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英雄主義

　　英雄主義是巴別爾所處那個時代蘇聯(lián)官方意識形態(tài)宣傳中最頻繁出現(xiàn)的革命話語之一。既然是官方的、革命的，它的完美性、凝固性特征就至為突出，往往閃爍著神圣耀眼的光環(huán)，不容許任何質疑與褻瀆。正因此，當1924年巴別爾的騎兵軍系列小說在《紅色處女地》、《列夫》、《俄羅斯現(xiàn)代人》等雜志上發(fā)表后，即招來原第一騎兵軍軍長布瓊尼的尖銳批評。他認為，巴別爾的騎兵軍小說描寫的不是騎兵軍，而是馬赫諾匪幫。他的藝術虛構是對騎兵英雄的污蔑誹謗，巴別爾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階級敵人：“小說作者使用騎兵軍這樣響亮的名字，目的顯然是要唬人，使讀者們相信過時的謊言，即我們的革命是由一小撮匪徒和無恥的篡權者搞出來的……腐朽變質的舊知識分子是骯臟的和淫蕩的，其代表人物庫普林等跑到了街壘的另一邊，而不知是出于膽怯還是偶然情況下留下的巴別爾，卻向我們津津樂道地散布透過他暴虐和變質的棱鏡折射出的陳舊不堪的囈語”。由于布瓊尼批評的政治火藥味異常濃厚，使得巴別爾的文學導師高爾基不得不為自己心愛的弟子辯護：“布瓊尼本人不僅喜歡美化自己的戰(zhàn)士與外表，而且還喜歡美化馬匹。巴別爾美化了騎兵軍戰(zhàn)士的內(nèi)心，而且在我看來，要比果戈理對扎波羅熱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實。人在很多方面還是野獸，而同時是人——在文化上——還是少年……”(火明1991：87)。雖然高爾基的辯護顯得不是那么有力，但他還是能夠最大程度地跳出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從更高更純的文學的人性角度來評價《騎兵軍》。而布瓊尼與大多數(shù)庸眾一樣，以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用政治第一的標準評價文學作品?，F(xiàn)實的可悲就在于，后者的力量強大、無情，所以即使有高爾基的辯護，也未能最終挽救巴別爾的生命，他于1940年被政治處決。

　　巴別爾在《騎兵軍》中以新的藝術主題顛覆了讀者期待中的戰(zhàn)爭英雄。在某種程度上，他的銳利無情之筆徹底瓦解了蘇聯(lián)官方話語中英雄主義的固有內(nèi)涵，同時也為他帶來了人生厄運。這種顛覆，并非以淺陋的赤裸裸的批判形式來完成，巴別爾的知識分子角色使他在審視作為自己身處其中并深深了解的騎兵軍戰(zhàn)士時，其人道主義的揭示與人性的解剖就絕不會是單一、片面的，否則就失去了文學應有的深度與詩意，就淪為政治宣傳品，因而也就不可能獲得高爾基等諸位大師的高度贊許，也不會在之后的歲月中征服西方文壇。

　　通過深度閱讀，有理由相信，反諷與直觀是巴別爾瓦解蘇聯(lián)官方英雄主義命題的秘密武器。在《騎兵軍》短篇小說系列中，巴別爾的此種天才被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反諷與直觀的形式變幻多姿，其內(nèi)蘊復雜深厚，完全越出了單純文學技巧的范疇，正如韓少功所言，“大道無形，無文亦遠，他已經(jīng)不需要形式，或者說是沒有形式的形式，渾然天成——這也許是文學史上的罕見特例。因為他血管里已經(jīng)奔騰著世紀陣痛時期的高峰感受，隨便灑出一兩滴都能奪人魂魄。他不是一個作家，只是一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靈魂速記員和靈魂報告人，技巧與方法即使顧得上，也顯得有些多余”(韓少功2009：67)。他的技巧與方法已經(jīng)微不足道，相對于所要表達的東西，藝術的奇特與華麗退居次要地位，那些與我們期待迥然不同的英雄主義命題令讀者心緒奔騰，激發(fā)起一種強烈的審美效應。

