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城市建筑藝術論文
城市建筑作為一種特定的視覺符號,它是城市整體景觀、形象、特征、地域文化的綜合和濃縮。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城市建筑藝術論文，供大家參考。
城市建筑藝術論文范文一：當代中國建筑藝術
關于當代中國建筑藝術發(fā)展史，目前還正在總結和研究之中，可能還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要比較確切地描述它，可能還要有一段回顧的時間。據(jù)筆者的意見，大致說來可以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50年代以前，創(chuàng)作方法以復古主義為主導;第二階段為50年代至60年代中，是對復古主義的一種不完全恰當?shù)募m正，可稱之為簡約化時期;第三階段為60年代中和整個70年代，即所謂““””和它的影響時期，建筑藝術創(chuàng)作被錯誤地引上了一條“政治化”的道路，可稱之為庸俗政治論時期;第四階段從80年代開始至今，以中國進入新時期為契機，建筑藝術創(chuàng)作才步上了一條健康的道路，可稱之為多元建筑論時期。
復古主義可以說是此前“民族形式”建筑運動的延續(xù)，其主張大致是希望將狹義的“民族形式”即傳統(tǒng)建筑樣式賦予新建筑，而甚少顧及新建筑的形式與內容的統(tǒng)一。它的一個值得肯定的思想基礎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一事實對愛國建筑師所起的激勵作用，但“建筑”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物，企圖將曾適用于木結構和手業(yè)操作方式建造的宮殿、廟宇等樣式硬加在功能、材料、結構、施工方法及人們的審美情趣都與之大不相同新建筑上面，肯定是一條岐途。
復古主義曾經盛行的外部條件則是當時倡導的學習蘇聯(lián)的運動，當時的蘇聯(lián)建筑正是走在復古主義的道路上。這個時期比較有影響的作品如北京西頤賓館、重慶人民大會堂、長春“地質宮”、北京三里河“四部一會”辦公樓等。它們大都有一個龐大的有如宮殿的大屋頂，覆蓋著彩色琉璃瓦，檐下布滿用鋼筋混凝土澆注的斗拱，所有鋼筋混凝土梁和柱都模仿木結構構件，其上滿繪彩畫，門窗也是古代木門窗的式樣。
由于復古主義建筑的昂貴造價，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不久經濟仍十分困難之特別不合時宜，很快就引起了注意并加以糾正。但這種糾正卻相當缺乏理論深度，多半只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行政行為，必然導致了簡約化的出現(xiàn)。簡約化的關鍵詞是節(jié)約，顯然有它的合理性，但過于片面，也會產生負面影響。一時間，似乎節(jié)約造價成了一切，建筑師的工作就像是在制造一件普通工業(yè)產品一樣，放棄了對建筑藝術和建筑文化的追求。
但在這段時期，因著國慶十周年的慶典，以北京為中心，也一度出現(xiàn)過一段對建筑藝術價值的肯定與追求，其代表性作品如北京國慶十大工程中的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民族文化宮、北京火車站、農業(yè)展覽館和中國美術館，以及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等。它們的處理方式多半是在建筑上集中置放一個或數(shù)個縮小了的宮殿式屋頂，或者采用平頂，雖然也采用了琉璃，造型和裝飾都有所簡化和創(chuàng)新，代表了當時中國建筑藝術創(chuàng)作的最高水平。但這幾個作品只能算作是特例，而且基本上仍是折衷主義手法，總的來說，這個時期的大多數(shù)作品仍是比較平庸的。
在““””時期，與中國其他領域所受到的破壞一樣，建筑創(chuàng)作也受到了極大摧殘，被十分不恰當?shù)匾蟊仨汅w現(xiàn)某種被歪曲和吹脹了的“政治”概念，于是在各地興建的所謂“萬歲館”、城市中心廣場或其他城市標志性建筑中，就出現(xiàn)了可稱之為政治具象象征主義或抽象象征主義，以及無原則的模仿北京國慶十大建筑等的“創(chuàng)作方法”。
庸俗政治論毫無群眾基礎，隨著““””的結束，也迅速被拋棄。
從以上事實，可以深切體會到宏觀文化環(huán)境對于建筑藝術的健康發(fā)展是何等重要。這些觀念并不相同，有些還尖銳對立，但可以認為，它們都同屬于一元建筑觀念，即不是片面地強調建筑的這一個側面就是片面地強調另一個側面，總是不能認識到建筑的矛盾復雜性也即多元性的基本性質。而且所強調的一元不是被極化就是被扭曲，終于也不能成為多元論建筑論中的一個正常的構成。
從80年代開始，由于改革開放的不可逆轉，促成了思想的活躍，關于人的價值的全面思考，關于傳統(tǒng)的再認識，關于幾十年所走道路的反思，以及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美學熱、文化熱的興起，還有建筑創(chuàng)作任務的空前規(guī)模，都推動了建筑理論的加速發(fā)展，其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建筑多元論的崛起。這是中國歷史從未出現(xiàn)過的局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中國建筑師和建筑理論家已深切認識到，建筑藝術應該與時代緊密同步，應該立足于中國現(xiàn)代生活的堅實土壤上，堅持創(chuàng)造既具有時代特色同時又具有中國氣派的新建筑文化?！爸袊笔菍诋愑蚨缘?，基于共時性的理由，其中就不能不包含那些可以吸收為自己一部分的因素，這部分因素，就既是異域的，也是中國的。同樣，“現(xiàn)代”是針對過去而言的，基于歷時性的理由，也不可能不包含那些可以溶化為自身一部分的因素，這部分因素，就既是傳統(tǒng)的，也同時是現(xiàn)代的。所以，立足于中國現(xiàn)代，既包含“中國現(xiàn)代”本體生發(fā)出來的活力，也包含可以為它接納的異域和傳統(tǒng)。這個“包含”，就不是全盤照搬，既不是全盤西化，也不是全面復古，而是以之為營養(yǎng)，作出自己的創(chuàng)造。
80年代以來的大量作品正是建筑藝術步入健康發(fā)展軌道的最好證明。這些優(yōu)秀作品又可以有多種創(chuàng)作方法，既有側重于從傳統(tǒng)吸取營養(yǎng)，開拓出具有時代感的作品，也有側重于從異域借鑒靈感，轉化為具有中國氣派的作品。建筑藝術家所取的態(tài)度是從自身出發(fā)，不拘一格，古今中外皆為我用。所有這些作品，如果要用幾個字或稱“流派”來概括，大致可劃分為古風主義、新古典主義、新鄉(xiāng)土主義、新民族主義和本土現(xiàn)代主義幾種。
