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圓明園在狹義上指焚燒圓明園，廣義概念焚燒范圍不僅只是圓明園一處，而是京西的皇家三山五園等，其焚毀的范圍及程度遠遠比圓明園大得多。那此暴行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下面是學習啦小編分享的火燒圓明園的原因，一起來看看吧。

　　火燒圓明園的原因

　　圓明園被說成是人民的“恥辱”，每到危機時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問過許多人，當年英法聯(lián)軍以什么理由或者說是以什么借口燒毀圓明園，卻沒有多少人答得上來，人們想當然的認為：帝國主義對外擴張血與火的本性決定了他們所到之處的野蠻行徑。不過，難以想象的是，當英國及法國的道德水準只是停留在燒殺搶掠層次之上的時候，他們怎么可能創(chuàng)造出空前繁榮的物質文明;如果他們真的只是象那些當年燒毀羅馬的野蠻人一樣隨便在北京放火，很難想象在他們中間竟會產(chǎn)生出幾乎是不可盡數(shù)的思想大師，深刻影響著整個人類社會的發(fā)展。

　　我注意到，對于英法聯(lián)軍當年用于焚燒圓明園的借口，被小心翼翼的掩蓋起來，似乎其中真有什么難言之隱。十多年前有一場火爆的電影，片名就叫《火燒圓明園》，里面的英國人莫明其妙就把圓明園給燒了。其實，對于英法聯(lián)軍焚燒圓明園的可恥借口，完全可以公開予以揭露，他們用以掩飾其滔天罪行的所謂理由，應該予以堅決駁斥。但在中國的歷史著作當中，對此居然諱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幾個字提及，一掠而過，好象是害怕泄露什么國家機密。當人們對事情經(jīng)過知之甚少時，怎么就可以發(fā)表那么多的感概。

　　言歸正傳，再回到圓明園的問題上去。顯然，有了前面的一段鋪墊，我將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這一段歷史并提出新的解釋。

　　被人們稱為“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那場戰(zhàn)爭，借用塞繆爾•亨廷頓的話來說，本質上是一場文明的沖突。當時滿清政府與英法兩國激烈交涉的主要焦點是“公使駐京”一項，被清方列為談判中的“第一要事”。至于在今天被人們所看重的“利益”，如開放外貿(mào)口岸、允許外國人內(nèi)地旅游、協(xié)定關稅、保護傳教士、賠款、領事裁判權等等，對于手操生死予奪大權的皇帝來說，都是可以隨意處置的小事一樁，雙方很快就在這些小事上達成了協(xié)議。后來，皇帝還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關稅等更多優(yōu)惠來換取英法兩國取消“公使駐京”的要求。

　　在解釋這些史實時，需要從中國傳統(tǒng)的“天下一統(tǒng)”觀念談起，按照這一觀念，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皇帝為天下共主，所有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所有人見到皇帝都必須磕頭表示臣服。但這一觀念必須得到夷狄們的認同，所以，中國傳統(tǒng)外交主題就是讓夷狄們前來磕頭，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費正清稱為“朝貢體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稱之為“磕頭外交”?，F(xiàn)在的麻煩在于，夷狄拒絕磕頭，而且他們還要長駐北京。公使駐京必然導致覲見皇上，而對皇上不行跪拜之禮將在事實上促使“天下一統(tǒng)”觀念的破產(chǎn)，而這種“天下一統(tǒng)”觀念長期以來被人們廣泛接受，與儒家“禮治”思想的結合，就匯成了古代中國獨裁專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這一改變?nèi)绻纹浒l(fā)展下去，將使合法性的來源逐步枯竭。如果有人---盡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絕向皇帝本人磕頭，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樣效法?如此推導下去皇帝天下共主地位就會搖搖欲墜，那他還能在金鑾殿上穩(wěn)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長駐北京，又被看作是類同古代的“監(jiān)國”，按照滿清政府當時的理解，駐京外國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稅，干涉政令，折遷民居衙署，建立高樓，布署各類武器，總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為所欲為。中國淪為外夷監(jiān)守，自然萬不可行。

