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制造并發(fā)動的一場侵華戰(zhàn)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九一八事變歷史資料，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九一八事變歷史資料之事件背景

　　時代背景

　　一戰(zhàn)后，日本在華擴張受到了英美列強的遏制，中國的北伐戰(zhàn)爭使日本在華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加快吞并中國東北地區(qū)的步伐;20世紀30年代初，世界經(jīng)濟危機發(fā)生，日本經(jīng)濟遭受沉重打擊，陷入極端困境，并導致政治危機，在內外交困情況下，日本法西斯勢力決意沖破華盛頓體系對日本的束縛，趁英美忙于應付危機，蔣介石大規(guī)模“剿共”之際，奪取東北，以擺脫困境，并圖謀爭霸世界。

　　中國背景

　　皇姑屯事件

　　日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曾有合作關系，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發(fā)起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xiàn)群龍無首的局面，借機占領東北。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張學良等沖破日本帝國主義的阻撓，聯(lián)名通電全國稱：“仰承先大元帥遺志，力謀統(tǒng)一，貫徹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是日起，東三省一律改懸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為東北易幟。至此，北洋軍閥在中國的統(tǒng)治歷史宣告結束。國民黨政府形式上“統(tǒng)一”全國。

　　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態(tài)度，并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jīng)營危機。感到危機感的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并不愿意妥協(xié)。因此日軍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fā)動戰(zhàn)爭來奪得主導權。

　　中東路事件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遼、吉、黑、熱四省及哈爾濱特區(qū)軍政大員齊集沈陽，參加張作霖逝世一周年紀念會，并討論中東路等有關問題。7月7日，張學良赴北平與蔣介石晤談;10日，南京政府外長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張學良貿(mào)然派軍占領“中東路”，并將蘇聯(lián)的商船貿(mào)易公司、國家貿(mào)易公司等駐華機構同時查封，搜查蘇聯(lián)職員·，逮捕200余人，此為“中東路事件”

　　7月13日，蘇聯(lián)政府照會中國政府表示強烈抗議，并限期答復舉行和談的建議;7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復照蘇聯(lián)外交部;蘇方認為不能滿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斷絕外交關系;7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蘇絕交問題發(fā)表對外宣言;7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蘇聯(lián)事發(fā)表《告全國將士》電和《告東北將士》書;7月23日，國民政府關閉駐蘇使館。

　　至此，中蘇邦交完全斷絕。蘇聯(lián)在中國的權益暫時委托德國代辦負責。

　　國共對峙

　　1927年國共關系破裂后，國民黨雖然逐步統(tǒng)一于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幟下，但是其內部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國民政府對南方各省的統(tǒng)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年關暴動、平江起義、百色起義等上百次起義和暴動，先后創(chuàng)建井岡山、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邊、湘鄂贛邊等十多塊革命根據(jù)地，發(fā)展武裝十多個軍、7萬多人，并多次擊敗國軍一省或多省聯(lián)合的進剿和會剿。

　　中原大戰(zhàn)結束后，蔣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兩次對中共領導的中央蘇區(qū)進行兩次大規(guī)模圍剿(使用均為雜牌部隊)，均告失敗。

　　1931年7月，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內的30萬軍隊，發(fā)動對中央蘇區(qū)的第三次圍剿。進剿初期，國軍進展順利;8月上旬，紅軍抓住戰(zhàn)機，接連在蓮塘、良村和黃陂重創(chuàng)上官云相第47師和郝夢齡第54師，一度取得主動地位，但旋即紅軍主力即于1931年8月16日陷入國軍重圍;隨后因國民黨內部寧粵沖突，國軍圍剿部隊被迫做戰(zhàn)略收縮;紅軍抓住時機，于1931年9月7日—15日間，重創(chuàng)蔣鼎文第9師、韓德勤第52師于白石、張家背一帶。第三次圍剿，國軍基本上能控制戰(zhàn)場局面，雖有損失，也不足以影響全局。而紅軍在國民黨大軍的“圍追堵截”下，卻顯得極為被動，甚至接連受到挫折。

　　國內混戰(zhàn)

　　1930年3月，為爭奪中央統(tǒng)治權，汪精衛(wèi)聯(lián)合閻錫山、馮玉祥、

　　“九一八”事變后上海街頭的反日標語

　　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fā)起挑戰(zhàn)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zhàn)，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雙方激戰(zhàn)近半年、傷亡30萬人，史稱“中原大戰(zhàn)”。