古風主義是一種特殊情況下更多借鑒傳統(tǒng)建筑外部形象的嚴肅創(chuàng)造，幾乎全是在名勝之地原有古代建筑已毀，作為旅游建筑重建或新建的，如武昌黃鶴樓、南京夫子廟與秦淮河、北京琉璃廠文化街、天津天妃宮文化街等。旅游有它的特殊要求，如需要文化品位，觸發(fā)思古之幽情，所以，作為一種特殊創(chuàng)作方式，古風主義并不是復古。
黃鶴樓歷史悠久，是武漢三鎮(zhèn)的標志，最后一次毀于本世紀初，有重建的理由。新黃鶴樓基本按照人們記憶猶新造型也比較成功的清代黃鶴樓重建，層數(shù)從三層加到五層，氣勢更大，周圍布置成民俗文化旅游公園，已成為武漢游客必到之處。
新古典主義對傳統(tǒng)建筑的外部形象有更多改造，側重于借鑒其神態(tài)意趣的一種創(chuàng)作，其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山東曲阜闕里賓舍、西安陜西歷史博物館、南京雨花臺紀念館、北京西客站等。這些作品對傳統(tǒng)是以借鑒而不是以模仿為主，本身也不是被毀古建筑的重建，多因處在著名古建筑附近而采取的一種協(xié)調的處理手法，或建筑本身的性質要求人們更多地聯(lián)想起傳統(tǒng)文化。
如闕里賓舍緊鄰在曲阜孔廟之東、衍圣公府之南，它就不能只突出自己，而應該與這兩座著名古建筑群協(xié)調，體量不能太高太大，色彩不能過于鮮明，形象更要與原有古建筑呼應對話。其實闕里賓舍也并不缺乏新意，如它的空間系列，就借鑒了國外共享空間公共大廳的觀念，采取自由式平面布局，又以水面、庭園和細部及其他環(huán)境藝術作品構成和諧的整體，顯示了時代的追求。它的典雅、溫文、古樸的高尚文化格調更令人難忘。
陜西是在漢唐時代演出了多少壯闊史劇的地方，唐代是中國藝術史的發(fā)展高峰，陜西歷史博物館主要借鑒唐代建筑形象并加以改造和簡化，顯得氣度不凡，雍容大度，明朗而簡潔。傳統(tǒng)中往往也有許多很符合現(xiàn)代觀念的東西，越古的也可能越現(xiàn)代。
雨花臺紀念館雖然是全對稱的構圖，但仍有明顯新意，采用了簡化了的古典建筑重檐廡殿屋頂，米色的外墻，只綴以少量純白，性格莊重、沉靜，紀念性十分突出。
北京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中國的首都，現(xiàn)在仍保留有大量優(yōu)秀的古建筑，形成豐富的城市景觀，透出濃郁的古都氣息。所以，在作為北京的大門甚至中國的大門的西客站，更多借鑒傳統(tǒng)建筑形象，給到達這一古都的中外旅客一個強烈的第一印象，是有充分理由的。西客站座南向北，以北立面為正面，常處于逆光之中，為減輕大片逆光面不可免地會產生的朦朧而沉重的印象，立面處理更強調天際輪廓線的高低錯落，在正中開了一個大空洞，顯得比較通透，又寓意為“大門”，構思是成功的。
新鄉(xiāng)土主義另辟蹊徑，不是向以宮殿廟宇的傳統(tǒng)主流而轉向地方民間建筑采擷精英，其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具有濃厚的閩北民居風味的福建武夷山莊賓館、具有皖南民居特色的黃山云谷山莊賓館、呈現(xiàn)河西土堡式民居風貌的甘肅敦煌航站樓等。
它們同樣也不缺乏時代氣息，在單體，都對傳統(tǒng)手法了大膽的改造;在群體，更是靈活之至，為小小民居所未曾有。例如敦煌航站樓，由一個方形旅客廳、一座圓形綜合樓聯(lián)以塔臺組成。方廳借鑒河西以高外墻封閉，隔絕嚴酷氣候稱為“莊窠”的土堡式民居，也圍以高墻，墻面全刷土色，以許多不規(guī)則排列的淺龕暗喻莫高窟，性格凝重厚實。方廳內有天井，植花通水。圓樓白色，呈螺旋上升動勢，與高聳的圓形塔臺相接，引起升空的聯(lián)想?！疤靾A地方”，也切合航站樓的主題。
新民族主義是指80年代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興起的帶有當?shù)孛褡逄厣膭?chuàng)作，代表作如烏魯木齊新疆迎賓館、新疆人民大會堂、西藏拉薩飯店和云南西雙版納體育館方案等。
新疆迎賓館的維吾爾族建筑風格十分鮮明，也很細膩，又十分現(xiàn)代化。室外那一對喇叭形的冷卻水塔高高聳立，內輪廓組合成尖拱，表面嵌砌來自維吾爾石膏花飾意匠的花格，造型秀雅而富特色，標志性很強。根據(jù)地區(qū)氣候較冷，綠化期短的情況，在二層設置了室內花園。新疆人民大會堂的轉角塔柱是體現(xiàn)性格的點睛之筆，那是禮拜寺叫經塔的簡化變形，內部是管道井。
拉薩飯店也是很好的作品，抓住西藏傳統(tǒng)建筑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重視簡單團塊體量的組合，意在傳神。庭園小品和室內裝修與傳統(tǒng)有更多形似，濃烈而鮮麗。
西雙版納體育館在體育館和傣傳統(tǒng)竹樓之間找到了結合點，無疑是形象很美的作品，功能也很合理?？磁_外側的“干闌”樓面是開敞的休息平臺，凹曲的大屋頂與竹樓屋頂聲氣相通，明顯具有傣鄉(xiāng)風情。傣族傳統(tǒng)建筑風格傾向于開朗、輕靈、秀麗，體育館敏感地抓住了這一點。
本土現(xiàn)代主義是采用得更加普遍的方法。如果說，古風主義、新古典主義、新鄉(xiāng)土主義和新民族主義的創(chuàng)作多少都帶有些特殊的性質，使它們與傳統(tǒng)的聯(lián)系更富有內在的有機性，那么，在更多情況下，建筑卻不一定和傳統(tǒng)有那么明顯的直接的關系。雖然如此，這類建筑的優(yōu)秀作品仍然是從中國大地上生長出來的，建筑師仍然沒有忘記使它們在多元創(chuàng)造中賦予作品以鮮明的時代感與中國氣派。之所以冠以“本土”二字，是因為它們與西方正統(tǒng)現(xiàn)代主義有所不同，是中國式的現(xiàn)代。
這樣的優(yōu)秀作品也不少，如具有強烈時代活力同時又隱含有中國式的審美觀的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深圳體育館和上海華東電業(yè)管理大樓;重視整體環(huán)境藝術氛圍的創(chuàng)造，取得突出成就的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第一次成功創(chuàng)造了中國園林式中庭的廣州白天鵝飯店;結合具體需要、部分模仿西方古典主義的上海龍柏飯店;以傳統(tǒng)的神韻為重，部分采用傳統(tǒng)構件為“符號”的杭州文化中心等。
國際展覽中心的意義在于，在不一定直接借鑒傳統(tǒng)的創(chuàng)作中如何走出中國人自己的路子。在這個作品中似乎看不到任何“傳統(tǒng)”，甚至連“符號”也沒有，顯示出一定的國際式的傾向，但它的內在的富于理性節(jié)奏的造型邏輯還是中國式的。國際展覽中心還成功運用了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鋼筋混凝土凌空構件作為裝飾的手法，在單元體之間的上空橫連折板。鋼筋混凝土的拱廊也是后現(xiàn)代式的，與折板上下呼應。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在當年日寇在南京的13個大屠場之一江東門“萬人坑”原址?；貣|北角最高，陳列館就放在這里，平頂，通過大臺階把憑吊者引上陳列館平屋頂，可俯瞰屠場全景。全場幾乎鋪滿白色卵石，宛如死難同胞的枯骨，寸草不生，象征著死亡，與周邊一線青草表達出生與死的鮮明對比，一片凄厲慘烈的悲憤之情彌漫全場。沿院繞行一周，在斷垣殘壁似的圍墻上有長段浮雕，再現(xiàn)出種種慘劇。經枯樹、母親像，遺骨室里尸骨累累，再現(xiàn)“萬人坑”的土層斷面，悲憤之情更加深化。建筑物低平簡潔，摒棄一切瑣細裝飾，其體形、體量、流線、色彩、浮雕和單體的組合，都極其單純簡煉，盡量不使突出，重點在于整體環(huán)境氣氛的渲染。色調統(tǒng)一為灰青色，深沉而莊重。場庭布局借鑒了傳統(tǒng)建筑園林的布局手法。
