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政治論文格式范文

　　政治是人類群體生活中可欲的價值,是人類文明發(fā)展過程中,必然出現(xiàn)的一種現(xiàn)象。小編整理了初一政治論文格式范文，歡迎閱讀!

　　初一政治論文格式范文篇一

　　政治轉型下的臺灣政治“秀”化

　　臺灣自1987年宣布“解禁”以來，島內政治便隨著“本土化”和“政治轉型”兩個相輔相生的議題開始了臺灣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但此時的臺灣正處在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和臺灣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期，龐大的中產階級層的出現(xiàn)和來自美國的“亞洲民主的燈塔”的要求，使得當代的臺灣民主政治的發(fā)展不是內源型而是外發(fā)嫁接型的民主…。這種民主的特點是該社會的廣大民眾沒有經過充分的啟蒙而自發(fā)要求民主制度，而是在政治生活的實踐中經政治人物的發(fā)動產生了民主參與的熱情和知識。因而民眾的民主認識不系統(tǒng)、缺乏理性的參與。一言以蔽之，熱情有余、理性不足。

　　這種“臺灣式民主”造就了臺灣社會獨特的政治現(xiàn)象：街頭暴力、“議會”打鬧、媒體綁架、鬧市自焚……政治活動變成了一場又一場驚險刺激的“秀”，滑稽可笑的“秀”，極度煽情的“秀”，上至政府要員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以作秀的方式來參與政治。而對于這種政治現(xiàn)狀，有學者也稱之為“政治亂象”。2000年島內朝野輪替之后，這種“政治亂象”與“臺灣意識”交織在一起，模糊了島內民眾對“臺灣意識”與“臺灣獨立”的關系，進一步地惡化了臺灣的政治生態(tài)。

　　一、

　　臺灣政治轉型肇始于蔣經國時期?？v觀其進程，政治本土化是貫串其中的一條主線，政治本土化促成了臺灣政治轉型。由于“臺灣意識”和“本土化”共同推動著臺灣的政治轉型～因而作為“政治行動者”的臺灣政治領導人，更多地借助于選舉形式進行政治動員，進而達到整合和獲取本土政治資源的目的。自2000年大選以來，臺灣進入選票政治時代，各類選舉目的并夾雜著民眾盲目民主熱情的選舉秀成為了島內政治生活最主要的表現(xiàn)形式。

　　(一)　“解禁”后島內民主大爆發(fā)引發(fā)政治轉型

　　20世紀80年代中期，蔣經國在對壓制和容忍黨外反對運動的成本進行比較測算后，作出了進一步政治改革的“理性”選擇。1986年9月國民黨默許島內反對陣營成立民進黨，1987年7月蔣經國發(fā)布解除戒嚴令，1987年12月宣布解除“黨禁”，1988年1月宣布解除“報禁”。這一系列的政治舉動雖然還屬于政治自由化的范疇，破壞的僅僅是國民黨的強控制體制，但卻開啟了臺灣的民主大爆發(fā)時代，島內政治也同時向進一步“政治民主化”轉型邁出關鍵一步。

　　臺灣政治轉型肇始于蔣經國時期?？v觀其進程，政治本土化是貫串其中的一條主線，政治本土化促成了臺灣政治轉型。臺灣政治本土化是由臺灣特有的政治資源稟賦所決定的，臺灣政治本土化是指通過改變由外省人主導臺灣政治的局面，讓占臺灣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本省人獲得當家作主權利的趨勢。從李登輝開始，本土化成為臺灣政治發(fā)展的一大潮流。李登輝以民主化為名義，大力推動排斥外省政治勢力的狹隘本土化路線，成功地將臺灣政權的主導權從外省勢力轉移到本省籍勢力手中：這無形當中就將臺灣政治轉型從為求得統(tǒng)治合法性而作出的策略選擇，逐步演化為政治理念之爭。這種政治理念之爭的必然結果就是將臺灣政治惡化為“民粹政治”，“民粹政治”帶給臺灣的只能是熱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政治秀。