　　1931年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日本，三次會見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愿以東北權益博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響應;[8] 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lián)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1931年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并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shù)热藶槲瘑T，統(tǒng)一北方反蔣武裝。

　　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并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zhàn)，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軍挑釁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jīng)政府批準，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nóng)民的土地，并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筑壩，侵害了當?shù)剞r(nóng)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余農(nóng)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國農(nóng)民憤而填渠毀壩，日本警察以護僑為名開槍打死打傷中國農(nóng)民數(shù)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實真相，在朝鮮各地煽動反華風潮，致使旅朝華僑死傷數(shù)百人，財產(chǎn)損失無數(shù)。同時日本借機增兵滿洲，為武裝侵略東北大造輿論。[11]

　　柳條湖事件

　　柳條湖事件

　　1931年6月，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三團團副董昆吾發(fā)現(xiàn)并扣留，在證據(jù)確鑿情況下，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機宣稱東北軍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威逼中國交出關玉衡，并在日本民眾中煽風點火，用“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誣陷中國“損害日韓移民”。[12]

　　盡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xiàn)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wěn)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這就是所謂的“魚電”。

　　江淮水災

　　1931年7月28日，長江中下游豪雨成災，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漢口堤防潰堤，直接沖擊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經(jīng)濟和賦稅重心，使本已捉襟見肘的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災民占全國四分之一人口，損失達20多億元。國民政府緊急組織“救濟水災委員會”，作為代表政府的最高賑濟機構，制定各種應急救災對策。

　　國民政府戰(zhàn)爭頻繁，再加上各項建設事業(yè)需費甚多，國庫空虛， 嚴重財政赤字，但仍將全國預算七分之一用于賑災，使國家赤字愈加增多。國民政府還通過賑災公債、美麥借款、加征稅收、攤派捐款和社會募捐等籌集錢款賑災，至1931年底共籌集6000余萬救災款。但湖北、安徽、江蘇仍爆發(fā)騷亂。

　　國民黨政府的外交

　　萬寶山事件發(fā)生后，蔣介石當即指派宋子文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議。

　　隨后，他又抽調具有對日工作經(jīng)驗的駐日內瓦國際聯(lián)盟代表蔣作賓出任駐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徑來消弭東北的危機。

　　東北地方當局和國民政府依據(jù)蔣介石的對日消極態(tài)度錯誤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蔣本人在事變當天并不知情，因此張學良對失土喪師應負一定的責任。據(jù)《顧維鈞回憶錄》425(也有438頁)頁記載：“委員長原已發(fā)現(xiàn)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沈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提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tài)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xiàn)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日本關東軍不到兩萬人，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在關內還有近十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張學良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自發(fā)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戰(zhàn)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全城占領，東北軍撤向錦州。此后，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或宣布“獨立”，或繼續(xù)執(zhí)行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大部分地區(qū)。雖有一部分東北軍加入了風起云涌的抗日義勇軍，但東北寒冷的氣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運動很難取得明顯效果。

　　日本方面

　　控制東北線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zhàn)爭中獲勝，通過日俄講和條約，將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一段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chǎn)權利占為己有。此后，日本創(chuàng)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并由關東軍負責鐵路沿線的警備。

　　日本國內情況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奉行軍事優(yōu)先的原則，培養(yǎng)了大批職業(yè)軍人;而1921年華盛頓會議后，日本開始大規(guī)模裁軍，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軍費由七億三千萬日元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大規(guī)模裁軍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以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石原莞爾為首的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qū)，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兩年后，世界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危機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發(fā)動一場對中國的戰(zhàn)爭，借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

　　田中奏折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討論并確定了侵略中國的具體方案，并由田中義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給天皇，制定《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內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

　　九一八事變歷史資料之事件經(jīng)過

　　戰(zhàn)爭開始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虎石臺獨立守備隊第2營

　　第3連離開原駐地虎石臺兵營，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夜22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為首一個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為名，在奉天(現(xiàn)沈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小段鐵路，并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尸體放在現(xiàn)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jù)，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并襲擊日守各隊，此事件由稱“九·一八事變”。由于當時中國東北地區(qū)稱為滿洲，因此日本方面將這次事變稱為“滿洲事變”。[18]