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是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主場館，其總體構思充分考慮了功能與形式、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環(huán)境與建筑的結合。兩座最主要的建筑—游泳館和體育館造型相近，兩端采用60～70米的塔筒，以斜拉鋼索吊起雙坡凹曲屋頂，十分強勁有力，符合體育建筑應具有的力度，同時又使人產生傳統(tǒng)建筑凹曲屋頂?shù)穆?lián)想。雙坡頂上再突起一個形似傳統(tǒng)廡殿頂?shù)男∥蓓敚蜗笮路f，既加強了與傳統(tǒng)的聯(lián)系，又富有時代感。
中國建筑藝術還在發(fā)展，有理由充滿信心地期望，新的中國建筑藝術，在非常杰出的中國傳統(tǒng)建筑藝術成就的強大蔭庇之下，經過與新的生活的融合，必將取得無愧于祖先也無愧于時代的更大輝煌。
城市建筑藝術論文范文二：對城市建筑的文化閱讀
摘要： 關于城市的界說之一，是美國城市建筑學家劉易斯。芒福德的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钡拇_，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觀，是我們區(qū)別、認識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徑。城市建筑被稱為“凝固的音樂”，它承載、凝固的不僅僅是建筑藝術，而且是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
關鍵詞： 建筑文化 城市建筑
中國現(xiàn)代大都市的形成主要源自兩種不同的歷史：一些口岸城市如上海、香港、青島、大連等，在殖民統(tǒng)治或租界時期，主要是在外國人的管理下形成的今天的城市格局和面貌;而內地的歷史文化古城，如北京、南京、西安等，主要是在近幾十年的社會變遷中，由中國人自己管理、建設和改造，形成的今天的城市面貌。
作為新中國首都，北京成為一個活的標本，一個令人讀之不盡、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僅在體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種不同文化的沖突和張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而發(fā)生在北京的事往往是具有全國性的。
北京和南京
雖然在許多方面，北京和上海最顯著地形成一種對比;但在城市建設和規(guī)劃上，最具有可比性的卻是北京和南京，它們是兩個時代分別由中國人自己規(guī)劃、建設的國都。
1927 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后，即成立了“首都建設委員會”，以美國設計師墨菲和古力治為顧問，負責制定《首都計劃》。于1929年底完成并公布的這一計劃，包括史地概略、人口預測、中央政治區(qū)、建筑形式、道路系統(tǒng)、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鐵路與車站、港口計劃、飛機場、自來水、電力、住宅、學校、工業(yè)、浦口建設、城市分區(qū)、實施程序、款項籌集等許多方面。按照《首都計劃》，南京城明確分為幾個功能不同的區(qū)域，如中央政治區(qū)、南京市行政區(qū)、公園區(qū)、住宅區(qū)、商業(yè)區(qū)、工業(yè)區(qū)等，這是我國按照現(xiàn)代城市規(guī)劃的理念，按功能分區(qū)進行城市規(guī)劃的最先嘗試。如何設置首都的政治功能是該規(guī)劃最核心的問題之一。起初，也有仿照柏林、倫敦之例，在南京城外另建新都的設想，因費時耗力，未予通過。規(guī)劃確定的是在中山門外、紫金山南麓新建中央政治區(qū)。
在規(guī)劃和城市建筑風格的指導思想上，《首都計劃》稱其主旨是“發(fā)揚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城市建筑采用“中國固有之形式”，“以中國之裝飾方法，施之我國建筑之上”(羅玲《近代南京城市建設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8月)。沿街的重要建筑，均為傳統(tǒng)大屋頂?shù)拿褡鍢邮?，如財政部、勵志社、兵工署、中央博物院等。出現(xiàn)了一批現(xiàn)代宮殿式建筑，如南京大學教學樓、南京師范大學教學樓等;以及一批在實質上融合中西的優(yōu)秀建筑，如中山陵音樂臺、軍區(qū)總醫(yī)院、江蘇省美術館、第二歷史檔案館等。由于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該規(guī)劃的不少內容未能全部實施，包括中央政治區(qū)的建設。但現(xiàn)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城市面貌基本是由這一規(guī)劃奠定的，今日南京濃蔭匝地的城市道路，鼓樓、新街口的環(huán)島式街心廣場，都是在那時形成的。
與南京相似的是，五十年代初新中國首都北京的城市規(guī)劃，也是由一批留學歐美的建筑家進行的，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也是中央政治區(qū)的設置。出于保護古都文化的考慮，梁思成、陳占祥按照按功能分區(qū)的規(guī)劃思想，提出在舊城之外的公主墳一帶另建中央行政區(qū)的方案，遭完全否定。當時之否定另建新區(qū)，除經濟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也有坐擁皇城的心理，以及視舊城為封建遺留，需要加以“革命”和改造等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深層原因。隨著大規(guī)模拆毀城墻、城樓、牌樓，在舊城區(qū)內對王府、壇廟、名宅等“廢物利用”，見縫插針地興建工廠、機關、學校，北京古城的面貌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
