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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金融計量的參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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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金融學一般被認為是由金融經濟學、金融計量經濟學和金融工程組成的,它們具有各自的內容和特點。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有關金融計量的參考論文的范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有關金融計量的參考論文篇1

  淺談我國金融傾斜的計量檢驗

  摘要:就世界各國金融業(yè)發(fā)展歷史而言,一般是先有間接金融,后有直接金融,二者的發(fā)展不僅在時間上是不平行的,而且在業(yè)務比重上也遠不是均衡的,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間接金融的業(yè)務總量及市場占有率遠大于直接金融,形成“金融傾斜”。但隨著非銀行金融的發(fā)展,直接金融的發(fā)展速度加快,在業(yè)務規(guī)模上接近甚至超過了間接金融,形成“逆向金融傾斜”。本文旨在通過計量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相對比重來揭示我國金融傾斜的動態(tài)特征,通過計量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對經濟發(fā)展的貢獻度來檢驗我國金融傾斜的總體效應,并在計量檢驗的基礎上分析我國金融傾斜的內在動因,探尋我國融資結構變遷的客觀規(guī)律。

  關鍵詞:間接金融;直接金融;金融傾斜;計量檢驗

  一、金融傾斜的特征及效應

  “金融傾斜”是指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之間的不平衡發(fā)展,是一國融資結構變遷的動態(tài)體現。其中,間接金融是指由金融中介機構充當信用媒介來實現資金在需求者和供給者之間流動的融資方式;直接金融是指資金需求者在金融市場上通過直接發(fā)行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來籌資的融資方式。

  白欽先(1989)在《比較銀行學》中首次以“金融傾斜”來概括各國融資結構變遷的動態(tài)特征:就世界各國金融業(yè)發(fā)展歷史而言,一般是先有間接金融,后有直接金融,二者的發(fā)展不僅在時間上是不平行的,而且在業(yè)務比重上也遠不是均衡的,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間接金融的業(yè)務總量及市場占有率遠大于直接金融。但隨著非銀行金融的發(fā)展,直接金融在發(fā)展速度超越了間接金融,在業(yè)務規(guī)模上接近甚至超過了間接金融,導致傳統(tǒng)的金融傾斜格局發(fā)生了“逆轉”。郭翠榮(2003)對美國、日本及德國的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相對比重進行了計量,驗證了“金融傾斜”這一融資結構的變遷規(guī)律,并指出由于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環(huán)境的不同,導致金融傾斜“逆轉”的時間和程度上的差異。

  勞平(2004)從企業(yè)微觀層面對美國、日本及韓國的融資結構進行了計量,結果表明微觀層面的金融傾斜并未像宏觀層面那樣發(fā)生顯著逆轉,原因在于微觀層面主要反映的是企業(yè)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而宏觀層面的統(tǒng)計包含著大量滯留于金融市場的虛擬資本。白欽先(2005)指出,金融傾斜及其逆轉深刻地反映出了傳統(tǒng)金融與現代金融的本質差異,傳統(tǒng)金融中的貨幣性金融資產(如信貸資產)與現代金融中的非貨幣性金融資產(如債券、股票、期貨期權等)相比,后者具有多重虛擬性,因此在計算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相對比重時,不應以市值類指標簡單加總來計量,應考慮對不同的金融資產施以相應的權重,以客觀反映融資結構的變遷特征。

  關于金融傾斜的總體效應,即一國的融資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中外學者已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戈德史密斯(1969)利用35個國家1860―1963年的數據,對融資結構變遷與一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計量檢驗,得出了二者之間正相關的結論。麥金農和肖(1973)對落后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現象進行了計量研究,認為這些國家的利率管制和市場分割,導致了金融中介的信貸配給和證券市場的發(fā)展滯后。