　　爆炸同時，呆在鐵路爆破點以北約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島中隊長率兵南下，開始襲擊北大營;爆炸后，駐扎中方北大營和沈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

　　潰不成軍

　　1931年9月18日事變發(fā)生當夜，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根據(jù)張學良之命，命令東北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張學良在協(xié)和醫(yī)院對天津大公報記者談話時再度說：“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于庫房”。由于執(zhí)行張學良不抵抗命令，北大營8000名守軍被只有300左右的日軍擊潰。

　　日軍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進攻的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向奉天城攻擊，至9月19目10時，日軍先后攻占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18座城鎮(zhèn)。長春地區(qū)的東北軍自發(fā)反擊，戰(zhàn)至次日，長春陷落。1931年9月21日，日軍第2師主力占領吉林。1931年10月1日，東北軍黑龍江洮南鎮(zhèn)守使張海鵬投敵，且奉日軍命令派出3個團進攻齊齊哈爾。1931年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第29團占領四洮鐵路沿線主要城鎮(zhèn)。1931年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1931年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

　　錦州撤離

　　張學良在事件爆發(fā)后離開奉天，帶領屬下轉移到錦州。1931年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于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才不得已采取自衛(wèi)行動”，此后關東軍發(fā)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將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為了盡快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后，幣原主張的國際協(xié)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日本越來越強硬。

　　黑省淪陷后，南京政府覺察日軍將進犯錦州，急令中國駐國聯(lián)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國聯(lián)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qū)的提議。12月2日，國民黨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國的公使說：它同意把自己的軍隊撤出錦州和山海關，但是有一個條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國滿意的保證，即要求三國保證中立區(qū)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態(tài)，張學良急不可待地直接與北平日本公使館參事就此事進行具體交涉。但這種交涉不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對，而且也無法從日本方面獲得妥協(xié)的條件，日方堅持東北軍必須全數(shù)撤出錦州。

　　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學生群起反對，國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電施肇基聲明放棄中立案，[23] 同時還表示：日軍如進攻錦州，中方將實行自衛(wèi)。國民黨中央政治會

　　31年9月6日張學良致榮臻不抵抗“魚電”

　　31年9月6日張學良致榮臻不抵抗“魚電”

　　議也已就此作出決議，強調“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

　　可對于是否抵抗問題，南京政府與張學良之間明顯發(fā)生分歧。張明顯地傾向于和平方法解決，鐘情于“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稱“惟個人對此(指中立案)亦頗贊成”，并在與日方代表談判之同時，開始秘密安排從錦州一線自動撤軍。此舉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嚴重不安。顧維鈞于1931年12月3日電文中極力勸阻道：“兄(指張學良)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后1931年12月5日顧維鈞又與宋子文聯(lián)名致電張學良：“現(xiàn)在如日人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御。”蔣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25] 但張學良12月21日致電第二軍司令部：“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范，但若現(xiàn)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張學良又致電國民政府，稱“錦戰(zhàn)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屆時日本“以海軍威脅我后方，并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非但錦州不可守，連華北地盤亦不保。因此張學良不顧勸告，一意孤行隊從錦州撤退。

　　戰(zhàn)火蔓延

　　而與此同時，1931年12月15日，關東軍已經(jīng)開始進攻錦州。12月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從朝鮮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今大虎山)。[21]

　　日軍進攻錦州時，國民政府多次電令張學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積極籌劃自衛(wèi)，以固疆圉”，張不遵令;張學良部隊開始從錦州撤退后，12月30日國民政府還急電令其“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26] ，但已經(jīng)無濟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領錦州。而此時駐錦州的東北軍第12、第20旅和騎兵第3旅早已奉張學良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qū)和熱河。在張學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軍兵不血刃占領錦州。

　　1932年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向哈爾濱進軍，同時從遼西地區(qū)調第2師增援。當時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注，日本在國際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發(fā)了一·二八事變。1932年1月31日，依蘭鎮(zhèn)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wèi)軍進行哈爾濱保衛(wèi)戰(zhàn)。激戰(zhàn)五天，自衛(wèi)軍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撤往賓縣。1932年2月5日日軍占領哈爾濱。

　　九一八事變歷史資料之戰(zhàn)爭結果

　　由于張學良一再堅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整個東北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軍占領，日本對東北三省的大規(guī)模侵略強烈地震動了中國社會，一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很快在全國許多城市和村鎮(zhèn)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