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fā)現最早國都 夏朝終于發(fā)現古代實物。關于夏朝考古發(fā)現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夏朝考古發(fā)現，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夏朝考古發(fā)現之陶寺遺址的挖掘

　　考古發(fā)現最早國都，夏朝終于發(fā)現古代實物。中國傳統(tǒng)文獻中關于夏朝的記載較多，但由于都成書較晚，已知的又沒有發(fā)現公認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證據，如夏朝同時期的文字作為自證物，因此近現代史學界一直有人質疑夏朝存在的真實性?？脊虐l(fā)現最早國都，12月12日，早在1978年就已經展開的山西陶寺遺址發(fā)掘工作，出版了第一部發(fā)掘報告。來自全國考古界的百名專家學者召開座談會，確認陶寺遺址是中國已知最古老的王國都城。而相關領域權威、北京大學李伯謙教授今年早些時候也曾斷言，陶寺就是傳說中的“堯都”平陽?？脊虐l(fā)現最早國都，不少人驚呼，“中國考古出大事了”。

　　1978年至1985年期間，陶寺遺址就已經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有象征王權的龍盤、玉石鉞等奢華隨葬品，還有可能將中國文字歷史前推800年的“毛筆朱書”。專家認為，明顯的貧富分化、設防的城、城內功能分區(qū)、大型宮殿乃至“觀象臺”等禮儀性建筑，都證明這是一座王國都城。而陶寺遺址所在的山西臨汾，正是傳說中“平陽”的所在地，“觀象臺”也符合《尚書·堯典》的記載。

　　不過觀察者網也發(fā)現，不少學者還對“堯都”的結論持謹慎態(tài)度。2010年的一篇報道也指出，所謂“朱書”其實只有兩個符號，而“觀象臺”目前僅存夯土地基，今人將其復原為高聳的石柱，缺乏直接證據。

　　作為這一考古發(fā)掘項目的主持人，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何努出言謹慎：“就目前情況來看，只能說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他不愿意陶寺遺址像安陽曹操墓那樣，被卷入缺乏理性的眾聲喧嘩。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則表示，要把陶寺遺址研究明白，“至少還得干上一百年”。

　　12月12日，在《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fā)掘報告》出版之際，來自全國考古界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約100人會聚一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就“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展開研討。

　　夏朝考古發(fā)現之出土概述

　　陶寺遺址坐落于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東北約7公里處，總面積300多萬平方米，差不多相當于430個世界杯足球場地、7143個標準籃球場，是當之無愧的史前城市“巨無霸”。

　　1978年至1985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為了尋找早期夏文化，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guī)模發(fā)掘，主要發(fā)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發(fā)掘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發(fā)掘獲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禮樂器、裝飾品等珍貴文物。早期王級大墓中，象征王權的龍盤、陶鼓、鼉鼓、石磬、彩繪木器、彩繪陶器、玉石鉞等奢華的隨葬品，震驚了海內外。而最早的紅銅鑄造銅鈴與朱書文字，使學界開始認識到陶寺遺址在中國文明起源考古研究、夏文化探索等上古史考古探索方面的獨特重要學術價值。

　　據《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fā)掘報告》主編、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高煒介紹，這一階段的考古工作，確定了陶寺遺址的范圍，明確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質，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為公元前2450年—前1900年。早期王級大墓隨葬數以百計的高等級奢侈隨葬品，與80%空無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鮮明的對比，顯現出當時社會復雜的等級制度、極度的貧富分化甚至階級對立。

　　資料顯示，遺址內有一個面積約8000余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根據殘存的遺跡推算，這個基址上曾有一座面積達280平方米的宮殿建筑。而直徑40厘米左右柱礎石的發(fā)現，更是確鑿地證明了宮殿空前巍峨。

　　1978至1985年這一階段的陶寺考古發(fā)掘與研究，未能解決陶寺是否為都城遺址這一問題。1999年，新一輪考古發(fā)掘與研究工作再次展開。

　　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目的在于判定陶寺遺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會組織是否進入到國家。經過十余年的考古工作，發(fā)掘總面積約8000平方米，發(fā)現了作為都城必須具備的諸多元素：城墻、王陵、宮城、平民居住區(qū)、手工業(yè)區(qū)、倉儲區(qū)，以及禮儀性建筑。