五十年代確立的以舊城改建、擴建為中心的思路一直延續(xù)至今。對二環(huán)路以內舊城的超強度開發(fā)，致使人流、物流、車流向內城過度集中，造成嚴重的住房壓力、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問題。它被恰當?shù)囟麨椤捌茐男越ㄔO”。其實際效果，就建筑面貌而言，吳良鏞先生總結為“好的拆了，濫的更濫，古城毀損，新建凌亂”(吳良鏞《城市規(guī)劃設計論文集》，燕山出版社， 1988年)。雖然建立功能分散的、多個城市中心的意見始終不絕，但北京仍以“鋪大餅”的方式迅速擴張。近年來在近郊已經建立了若干個規(guī)模巨大的新居民區(qū)，然而，那些擁有幾十萬人口的新區(qū)卻并沒有建立和發(fā)育城市的功能，居民們仍需長途跋涉，到市中心工作和活動。
今日北京發(fā)展的事實已經回答了當年的爭論。城市輪廓線東起高碑店，西至石景山，南抵大紅門，北達清河鎮(zhèn)，方圓約六百平方公里，已經是老北京城面積的十倍。換而言之，我們已經建設了相當于十個北京城，而那個世界上獨一無二、具有高度歷史文化價值的北京明清古城，卻終于在我們眼前日新月異地消失了。
新北京：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新北京的建筑風貌成為我們透視體制文化變遷的一個窗口。
1953 年所作的首都建設“規(guī)劃草案”，其基本要點包括：以舊城的中央?yún)^(qū)為中央首腦機關所在地，使其成為全國人民向往的中心;首都要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特別是要成為中國強大的工業(yè)基地和科學技術中心;改建擴建北京，要打破舊格局的限制和束縛，使首都成為適應集體主義生活方式的社會主義城市;改造道路系統(tǒng)、改變水資源缺乏等自然條件，為工業(yè)發(fā)展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其總方針的表述十分奇特也很傳神：“為生產服務，為中央服務，歸根結底就是為勞動人民服務?！?(《當代中國的北京》上冊，第86頁)這一實現(xiàn)革命化、工業(yè)化的思路，直接導致了“破舊立新”的城市建設方針。
五十年代北京建設的突出成就主要體現(xiàn)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的建設和一批標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長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廣場，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民族文化宮、軍事博物館、中國美術館等“十大建筑”，構成了以雄偉、莊嚴、壯麗、堂皇、開闊等為特征的新國都的視覺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類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門城樓等歷史建筑文化意蘊的轉換，突出體現(xiàn)了新體制文化對傳統(tǒng)權威的借助和重構。在很長的時間內，在人們心目中它們已不再是一個歷史建筑，而成為黨中央、毛主席的象征符號，如 “天安門上太陽升”、“中南海的燈光”之類話語所寄寓的意義。
“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學上的體現(xiàn)，是“經濟、實用，在可能的情況下追求美觀”的原則。一批民族風格的公共建筑，體現(xiàn)了當時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為三里河一帶“四部一會”琉璃瓦大屋頂?shù)慕ㄖ?。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費”，然后上升為政治問題━但這一早期嘗試畢竟為新中國建筑的文脈寫下重要一筆。這一時期的建筑實踐與南京民國時期的新建筑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妙?，F(xiàn)在看來，當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敘事”大體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個時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氣度和有明確理念的審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規(guī)劃)的能力。
在城市建設的歷史上，六、七十年代是一個停滯和平庸的時期，唯一迅速增長的是人口。以北京為例，1982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比1949年底增長了4.8倍，達917.8萬人。那也是簡易房、筒子樓大行其道的時期。除了十里長街的觀瞻之外，沉重的人口壓力，革命時期的混亂無序，使城市不堪重負，大多數(shù)四合院正是從那時起，變成了破敗凋敝、人際關系緊張的大雜院。
當八十年代新的建設高潮來臨時，和中國的各大城市一樣，北京又一次成為到處開膛破肚、徹夜施工的大工地，但其面臨的問題卻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樣單一和單純。城市建設承載著人口壓力、民生改善、國家形象、商業(yè)利益、政治利益、部門利益、政府政績等來自不同方向的復雜壓力，處于各種不同的欲望、抱負、追求、利益前所未有的緊張擠壓之中。
在市場經濟、分權管理的新體制下，嚴整統(tǒng)一、“君臨天下”的中央意志漸漸退隱了，城市改造新的主體是有關政府部門和房地產商，新的強勁動力是商業(yè)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環(huán)境和利益機制中，統(tǒng)一的城市規(guī)劃雖然仍在制定，卻失去了整合、制約的力量。北京又一次脫胎換骨。但與同期的上海相比，無論在單體建筑的新穎和獨特性上，還是在整體風格的協(xié)調上，都遠遠落在了上海之后。號稱“中華第一街”的長安街上的當代建筑成為北京人調侃的對象：正面棕黃色、側面銀白色的交通部大樓被稱為“陰陽臉”，門字型的海關大樓被稱為 “大褲衩”，曲折有致、中間有一月亮門的婦聯(lián)大樓名為“肚臍眼”……
首都的建筑何以難以保持協(xié)調的風格和應有的水準，這似乎是很令人費解的。其所透露的其實是體制文化的變異。北京市各行其是、參差不齊的公共建筑，可以說是條塊分割的“部門所有制”(有人稱為“部落主義”)典型的文化體現(xiàn)。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各部門的建筑主要是由本部門按照一己需要設計、建造的，無論選址還是建筑風格，都是首都規(guī)劃委員會難以干預和協(xié)調的。同時，這種部門主義的建筑，較多地凝固了“長官意志”。
