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成湯滅夏，順天應(yīng)人

　　“成湯革命”，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湯的謚(音是)號是在其名前冠以的“成”字，乃指湯滅夏之成功。湯大敗夏桀于鳴條，并將桀放于南巢，遂還都至亳(音博)，在東郊發(fā)《湯誥》，遍告諸侯為什么伐桀，《史記》所記則是成湯遍告諸侯要有功于民，否則就會受到上天的懲罰。

　　不管《尚書》里的《商誥》，還是《史記.商本紀》所引用的“誥”的內(nèi)容，意在昭示天下，商的建立是合乎天意的，而且要“有功于民”。其實此前，湯的左相仲虺就為湯作《仲虺之誥》，勸勉湯不必對用武力取得天下心生慚愧，已經(jīng)作了“名正言順”的輿論工作。

　　換言之，商代夏，乃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就是到了現(xiàn)代，布什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推翻了薩達姆政權(quán)，也是要向世人宣布他的種種“理由”的?？磥?，“輿論意識”古已有之。

　　11.商朝歷史，光武中心

　　按《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商朝的建立年代應(yīng)在公元前1600年，從成湯至帝辛(紂)，共傳十七世三十一王，此世系多得甲骨文卜辭映證，也得到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年代上的論證。關(guān)于商代的都城，與夏類似，多有遷徙(“準(zhǔn)商朝”多達八遷，商朝亦有五遷)，但無疑“亳”和“殷”是商代定為都城年代最長的兩個地方，累加起來有四百來年，差不多占了商朝整個歷史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國歷代史話》(第一卷)把商朝的歷史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即“從成湯建國到盤庚遷殷，共歷九世十九王”和“從盤庚遷殷至帝辛(紂)亡國，共歷八世十二王”。前期歷三百年，后期歷二百五十五年，這近六百年的歷史當(dāng)然包括了由興到衰的過程，類似夏朝，這一過程也有一段“中興”。

　　12.伊尹放太甲，以德治天下

　　《尚書》里有文《伊訓(xùn)》，是伊尹在成湯嫡長孫太甲即位后，于祭祀先王成湯時對其所進行的一番教導(dǎo)。先是總結(jié)了一段歷史，贊美了夏的先王大禹，而禹后來的末代子孫不遵循禹德，結(jié)果“皇天降災(zāi)”，使有“天命”的湯重開美德，贏得天下，得到了百姓的擁護。

　　伊尹便借成湯當(dāng)年提出的“三風(fēng)十愆(音遷，過錯)”告誡太甲引以為戒，務(wù)要實行清明政治，行善積德，以免誤國。難怪伊尹對太甲“作訓(xùn)”，因為“太甲即立，不明，伊尹放逐桐”(《尚書。太甲上》)直到太甲在祖父湯的葬地思過反省，才又恢復(fù)帝位回亳。

　　所以，行湯之政也好，行禹之德也好，我國古代建立朝代的理念講究一個“德”字，這是順乎天意和順乎民意的一種體現(xiàn)。夏興、夏亡和商興的歷史似乎說明了在“天”的概念下，業(yè)已形成了某種政治機制，即朝代若不能順乎天意的話，要么由有“天命”者取而代之，要么可實施自我調(diào)整――“彈劾”。

　　這個基礎(chǔ)是什么?這便是“天意”和“民意”，正如《尚書。太甲中》記載伊尹作書曰：“民非后(民若無君王)，罔克胥匡以生(哪能相互救助而生);后非民(君王若無民)，罔以辟四方(何以統(tǒng)治四方)。”這是很原始的君與民的關(guān)系，我想革命年代的那種“軍民魚水情”應(yīng)源于此。

　　《尚書。太甲下》記載伊尹進一步告誡太甲：“嗚呼!惟天無親(只有天沒有不變之親人)，克敬惟親(恭敬者才去親近)。民罔常懷(民哪能歸附不變之人)，懷于有仁(只歸附仁者)。”又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這里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德”、“仁”、“道”的概念，這是后來形成中華元文化的基石。

　　13.盤庚遷殷，施實德于民

　　盤庚遷殷，標(biāo)志商朝“中興”的開始，至武丁達到興盛的頂峰。盤庚繼兄位實際上接了一個“中衰”的攤子，所以他決心遷都以穩(wěn)定局面，但遇到了阻力。《尚書》中的“商書”部分，有誥體之文《盤庚》，分上、中、下三篇，系盤庚告群臣、告庶民，講這第五次遷都的必要和好處。