　　據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何駑介紹，陶寺作為都城，城內功能區(qū)劃齊備且明確：宮城居城中偏北，工官管理的手工業(yè)區(qū)被設置在城內東南部。大約從事農業(yè)的普通居民區(qū)設置在城內西北部。大型倉儲區(qū)位于宮城外側東部。城市的東南有一處夯土基址，何駑推測并經過實證，認定它是觀象祭祀臺及其附屬建筑，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澤中之方丘”及其附屬建筑。何駑還提到，在今年的發(fā)掘過程中，發(fā)現宮城正南門有兩條伸出去很長的夯土，推測可能是“闕”的建筑基址。他解釋，這種建筑類似于故宮午門兩側的雁翅樓，具有較強禮儀性。

　　如果“觀象臺”等遺址確屬推測中的禮儀性建筑，那么陶寺就是目前考古發(fā)現的先秦時期功能區(qū)劃最為齊全的、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堪稱“四千年前的北京城”。

　　隨著考古發(fā)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專家認可陶寺是一座都城的觀點。再結合相關史料和傳說的記載，有專家推測，這里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平陽。正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李伯謙所說：“陶寺就是堯都，就是文獻記載的堯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

　　他認為，明顯的貧富分化、設防的城、大型禮儀建筑、文字、銅器、大型的倉儲設施、大型的宮殿建筑基址、高規(guī)格的墓葬等都是判斷文明形成和國家出現的標準，而這些，在陶寺都有。因而，“陶寺是中原地區(qū)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他說。

　　臨汾古稱“平陽”，據史書記載，帝堯曾建都于此。而在這里的種種發(fā)現又證實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續(xù)的時間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堯的活動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由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白云翔表示，陶寺是堯都，在空間與內涵上都有較高的吻合度。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guī)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后世歷史文獻記載、當地民族志資料證據、地名甚至方言等等，也都共同指向堯都在晉南臨汾一帶。

　　自37年前開始發(fā)掘，關于陶寺遺址的性質，考古人員一直在探索。雖然目前的大量證據都指向“陶寺就是堯都”，但考古學家們秉持一貫嚴謹的學術態(tài)度，仍然表示，目前還沒有到可以下定論的時候，陶寺與堯都之間的等號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和研究。雖然無限接近真理，但真理向前一步可能就是謬誤，考古學家們還在努力中。

　　雖然圍繞陶寺遺址的爭議仍然很多，但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牽頭人王巍看來，陶寺遺址的考古發(fā)現已經足以“改寫歷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遺址考古發(fā)現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幾大構成要素(文字、青銅器、都城)均已出現。而且，至遲到陶寺中期，該地區(qū)已經進入早期國家階段。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認知的基礎上往前推進500年。

　　在7月30日開幕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辦方直接將陶寺遺址命名為“堯舜之都”，似乎是想給這一重大考古發(fā)現一個更加響亮的名號。

　　然而作為這一考古發(fā)掘項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謹慎：“就目前情況來看，只能說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他不愿意陶寺遺址像安陽曹操墓那樣，被卷入缺乏理性的眾聲喧嘩。

　　對于陶寺遺址能否認定為“堯舜之都”的問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表示，考古學有其局限性，考古資料往往很難落實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何況堯舜本身還是傳說中的人物，“關于他們的傳說，靠不靠譜還兩說呢”。

　　趙輝表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這樣一些大命題：中華文明如何起源、經歷了怎樣的發(fā)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哪些因素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中華文明有哪些特點，為什么會形成這些特點?至于陶寺遺址，就現有考古發(fā)現的規(guī)模、內容等看，是個都城等級的遺址沒有問題，但能否將它坐實為“堯舜之都”，那是一個次要的問題，而且現在討論這個問題也還為時尚早。

　　“這么大的一個遺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碼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不要急著下結論。”趙輝這樣說。

　　常常因意見相左而和師兄“頂牛”的何努，在這一點上和趙輝的意見倒是完全一致。他說要把陶寺遺址研究明白，“至少還得干上一百年”。

　　過了這個夏天，過慣候鳥生活的何努將再次離家別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堯舜之都”，去尋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