權力所及，各個城市都不乏歷屆領導人留下的“標志性建筑”。在北京，典型為前市長陳希同提倡的在高樓頂上加蓋小亭子的建筑(被稱為“戴綠帽子”)。其頂尖之作、也是收山之作是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它可能是一個標本，集中了此類建筑的某種文化特性：將個人的喜好蠻霸地強加于社會，把巨大當成偉大，把紀念性的氣概不凡放在首位，而無視公共建筑方便、實用的功能。西客站頂上一個沒有實際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資竟達八千萬元之巨。近年來，在一些城市“領導人工程”、“形象工程”仍呈蔓延擴大之勢，導致無功能建筑的大量興起。一些城市大興建廣場、修草地、鑄大鐘、建城市雕塑之風，在這場比“大”的競爭中，有的縣級市的廣場面積甚至超過了天安門廣場。
與之相應的是，在部門割據(jù)和地方主義的體制格局中，跨地域、跨地區(qū)的城市規(guī)劃幾乎成為不可能。盡管專家、學者一再呼吁，北京市的建設和發(fā)展，應在華北經濟圈、京津冀唐地區(qū)的整體發(fā)展中，按照“大北京”的概念進行設計和規(guī)劃，如同大東京、大巴黎那樣，但這至今仍是知識分子的紙上談兵。
高度之爭：城市建設的“香港模式”
對高度的崇拜和競爭，成為當代城市建設突出的主題，它也尖銳地體現(xiàn)在北京的建筑中。嚴格地說，這種崇拜非自今日始，它滲透在中國人的現(xiàn)代化意識之中。從大半個世紀以來國人對上海灘24 層高的國際飯店的嘖嘖贊嘆，到對今日浦東88層高的金茂大廈的滿腔自豪，都反映了這種“現(xiàn)代化=高樓大廈”的集體認同。事實上，在西方國家經歷了工業(yè)化某個時期對高層建筑的新奇之后，對高樓大廈的競爭幾乎集中在東亞，尤其是那些“從稻田中拔地而起的”新興國家和城市，無不把自己的經濟成就和自豪感主要寄托在對建筑物高度的追求上。
由于特殊的地理條件，八十年代以來對國人影響最大的當屬港臺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當中國城市開始大規(guī)模的房地產開發(fā)之時，香港高樓密集的都市風光作為“現(xiàn)代化”的典型圖景，早已深入人心，成為內地競相仿效的對象。當然，香港對內地建設的深刻影響，不止于作為現(xiàn)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額的商業(yè)資本和大規(guī)模房地產開發(fā)，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記。
在北京城，對高度的競爭是悲劇性的。因為開闊舒緩的平面布局和遼闊無礙的天際輪廓線，正是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體現(xiàn)。對建筑物高度的控制和反控制馬上白熱化。八十年代中期，混亂無序的商業(yè)開發(fā)，致使在緊鄰故宮的舊城的核心區(qū)內，在王府井一帶相繼出現(xiàn)了一批高層建筑，如王府飯店、和平賓館等。與此同時，京廣中心、京城大廈和國貿中心等玻璃幕墻的摩天大樓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傳統(tǒng)的天際線和城市景觀。今天，無論在故宮、北海還是頤和園四望，背景無不是林立的高樓。在學術界的呼吁下，1985年北京市出臺市區(qū)建筑高度控制方案，規(guī)定以故宮為中心，分層次由內向外控制建筑高度。1993年中央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規(guī)定，“長安街、前三門大街兩側和二環(huán)路內側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許建部分高層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個別地段控制在45米以下”。
對這一控制最強烈的挑戰(zhàn)，來自香港李嘉誠所屬集團在王府井路口建立的亞洲最大的商業(yè)性房地產建筑群“東方廣場”。它招致海內外許多有識之士的批評，引起強烈爭議的原因基本是文化性的，擔憂其對北京古都風貌將造成難以估量的破壞。斥資20億美元，建造面積達 80萬平方米的東方廣場，原設計方案東西寬480米，建筑高度70多米。而近在咫尺的天安門高度為35米;人民英雄紀念碑高度為38米;人民大會堂的建筑高度為31米，最高處才40米，總建筑面積17萬平方米。這意味著，這座體量4倍于大會堂、高度2倍于大會堂的龐然大物將使天安門廣場上的這些標志性建筑變得矮小，導致城市中心偏移，從而打亂歷史形成的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首都城市格局。作為妥協(xié)的產物，東方廣場終于被攔腰截斷，呈現(xiàn)粗壯矮胖的身姿(經修改降低高度和容積率后，仍近40米高)。與之相映成趣的是東方廣場西側建于七十年代初的北京飯店新樓。它也是經修改設計后被“裁短”的，原因是出于對中南海安全的考慮。兩者命運相同原因卻大不相同，也算是一種社會進步了。
近年來，北京市廣建“金街”、“銀街”，“中央商務區(qū)”，孜孜追求成為中國的“曼哈頓”、“華爾街”和“硅谷”時，作為文化中心的建設幾乎淡不可聞。在這一建設高潮中，長安街東側已經被港資為主的一批寫字樓、商廈搶灘。而城市高度控制在舊城區(qū)則被全面突破，幾無嚴肅性、權威性可言。這一事態(tài)并不是孤立的。類似的一例，是李嘉誠所屬集團在福州市中心區(qū)進行的成片房地產開發(fā)，將擁有眾多文物的著名歷史文化街區(qū)“三坊七巷”毀壞殆盡，面目全非。
最早對“香港模式”表示擔憂、發(fā)出警告的是被稱為建筑界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建筑大師張開濟。早在七十年代末，當火柴盒建筑剛剛出現(xiàn)、備受青睞時，他就指出“現(xiàn)代化不等于高層建筑”。當前，他主要是反對北京和內地在住宅建設上盲目仿效香港超高、超密的模式，興建“塔樓+梅花樁”式的小區(qū)。高層住宅由于造價高、使用系數(shù)低、能源消耗大、經常費用高，朝向問題造成大量“陽光貧困戶”，以及不利于老人、兒童戶外活動和鄰里交往等諸多問題，在許多國家已被控制和禁止建設，一些國家則正在拆除幾十年前建造的此類建筑。他認為比較可行的是用“多層、高密度”替代“高層、高密度”。
一些高層建筑的支持者認為，這是在我國土地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大規(guī)模解決住房問題的必然選擇，日本、香港均是在這一壓力之下選擇了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層住宅群換取了較為疏朗的整體生存環(huán)境。但正如識者所言，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并不是某種建設理念的產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問題上任由市場力量主宰，爆炒地價至離奇的程度，房地產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產物。它損害的，正是大多數(shù)普通市民的生活質量和經濟利益(詳見1998年9月2日、9月9日、10月7日《北京青年報》討論文章)。
