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丘之戰(zhàn)，東漢建武三年(27年)七月至五年六月，在東漢統(tǒng)一關東之戰(zhàn)中，征南大岑彭擊滅割據(jù)勢力秦豐于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的作戰(zhàn)。下面是有東漢時期的黎丘之戰(zhàn)分析，歡迎參閱。

　　東漢時期的黎丘之戰(zhàn)

　　東漢建武三年(27年)七月至五年六月，在東漢統(tǒng)一關東之戰(zhàn)中，征南大岑彭擊滅割據(jù)勢力秦豐于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的作戰(zhàn)。建武三年春，劉秀消滅劉永集團主力后，又先后擊滅鄧奉、董沂部。命岑彭率傅俊、臧宮、劉宏三共3萬余人南擊割據(jù)南郡(郡治江陵，今屬湖北)自號楚黎王的秦豐。岑彭軍攻拔黃郵(今河南新野東)。六月，秦豐軍拒彭于鄧縣(今湖北襄樊市北)，雙方相持數(shù)月。岑彭乘夜集結部隊，聲稱天明西擊山都(今湖北襄樊西北)，縱其俘虜回營告知秦豐。

　　秦豐信以為真，調(diào)集全軍向西，企圖攔截岑彭軍。岑彭乘機揮軍偷渡沔水(今漢水)進抵阿頭山(今湖北襄樊市西)，攻破秦豐部將張揚的防御，沿山谷隘路直插秦豐都城黎丘，攻奪外圍要點。秦豐匆忙回救，夜襲彭軍，失敗，被岑彭軍圍困于黎丘。四年十月，田戎救豐，被岑彭擊敗退回夷陵(今湖北宜昌東南)。十二月，光武帝親至黎丘。時岑彭攻秦豐已三年，士卒傷亡多;秦豐損兵9萬余人，且糧草將盡，僅率千余人堅守。光武帝遣使招之，豐不降，乃令岑彭、傅俊南擊田戎，以朱佑圍攻黎丘。五年六月，朱佑急攻黎丘，秦豐窮困已極，出降，至洛陽被斬。點評：此戰(zhàn)，劉秀控制了荊襄地區(qū)，為其西進攻蜀創(chuàng)造了條件。

　　東漢歷史簡介

　　東漢(公元25年-220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tǒng)王朝，與西漢合稱漢朝，為區(qū)別于西漢之前漢，故又稱后漢。東漢首都洛陽被稱為東京，因此又以東京為東漢的代稱 ，共十四位皇帝，國祚195年。公元25年劉秀稱帝，仍沿用漢的國號，定都洛陽。 漢明帝和漢章帝在位期間，東漢進入全盛時期，史稱明章之治。 東漢時，三公權力再次大幅被削弱，尚書臺權力得到提升。 在漢章帝后期，外戚日益跋扈， 漢和帝繼位后掃滅外戚，親政后使東漢國力達到極盛，時人稱之為永元之隆。

　　中后期太后稱制、外戚干政，幼年繼位的幼君多借助宦官才能親政，史稱戚宦之爭，朝政日益腐敗，而因豪強勢力已成，造成地主莊園勢力的土地兼并?；胳`在位時期，荒淫無道、橫征暴斂、買官鬻爵，農(nóng)民在多重殘酷壓榨下不堪重荷，終于在184年爆發(fā)黃巾之亂，朝廷令各州郡自行募兵，將這場聲勢浩大的民亂基本鎮(zhèn)壓。公元190年，董卓之亂又起，自此漢廷大權旁落，而地方豪強擁兵自重，揭開了東漢末年軍閥混戰(zhàn)的序幕，東漢政府名存實亡。 公元220年，曹丕篡漢，東漢滅亡，中國進入三國時期。東漢在文化、科技、軍事等方面亦有顯著成就，文化上鄭玄將經(jīng)學推向高峰并開創(chuàng)鄭學;科技上蔡倫改進造紙術，張衡發(fā)明地動儀和渾天儀;軍事上使北匈奴西遷，同時佛教也在此期間傳入中國，道教也于東漢時期形成 。東漢時期豪強地主勢力擴張，門閥士族形成，匈奴、羌族、氐族等民族內(nèi)遷，鮮卑人占據(jù)漠北，都對后世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劉秀稱帝建立東漢

　　在王莽統(tǒng)治末年，西漢宗室后裔劉縯、劉秀兄弟參加了綠林起義。劉縯被劉玄殺死后，劉秀極力克制自己，避免了和劉玄的正面沖突。公元23年十月，劉玄派劉秀到黃河以北招集農(nóng)民軍。劉秀到河北后，在地方官僚、豪強的支持下，消滅了當?shù)氐母髦鹆x軍。同時收編了部分農(nóng)民軍，壯大了自己的勢力，隊伍達幾十萬人。劉秀在河北站穩(wěn)腳跟后，一面派鄧禹率軍西向關中，伺機向起義軍進攻;一面派馮異等監(jiān)視更始政權的關東重鎮(zhèn)洛陽。公元25年六月，劉秀在鄗(河北柏鄉(xiāng)縣)稱帝，不久移都洛陽。

　　劉秀稱帝后，繼續(xù)對農(nóng)民起義軍進行鎮(zhèn)壓。他派遣鄧禹、馮異率大軍入關，向赤眉軍進攻。又在豫西設置重兵防線，利用赤眉軍東歸的時機，把赤眉軍鎮(zhèn)壓下去。在河南、荊州地區(qū)，劉秀分派遣岑彭等人，圍剿了這一帶的起義軍及更始政權余部。劉秀還派吳漢等率軍鎮(zhèn)壓了河北的檀鄉(xiāng)、五校、青犢等農(nóng)民軍。隨后，劉秀派兵先后消滅了各地的割據(jù)者，到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才最終完成了對全國的統(tǒng)一。

　　中央集權防范功臣

　　劉秀建國后，鑒于西漢時期權臣當政、外戚篡權以及地方權重等歷史教訓，極力加強皇權，強化中央集權制度。

　　劉秀著意防范功臣、宗室諸王及外戚專權。劉秀在位時，大多數(shù)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讓他們享受優(yōu)厚待遇，而不參與政治。當時功臣能夠參議大政的僅鄧禹、李通、賈復三人而已。這幾個人亦深知劉秀心跡，“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學”，以避猜忌。 劉秀對大臣更為警惕。建武時任大司徒者多遭打擊，如伏湛因事罷官，韓歆因剛直去位，又被逼自殺，歐陽歙、戴涉皆因罪下獄而死，史稱“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劉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為了提高皇帝的專制權力。

　　劉秀對宗室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嚴。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劉秀重申西漢時代的阿附藩王法，嚴禁諸王交通賓客，結黨營私。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shù)千人”。漢明帝即位后，更是屢興大獄，株連極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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