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中國近代著名的的文人，他的文學成就非常高，是我國新詩的代表人之一。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郭沫若的人物簡介，希望對你有幫助。

　　郭沫若的人物簡介

　　郭沫若(1892一1978)，男，原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沫若、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樂山沙灣，畢業(yè)于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現(xiàn)代文學家、歷史學家、新詩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蘇聯(lián)科學院外籍院士。

　　1914年，郭沫若留學日本。1921年，發(fā)表第一本新詩集《女神》。1926年7月，投筆從戎，隨國民革命軍北伐，歷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副主任。1949年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會主席。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因病去世，終年86歲。

　　郭沫若的生平簡介

　　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樂山縣銅河沙灣。

　　1906 年入嘉定高等學堂學習，開始接受民主思想。

　　1914年，郭沫若留學日本，在九州帝國大學學醫(yī)。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他在日本福岡發(fā)起組織救國團體夏社，投身于新文化運動，寫出了《鳳凰涅磐》、《地球，我的 母親》、《爐中煤》等詩篇。

　　1921年，發(fā)表第一本新詩集《女神》，書中洋溢著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女神》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為中國新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與成仿吾、郁達夫等人一同創(chuàng)立上海文學學社“創(chuàng)造社”，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

　　1922年3月15日，《創(chuàng)造季刊》問世。這一時期，郭沫若的詩作同胡適等人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作品，影響了日據(jù)時期臺灣的早期新詩創(chuàng)作。

　　1926年到1927年，任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

　　1926年7月，郭沫若投筆從戎，隨國民革命軍北伐，歷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副主任。

　　1927年“四、一二”事變前夕，郭沫若撰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揭露了蔣介石“背叛國家，背叛民眾，背叛革命”的行徑，在人民群眾中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緝，隨即參加南昌起義，途中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

　　1930年，他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jīng)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郭沫若由此在中國開創(chuàng)了唯物史觀派，該學派在此后占據(jù)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地位。

　　隨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綱領的中國共產(chǎn)黨走上執(zhí)政舞臺，該書的觀點被當作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郭沫若憑借這一時期的甲骨文研究而與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并稱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之后，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期間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武漢抗戰(zhàn)文化運動，發(fā)動歌詠、話劇、電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zhàn)。他也創(chuàng)作了大量話劇劇本，鼓舞民心士氣，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膽》、《高漸離》六出歷史悲劇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歡迎。臺大歷史系教授王遠義認為郭沫若等人這一時期的作品，開創(chuàng)了一條大眾形式與精英創(chuàng)作結(jié)合，現(xiàn)代性與傳統(tǒng)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學與文化道路。

　　1948年國共內(nèi)戰(zhàn)期間，郭沫若因為考古學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員在《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一文，敘述了這次中研院院士選舉和郭沫若的當選過程。

　　1949年，郭沫若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會主席。

　　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人民保衛(wèi)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日友好協(xié)會名譽會、中國文聯(lián)主席等要職，當選中國共產(chǎn)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二、第三、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因病長期醫(y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

　　郭沫若的名人評價

　　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就以充滿革命激情的詩歌創(chuàng)作，歌頌人民革命，歌頌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開一代詩風，成為我國新詩歌運動的奠基者。他創(chuàng)作的歷史劇，是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鄧小平評)

　　如果他說了十句，只有三句對了，那七句錯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辯證，那說對了三句，就為同時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聞一多評)

　　郭沫若是二十世紀的文化巨人、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運動以后，像郭沫若這樣在許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這個詞來形容。郭沫若在學術的若干領域，特別是在中國詩歌史上，在中國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輝煌的、巨大的。這些年，特別是近幾年來對郭沫若的批評，有的符合事實，有的是歪曲事實的。出現(xiàn)批評和新的看法，是社會進步的表現(xiàn)。從總體上說，它會推動學術的進步和文化的發(fā)展，一個正常的學術環(huán)境應當是有批評有反批評的，但是，在對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學者采取了輕薄的態(tài)度，這是不正確的，應該注意以科學的態(tài)度來對他進行研究。(中國科學網(wǎng)評)

　　郭沫若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無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學術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貢獻決定的。像他這樣在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器物學、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的學者，二十世紀中國史上沒有幾人，二十世紀以前亦不多見。對郭沫若的“反思”，實際上涉及到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發(fā)展道路如何認識的問題，即二十世紀的優(yōu)秀文化遺產(chǎn)是什么，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發(fā)展方向何在這個根本問題。對郭沫若的評價要像對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一樣，堅持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堅持“知人論世”的原則，不能脫離一定的歷史條件，要著重揭示本質(zhì)和主流。如果顛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無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謾罵，那就背離了評價歷史人物應有的原則和方法;這同無限拔高一個歷史人物的做法一樣，都是不可取的。(瞿林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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