　　(二)　選票政治點燃了臺灣政治“秀”場

　　在1987年“解嚴”之前，臺灣曾經實行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為了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和吸納臺灣本省籍人士參與政權，國民黨當局進行過幾次小規(guī)模全島性的補選和地方縣市長選舉，但是從未舉辦過全島范圍的“中央層級”選舉，從而形成了所謂的“萬年國會”和“萬年民代”。李登輝執(zhí)政以后，島內加快“民主化”步伐，逐步放開各層級選舉。由于成熟理性的選舉氛圍并非一蹴而就，在開放選舉的初級階段，民主選舉的惡劣面相繼呈現(xiàn)。帶有作秀色彩的臺灣惡質選舉文化由此而生。

　　在臺灣的政壇上，各種政治勢力和政黨人物要有所作為，越來越多地依賴“票決”，因而投票人的素質高低、理性程度和責任心對臺灣的政治取向往往起到很大作用。開放黨禁以來，臺灣民眾超量釋放選舉熱情，臺灣政治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已經成為選票政治。而超量的選舉也使得選民的投票熱情逐漸降低，傳統(tǒng)式的宣傳和嚴肅性話題往往不能打動民眾對政治的關心，也不能使政治團體的政策主張和候選人的競選綱領得到選民關注。泛選舉化所導致的選民對政治的漠然和政治的游戲心態(tài)使得臺灣政治界、傳媒界深入思考這一問題，并根據(jù)選民層級、心態(tài)等將政治節(jié)日娛樂化，使得選民在輕松與娛樂中了解政治團體的主張，清楚政治斗爭的方向，潛移默化中引領選民的心態(tài)，并在選舉時運用媒體和其他載體相結合的方式將這一無形的心態(tài)轉化為有形的選票，以獲取選舉的勝利。

　　選民積極投票，政客慣用的伎倆就是進行造勢，吸引選民的注意。造勢是臺灣特有的政治文化，人潮洶涌的聲勢加上媒體畫面的凸顯，使選舉成為超大型的群眾嘉年華會。政治人物堅信，成功的造勢活動可以凝聚支持者士氣，刺激選民出來投票。候選人在政治“秀”場上往往喊出“決定性的一役”、“背水一戰(zhàn)”、“決戰(zhàn)某某地”、“某營絕地大反攻”、“某營收

　　復失土”等等極度煽情的口號，讓選民感到“如果某人輸了，大家就沒有明天”的末日之感，從而將選民的恐慌變成候選人的選票。是故選舉被稱為選戰(zhàn)，選戰(zhàn)將臺灣政治帶人了惡質政治文化時代。造謠、抹黑、侮辱、謾罵，甚至人身攻擊等極具表演性的行為是選戰(zhàn)“秀”場上最常用的手段，不僅競爭對手間相互攻訐，而且其整個家譜也會被翻出來說事。而且，不僅政黨間的攻擊你死我活，即使是同黨內部的爭斗也是“刀刀見骨”。據(jù)臺灣民意調查，選民印象最深的選舉新聞是2004年的“槍擊事件”，其次是“競爭對手抹黑手法”，之后是“下跪”、“聚眾騷擾滋事”、“絕食”、“斬雞頭”、“落發(fā)”等等。這種僅以爭奪民眾的眼球為目的的選戰(zhàn)態(tài)勢，只能將臺灣政治引向“秀”化。

　　(三)　“媒體亂象”加速了臺灣政治的“秀”化進程

　　根據(jù)《臺灣年鑒》的資料，至2007年12月底止，全島性的報紙約有30家，以綜合性的報紙最多，具有較大影響的報紙有《蘋果日報》《聯(lián)合報》《中國時報》和《自由時報》，號稱臺灣報業(yè)“四大天王”，傳統(tǒng)報業(yè)已開始與電子媒體合作，在網(wǎng)絡領域取得部分市場;擁有超過6000種雜志;有聲出版業(yè)計有7173家，其中九成設在臺北、臺中、高雄等人口密集、資訊便利、商機興盛的市區(qū);170家廣播電臺取得執(zhí)照，其中公營電臺7家，余為民營性質;獲營業(yè)許可的有線電視系統(tǒng)62家、4家有線電視播送系統(tǒng)、8家直播衛(wèi)星公司及86家衛(wèi)星電視節(jié)目供應業(yè)者，5家無線電視臺(臺視、“中視”、華視、民視和公視)，一共制播15個電視頻道節(jié)目，另外還有數(shù)百家有線電視臺，比較有影響的是東森、TVBS、中天等。臺灣只有2300萬人，卻有世界上最高的媒體覆蓋率，“看報治國”是島內輿論對臺灣政治人物的諷刺，也由此可見島內媒體在臺灣政治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相比較而言，人口2.8億多的美國也僅有兩家24小時播出的新聞臺，臺灣卻有8家之多。于是，想辦法爭奪受眾眼球、取悅受眾便成為各媒體在激烈的競爭環(huán)境下唯一的生存之道。因而，在臺灣的電視新聞中，很多政治新聞趨同于娛樂新聞。有人曾用“媒體亂象”來描述臺灣政治新聞的現(xiàn)狀。

