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居士白居易
白居易是我們國家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他的一生淡泊名義,唯一的愛好就是喜歡寫詩,他出生在唐朝最繁華的時期。下面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搜集整理的香山居士白居易,希望對你有幫助。
香山居士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太原(今屬山西)人。唐代著名現(xiàn)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遺,后貶江州(今屬江西)司馬,移忠州(今屬四川)刺史。后為杭州刺史,又為蘇州、同州(今屬陜西)刺史,以刑部尚書致仕。晚居洛陽,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其詩早年與元稹齊名,稱“元白”;晚年又與劉禹錫齊名,稱“劉白”。[1]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xué)士、左贊善大夫。詞不多,但影響后世甚大。有《白氏長慶集》。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于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香山居士白居易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diào)和全力表現(xiàn),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xiàn)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xué)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chuàng)作而發(fā)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xiàn)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diào)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zhì)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nèi)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zhì)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zhì)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diào)了語言須質(zhì)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chuàng)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wù);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chuàng)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shù)表現(xiàn)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xiàn)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jié)構(gòu)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shù)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huán)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wù)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lián)結(jié)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xiàn)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shù)姆諊?、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qū)⑵嗬涞脑律?、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gòu)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tǒng)統(tǒng)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香山居士白居易的評價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dǎo)。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shù)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chǎn)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chuàng)作不能離開現(xiàn)實,必須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jīng)》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tǒng),重視詩歌的現(xiàn)實內(nèi)容和社會作用。強調(diào)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xiàn)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杜c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xiàn)實,關(guān)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diào)詩歌創(chuàng)作服從于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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