　　因此，拒絕公使駐京，就成了皇帝維護其磕頭外交的第一道防線。當?shù)谝坏婪谰€被英法聯(lián)軍強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親遞國書”條文上設置了第二道防線，即使西方公使駐京，但不“親遞國書”，皇帝也不用與他們照面，自然不會涉及到磕頭與否的問題。在前不久美國公使到達北京之后，清方堅持由他人代表皇帝接受了國書，這一重大的“外交勝利”曾讓滿清政府相信他們能夠堅守住第二道防線。但在北京附近通州談判的最后關頭，英方在照會中堅持要向皇帝親遞國書，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線，直達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線，把磕頭問題直接端上了談判桌。

　　滿清政府當時可以說是內(nèi)憂外患，太平天國擊潰江南大營，攻占蘇州、常州，威脅上海，英法聯(lián)軍集結通州，隨時可能進攻北京?？墒菨M清政府卻下定決心不在磕頭問題上退讓半步，他們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頭、要么不親遞國書，口氣異乎尋常的強硬，毫無妥協(xié)余地。如果達不成協(xié)議，滿清政府將不顧自己力量虛弱而背水一戰(zhàn)，并調兵遣將，作好了開戰(zhàn)的布署。

　　當時英方提出遞交國書一項，只是按照西方的國際法慣例行事，并沒有考慮到滿清政府的特殊國情。當滿清政府提出見皇帝需要磕頭時，被他們以國家之間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絕。他們毫不理解磕頭一事維系著滿清政府統(tǒng)治合法性的公開證明，就象皇帝弄不明白選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統(tǒng)治的公開證明一樣。他們反而懷疑皇帝拒不接受國書里面包藏著巨大的陰謀，更加頑固堅持要親遞國書。

　　其實，在滿清王朝的兩百年歷史當中，也有允許西方來使不向皇帝磕頭的先例，而且還有皇帝與他們握手(行西禮)的記載，但那是在滿清王朝統(tǒng)治的合法性還沒有受到廣泛懷疑的時候。隨著這種合法性的逐步喪失，任何諸如磕頭之類的煩瑣小事，只要看起來象是能夠證明皇帝及滿清王朝統(tǒng)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為之一戰(zhàn)的重大利益?；实酆ε略谶@類事情上的讓步就如同堤壩上的漏洞，最終會導致大河決堤，使大清江山毀于一旦。因此，當他得到英方拒不磕頭的奏報之后，感到所有三道防線全被突破，忍無可忍，無處可退，立即作出開戰(zhàn)的決定。

　　對于導致通州談判破裂的直接原因“親遞國書”一項，直到戰(zhàn)后，滿清政府才明白過來，這只是西方各國的通常作法，并沒有特別要為難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聯(lián)軍雖然在談判中堅持要親遞國書，卻并沒有打算為此事開戰(zhàn)。雙方背后都沒有陰謀。如此看來，這場戰(zhàn)爭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頭外交”的滿清政府與奉行國際法準則的英法兩國在國與國之間行為方式上的沖突，這兩種行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統(tǒng)”和“國家平等”這兩套絕不相容的觀念之中，在它們的后面，則是由不同文明所構成的知識背景。正是這種文明的差異，使得雙方對于對方行為完全無法理解，只能按所謂“利益分析法”去猜測對方的動機與目的，最后得出錯誤的結論。