這恐怕是當下正在中國發(fā)生，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城市建設為房地產開發(fā)浪潮所牽引，不受制約的商業(yè)化正在成為主宰城市命運的決定性力量。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不同民族、國家城市建筑風格的任務更為復雜艱巨。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稱，目前有十家左右美國的跨國房地產開發(fā)公司在操縱世界建筑市場，以跨國資本為后盾的文化中心則在制造和輸出各種建筑理論和流行風格，這一現(xiàn)象已引起國際建筑協(xié)會的高度重視(《北京青年報》1999年4月2日，《北京晚報》1999年6月4日)。
自然，知識分子的意見很難改變什么。玻璃幕墻高樓仍然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各地推進。在云南邊城麗江，興建起了類似希爾頓飯店那樣的華麗大廈。西湖之濱早已高樓林立，新建的杭州市政府大廈，被市民詬病為“削尖腦袋，挖空心思，兩面三刀，歪門邪道”。適值世紀之交，城市之間對高度的競爭又增加新的動力━興建“跨世紀的標志性建筑”。據(jù)稱，福州市將建一座主樓高306米、88層的摩天大樓，主體建筑由金銀兩色的玻璃幕墻組成，總投資20多億，高度為福建第一，全國第三。而上海浦東在新竣工的金茂大廈附近，又將建設一座更高的高樓。
建筑中的流行文化
當上海以“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自詡和驕傲時，它標識的是城市之間的另一場競爭━速度之爭。每一個城市的領導者都惟恐變化太小、變得太慢，落在人后，因為領導人的任期是短暫的。以北京為例，近年來僅住宅建設的速度，即達到每年竣工800多萬平方米。為了加快速度，采用的是用推土機開路、大拆大建的成片土地開發(fā)的模式。許多有數(shù)百年歷史的文化遺跡、胡同和老房子，甚至未及甄別、鑒定便被夷為平地。當張開濟等建筑和文物專家呼吁北京城市建設應放慢速度，以為文物保護留下必要的時間時，建設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了，并且將開發(fā)的權力下放到各區(qū)，鼓勵各區(qū)之間開展速度的競賽。
當社會向市場化、世俗化轉變之時，建筑從過去更為重視具有恒久價值的審美感受、意識形態(tài)的超越性力量、統(tǒng)治者的意志和權威，以及精英階層的文化趣味，轉為重視和強調現(xiàn)實的功利、即時需要、時尚潮流等等。權力的結構也發(fā)生了轉移，從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轉為純粹的商業(yè)操作。在許多情況下，地方政府放棄了其應有的職責，成為房地產商的合伙人。新的工作機制于是成為“規(guī)劃聽領導的，領導聽老板的”。這種不甚健康的商業(yè)化，必然意味著歷史傳統(tǒng)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著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麥當勞化。一座座失去記憶的城市被大量復制，一批批速成、單調的建筑迅速填充著城市的空間，粗暴地改變著人們的視覺。在新人類的詞典中，“廣場”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間，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園”是樓旁狹窄的綠化帶，“森林”則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園”式諧謔、游戲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歐洲古典建筑紛紛出籠，加入著世紀末大眾文化的狂歡。
大眾的流行文化和社會心理鮮明地積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東部的中小城市、城鎮(zhèn)和廣大農村，不變的時尚是磁磚貼面、藍玻璃的現(xiàn)代建筑。它為什么會如此深入人心、廣為流行而且經久不衰，當成為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課題。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建筑時尚則經歷了火柴盒式的高層建筑、高樓大廈+小亭子、摩天大樓+玻璃幕墻，以及仿歐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階段。許多人到了歐洲之后，只見綠樹掩映中的小樓而難覓高樓，不禁悵然若失，不知究竟誰更現(xiàn)代化。
歐陸風情不可阻擋地成為最新的流行。當上海含情脈脈地重溫其晚近的這一小傳統(tǒng)時，各個城市則由娛樂場所大力張揚這一最新時尚。形形色色的娛樂城無不裝飾著羅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調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請法國建筑師設計成為最酷的豪舉。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國人之手，在建筑風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當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國門的街頭漫步，經常會產生不知身在何處、時空倒錯的感覺。
法國建筑師在北京的最新成就是備受爭議的國家大劇院。由于它的復雜功能和在天安門廣場一側的特殊位置，其入選方案舉國矚目。它最終被擅長機場設計的法國建筑師安德魯設計成浮在水面之上、銀光閃閃的巨大金屬半球，被北京人稱為“大水泡”。作為北京市最獨特的另類建筑，它因其后現(xiàn)代風格、建筑功能不甚合理和極其高昂的造價，遭到了科學家、建筑師的強烈抵制。有趣的說法之一，是法國人總算報了貝聿銘在盧浮宮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的確，不論我們喜歡與否，它橫陳在首都的中心和世紀交替的時點上，是一個觸目的標志，一個強烈的象征，宣告著老北京文化的消解、一段錯綜復雜的歷史和情感的終結，宣告著多元文化、異質文化融合的時期到來。