  鑒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頻繁危機,斯蒂格利茨(1997)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認為,政府通過存貸款利率、市場準入等一組金融約束政策為金融中介部門創(chuàng)造獲取剩余的機會,形成金融資源的適度壟斷和傾斜,以緩解由于信息不對稱產生的激勵問題,但政府的這種選擇性干預應該是動態(tài)的,隨著金融深化的加深應逐步放松金融約束。為克服金融發(fā)展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貝克和萊文(2003)采用工具變量法對42個國家1976-1999年的面板數據進行了計量檢驗,再次證明了銀行體系、股票市場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萊文(2005)從法律淵源的角度對融資結構變遷的計量研究表明,高質量的法律體系和政治制度會形成對私有產權的有效保護、降低交易成本、減少道德風險,避免過度的金融傾斜。談儒勇(1999)利用我國1994-1998年的季度數據,對我國融資結構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計量檢驗表明,我國的經濟增長以金融中介體系為依托,而證券市場與我國經濟增長的相關性不顯著。其他學者的研究,如曹嘯和吳軍(2002)、王毅(2002)、沈坤榮和張成(2004)、韓廷春和夏金霞(2005)、徐沛和白欽先(2006)的計量檢驗也支持上述觀點。林毅夫(2006)的研究認為,一國的金融傾斜格局是客觀的,又是動態(tài)的,在金融部門不太發(fā)達時,間接金融的作用較大,而當金融部門較發(fā)達時,直接金融的作用會超過間接金融的作用,融資結構會隨著該國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而演進,但不存在適應所有發(fā)展階段和經濟體的“最優(yōu)”融資結構。

  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擬從“量”和“質”兩方面對我國金融傾斜的特征和效應進行計量檢驗。其中,金融傾斜“量”的方面可以通過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相對比重來計量,而金融傾斜“質”的方面可以通過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對經濟發(fā)展的貢獻度來計量。在計量直接金融資產總量方面,本文采用的是債券和股票的發(fā)行額而非市值指標,以降低金融資產虛擬性帶來的統(tǒng)計問題。

  二、我國金融傾斜度的計量檢驗

  金融傾斜度是衡量一國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相對比重的指標。正向的金融傾斜是指間接金融的比重超過了直接金融的比重,而逆向的金融傾斜(即金融傾斜的逆轉)是指直接金融的比重超過了間接金融的比重,依據這一思想金融傾斜度可以界定如下:

  其中,Tilt代表金融傾斜度,Loan代表間接融資的數量,Securities代表直接融資的數量,Mean=(Loan+Securities)/2代表平均融資量。Tilt > 0表示間接金融的融資量大于直接金融的融資量;Tilt < 0表示直接金融的融資量大于間接金融的融資量;Tilt=0表示間接金融的融資量與直接金融的融資量大體相等。

  本文以我國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余額(Loan)代表間接金融的融資量,以我國股票累計發(fā)行額(Stock)和債券發(fā)行余額(Bonds)代表直接金融的融資量(Securities),其中債券余額包括國債(Government Bonds)和企業(yè)債(Corporate Bonds)。樣本序列為1978-2006年的年度數據,其中1978-2005的年度數據來源于《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06》和《中國證券期貨年鑒2006》,2006年數據來源于中國統(tǒng)計局網站和中國證監(jiān)會網站。將樣本數據代入金融傾斜度的公式中,計算出我國金融傾斜度(Tilt)如表1,金融傾斜度的走勢反映出了我國融資結構動態(tài)的變遷特征。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資金的動員方式初步實現了由財政渠道向銀行體系的轉換,但由于證券市場尚未建立,所以我國的金融體系等同于銀行體系,金融傾斜度為1。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國的直接金融也從無到有逐步發(fā)展,1981年我國首次恢復了國債發(fā)行,1984年開始發(fā)行企業(yè)債券,1990年12月和1991年4月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分別成立。

  到2006年底,我國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余額為225285億元,證券市場的融資量為54894億元,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之比約為4:1,金融傾斜度為0.60,而在同一歷史時期美國的金融傾斜度為-0.31,日本的傾斜度為0.13。由此可見,我國仍處在間接金融主導的歷史階段,直接金融雖有所增長,但比重仍然較低。而且在我國直接金融的構成中(以2006年為例),以彌補財政赤字為主要目的的國債融資為32951億元,占我國直接金融總額的65%;作為企業(yè)永久資本的股權融資額為19112億元,占我國直接金融總額的25%;而對企業(yè)預算約束最強的企業(yè)債券融資為2831億元,僅占我國直接金融總額的5%,這說明由于投融資的微觀主體尚未形成有效的約束激勵機制對我國直接金融發(fā)展形成了制約。