　　按照現(xiàn)在的認識，中英雙方出現(xiàn)的種種爭端，在國與國之間關系中是十分正常的，應該通過雙邊協(xié)商談判來加以解決，而標榜“鮮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②]似的國家關系才是荒謬絕倫的。但滿清王朝盡管在第一次中英戰(zhàn)爭中慘敗，仍然拒不承認英國的平等地位，拒絕與之談判與協(xié)商。在他們眼里，天下只有中國一家，其余各國都只是中國的藩屬國，根本就沒有資格與中國平起平坐。葉名琛在廣州對英方談判修約的要求一概拒絕回答，甚至連英方談判代表的面也不見。而英方代表在中國沿海到處遞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與中方談判，又都被推至廣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戲弄一場。蔣廷黻就此寫道：“總而言之，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zhàn)爭一條路了”[③]。當后來英國駐廣州領事及香港總督不幸由巴夏禮、包令這樣的強硬人物充任之后，他們便不顧英國外交部一再告誡，積極挑起事端。事情鬧到倫敦以后，巴麥尊內(nèi)閣面臨的任務已不是決定大英帝國是否應該對華開戰(zhàn)，而是大英帝國是否應該支持其在遠東的代表未得到許可便已發(fā)動的一場不宣而戰(zhàn)的戰(zhàn)爭。[④]

　　公平的說，滿清政府磕頭外交的荒謬行為也受到了中國歷史學家的批判，但這些批判所依據(jù)的卻是西方的國際法行為準則，而中國為什么又要接受西方的國際法行為準則呢?從中國“天下一統(tǒng)”觀念看過來，西方國際法中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才是荒誕可笑。因此，這就出現(xiàn)了兩套用以判斷國家對外行為的價值標準。用西方國際法行為準則去衡量滿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對不符合它的那些觀念和行為痛加批判，除了膚淺之外，還總有一種事后聰明的感覺。就如同當年的阿Q批評城里人錯誤的把“條凳”說成是“長凳”一樣，他所依據(jù)的只是未莊的標準，并不足以作為憑據(jù)。理由在于：國際法并不因為它是國際法或者它今天流行就理所當然正確，它同樣需要證明，同樣需要我們?nèi)ヅ?，而證明和批判都需要有一個更為基本的前提和標準。在這樣一個基本的前提和標準之上，我們才可能既判斷滿清政府“磕頭外交”的觀念和行為是否錯誤，也證明國際法的標準是否正確。如果有必要，甚至這樣一個前提和標準也需要由一個更加基本的前提和標準來加以證明，通過這樣層層遞進，我們將會到達一個終點，這個終點就是我們用以證明國家所有觀念及行為是否正確的基礎。因此，更具體的說，要對“天下一統(tǒng)”觀念及“磕頭外交”的行為進行批判，需要最終深入到有關國家與個人(而不是“人民”)權利相互關系的層次上，需要解釋有關國家形成的理論，需要實際上去分析整個統(tǒng)治合法性的理論基礎，這遠不是那些膚淺的道德批判就能辦到。這里只是提及而不贅述。

　　通州談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當場拘禁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使團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給巴夏禮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過的說明了滿清王朝所堅持的“天下一統(tǒng)”觀念之荒謬。他們?nèi)匀徽J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滿清王朝的屬國，因此，英法聯(lián)軍對中國的進攻并沒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戰(zhàn)爭，而是被當作是“叛亂”;滿清政府對英法開戰(zhàn)則被理直氣壯的宣布為“剿夷”、“討逆”。

　　滿清政府一直把巴夏禮看著英法聯(lián)軍的最高統(tǒng)帥，根據(jù)“擒賊先擒王”的傳統(tǒng)計謀，他們在通州談判另外懷有的一個目的就是誘擒巴夏禮，期望巴夏禮就擒之后，英法聯(lián)軍群龍無首，必定自亂，然后乘機大舉進剿，穩(wěn)操勝券。當天中午，英法聯(lián)軍4000人就與清軍精銳僧格林沁部近萬人在通州張家灣交戰(zhàn)，結果清軍慘敗。數(shù)日后雙方在通州八里橋再次交戰(zhàn)，英法聯(lián)軍約6000人大敗清軍精銳約30000人?；实勐動嵑笕珞@弓之鳥，厚顏無恥的宣布“朕今親統(tǒng)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然后從圓明園蒼皇出逃，從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談判代表則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審問。據(jù)一個當時被監(jiān)禁的英國外交官后來回憶：