　　2　反諷

　　反諷在現(xiàn)代主義文學術語中幾乎成為陳詞濫調(diào)，對它的理解已經(jīng)平庸化，而且在作家們的手中完全失去了原初創(chuàng)造時具有的藝術震撼力。巴別爾卻是例外中的例外，他的反諷已經(jīng)融于血液，他對英法文學的敏銳感覺與猶太傳統(tǒng)的深厚積淀，再加上血火之中的洗禮，三者結合使他的反諷基本已脫離其表層意義，與文學主題合而為一。巴別爾富于小說天才，他的戰(zhàn)斗生活是多變新鮮的，所以在對英雄主義的重新審視中，反諷手法運用得變化多端：或俏皮，或尖銳，或憂郁，仿若多聲部的合奏，指向同一維度，而聽者的體驗卻遷流變幻。

　　《我的第一只鵝》中，“我”為了融入哥薩克群體，在尊嚴上得到他們承認，采取一種極為可笑的行為來表現(xiàn)自我：“我回過頭去，看到不遠處，撂著一把別人的馬刀。有只端莊的鵝正在院里一邊踱著方步，一邊安詳?shù)厥崂碇鹈?。我一個箭步竄上前去，把鵝踩倒在地，鵝頭在我靴子下咔嚓一聲碎了，里邊東西直往外流。雪白的鵝頸橫在糞便里，死鵝的翅膀還在撲棱”(伊薩克·巴別爾2004)。

　　馬刀用來斬殺敵人，是隨時準備揮舞于疆場的，而這里鋒銳逼人的馬刀與安詳柔弱的鵝形成鮮明反差，此種貌似勇武的行為顯得俏皮荒謬，宛如兒童的游戲。更荒謬的是，那群勇猛彪悍的哥薩克竟然認同了此種無聊的舉動，而且接納了柳托夫。同情與憐憫、人道與愛心在尚武血腥的戰(zhàn)爭中已蕩然無存，英雄失去了扶弱濟貧、嫉惡如仇的傳統(tǒng)意義，以非常規(guī)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然而，作者并未就此打住，當這群如狼似虎的軍人消滅掉美味的鵝肉以后，作者又用了這樣的筆觸強化心理感受：‘‘夜晚用它蒼茫的被單將我裹在提神醒腦的濕潤之中，夜晚把它慈母的手掌按在我發(fā)燙的額頭之上”。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戰(zhàn)爭中，對英雄主義的評判，缺少了耀眼的神圣光環(huán)，再也沒有人道主義的繁瑣內(nèi)容，戰(zhàn)士在血腥的現(xiàn)實中只承認血腥的法則。“我”在此境遇中不得不遵循這一法則，知識分子的天然本能又使“我”不能夠心安理得，因為那畢竟不是“我”理想中的價值。

　　殺鵝畢竟是小兒游戲，殺人才是所謂英雄們的職責。在《圣瓦倫廷教堂》中，某師占領小城別列斯捷奇科后，作者給我們呈現(xiàn)了極具諷刺意味的一組畫面：師部的文書們在天主教教士的家里抄寫公文，悠閑地吃著黃瓜，勤務兵卻打著鼾聲。一個披頭散發(fā)的老婆子一瘸一拐地走到“我”旁邊，抱著“我”的皮靴伏在地上親吻。一個士兵正與一名護士開著粗俗的玩笑。這里，革命的神圣意義在喜劇中被消解，英雄主義的面罩被拉下，隨后被撕碎：

　　“在烏云密布的天空的背景下，有個身穿橙黃色袍子的大胡子，正赤著腳在奔跑，他的嘴撕裂了開采，淌著鮮血。這時我們的耳際似乎猛地想起嘶啞的嚎叫，只見仇恨正在追逐著這個穿長袍的人，而且追上了他。他伸出彎成了弧形的手臂，擋住撲面而來的打擊，紫紅色的鮮血從他手上汩汩地流出來。站在我身旁的一個哥薩克半大小子，見狀一聲劇叫，低下頭，拔腿就逃，其實根本用不著逃，因為壁龕里的塑像不過是耶穌基督——這是我一生中見過的主的塑像中最尋常不過的一尊”(伊薩克·巴別爾2004：197)。