  三、我國金融傾斜效應的計量檢驗

  金融傾斜“質”的方面可以通過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對經濟發(fā)展的貢獻度來計量。本文視間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為經濟增長的兩種金融要素,建立我國金融體系的Cobb-Dauglas生產函數模型:

  式中A為常數項,&alpha;和&beta;分別為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上述生產函數模型線性化為可計量的模型:

  為防止偽回歸的產生,本文首先檢驗變量的平穩(wěn)性;然后通過協(xié)整檢驗確定間接金融、直接金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數量關系,通過脈沖相應函數分析金融傾斜中的隨機擾動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動態(tài)效應;最后通過格蘭杰檢驗來識別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1、樣本序列的穩(wěn)定性檢驗。

  平穩(wěn)性檢驗可以避免兩個或多個非平穩(wěn)的時間序列之間可能產生的偽回歸,本文使用ADF檢驗法,進行如下形式的回歸:

  2、樣本序列的協(xié)整檢驗。

  協(xié)整關系研究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時間序列變量是非平穩(wěn)的,但它們的某種線性組合卻表現出平穩(wěn)性,則這些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wěn)定關系,即協(xié)整關系。本文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對LnGDPt、LnLoant、LnSecuritiest之間的協(xié)整關系進行檢驗。

  估計結果表明,我國間接金融資產每增加1%,國內生產總值會增加0.8%,直接金融資產每增加1%,國內生產總值僅增加0.05%,這說明間接金融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較大,而直接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十分微弱。

  3、樣本序列的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一個百分比標準差大小的隨機擾動沖擊,對模型中變量的當期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本文的脈沖響應方程如下:

  當&mu;t=0.01,&epsilon;t=0時,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金融中介系統(tǒng)的一個百分比標準差大小的信息沖擊對LnGDPt產生的影響。如圖1所示,金融中介的信息沖擊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率會產生顯著正向影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正向影響會逐漸衰弱,也就是說當金融中介的信息沖擊使我國經濟偏離均衡增長路徑時,金融中介對經濟增長貢獻會逐漸減小。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所引發(fā)的“道德風險”形成了大量不良貸款,外來沖擊會導致資金分流,使國有銀行對國有經濟的支撐作用減弱。當&epsilon;t=0.01,&mu;t=0時,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證券市場的一個百分比標準差大小的信息沖擊對LnGDPt產生的影響。如圖2所示,證券市場的信息沖擊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影響微弱,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正向影響會有所增強,這說明我國直接金融存在較大發(fā)展空間。

  4、樣本序列的格蘭杰因果檢驗。

  本文格蘭杰檢驗的思想是:如果LnLoant、LnSecuritiest是LnGDPt變化的原因,則LnLoant、LnSecuritiest的變化必然先于LnGDPt的變化,反之,如果LnGDPt是LnLoant、LnSecuritiest變化的原因,則LnGDPt的變化必然先于LnLoant、LnSecuritiest的變化。本文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LnLoant先于LnGDPt變化的關系顯著,也就是說間接金融的發(fā)展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但LnSecuritiest先于LnGDPt變化的關系不顯著,反而是LnGDPt先于LnSecuritiest變化的關系顯著,這說明我國的經濟增長客觀上帶動了直接金融的發(fā)展,而不是直接金融的發(fā)展引起了經濟的增長,因此直接金融發(fā)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微弱,還未能起到經濟發(fā)展晴雨表的作用。

  四、結論

  1、金融傾斜及其逆轉是融資結構變遷的客觀規(guī)律,世界各國的經濟實踐表明政府的干預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加速或減緩這種趨勢,但卻不能改變這一規(guī)律。