　　沉重的監(jiān)獄大門被打開，我被帶了進去，大門在我身后又轟隆隆的關上。這時，我發(fā)現(xiàn)自己是在一群大約七八十個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國的監(jiān)獄里通常所能見到的那樣，這些囚犯因為疾病和不衛(wèi)生的環(huán)境，多數(shù)都極富攻擊性。他們自然都帶了焦慮的神情瞪視著我這新來者••••••

　　獄卒們把我放在一塊囚犯睡覺用的墊起來的鋪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鐵鏈把我牢牢拴在頭頂上的梁柱上。這根鐵鏈既長又重，先從脖頸繞一圈，并固定在雙腳上，雙手被兩條交叉的鐵鏈和手銬緊緊捆住，雙腳也是一樣••••••

　　這里所關押的囚犯中，絕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會下層人物，包括殺人犯和夜間竊盜犯。監(jiān)獄內(nèi)的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犯人們面容憔悴，體弱多病，經(jīng)常有被囚身亡者。[⑤]

　　這些西方外交官在監(jiān)獄中還受到了殘酷的心理折磨，滿清政府通知巴夏禮等人中國決心死戰(zhàn)，他們將被立即處死，給兩小時寫遺書。待巴夏禮等人寫完遺書之后，又說將處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沒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對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來說，心理壓力也越來越大。滿清政府對他們施加巨大心理壓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們屈服之后再在獄中與之重開談判。

　　盡管巴夏禮等人最后并沒有被處死，但一個月后當滿清政府被迫釋放他們的時候，在被監(jiān)禁的39人當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來。英法兩國被徹底激怒，可以說是怒不可遏，為了報復，英國專使額爾金準備燒毀紫禁城，后來為了照顧滿清王朝臉面(當時英法正與清方談判《北京條約》)，才另外選擇了圓明園。1860年10月18日，英軍第一師約3500人奉命放火焚燒了圓明園。

　　在焚毀圓明園的前幾天，英法聯(lián)軍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門“代為看守”。英法聯(lián)軍分四批入城，并將司令部設在國子監(jiān)。英法聯(lián)軍列隊入城之時，清軍士兵夾道跪迎，北京居民觀者如市，這一場面后來被痛斥為“麻木”，通常也被好心的隱去。

　　對于當時的咸豐皇帝來說，圓明園被焚毀是他個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長于斯，一直把它看著是和紫禁城一樣的圣地。當他聽到圓明園被焚毀的噩耗之后，當場口吐鮮血，舊病復發(fā)，一年不到就死于熱河。不過，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皇帝的那種感覺似乎離他們遠了一點，他們每天為生計奔波，只盼望能有一個平安的日子。在專制極權制度之下生活的人們毫無任何尊嚴可言，他們每天都在屈辱中生活，早已感受不到屈辱，更不可能理解并去同情皇帝所遭受的屈辱。他們成群結隊闖進已無人守衛(wèi)的皇家禁苑，帶走他們所能夠找到的一切。他們的行為被說成是“盜賊”，而皇帝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建造圓明園以供淫樂的行徑卻是被冠冕堂皇的宣布為全國人民的崇高道德責任，今天把圓明園說成藝術精萃、輝煌瑰麗，皇帝的行徑自然就是一項功彪史冊的偉大成就。