　　一名哥薩克士兵竟然面對著基督塑像撕裂了老人的轉嘴，釘穿了老人的腳。顯然，最后一句才是最有力的，等于批判了以上一系列的殘暴行為。戰(zhàn)士的勇力本應施之于疆場，此刻卻施之于無助的猶太老人。作者在這里以耶穌與暴行相對，反諷意味異常濃厚，批判異常尖銳。有論者認為巴別爾沒有公然的譴責，是巴別爾基于當時蘇聯(lián)的官方語境而采取的一種迂回策略。對此，筆者不能茍同。如果為了避開國家意識的糾纏，索性徹底隱藏才更加有效，而事實上他的所謂策略也未能使自己免于疾風暴雨似的攻擊，最終死于非命。因此，可以找到的合理解釋是，巴別爾本人鐘情于這種藝術方式，正好是他表現(xiàn)自己觀察所得與自己生命感悟的最佳形式。他的小說家身份、他的詩人氣質，都不允許他采用別的露骨的更趨辛辣的政論似的形式。愛倫堡曾說，“巴別爾與從果戈理到高爾基的所有俄國偉大作家的相似之處是人道主義，努力捍衛(wèi)人，保護人的歡樂、希望，短暫而一去不復返的生命”(愛倫堡1991：135)。他的戰(zhàn)士情結和知識分子本色，不允許他把暴虐的士兵描繪成一個流氓惡棍，只能是把他們拉下英雄的神壇。

　　英雄主義的內(nèi)涵必定有著征服一切的英勇氣概。而巴別爾卻告訴我們并非如此，有時他們的無助與悲涼令人窒息?！豆褘D》一篇中反諷與憂郁交織在一起，產(chǎn)生了動人的藝術效果，英雄末路的悲涼意緒也籠罩在字里行間：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團長行將逝去，馬車夫卻強迫團長夫人到野地中縱欲求歡。更令人無法忍受的是團長注視著這一切：

　　“他們倆倒在繁茂的野草上，月亮慢騰騰地從烏云后邊爬出來，停留在薩什卡赤裸的熱膝蓋上。”

　　“‘你們熱乎去吧’，舍弗列夫嘟噥說，‘瞧!他在追趕十四師………

　　“列夫卡在樹叢里發(fā)出戀戀宰率的聲音，喘著粗氣。霧蒙蒙的月亮在天空中漂泊，像是在行乞。遠處的炮火聲在空中回蕩。針茅草在不安的大地上沙沙作響，八月的星星墜落到草叢中。”(伊薩克·巴別爾2004)

　　“你們熱乎去吧”，“瞧!他在追趕十四師”，在男女交歡的尷尬境地猛然插入團長簡短的自言自語，真是天才手筆。沒有謾罵，沒有憤懣，平靜的口吻飽含黑色幽默，卻讓讀者強烈地感受到作者對茍合男女的無聲諷刺和團長深藏的痛苦與無奈。他連阻止馬車夫與妻子通奸這樣的小事也無能為力了。此刻，誰還能夠感受到英雄的昔日威風。誰能不為英雄的末路而悲嘆?之后，作者明確告訴我們，這個事件就發(fā)生在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就在這一瞬間，密集的炮彈多聲部地飛瀉到大地上”。緊張的戰(zhàn)斗與肆意的肉欲之歡產(chǎn)生一種張力，我們在這種張力中真切感受到英雄作為凡人的卑瑣無助。

　　3　直觀

　　如果在反諷中還能或多或少流露出作者那種發(fā)自本能的人道主義情結，那么更多時候，他在表現(xiàn)這些英雄們時，只用最客觀冷靜的語言，為讀者展現(xiàn)的往往是一個完全客觀化的世界。巴別爾被稱為自然主義作家，就在于他創(chuàng)作時最大限度地隱藏自己，像福樓拜那樣，消失在敘述的背后。此時，巴別爾完全作為一個局外人、一個觀察者，最大限度地把易于引起心靈震動的一些東西簡潔明快地呈現(xiàn)出來，有時甚至是冷酷。正如他自己在日記中所述，“應該深入到戰(zhàn)士的內(nèi)心，我正在做，一切都令人震驚，這些有原則的野獸”(伊薩克·巴別爾2005：213)。巴別爾正是以一種巨大的天才強抑自身洶涌的激情，以一個隱蔽的客觀敘述者記錄下英雄們的另一面。他的直觀藝術表現(xiàn)有兩種敘述方式：一種是第三人稱敘述，作者客觀記錄下人物的外在表現(xiàn)，通過某種極端的不協(xié)調(diào)顯示意義;另一種是第一人稱敘述，由主人公自己訴說、解釋前后矛盾的行為，其內(nèi)心世界和盤托出，作者沒有一絲評判。