  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孰優(yōu)孰劣尚無確切的結論,美國是直接金融為主的代表國家,德國是間接金融為主的代表國家,實踐證明盡管是兩種不同的融資結構,但卻都適應了各自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判斷一國的融資結構是否有助于經濟的發(fā)展,不僅要考慮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相對比重,更應考察融資結構的變遷是否提升了本國的金融功能,是否提高了本國的資源配置效率,但國內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大多在明示或暗示間接金融的比重越低越好,直接金融優(yōu)于間接金融,這是無根據的、是錯誤的。金融傾斜的逆轉是一個客觀的、歷史的演進過程,試圖主觀強行推動未必是好事,也未必能做到。

  2、本文的計量檢驗表明,我國仍處在間接金融主導的歷史階段。

  從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相對比重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直接金融的比重為零,隨著非銀行金融(特別是資本市場)的發(fā)展,我國直接金融的比重有所增加,到2006年底,我國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相對比重約為4:1,而在同一歷史時期,美國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比重約為3.5:6.5,日本的比重約為5.5:4.5,韓國的比重約為1:1.2。從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對我國經濟發(fā)展的貢獻度來看,間接金融的融資量平均每增加1%,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8%;而直接金融的融資量平均每增加1%,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05%。由此可見,現階段間接金融不僅是我國金融資源的主要配置方式,而且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主導作用。

  3、我國融資結構這一傾斜特征并非人為設計和構造的,而是與我國經濟轉軌模式相適應的一個自然的、歷史的演進過程。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漸進性,決定了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yè)在較長時間內主導著金融資源的配置,這不僅保證了體制內改革的進行,同時銀行體系的資金“漏損”也間接支持了體制外產出。另一方面,盡管我國直接金融的比重雖已達到間接金融的四分之一,但由于占直接金融較大比重的國債融資主要用于彌補財政赤字,而“所有者缺位”使國有企業(yè)難以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這樣真正用于企業(yè)生產經營的直接融資比重很小,因此導致了直接金融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微弱。

  4、盡管我國客觀地處在間接金融主導的歷史時期,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一傾斜的融資結構就是能促進我國經濟持續(xù)增長的最優(yōu)的融資結構。

  本文的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我國的間接金融與經濟增長之間以及直接金融與經濟增長之間尚未形成相互促進的因果關系。同時本文的脈沖響應函數分析表明,我國金融中介體系正向的信息沖擊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是衰減的,而市場體系正向的信息沖擊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盡管微弱,但卻是遞增的,這說明盡管我國的證券市場仍存在許多問題,但它的存在和發(fā)展的確有助于改善國有企業(yè)的治理結構。

  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金融傾斜的逆轉不是可以主觀故意的和一蹴而就的,縱觀世界各國融資結構的演進歷程,金融傾斜的逆轉無不經歷了數十甚至上百年的時間,“人為逆轉”付出的則是慘痛的代價,如日本泡沫經濟最嚴重的幾年恰恰是金融逆向傾斜最大的時期,而且在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一百多年的漫長歷史進程中,所謂金融傾斜的逆轉時間也只有區(qū)區(qū)三年;再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英國為了發(fā)展倫敦的資本市場,把整個行業(yè)全部開放,開放的結果是英國傳統(tǒng)金融機構大部分被國外收購,這些歷史教訓值得我們深刻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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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沈坤榮,張成.金融發(fā)展與中國經濟增長――基于跨地區(qū)動態(tài)數據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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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金融計量的參考論文篇2

  淺析金融資產的確認與計量

  摘要:金融資產相關概念和公允價值自從被引入新《企業(yè)會計準則》后,傳統(tǒng)會計要素的確認和計量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會計核算變得也比較復雜,為使會計人員便于正確理解相關規(guī)定,準確把握這些變化,本文從會計處理的角度出發(fā),對各類金融資產從確認和計量方面進行簡要分析。