　　皇帝的屈辱后來也被說成是人民的屈辱，圓明園成了人民和國家屈辱的象征，真是天大的笑話。皇帝的遭遇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頭或不向皇帝磕頭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皇帝為了他所認為的屈辱而不惜一戰(zhàn)，卻是以國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為代價，除了使他本人遭受到更大的屈辱之外，還使中國在這場戰(zhàn)爭中最終喪失了150萬平方公里領土，那是中國為了“以夷制夷”而向俄羅斯付出的代價，這樣慘痛的損失永遠也無法彌補。在中國近代史上，這是一場代價最為昂貴、同時又最為無聊的戰(zhàn)爭。正如蔣廷黻教授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所寫的那樣：“當時我們與英、法所爭的是什么呢?北京駐使，內(nèi)地游行，長江通商，這是雙方爭執(zhí)的中心。這些權利的割讓是否比東北土地的割讓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應移到黑龍江上去?我們一擬想這兩個問題，就可以知道這時當政者的‘昏庸’。咸豐四年，西洋通商國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約的修改。彼時中國稍為通融，對方就可滿意。清廷拒絕一切，偏信主張外交強硬論的葉名琛。葉氏反于全國糜爛的時候，因二件小事給英、法興師問罪的口實。咸豐時代與民國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區(qū)別呢?”[⑥]不僅是民國，今天我們也可以同樣自問，我們現(xiàn)在的所謂民意與咸豐時代又有多大區(qū)別呢?

　　最讓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毀的圓明園更進一步被貼上了愛國主義的醒目標識，當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動員永遠新鮮的題材，盡管它只是皇帝們荒淫無恥、尋歡作樂之地。對圓明園的財寶也作了極盡夸張的描繪，字里行間卻讓人看出某種垂涎的神態(tài)，那些都是皇帝本人終生享用無盡的財寶，豈容他人染指。至于談到圓明園的藝術成就，即使它被吹噓成“萬園之園”、“天上之園”、中西建筑合璧等等，從建筑學的角度看來，并沒有太大價值。首先是它的中式那一部分建筑，所謂宮殿樓閣、亭臺碑碣、橋廊水榭均為清代風格，較之中國古代如唐宋時期建筑，已經(jīng)是一個大的倒退。更何況后來又新建了大同小異的頤和園，就更沒有什么可希罕的了。而且，在園區(qū)的規(guī)劃和布置中，各景區(qū)特點過份突出，比例笨重的官式建筑，往往不能和自然風光相調和，破壞了整個園林的風格。特別是圓明園中的西藏建筑和長春園中的歐式建筑，更是十足的敗筆。再說圓明園中的歐式建筑，全都屬于洛可可風格。這種在十八世紀演變形成的建筑風格最大的特點是：整個建筑的結構、尺度和質感完全淹沒在瑣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裝飾當中，沒有任何分寸可言，因此，它只是代表了西方古典建筑中一個頹廢的流派，藝術價值非常之低。二十世紀國際主義建筑大師密斯•凡•德羅對此類建筑從來就不屑一顧，甚至拒絕參觀，說明它在西方藝術史上的卑下地位。不過，它卻深得皇帝喜愛，上有好焉，下必甚焉，皇帝的個人好惡理所當然要演繹為時尚。于是，清代的藝術風格流行著同樣是瑣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裝飾，形成了一股到處泛濫的潮流。

　　在對圓明園被焚毀經(jīng)過有了一個大致上的了解之后，我們的義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兩國了。皇帝拘禁、虐殺英法外交官的行徑，不僅違反西方的國際法，也同樣違反中國自古以來“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行為準則，即使這一準則在中國幾乎沒有多少人遵守。額爾金勛爵在中國，最痛恨那些“把這一古老文明踐踏在腳下的人”，由他來下令焚毀圓明園，不啻是歷史的悲劇。但無論怎樣，比起中國在那場戰(zhàn)爭中所喪失的150萬平方公里土地，皇帝的圓明園實在算不了什么。對圓明園的大肆渲染和對國土淪喪的只字不提或是輕描淡寫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對英法聯(lián)軍放火報復的憤怒譴責與對專制制度野蠻暴行的有意隱瞞同樣構成鮮明的對比，正是通過如此處理，圓明園才能在政治動員中發(fā)揮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熱情緒之外，還能把社會輿論導向現(xiàn)實政治所需要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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