　　《普里紹帕》是《騎兵軍》里的特殊一篇。通過千余字的篇幅，巴別爾塑造了一個另類英雄。普里紹帕作為英雄的變種，使你不得不重新反思倫理文化，甚至使讀者懷疑起自身的道德認知力。在開篇，作者告訴我們，普里紹帕是一個人渣：“他是一個死乞白賴的濫小人，被清洗出共產(chǎn)黨的黨員，無憂無慮的梅毒患者，撒謊不打草稿的牛皮大王，日后只配收收破爛的家伙”。然而讀者的第一閱讀印象馬上被接著而來的回憶所粉碎。在政治斗爭中，普里紹帕的父母被鄰居出賣，慘死于白軍之手。死后家中被鄰居洗劫一空。后來，普里紹帕回鄉(xiāng)復仇，上演血腥的一幕。他身披黑斗篷，腰里掛著彎刀，挨家挨戶搜尋他家的遺物，只要在某家發(fā)現(xiàn)她母親的東西或者他父親的煙袋鍋，就把這家的老婆子釘死，把狗吊在水井的轆轤上，把糞便涂在圣像上。人殺得越來越多，仿佛原始的血親復仇。“年輕的哥薩克散坐在野地上，數(shù)著數(shù)兒。數(shù)字不斷擴大，整個村鎮(zhèn)鴉雀無聲。”血腥暴力，慘無人道!就在你的閱讀心理即將崩潰之際，普里紹帕復仇結束后的表現(xiàn)又把你帶入迷霧之中：

　　“他把自己反鎖在屋里喝了兩天兩夜的酒，又是喝，又是哭，用軍刀劈著桌子。”

　　“第三天夜里，村民們看到普里紹帕的農(nóng)舍上冒出了煙。他被火燒傷了，衣服燒壞了，他晃悠悠地從牛欄里遷出母牛，將手槍塞進牛嘴，開槍把母牛斃了?；鸸庑苄?，像是過復活節(jié)。普里紹帕解開馬韁，跳上馬鞍，割下自己的一綹頭發(fā)，扔進火場，拍馬絕塵而去。”

　　讀者無法窺透他的內(nèi)心，作者也不能，也許就連普里紹帕自己也無法測知心靈的深淵。這里，作者的第一印象絕非虛構，也非故作狡獪。好吹牛的患有梅毒的破爛貨，這就是現(xiàn)在普里紹帕的精神狀態(tài)，恐怕以后也是。然而誰又能把懦弱的廢物和兇殘的復仇者聯(lián)系在一起呢?暴行之后的沉醉絕望又是一個層次，三重印象速描跌宕變幻，構筑起人物的立體肖像。這里，我們固有的道德觀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墮落小人與強悍軍人、血腥復仇者與快意英雄、瘋狂殺戮與失意悲愁不可思議地攪在一起，怎么才能夠剔出里面的真正的英雄主義精髓呢?也許永遠不行，永遠糾纏不清，而在這一刻，官方意識形態(tài)中完美英雄主義的光環(huán)破滅了，讀者被牽進普里紹帕的命運，同他一起醉酒失落，一起哭泣茫然。

　　在這一篇中，人物形象先是非英雄，一變而為血腥冷酷的英雄，再變而為多情多愁的英雄，幾種質素統(tǒng)一于一人身上，復雜極了。完成這一過程，巴別爾沒有語言上的大肆鋪張，只在千字之中凝縮閃爍;也沒有主觀的議論提示，只有平靜的敘述。他自己講，“在歌德給艾克曼的一封信中，我偶然讀到了短篇小說風格的定義，我感覺比任何其它定義都貼切自然……托爾斯泰以此來一分一秒的描寫他身邊發(fā)生的故事……但很顯然我僅僅會以此來描寫一天24小時中最有趣的五分鐘”(亞·宙克沃斯基2004：79)。這既是他的冷靜的直觀方式、精心的選擇、很重的用筆、粗硬的線條淹沒了敘述者主觀的情感意志，也重新詮釋了英雄主義。

