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北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xué)家與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下面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搜集整理的王安石是個怎樣的人，希望對你有幫助。

　　王安石是個怎樣的人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謚文，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江右民系。北宋撫州臨川縣城鹽埠嶺(今撫州市臨川區(qū)鄧家巷)人，封荊國公，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學(xué)者、詩人、文學(xué)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黨領(lǐng)袖。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要求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宋神宗熙寧二年(1070年)任宰相，實行變法，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對西夏作戰(zhàn)的形勢。保守派反對，新法遭阻礙，熙寧七年辭退。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其詞雖不多，但亦擅長，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荊公最得世人哄傳之詩句莫過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的性格特點

　　王安石是一個固執(zhí)己見的人，他的拗脾氣可是出了名的，從好的一面講這是一個人的原則，不論外界因素怎么樣都不改變立場，但是從另一個層面講王安石不聽人勸，一味的堅持錯誤的原則也不止悔改，從而釀成了大錯。王安石是一個不聽人勸的人，而且在他的世界中容不得反對的聲音。變法推行后，許多反對者站出來彈劾新法，彈劾王安石，上書新法不利民。王安石知道后，就向神宗拿了一份反對者名單，按照這份名單王安石做了一個舉措就是黨同伐異，不同意變法的人都被流放出了京城，擁護新法的人在王安石的舉薦下得到了重用(不論此人人品如何，能力如何，只要同意都能平步青云)。

　　當(dāng)百姓上書抱怨新法時，王安石則信誓旦旦的告訴神宗：民言不足畏，意思就是老百姓的話可以不用聽，他們講的都是廢話。變法變法就是以民為本，民的需求都可以不考慮了，王安石就是在自己認定的事情下，不允許別人對其做法的半點懷疑與反對。

　　王安石的歷史評價

　　宋史評價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jīng)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fù)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wù)，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xué)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股褡诓宦牐煜喟彩?。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評價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 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fù)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fēng)。”。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后學(xué)：“學(xué)術(shù)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dāng)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dāng)，導(dǎo)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biāo)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zé)，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diào)，這一定讞對于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diào)，經(jīng)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封建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后，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后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shù)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fā)憤于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于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xiāng)賢”優(yōu)良傳統(tǒng)的一種表現(xiàn);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dǎo)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后經(jīng)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二是對荊公新學(xué)進行了嚴(yán)厲抨擊。荊公新學(xué)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dǎo)思想和理論基礎(chǔ)，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后，荊公新學(xué)所遭受的抨擊之嚴(yán)厲，要遠甚于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xué)家對荊公新學(xué)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xué)為異端邪說“于學(xué)不正”、“雜糅佛道”或“學(xué)本出于形名度數(shù)”，二是把新學(xué)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jù)，予以無情打擊。由于理學(xué)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tǒng)治思想，“是當(dāng)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xué)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shù)“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佑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shù)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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