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误读

“没有海德格尔，荷尔德林永远进入不了哲学”吗？实际上，早在海德格尔出生近一个世纪前，荷尔德林就已进入了当时哲学的中心。而海德格尔在解读荷尔德林时，常常自作主张。

　　在德国以外的地方，荷尔德林的名字几乎总是跟海德格尔连在一起。在纪录片《伊斯特河》中，一个名叫B.Stiegler的当代法国哲学家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海德格尔，荷尔德林永远进入不了哲学。”这句话代表了法国乃至其他地方很多人对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的权威性的肯定。但是历史研究告诉我们，早在海德格尔出生近一个世纪前，荷尔德林就已进入哲学，而且是进入了当时哲学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在图宾根神学院上学时，荷尔德林同黑格尔和谢林是同学和好友，一起研读康德；更由于后来他首先来到当时思想最活跃的耶拿大学，聆听和研读费希特的知识学，使得他在18世纪90年代后期，能够引导谢林和黑格尔，成为德国经典哲学从康德经费希特向黑格尔转变的关键环节。他的后期诗歌（指1806年精神失常前的最后几年）尤其是与当代哲学家们的对话，大约是但丁以后最哲学化的。诗歌以外，他还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论文手稿。因此，说海德格尔的阐释才令荷尔德林进入哲学，纯属妄言。
　　事实上，海德格尔在解读荷尔德林时，常常自作主张，违背编辑校勘学的基本原则。其中最大的“丑闻”，发生在其《荷尔德林诗诠释》（Erluterungenzu H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a. M. 1981,以下简称《诠释》；有孙周兴中译本，但是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中荷尔德林诗文和作品标题乃至海德格尔的引文均为我自己的翻译）中的第二篇《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在这篇论文的开头，他从荷尔德林诗里选摘了五个句子，作为该文的“主导词句”。其中最后一个，可以译为“充满功德，然而人诗人般住在这地上”。海德格尔十分钟爱这句“诗”，所以在书中别的文章里也反复引用。然而他从不提醒读者，这句话出处的真相：被他称作“那首伟大同时又宏大的诗”，这“ 首”他叫作“晚期诗作”的标题为《在可爱的蓝色中……》的“诗”，其实是一篇疑文。其最早出处，是1823年出版的一本以荷尔德林为题材的小说《斐厄同》（Phathon）。当时不满20岁的小说作者崴布陵格尔（F. W. Waiblinger）声称，荷尔德林在1806年精神失常后，抓着纸就写字；他是从这样写下的一张纸里得到这首诗的。这情节是否仅为小说家言，即便不是，小说家是否忠实抄录了诗人的手稿，还是作了修改、润色和补充？这两个关键环节，我们都无法断定。20世纪初黑陵格拉特（Norbertvon Hellingrath）编辑的第一个荷尔德林诗歌的历史校勘本把这篇文字同与诗人生平有关的文件编在一起，并在校记中详细交待了该文本的来龙去脉。20 世纪中期以后取代黑本的施图加特版（以下简称“施版”）全集编辑百士纳（F. Beiner），虽倾向于认为小说情节并非虚构，但对这篇所谓诗，是否忠实于诗人的原稿（如果有原稿的话），则深表怀疑。所以在施版中，它被径直当作“疑文”收在附录里，并按散文排印。发疯后的荷尔德林所作的诗（所谓“塔楼诗”，因为发疯后的荷尔德林寄居在图宾根滨内卡尔河的一座塔楼里）均押韵，有打油诗风格；但这首“诗”的语言与内容，皆与塔楼诗不符，而其流畅的风格，又同诗人病疯前艰涩、破碎的风格迥异。因此除了海德格尔，几乎没有学者把这篇文字作为讨论的主题。
　　把疑文当“主导词句”，并一再引用，则只是对文献学、语文学和文学研究最基本原则的践踏；把一个诗人精神失常之后可能的涂鸦，作为主题来鼓吹，就近乎滥俗了。然而非利士人的滥俗，却最易引发共鸣，最有市场，于是也就难怪，在我们这非利士人的文化里，译为汉语的荷尔德林诗句算来也不少，唯独这一句最为人乐道，甚至还成了房地产商的广告词。
　　类似的例子还有，但这就够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该书的前言里，海德格尔还郑重地宣布：“为了诗所赋东西的缘故，对诗的诠释必须努力让自己成为多余的。”然而在正文里，在具体的诠释中，他却如此公然无视甚至粗暴违反语文学的方法和原则。那么，是什么导致这种言行不一和自相矛盾呢？答案并非是他对语文学有意藐视，甚至也不简单地是他对这一学科无知。这些校勘和语文学层次的问题，只不过是露在海面上的冰山之巅，水面下，尚有更深刻、更庞大的问题。

