下來，以致嚴重失眠，身體不能支持，向蔡元培校長提出過辭呈。他曾說，自己的頭腦“好像一條長的繩索，發(fā)揮放射出去，就收不回來”。他也曾在一個記事本上寫過這樣兩句話：“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負擔。”

　　國學大師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許多人視為佛學家。但他從不燒香拜佛，家里也從不供奉佛，入廟也只是參觀式地看看。國學大師梁漱溟的信佛，和蕓蕓眾生從利害出發(fā)許愿還愿那一套是兩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后者滿足于偶像崇拜，心態(tài)上并沒有脫俗;前者則是從佛理中吸取有益的東西。國學大師梁漱溟正是出于對佛教教義、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進佛學的。但形式上的一些東西，他并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齋是不一樣的，類似牛奶、雞蛋這些能提供人體必須攝取的營養(yǎng)的食品，他并不一概拒絕。國學大師梁漱溟被稱為新儒學的奠基人，但他從不以這個稱號自居，就是對孔子的學說，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里看，看到了一些，還不敢說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點罷了。他的這種學術(shù)境界，在當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難得的。

　　國學大師梁漱溟的交游之道

　　國學大師梁漱溟一生交游甚廣，和包括國共兩黨領(lǐng)袖在內(nèi)的無數(shù)人物打過交道。和國學大師梁漱溟來往的人，大致有兩類。一類是他的學生，他們出于對老師的崇敬而成為國學大師梁漱溟的追隨者，這類人不是很多，但彼此關(guān)系深，交往時間長;另一類則是在進行某項工作時必須與之打交道的人，即所謂“各界人物”。

　　國學大師梁漱溟在鄒平進行鄉(xiāng)村建設(shè)活動時，韓復榘是山東省主席，不能不借重他的權(quán)力，也就不能不與其來往。國學大師梁漱溟在北大教書時與毛澤東相識，算是有“舊”。1938年他到延安訪毛澤東，并多次長談，都是在討論問題，而非敘舊。國學大師梁漱溟在抗戰(zhàn)期間曾與許多“第三方面”人士頻繁接觸，也是著眼于大敵當前、緩解國共間的矛盾，不致讓抗戰(zhàn)力量削弱。他意識到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必須聯(lián)合更多的人，共同努力，從而形成力量。發(fā)起成立民盟前后，國學大師梁漱溟和一些人從不認識到認識，和另一些人的交往由少到多。例如黃炎培，與國學大師梁漱溟相識多年，但從前來往不多，組成民盟后，黃是第一任主席，雙方有了頻繁的交往。兩人在重慶同住青年會招待所，又因為同有素食的習慣，吃飯也往往在一起。黃炎培曾戲言：“我們是黃粱一夢啊!”和羅隆基、張君勱、章伯鈞等也是因為工作關(guān)系來往日多。

　　國學大師梁漱溟在工作中與人交往，始終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把合作共事看做大方向。他與共事者之間并非沒有分歧，他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也不是沒有看法。例如羅隆基和章伯鈞，均屬于有才干而活躍的人物，但也都有自己的短處，政治上不無野心，國學大師梁漱溟對此心里有數(shù)，并不贊同，但為了大局，他還是愿意并努力與他們合作，意圖很明確，就是要解決中國的問題。也正是這種毫無雜念的行事原則，讓國學大師梁漱溟贏得了大家的尊重。當年他一度拒絕擔任民盟秘書長時，除羅隆基之外的所有民盟中都來找他談話，勸說他就任。大家相信他，知道他從事民盟活動沒有個人的貪圖。他認為，政治見解可以不一致，但不影響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

　　國學大師梁漱溟其實是一個容易接近的人。國學大師梁漱溟與人相處，如果發(fā)生無法合作的情況，問題往往不在他這邊。1923年，胡適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前后許多政論都不如這時批評國學大師梁漱溟、張君勱的文章有價值。”陳獨秀響應說：“國學大師梁漱溟、張君勱被適之教訓一頓，開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線曙光!”而國學大師梁漱溟則認為：“我不覺得我反對他們的運動!我不覺得我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是我的敵人”;“他們覺得我是敵人，我卻沒有這種意思。”他這樣申明自己的看法：“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大家“各人抱各自那一點去發(fā)揮，其對于社會的盡力，在最后的成功上還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雖彼此有所不同，但“我們還是不相為礙的，而是朋友”。對待見解不同的人，他的態(tài)度一貫是寬容的，一貫是“和而不同”的;承認有“不同”，但強調(diào)的是“和”。

　　國學大師梁漱溟從不在背后議論人的長短，梁培寬回憶說，包括在家人面前，也不例外。上世紀80年代初，溫州的一位中學教師專程來北京拜訪國學大師梁漱溟。談話間他問梁：“您對郭沫若怎么看?”他當然希望聽到國學大師梁漱溟更多的評價，但梁只淡淡地答了一句：“是個才子嘍。”對黃炎培“外圓內(nèi)方”的自詡，國學大師梁漱溟并不以為然。民盟成立之初，是一個秘密組織，當時公推黃炎培為主席。一年多后，民盟為適應形勢的需要，將由秘密轉(zhuǎn)為公開，正式宣布自己的政治綱領(lǐng)時，黃卻迫于國民黨當局的壓力，堅持辭去主席一職，并要求為他領(lǐng)導的“職教社”參加民盟保密。后來提到這些事，國學大師梁漱溟也只是搖了搖頭，說了一句“外圓內(nèi)也圓”。

　　不揭短，不背后議論人，并不意味著國學大師梁漱溟處世圓滑，無視原則。對老朋友，對曾經(jīng)崇敬的前輩，在公開場合，他并不諱言自己的看法。國學大師梁漱溟一生寫過為數(shù)不多的幾篇懷人的文章，在《紀念梁啟超先生》一文中，我們能看到他對梁啟超諸多貢獻的肯定，也能看到這樣坦率而客觀的評價：“梁公為人富于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章士釗也曾是青年國學大師梁漱溟所傾慕的人物，在見到章之前，國學大師梁漱溟就感到“彼此精神上，實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他坦言：“但一見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為當國家多難之秋，民生憔悴之極，有心人必應刻苦自勵，而先生頗以多才而多欲，非能為大局而負責之人矣。其后細行不檢，嫖、賭、吸鴉片無所不為，尤覺可惜。”

　　在學術(shù)界，國學大師梁漱溟與熊十力的交往很深。但國學大師梁漱溟也批評熊在佛學上“此土凡夫”，對佛學不懂，批評佛法使之流蕩失守等等。隨后熊在寄給梁的明信片上說：你寫的《究元決疑論》，我讀到了，你罵我的那些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兩人自此“不打不成交”，歷四十余年之久。熊十力晚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儒學思想體系，花了很大功夫。國學大師梁漱溟對此一直持不同意見。他認為儒學不光是著書立說，更要身體力行。他寫了很長的文章對熊進行嚴厲的批評。對馮友蘭也一樣，“批林批孔”時，馮發(fā)表文章后，有學生來信問國學大師梁漱溟的看法。他回信說，文章我有，不值一看。國學大師梁漱溟就是這樣，在原則問題上分得很清楚。即使是對老朋友，也絕不搞無原則的“和平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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