  關鍵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確認;計量

  新《企業(yè)會計準則》對金融資產進行了重新定義,第一次把公允價值引入到金融工具的計量,更真實地反映了金融工具交易的實質。金融資產屬于企業(yè)資產重要組成部分,除包括傳統(tǒng)的現金、銀行存款和其他貨幣資金之外,新《企業(yè)會計準則》將按管理的目的將金融資產分為四類: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貸款和應收款項;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其中除貸款和應收款項外,其余均屬于證券類金融資產,而這三種證券類金融資產在具體核算時存在著明顯的區(qū)別,處理時比較容易混淆。因此,本文將主要對金融資產的確認和計量進行分析。

  一、金融資產的確認

  根據對金融資產投資持有意圖的不同,可將金融資產劃分為:(1)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2)持有至到期投資;(3)貸款和應收款項;(4)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一)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可以進一步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和直接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交易性金融資產主要指企業(yè)為了近期內出售而持有的金融資產,比如企業(yè)為賺取差價從二級市場購入的股票債券基金等。如果金融資產滿足以下條件之一,則應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1)取得該金融資產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近期內出售;(2)屬于進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認金融工具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觀證據表明企業(yè)近期內采用短期獲利方式對該組合進行管理;(3)屬于衍生工具,主要指期權和期貨,但被指定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屬于財務擔保合同的衍生工具、和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報價且其公允價值不能可靠計量的權益工具掛鉤并且須通過交付該權益工具結算的衍生工具除外。

  直接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指當金融資產滿足以下條件之一時,應該將其直接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1)該指定可以消除或明顯的減少由于該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計量的基礎不同所導致的相關利得或損失在確認或計量方面不一致的情況。(2)企業(yè)的風險管理或投資策略的正式書面文件已載明,該金融資產組合、金融負債組合、或者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組合,以公允價值為基礎進行管理、評價并向關鍵管理人員報告。其中,對于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報價且公允價值不能可靠計量的權益工具投資,不得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二)持有至到期投資

  持有至到期投資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額固定或可確定,且企業(yè)有明確意圖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是一種非權益性投資,在初次確認時即明確的確定一直持有該投資到期才收回,除非有企業(yè)因不可控制原因使得企業(yè)無法再對該項投資持有至到期,此時應該將其重新歸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對于持有至到期投資到期時收回的金額,必須要固定或可確定。此外,舊準則中的長期債權投資中持有至債權到期的應確認為持有至到期投資,而對于到期時間少于1年的投資,如滿足持有至到期投資其他條件,也應該確認為持有至到期投資。

  (三)貸款和應收款項

  貸款和應收款項是指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報價、回收金額固定或可確定的非衍生金融資產。在通常情況下,工商企業(yè)因為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而形成的應收款項和商業(yè)銀行發(fā)放的貸款等。由于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報價,因而回收金額固定或可確定,一般應當劃分為貸款和應收款項。包括金融企業(yè)發(fā)放的貸款和其他債權,但又不限于金融企業(yè)發(fā)放的貸款和其他債權,和非金融企業(yè)所持有的現金和銀行存款、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形成的應收款項、企業(yè)持有的其他企業(yè)的債權等,只要它們符合貸款和應收款項的定義,就可劃分為這一類。

  (四)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是指初始確認時就被指定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資產,以及除了上述三類資產以外的其他金融資產。企業(yè)會計準則指南中規(guī)定: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通常是指企業(yè)沒有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貸款和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比如,企業(yè)購入的沒有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或持有至到期投資等金融資產的有報價的股票、債券和基金,均可歸為此類。

  二、金融資產的計量

  (一)金融資產的初始計量

  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的目的通常是短期獲利,所以交易性金融資產相較于其他類金融資產更靈活,交易也相對頻繁。在一個會計期間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可能會發(fā)生多次交易,從而導致期間內的交易費用相對于收益較高,交易費用對投資損益的影響也較為明顯。較高的交易成本計入金融資產的成本缺少合理性,因此,金融資產應當按公允價值進行初始計量,對于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相關交易費用應直接計入當期損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和持有至到期投資因為交易不活躍,甚至持有期間不會在資本市場上進行交易,交易費用較低,考慮到要降低核算成本,其初始入賬金額按照取得時的公允價值和相關交易費用之和確定。