　　从诗学角度说，海德格尔把荷尔德林的诗歌降低到席勒诗歌的水平，后者的诗歌属于那种说教式诗歌，它直接把思想用人们可以撷取的词句表达出来，并且实际上期待人们这样阅读它。

在一篇诠释荷尔德林诗歌的长文《无连词并列句：论荷尔德林后期竖琴诗》里，另一位哲学家忒·阿多诺（Theodor W.Adorno）中肯地指出了海德格尔文学诠释理想与实践之间的这种自相矛盾；说海德格尔“把诗人，超乎审美之上，当作成就者来赞美，却对形式的能动力量不作具体反思”。阿多诺指出，从诗学角度说，海德格尔把荷尔德林的诗歌降低到席勒诗歌的水平，后者的诗歌属于那种说教式诗歌，它直接把思想用人们可以撷取的词句表达出来，并且实际上期待人们这样阅读它。
　　的确，海德格尔就是把荷尔德林的诗歌当成帕尔曼尼德（Parmenides）的格言教诲诗来读的；而且在他的诠释里，这种教诲诗文本中句子的值，几乎一律是简单而平行的。由于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这种简单化和庸俗化理解，海德格尔于是就靠把个别词句从诗中抽取出来——例如《纪念》著名的结尾：“留下的，则由诗人们成就”——以支持他自己那些存在哲学的观点和主张。然而阿多诺以及他之后的荷尔德林学者都认识到，诗人写于1806年前的后期诗歌，为各种辩证的运动所主宰。他诗歌的“真理内容”，不是靠从他诗中摘取一两句话就能够拼凑得出。荷尔德林后期咏歌作品常摹仿品达，在诗中嵌进格言句，例如《纪念》的结尾，但就像在品达那里一样，这些格言是全诗中运动的一部分，必须被纳入这种运动中才能充分理解，而不能被抽取出来，当成座右铭一样的、对真理的直接而精炼的陈述。而且荷尔德林各篇作品之间的互指性极强，对他诗歌的诠释，需要把他全部（特别是中后期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书信、翻译等放在一起来考察，从中推导出其“真理内容”。相比之下，海德格尔拒绝这样综合的、辩证的、周行的（diskursiv）诠释，他采取的是一种最浅薄的寻章摘句式的、口号式的解说法。在具体解释某一首诗时，在文本之内，那些能够把他所钟爱的意象和概念置于发展和辩证运动之中的段落和词句，都被他压抑或忽略；在文本之外，他孤立所释文本，几乎从不提荷尔德林留下的若干篇对于理解诗人极为重要的美学、哲学和宗教论文，而这些论文本身就能为诗歌提供更理论化的注脚。一方面，海德格尔不惜一再引用不可靠“诗”句来支持他的论点，另一方面，他又公然回避其可靠性不容动摇的诗体和散文文本，以避免那些文本令他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在更广大的方面，海德格尔则完全割裂荷尔德林同其时代、同历史、同他之前和同代的其他思想家（例如莱辛、赫尔德、施莱耶尔马赫、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等）的关系，不遗余力地树立一个孤独的、绝对的、完全独立于时间之外的诗人英雄形象。这也就难怪在德语世界之外的大部分地区，正像Stiegler所代表的那样，荷尔德林要借海德格尔的光，才能成为有修养的非利士人崇拜的偶像。
　　
　　海德格尔诠释荷尔德林是“六经注我”。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六经”被毁得面目全非。