　　另一篇名作《鹽》，則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展現(xiàn)了英雄們的另一個世界。敘述者“我”(巴爾馬紹夫)坐在列車上，痛恨著那些搭車的私鹽女販子，認為她們破壞著革命的共同事業(yè)，挖革命的墻角。當一名懷抱小孩的婦女向“我”提出搭乘火車的懇求時，出于側隱之心，“我”在征得戰(zhàn)友們的同意后，讓她上車，并阻止了戰(zhàn)友們試圖非禮的要求。

　　“每個哥薩克都被我這番充滿真理的話燒得心頭火辣辣的，安頓她坐下，爭先恐后地說：‘婦人，您坐在角落里，向所有做娘的一樣，好生給您孩子喂奶，誰也不會到角落里來碰您的，您將如愿地回到您丈夫身邊，沒人破壞您的貞操，我們相信您是個心地善良的人，您會好好的給我們撫育接班人，因為我們老的一天天老，年輕的卻很少。我們不管是現(xiàn)役的，不管是超期服役的，日子都不好過，又是挨餓，又是挨凍。至于您，婦人，盡管放心地坐在這兒………

　　一夜過去，婦人平安度過了一夜，而搭車的別的姑娘卻遭受“合理”的輪奸，“我”這時發(fā)現(xiàn)了這位抱孩子的婦人也是一位鹽販子，痛斥婦人的可恥行為：

　　“可是婦人，你看看哥薩克們，他們把你抬到了共和國勞動人民母親的地位。你看看這兩個始娘，她們現(xiàn)在還在那兒哭，一夜下來，她們遭了多少罪呀。你再看看在庫班麥田里種麥的我們的妻子，她們守著活寡，耗盡了女人的力氣，而她們的丈夫，也都過著光棍一樣的日子，人性本惡，便身不由己地強暴落到她們生活中來的姑娘……可你，他們卻沒有碰一下，盡管你是個壞心腸的女人，操了你也活該。再看看俄羅斯，遍體鱗傷……”

　　“我”把她比作跳蚤、反革命，憤怒之下把她扔下了列車，看到她依然安然無恙，憤怒到極點。在哥薩克們的建議下，“于是我從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槍，從勞動者的土地上，從共和國的面容上洗去了這個恥辱。”這篇小說中，巴爾馬紹夫的前后行為反差非常之大，也非常真誠，他的邏輯是，對于抱小孩婦人的尊重是她們的特殊優(yōu)待，對于年輕姑娘的輪奸行為也不存在道德方面的問題，盡管他也為她們的痛苦而痛苦。然而一旦發(fā)現(xiàn)婦人欺騙了他，他甚至憤怒到要與婦人同歸于盡，非常態(tài)地表現(xiàn)了他對于革命事業(yè)的忠誠。革命的目的是要拯救全體的受苦的人民，那位婦人也是其中的一員，她販私鹽也是生活所迫，可是巴爾馬紹夫和他的哥薩克兄弟們卻不會如此理解，這些戰(zhàn)士、英雄，他們的內(nèi)心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扭曲，戰(zhàn)爭使得他們的價值觀已經(jīng)變異。第一人稱的敘述直截了當?shù)赝蝗说礁缢_克戰(zhàn)士的內(nèi)心，作者雖然沒有評論，卻足以顛覆我們對于英雄戰(zhàn)士內(nèi)涵的狹隘認知。

　　實際上，把革命主義和英雄主義作為一極，猶太主義和知識分子作為另一極，就簡化為官方的英雄主義價值觀與人道主義的人文傳統(tǒng)之間的沖突，巴特爾正是憑借深度反諷與冷漠直觀的藝術形態(tài)實現(xiàn)這種對抗的。有論者指出，巴別爾是以對暴力的雙重情緒——迷戀與抗拒來揮舞手中的文學之劍的，他對英雄主義的瓦解在抗拒中進行，而迷戀的情結卻使得這種瓦解的方式表現(xiàn)得如此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