  這四類金融資產初始計量時的共同點是:四類金融資產在確認初始成本時都應按公允價值計量;確認金融資產初始成本時,若支付價款中含有已宣告但尚未發(fā)放的現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未領取的債券利息,應單獨確認為應收項目。

  不同點在于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相關交易費用應當直接計入當期損益。其中,交易費用是指可直接歸屬于購買、發(fā)行或處置金融工具新增的外部費用;而對于持有至到期投資、貸款和應收賬款、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在取得時支付的相關交易費用,均直接計入初始取得成本。

  (二)金融資產的后續(xù)計量

  金融資產的后續(xù)計量主要是指資產負債表日對金融資產的計量,不同類別的金融資產,其后續(xù)計量采用的基礎不完全相同。

  1.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應采用公允價值進行后續(xù)計量,并且不扣除將來處置時可能發(fā)生的交易費用;該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應當計入當期損益,即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企業(yè)持有該金融資產期間所得的債權利息或者現金股利,應在計息日或現金股利宣告發(fā)放日確認為投資收益。

  2.持有至到期投資應當采用攤余成本的方式進行后續(xù)計量。持有至到期投資在持有期間應按照攤余成本和實際利率計算確認利息收入,計入投資收益。實際利率應當在取得持有至到期投資時確定,在該持有至到期投資預期存續(xù)期間或適用的更短期間內保持不變。實際利率與票面利率差別較小的,也可按票面利率計算利息收入,計入投資收益。實際利率,是指將金融資產在預期存續(xù)期間或適用的更短期間內的未來現金流量,折現為該金融資產當前賬面價值所使用的利率。應當在在確定實際利率時考慮金融資產所有合同款項(包括提前還款權、看漲期權、類似期權等)的基礎上預計未來現金流量,但不應當考慮未來信用損失。在確定實際利率時同時要考慮金融資產合同各方之間支付或收取的屬于實際利率組成部分的各項收費、交易費用及溢價或折價等。

  3.貸款和應收款項應采用攤余成本進行后續(xù)計量,貸款持有期間應按照攤余成本和實際利率來計算和確認利息收入。實際利率應在取得貸款時確定,并在該貸款預期存續(xù)期間內或適用的更短期間內保持不變。實際利率與合同利率差別較小的,也可按合同利率計算利息收入。

  4.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應采用公允價值進行后續(xù)計量,并且不扣除將來在處置該金融資產時可能發(fā)生的交易費用。公允價值變動所形成的利得或損失,除減值損失和外幣貨幣性金融資產形成的匯兌差額之外,應直接計入所有者權益,并在該金融資產終止確認時轉出,計入當期損益。對于可供出售外幣貨幣性金融資產形成的匯兌差額,應當計入當期損益。采用實際利率法計算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利息應計入當期損益;可供出售權益工具投資的現金股利應在被投資單位宣告發(fā)放股利時計入當期損益。對于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貸款和應收款項、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等四類金融資產因價值變動形成的利得或損失,并與套期保值有關的,應按照套期會計方法處理。對于按規(guī)定應當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但以前公允價值不能可靠計量的金融資產,企業(yè)應在其公允價值能夠可靠計量時改按照公允價值計量。

  這四類金融資產后續(xù)計量的相同點是四類金融資產在持有期間所取得的債券利息或現金股利,都應在計息日或現金股利宣告日計入當期損益。所做的會計處理應為:借記應收利息,貸記投資收益;企業(yè)在收回或處置金融資產時,都應將取得的價款與該金融資產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

  不同點之處在于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都采用公允價值進行后續(xù)計量;而持有至到期投資、貸款和應收賬款則采用攤余成本進行后續(xù)計量,并且都按攤余成本和實際利率計算持有期間的利息收入;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在資產負債表日,企業(yè)應當將以公允價值計量并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對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在資產負債表日公允價值與該金融資產的賬面價值變動形成的差額失直接計入所有者權益(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在金融資產終止確認時轉出,并要把持有期間產生的資本公積轉入當期損益(投資收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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