　　因為“民不適有居”，不得不作思想工作，其依據(jù)是“先王有服(事)，恪謹天命。”在告誡大臣時，訓(xùn)道：“汝克黜乃心(你們?nèi)サ羲叫?，施實德于民(惠民實在的好處)，至于婚友(直至親戚朋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于是才敢聲言你們有積德)。”

　　盤庚把尊天命、施實德于民，視為執(zhí)政的基礎(chǔ)。此時的“天子”，若是“明”，就要把百姓放在眼里，并要求官員“恪黜乃心”，盤庚甚至有言：“邦之臧(好)，惟汝眾(都是你們的功勞)，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都是我的錯誤和罪過)。”很有一點清明政治的味道。

　　說這是“公天下”的思想遺存，或不為過。所以說盤庚這個繼湯之后的第二十個國王，是一代明君，他不僅以遷都為契機，打擊了“傲上”的貴族勢力，還明確了“施實德于民”的治國方針，致使動蕩的商朝走向了中興之路。盤庚遷都之殷，當(dāng)時并不稱之為殷，而稱作“大邑商”或“商”，至周滅商后，始稱此為“殷”，隨著王朝的更迭，這座商朝的都城漸次廢棄，終成廢墟，遂在秦漢時期便有“殷墟”之稱。

　　14.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fù)興

　　自盤庚后，經(jīng)三任國王的繼續(xù)開拓，至第十一世第二十三任王武丁時，商朝達到了鼎盛時期。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國力空前強盛?！妒酚?。殷本紀》如是評價武丁：“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fù)興。”《尚書。周逸》系周朝之周公在還政于成王以后對成王的誥詞，其中有一段文字提及武丁：“其在高宗(武丁為太子時)，時舊勞于外(長期勞苦于外)，愛暨小人(惠顧百姓)。

　　作其即位(及其即位)，乃或亮陰(有時信默不言)，三年不言(三年不輕易說話)。其惟不言(或許因其不輕言)，言乃雍(言則和順合理)。不敢荒寧(不敢荒廢政事貪圖安逸)，嘉靖殷邦(以使殷邦和美)。至于大小(從群臣到百姓)，無時或怨(沒有對他有怨恨的)。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這段也說明武丁的品德，以及上下對其擁護的程度。

　　至于武丁的政績，則在于兩點，一是啟用賢臣(如傅說、甘盤、祖己)在治國修德上出謀劃策，乃至對自身進行“諫言”;二是征鬼方等周邊方國(主要包括北方的鬼方、土方和西方的羌方，以及江漢流域的荊楚)，鞏固了國防，擴大了版圖，加強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中國歷代史話》(第一卷)寫道：“武丁時期，商王朝的版圖和政治影響空前擴大，以王畿為中心，在西方達于秦隴地區(qū)，在東方直至海濱，在北方已越過西喇木倫河，在南方則越過江漢流域，到達湘贛地區(qū)。”疆域不可謂不廣。

　　不過，商之中興約略百年，既然到了武丁時期達到了頂峰，那么自武丁之后就走下坡路了。

　　15.商朝復(fù)衰，始于祖甲

　　武丁的兩個兒子先后繼承王位，即祖庚、祖甲。如《史記》所載：“帝甲淫亂，殷復(fù)衰。”另，《國語。周語下》也有“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的記載。淫也好，亂也好，用現(xiàn)代的話說，就是因為腐敗而導(dǎo)致社會不安定，使百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按說，祖甲曾有一段逃亡民間的經(jīng)歷，即帝位后，“爰之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又三年。”(《尚書。無逸》)這是周公在還政于成王后告誡成王中的話，看來周公對祖甲還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

　　至于史說“帝甲淫亂”顯然是指其晚年，除荒淫外，如對外征西戎，開不義之戰(zhàn);對內(nèi)則“重作湯刑”，實行酷法。周公對商之衰亡的分析相當(dāng)精辟：“自時厥后，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后，亦往或克壽?；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尚書。無逸》)殷的歷史正是自祖甲后，一代不如一代，各個荒淫短命，以致“七世而隕”。商朝的最后兩帝，即帝乙、帝辛，這父子倆荒淫殘暴，終于導(dǎo)致“鼎遷于周”。

　　關(guān)于對這個朝代的制度、機構(gòu)、經(jīng)濟，以及科學(xué)文化等等方面的情況似也應(yīng)有個大致的了解。除了從古書記載上得知一些信息外，考古發(fā)現(xiàn)無疑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據(jù)，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出土文物和偶然于1899年重見天日的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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