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中國近代政治家、思想家，維新志士。譚嗣同早年在家鄉(xiāng)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等，主辦《湘報》，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1898年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后被殺。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戊戌變法的譚嗣同，希望對你有幫助。

　　戊戌變法的譚嗣同

　　譚嗣同(1865年-1898年)，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中國近代資產(chǎn)階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維新志士。少時師從歐陽中鵠，后加入維新派。他主張中國要強盛，只有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學習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寫文章抨擊清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1898年參加領(lǐng)導戊戌變法，失敗后被殺，年僅三十四歲，與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和康廣仁并稱為“戊戌六君子”。代表作品有《仁學》、《獄中題壁》、《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譚嗣同故居，位于湖南省瀏陽市區(qū)北正南路98號，始建于明末清初，主體原占地2100平方米，現(xiàn)存建筑面積762平方米，故居南北朝向，全木結(jié)構(gòu)，工藝精美，古樸莊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風格。

　　戊戌變法的譚嗣同的生平

　　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臺、湖北巡撫等職。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fā)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jīng)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tǒng)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jié)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

　　1877年，在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涂啟先，系統(tǒng)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后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他離家出走，游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陜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jié)交名士。勞動人民反封建斗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爭性。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由于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而妥協(xié)退讓，

　　中國戰(zhàn)敗，簽訂了喪權(quán)辱國的《馬關(guān)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lián)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xié)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shù)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為物質(zhì)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chǔ)，世界萬物處于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xiàn)規(guī)定為“仁”，而“仁”的內(nèi)容是“通”，“通之象為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fā)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guī)律。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tǒng)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因此，對于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為其盡忠死節(jié)，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xié)助舉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xié)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quán)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鬃痈闹啤⑵降?、民權(quán)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fā)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yǎng)維新志士的機構(gòu)。

　　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chuàng)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lián)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為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為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chuàng)辦了《湘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guān)報，由他任主筆。由于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光緒《明定國是詔》后

　　不久，就有人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參預新政。次日，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是愿意變法的，只是太后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并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xiàn)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jīng)在握。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斗爭已是劍拔弩張。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發(fā)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

　　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凱于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21日，西太后發(fā)動政變。慈禧連發(fā)諭旨，捉拿維新派。他聽到政變消息后并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yè)，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并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后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lián)系，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并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tài)從容，鎮(zhèn)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于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xiàn)了一位愛國志士舍身報國的英雄氣概。1899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上挽聯(lián)寫道：“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戊戌變法的譚嗣同的評價

　　再過數(shù)百年，人們也很難想象，我中華居然出過這樣的人類驕子。

　　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1840年、1856年兩次鴉片戰(zhàn)爭完敗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滾尿流，“安知蕞爾微三島，竟敢橫行大九州”!內(nèi)憂外患，國仇家恨，求變之切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綱獨斷，發(fā)動政變，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頭;天地同悲，萬馬齊喑;禮儀之邦，原是人間地獄!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危難時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銳出，愛國不必忠君，為國家爭國格、為同胞爭人格，從三綱五常的古代奮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現(xiàn)代文明，行開天辟地之壯舉。

　　如魯迅先生所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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