另一種疑問是這樣的：北京目前并不算很多的文化設施、演出場所得到充分利用了嗎?北京究竟能為國家大劇院提供多少高水平的演出?十分巧合的是，廣州市擬建的大劇院因其耗資巨大，在務實的人大代表的質詢下終告流產。這一提問的價值在于它觸及了城市現(xiàn)代化的本質。對城市這個“文化的容器”，歸根到底，其中有沒有文化、有什么樣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說，城市的現(xiàn)代性最終是由其文化軟件制約和說明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北京和上海的區(qū)別，比它們在城市建筑上表現(xiàn)出的更為重大。
十字路口的城市
城市社會的真正內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間、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擴大。市民文化成為城市社會的一個恰當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體味了街道的人間尺度和城市的人間情懷。充滿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馬路兩側的綠樹可以熱烈地相互交接。接續(xù)了昔日茶館、咖啡館的傳統(tǒng)，上海街頭遍布的紅茶館再次成為老百姓的生活空間，在那里年輕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處。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況味。然而，北京的茶館自幾十年前消匿之后，成為了話劇舞臺上的保留節(jié)目。當它重返人間時，卻成為向洋人展銷京味的旅游場所，或者臺灣人開辦的高消費去處，在那里，我看見過白領在下圍棋。類似地，毗鄰使館區(qū)的三里屯酒吧一條街明確成為外國人的社交場所、北京的高級白領和文化另類的身份認證處。
廣場的處境是另一個說明。當群眾性政治集會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門廣場便越來越因缺乏實際功用而顯得大而無當和無所適從。在這片干燥、炎熱、堅硬和廣闊的場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寧，難以解決各種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廣場則迅速完成了轉型，用博物館和歌劇院標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場、綠地和廣場鴿使之成為市民休閑、購物的實用場所，消解了體制文化的傳統(tǒng)象征。然而，精明強干的政府在它巨細無余的管理中，也消解著另一種可能性。整潔干凈的上海，既沒有北京那樣的遍地流民、猖獗的盜版，也沒有北京那樣豐富活潑的體制外文化空間;既沒有浙江村，也沒有中關村。
被現(xiàn)代生活割裂在胡同、大院和小區(qū)里的北京市民，自有內在的力量和邏輯。當《北京晚報》炮制著類似小靳莊詩歌那樣歌頌美好生活的新民謠時，北京市民對平庸生活的抗爭從未停止。一種是貧嘴張大民式的，以小人物自嘲自賤的傳統(tǒng)方式，化解生活的辛酸和無奈。另一種是藝術家張大力式的，他用“把臉畫在墻上”的先鋒行為，向這個喧囂而沉悶的社會作出一個怪誕的姿態(tài)，發(fā)出一個奇異的聲響。而游歷西藏達十年之久的自由電視人溫普林，寫下這樣的句子：“我深深地懷念有酒有狼有姑娘笑聲的夜晚，那一切是我們人生中的珍藏?！?(溫普林《茫茫轉經路》，227頁，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
城市快車依然循著世俗化和商業(yè)化的軌道凱歌行進。北京市開始興建的又一條通衢大道，使發(fā)現(xiàn)不久的曹雪芹故居遺址面臨滅頂之災，引發(fā)了知識分子新的抗議浪潮。建筑師和規(guī)劃專家的反思認為，二戰(zhàn)以來在現(xiàn)代主義理論指導下以大規(guī)模改建為特征的城市更新運動，在西方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應該認識到“社區(qū)發(fā)展”規(guī)劃、漸進式規(guī)劃、公共選擇規(guī)劃、歷史街區(qū)修復、小規(guī)模改建、住戶自建等多種新的理論和實踐的價值。大城市的生與死成為令人興奮的話題，一個重要原因是今年春天狂烈的沙塵暴、嚴重的干旱和水資源的極度匱乏，凸顯了北京作為沙漠化邊緣城市的危急地位。人們公開和私下議論的問題是：北京會被迫遷都嗎?
城市建筑藝術論文范文三：建筑學的藝術性淺析
摘要：建筑和建筑學發(fā)展的歷史進程反映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建筑又是人類衣食住行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建筑學者為人類提供了仇美舒適的生活環(huán)境，因此說建筑學隱含著無限的藝術性，人類將以自己的智慧和勞動不斷探索建筑學的未來。
關鍵詞 建筑;建筑學;藝術
建筑學是一門藝術，不只是供人欣賞，百姓的衣食住行中的“住”就跟我們的建筑息息相關。世界正經歷著大規(guī)模的變革，建筑學也發(fā)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建筑師的著作在世界各地蓬勃發(fā)展的城市中展示。
一 建筑學綜述
所謂建筑學是研究建筑物及其環(huán)境的學科，其旨在總結人類建筑活動的經驗，以指導建筑設計創(chuàng)作，構造某種體形環(huán)境等等。建筑學的內容通常包括技術和藝術兩個方面。傳統(tǒng)的建筑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建筑物、建筑群以及室內家具的設計，風景園林和城市村鎮(zhèn)的規(guī)劃設計。
建筑學這門學科以設計建筑為主，同時包含其它相關技術?？梢酝ㄟ^對一塊空白場地的分析，同時依據(jù)其建筑對房間功能的要求，建筑的類型(如體育館、電影院、住宅、廠房等不同類型)，建筑建造所用的技術及材料等，對建筑物從平面，外觀立面及其內外部空間進行設計。其范圍小到簡單的房間布局，大到城市數(shù)個街區(qū)的建筑群體的設計。我們說，建筑學服務的對象不僅要滿足人們物質上的要求，而且要滿足他們精神上的要求。因此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密切影響著建筑技術和藝術。
二 建筑學的藝術性
(一)建筑學在藝術中產生。建筑學有很強的藝術性質，這一點區(qū)別于其它學科，它需要大量的財富和技術條件，大量的勞動力和集體智慧才能實現(xiàn)。它的物質表現(xiàn)手段規(guī)模之大，為任何其它藝術門類所難以比擬。宏偉的建筑建成不易，保留時間也較長，這些條件導致建筑美學的變革相對遲緩。建筑藝術還常常需要應用繪畫、雕刻、工藝美術、園林藝術，創(chuàng)造室內外空間藝術環(huán)境。因此，建筑藝術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藝術。