　　然而最有讽刺意味、同时也发人深思的地方在于，海德格尔在诠释荷尔德林诗歌时，对语文学原则的粗暴践踏，并非由于他从原则上反对语文学的方法，他的实际做法是，一方面在原则上赞成语文学的方法，甚至在诠释的实践上力图履行这种方法，但另一方面，他在实际上却处处违背这一方法。这种意图与效果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他对荷尔德林诗歌中对许多词的貌似语文学和语源学的分析上。例如下面这样貌似机智，实际上啰嗦的话：“当白天是这里我们天天认得的白天时，那么在它到来时被呼唤的火就必定是太阳。”这种语式曾很好地服务于《存在与时间》这样纯哲学的写作，但是拿来诠释荷尔德林这样最高的诗歌语言，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这显然是因为，在《存在与时间》等哲学著作中，海德格尔对诸如 Sein（在）、Wahrheit（真理）等词语和概念的语言学分析和应用史追溯还是可接受的，但当他要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语言进行这种分析和追溯时，他在语文学上训练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在一方面，他反复拿几个最基本的希腊字，例如physis,aletheia，“学究式地”、繁琐地、却又常常不着边际地来解说荷尔德林的概念和意象，在另一方面，对于荷尔德林诗中对希腊和希伯来典籍大量的或明显或隐晦的引用与指涉，他又仿佛完全看不出，一字不提。例如《犹如在节日里……》行34-35：“以奴仆形象为我们P耕耘田亩的”，这里对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神话和对新约《腓立比书》的指涉，海德格尔不置一词。这样，依靠繁琐学究的伪语文学、依靠无趣的文字游戏和无幽默感的机智，海德格尔的诠释语言，不仅常常成为彻头彻尾的“多余的”，而且往往喧宾夺主、班门弄斧，给人以阿多诺所说的“伪诗歌”的感觉。
　　除了这种训练和专业上的局限，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诠释中的问题，其更深的根源在于他实际上是在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和观念上利用荷尔德林的诗歌，以张扬他自己的主张，从未打算客观地、同情地对待他所要诠释的文本。例如在哲学上，海德格尔有时也强调历史性，但是在诠释中，却总是把存在从历史的在者中抽象出来，把前者绝对化。然而荷尔德林同黑格尔一样，总是坚持世界之灵在历史中的展开。在意识形态上，海德格尔生硬的亲希腊态度令他把荷尔德林对希腊文化极为复杂和精微的、历史的看法和态度简单化了，而他对____的反感导致他彻底摒弃和回避在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中地位十分突出和重要的基督形象和和解希腊古代与____的思想。用我们熟悉的话说，海德格尔诠释荷尔德林是“六经注我”。但是，当在这一过程中，“六经”被毁得面目全非，而“我”所说的，又远不能望“六经”之项背时，人们就有理由质疑这种注经和自我表达的方式，其代价是否过高、过程是否立得住脚、读者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投资是否划算。
　　那么，究竟还有无必要阅读乃至翻译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诗歌的书呢？我想回答还是肯定的。但是这个肯定的回答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一个对荷尔德林不了解的读者，不能期望在海德格尔的“多余的”“诠释”中，找到通向这位哲学诗人的康庄大道，而只能把它们当作那个哲学家自说自话的著作。并不是说，在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里，我们完全不能找到一些有助于理解诗人的吉光片羽，然而要想缘之以接近荷尔德林，我们则必须首先能化解海德格尔，而这显然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