　　自2000年島內大選以來，臺灣的政局也已從當年的國民黨一黨獨大演變?yōu)閲顸h與民進黨的對立。由于政治氣候變化迅速，使得大眾對于政治異乎尋常地關注，政治成了媒體惡炒的對象。媒體開始把政治與娛樂等同視之，政治成為娛樂的一部分。臺灣媒體與政治的關系在選舉活動中表現(xiàn)得最為充分：一方面，媒體成為候選人和政黨“做秀”的工具：另一方面，選舉活動給媒體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臺灣推銷候選人的活動五花八門，有政治廣告、政見會、歌舞秀、募款餐會、售賣選舉商品、辯論會、悲情造勢等，有些媒體甚至不惜歪曲和偽造事實來塑造候選人的政治形象，貶低競爭對手。

　　(四)　街頭運動的蓬勃發(fā)展為臺灣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臺

　　臺灣是亞洲街頭運動發(fā)展較為成熟的地區(qū)，自1972年蔣經國出任臺“行政院長”，極力推行所謂的“革新保臺”后，在相對寬松的政治氛圍中，島內街頭運動被重新激活并逐步活躍。期間，雖迭經中壢風波(1977年)、美麗島事件(1979年)等多次重大打擊，但民眾抗爭至民進黨成立、臺當局被迫宣布“解嚴開禁”時已達到高潮。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1987年，全臺即發(fā)生各類街頭抗爭1900多宗。而隨著“動員戡亂”的終止與各種法令的重修，島內街頭運動更得以借合法的形式持續(xù)推進，并最終促成了2000年臺灣朝野政黨首次輪替。

　　街頭運動的蓬勃發(fā)展為臺灣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臺，最具典型意義的是2006年爆發(fā)的“百萬倒扁”運動。這場發(fā)生在島內經濟持續(xù)低彌，失業(yè)率高居不下的全民政治“秀”，不僅聲勢浩大，規(guī)模空前，而且令人眼花繚亂的各類政治秀場也足以讓其成為島內草根發(fā)泄怨氣的最佳途徑。無論是“9·15圍城行動”，“10·10天下圍攻”的紅衫軍的大型政治秀，還是來自網(wǎng)絡“失業(yè)男”陳查理、菜場“女肉販”的個人“嗆扁秀”，街頭運動的蓬勃發(fā)展為臺灣“草根層”政治“秀”提供了更多舞臺。但在這場平民政治秀的盛宴中，我們并沒有看到來自民主政治意識推動下的政治參與，更多地不過是一場全民發(fā)泄總動員。朋友間宿年的怨氣、員工對老板的不滿、兄弟姐妹間的家庭糾紛，一時間都找到了發(fā)泄的途徑，就是“嗆扁”。甚至在運動的尾聲階段。島內黑社會竟以“和平嗆扁無果”為由在靜坐的隊伍旁邊公開招募成員，“力勸武力嗆扁”。島內形形色色的人群都在“嗆扁”的街頭政治秀上演著自己的“發(fā)泄劇”，政治參與已經變質為社會矛盾的發(fā)泄，臺灣政治秀將民主泛化為毫無實質的民主外殼。