我們知道，莫扎特堪稱是位偉大的建筑師。當然他所使用的建筑材料是旋律、和聲和節(jié)奏，以及音的高低、時間的長短和音量的大小等?！皬V義的建筑師”是個很有用的術語。他們常說“誰要是想把握無形的世界，必先考察有形的世界?！?782年26歲的莫扎特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自白：“我經常后悔我沒有學建筑而是學了音樂。”也許這是一句開玩笑的話，但在莫扎特的心目中，音樂和建筑在結構和美學境界上必定有相通處。由此說，建筑學是一門藝術，但不是純粹的藝術，它與國家的物質和技術資源發(fā)展水平緊密聯(lián)系。
例如，西方的建筑風格，同樣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的建筑藝術。而建筑是凝固的音樂，所以莫扎特音樂的根也可以在古希臘羅馬建筑風格中追尋到，那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在它們的造型背后，是穩(wěn)定的和諧以及對稱美。其實奠扎特音樂也擁有古希臘神廟建筑的對稱美和穩(wěn)定的和諧。
古希臘建筑以端莊、典雅、勻稱、秀美見長，既反映了城邦制小國寡民，也反映了當時興旺的經濟以及燦爛的文化藝術和哲學思想;羅馬建筑的宏偉壯麗，反映了國力雄厚、財富充足以及統(tǒng)治集團巨大的組織能力、雄心勃勃的氣魄和奢華的生活;拜占廷教堂和西歐中世紀教堂在建筑形式上的不同，原因之一是由于____東、西兩派在教義解釋和宗教儀式上有差異;西歐中世紀建筑的發(fā)展和哥特式建筑的形成是同封建生產關系有關的。封建社會的勞動力價值有所提高，再加上在封建割據(jù)下，關卡林立、捐稅繁多，石料價格高漲，促使建筑向節(jié)儉用料的方向發(fā)展。同樣以石為料，同樣使用拱券技術，哥特式建筑用小塊石料砌成的扶壁和飛扶壁，這同羅馬建筑用大塊石料建成的厚墻粗柱在形式上大相徑庭。
(二)建筑學立足于藝術設計。建筑設計的內容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總結各種建筑的設計經驗，按照各種建筑的內容、特性、使用功能等，通過范例，闡述設計時應注意的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方法。另一類是探討建筑設計的一般規(guī)律，包括平面布局、空間組合交通安排，以及有關建筑藝術效果的美學規(guī)律等等。后者稱為建筑設計原理。室內設計是從建筑設計中分化出來的，它主要研究室內的藝術處理、空間利用、裝修技術及家具等問題。
建筑構造是研究建筑物的構成，各組成部分的組合原理和構造方法的學科，主要任務是根據(jù)建筑物的使用功能、技術經濟和藝術造型要求提供合理的構造方案，指導建筑細部設計和施工，作為建筑設計的依據(jù)。
三、建筑學的發(fā)展
中國近代建筑教育由兩個渠道組成：一是國內興辦建筑科、建筑系;二是到歐美和日本留學建筑。在時間程序，留學在先，辦學在后，國內的建筑學科是建筑留學生回國后才正式開辦的。從現(xiàn)有資料看，我國最早到歐美和日本留學建筑都始于1905年。
1902年建筑學第一次納入了中國教育體系。1928年5月定名的國立中央大學，是中國第一個設立建筑系的高等院校。建國初期，中國建筑學專業(yè)的發(fā)展獲得更快的進步，在以梁思成等知名建筑學專家的帶動下，中國的建筑學專業(yè)蓬勃發(fā)展，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嶄新局面.中國的建筑學教育也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建筑學所涉及的建筑藝術和建筑技術、以及作為實用藝術的建筑藝術所包括的美學的一面和實用的一面，它們雖有明確的不同但又密切聯(lián)系，并且其分量隨具體情況和建筑物的不同而大不相同。在某一建筑物中可能某些因素很強而其余因素很弱，但在其它建筑物中情況則可能迥異。事實上，作為專用詞的“建筑學”所研究的對象不僅是建筑物本身，更主要的是研究人們對建筑物的要求及其如何滿足、研究建筑物實體從無到有的產生過程中分別對應的策劃、設計、實施。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建筑同其它有關科學技術的關系更加密切，建筑技術的發(fā)展日新月異。新的結構理論、新材料和新設備的運用，高層建筑和大跨度建筑的發(fā)展，體現(xiàn)了新技術的魅力。建筑工業(yè)化體系的運用，加速了建筑事業(yè)的大發(fā)展。電子計算機技術進入建筑設計領域所引起的設計方法論的研究勢必深刻地影響建筑學的發(fā)展。社會的發(fā)展，人口的密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產業(yè)結構的變化，使城市規(guī)劃和環(huán)境問題十分突出，成為當代建筑師、規(guī)劃師和園林設計師面臨的共同課題，同時也為建筑學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建筑和建筑學發(fā)展的歷史進程反映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人類將以自己的智慧和勞動不斷探索建筑學的未來，為這部巨著撰寫新的更加瑰麗的篇章。
四、結語
建筑學是一門藝術，同時也是一種精神，一座出眾的建筑就有代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甚至一種文明的神奇作用。例如提到澳大利亞，人們禁不住想到悉尼歌劇院;提到埃及，我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t至于伊斯蘭的圓頂、中國的飛檐、美國的摩天高樓更是深深地融進了民族性格之中，成為各自文化的一部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再也不滿足于火柴盒式單一的建筑模式，各種個性化、藝術化的地標性建筑，優(yōu)美、舒適的小區(qū)層出不窮，建筑師這個職業(yè)也逐步熱了起來。
隨著現(xiàn)代科技的飛速發(fā)展，科學的建筑制圖方法問世，建筑技術和藝術有了更加精確的表達手段，極大地推動了建筑學的發(fā)展。國家有關政策對建筑學專業(yè)的規(guī)劃前景也很樂觀，中國的建筑學專業(yè)的教學和科學研究水平將會使建筑學者獲得更快更好的發(fā)展，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國也會出現(xiàn)更多的世界知名的建筑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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