　　二、解讀臺灣意識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臺灣民眾在反抗外國的侵略斗爭中，沖破原住民和不同祖藉移民間的血統(tǒng)、文化、語言等層層障礙，形成一種休戚與共、相互依存的“臺灣意識”。臺灣意識有三大特點和兩面性。三大特點是：愛國性、反抗性和自主性，這是它的正面。而抱怨性、排他性、分離性、狹隘性是它的負面。在“解禁”前，負面的特性沒有產生明顯的社會影響。但白李登輝上臺后，在政治本土化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臺獨”分裂勢力放大了這些負面特征。民進黨執(zhí)政以來，民進黨和其它的“臺獨”勢力對“臺灣意識”的運用有著理念和工具的雙重考慮，一方面通過凸顯“臺灣的主體性”來為“臺獨”創(chuàng)造條件，將其作為“臺獨”的代名詞;另一方面，將“臺灣意識”歪曲為“愛不愛臺灣”，與中國大陸相對立，進行民粹主義宣傳，作為選舉和政治斗爭的工具。

　　三、政治轉型下的政治秀歪曲了“臺灣意識”

　　臺灣政治進入轉型期以來，臺灣人民的國家意識面臨前所

　　未有的挑戰(zhàn)。日漸寬松的 政治 環(huán)境，客觀上為分離主義意識的抬頭和擴張創(chuàng)造了條件，進而直接影響了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導致“臺灣主體性意識”的進一步 發(fā)展。因此，李登輝上臺后，全力推行國民黨“本土化”、“臺灣化”、“民主化”的政策，宣揚“臺灣意識”、“臺灣精神”、“臺灣魂”等論調，鼓吹“新臺灣人主義”，強化臺灣人民的自主意識，把臺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訴求逐漸引向要求“政治獨立”的歧途。并強行以“臺獨意識”來規(guī)范“臺灣意識”和“國家認同”，使原本屬于地域認同觀念的“臺灣意識”有逐漸滑為“臺獨意識”的傾向。2000年3月，在李登輝的縱容、扶持下，主張“臺灣獨立”的民進黨奪取了臺灣領導權，利用島內人民的“本土情結”，大搞“去中國化”運動，把“臺灣意識”異化成“反中共、反大陸、反中國意識”，進而推進為“臺獨”理念，不斷鼓噪“臺灣正名”，妄圖徹底割斷臺灣與大陸的關系。

　　在2000年以來島內一浪高過一浪的選舉造勢活動中，民進黨當局刻意模糊了“臺灣意識”與“臺灣獨立”的界限，特別是在陳水扁政績缺乏、丑聞纏身等不利因素下，通過營造聲勢浩大的選舉活動，將民眾對島內政治 經濟的關注轉移到統(tǒng)獨之爭，大玩“意識”牌以獲取得票率。臺灣政治轉型以來，財團、黑道、利益團體堂而皇之地進入政治體系，以法規(guī)制度建構一套“黑金政治”，假民主之名，行掠奪之實。 社會大眾的權益被犧牲。“金權政治”、“政商關系”、“選舉樁腳”等等問題，無不凸顯臺灣民主政治的虛幻。此外，在李登輝、陳水扁等“臺獨”分裂勢力的操弄下，“族群民眾的政治熱情在政治秀化的過程中被嚴重異化了，將在長時期的歷史脈絡中自然形成的認同臺灣人根底的情感，即“臺灣意識”，歪曲成了要求兩岸分離的“臺獨意識”。

　　2008年國民黨執(zhí)政以來，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馬英九執(zhí)政后，提出擱置爭議，獲取經濟利益，促進臺灣民生問題的解決等，是符合臺灣主流民意的。盡管馬英九有意淡化兩岸之間意識形態(tài)，突出兩岸利益共識，但此時的臺灣政治已經完全被政黨利益所控制，如何確保執(zhí)政黨地位，爭取更多選民支持日漸成為國民黨新生代追逐的重心。而“臺灣意識”究竟是統(tǒng)還是獨，這已不是國民黨執(zhí)政的核心話題，“臺灣意識”僅是政黨秀場多幕劇中的一幕而已。就目前來看，島內政治盡管不再以“臺獨”作為政治走向，但臺灣的政治轉型尚未真正完成，加之影響臺灣政治秀化的諸多因素仍然存在，看來，臺灣的政治民主化進程還尚需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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