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釋義與中國實踐成果來看執(zhí)政黨領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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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黨制度: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治理的基石
世界近現代史是一部市場經濟發(fā)展史，更是一部市場經濟社會演進變遷史。從14世紀地中海沿岸城市的資本主義萌芽，到16一19世紀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根植于商品經濟形態(tài)的市場型國家體系在西方世界建立起來。封建君主專制體系瓦解，反映資本主義與工業(yè)文明訴求的議會制確立，國家統(tǒng)治開始轉向政黨政治的軌道，政黨作為利益集團的政治代理人，事實上開始扮演起重要的國家管理主體角色。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指出，“黨派是團結一致者組成的團體，在共同原則指導下，通過共同努力推動國家利益。;馬克思·韋伯( Max Weber)認為，“黨派應該叫做基于自由招募黨員的社會組織，借以給其領導人及參加者謀求利益機會。;在集團利益與公共利益交匯點上，政黨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秩序倡立者，影響遍及公共服務、社會管理、文化精神等各領域。在輝格黨人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看來，自由要求有一個繁榮昌盛的關國，(政黨制度)通過平衡和管理經濟發(fā)展，為贏得繁榮創(chuàng)造條件，推進一種所有階級共享的繁榮。漢密爾頓(Hamilton)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提到，政體優(yōu)良的檢驗標準應視其能否有助于治國安邦，聯邦黨人主導設計了堪稱分權制衡典范的復合共和制，推動了關國市場社會的繁榮。羅斯福新政作為民主黨人經濟干預主義的嘗試，離不開政黨博弈。約翰·霍普(John Hopper)認為，羅斯福發(fā)起的民主黨“清洗”運動，保證了新政推行的主體力量。福利國家制度興衰與黨派政治密切相關，如雷弗·萊文(Trevor Levin)所言，多政黨通力合作的“瑞典模式”，保證“就業(yè)政策”長期實施，開創(chuàng)了福利社會的黃金時代，以“福利基金”議案為導火索的黨派關系的破裂，導致了70年代末黃金時代的結束。但是，多黨制也產生了派系問題的危害。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告誡“警惕政黨精神的有害影響”，如干擾公眾會議推仔、削弱行政管理能萬、煽動起騷動和叛亂，等。奧斯特羅姆( Vinent Ostrom)提出了西方民主體制基本弊端的“共和病”，即黨派之爭導致的對權力濫用，危及公共利益。
20世紀70年代后的資本主義經濟滯漲時代，西方國家掀起一場重塑“市場化政府”的新公共管理運動(New Public; Management)。效率導向、市場規(guī)則、有限政府、民眾參與—這場“國家市場化”運動逐漸推動現代國家治理架構的初步形成。20世紀80年代，治理作為新經濟革命背景下出現的新的政治現象，旨在改善政治行為，加強社會管理，推進國家政治與社會管理現代化。政黨作為新公共根管理運動與國家治理的主導者，在理念引領、體制改革以及政策實踐上發(fā)揮了決定性作用。“里根經濟學”施政成功，反映的是共和黨“市場主義”順應了當時關國經濟社會需求。從撒切爾時代保守黨的“自由市場與強勢政府”思路，到布萊爾上臺后工黨的“合作政府”計劃，兩黨在治國方略上超越黨派偏見，推動新公共管理體制走向成熟。Michael Gonzal-ez描述到“布萊爾侵入到保守黨意識形態(tài)的生存空間，像當年老工黨把自由黨擠得無立足之地一樣”。
縱觀西方各國治理表現，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社會和諧有序的國家無不是由強有力的執(zhí)政黨或執(zhí)政聯盟領導的，其通過革新執(zhí)政理念，創(chuàng)新治理機制，滿足公眾期待，實現了國家治理秩序的動態(tài)優(yōu)化。第一，善于推進社會關注的核心議題，不斷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妥善解決民意關切，促進可持續(xù)、包容性發(fā)展。如2013年德國聯盟黨提出了保增長、促就業(yè)、謀長遠的執(zhí)政思路，切中實際難題，有效化解了挑戰(zhàn)，一舉打破西方大國執(zhí)政黨“逢選必敗”的怪圈，蟬聯議會選舉。第二，善于增進內外團結形成廣泛合力。不少政黨注意通過內部互動促進決策的共識性，提升內部團結。還有一些政黨注意利用青年、婦女等外圍組織，乃至引導那些理念相似或主張相近的社會組織，擴大宣傳和動員，將更多社會力量團結在自身周圍。第三，積極倡導共同的價值觀引領社會思潮。如英國保守黨提出，而對別國的發(fā)展模式，英國無需臨淵羨魚，只要重新弘揚吃苦耐勞、敢為人先、獨立自主、善于創(chuàng)造、樂觀至上、重在實干的英國精神，最終可以渡過難關，積極爭取治理理念的社會認同。第四，加強作風建設密切黨群干群關系。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就善于做群眾工作，爭取大眾理解和支持。該黨從1959年上臺執(zhí)政至今、從未間斷。通過上次大選認識到民眾對該黨不注意傾聽群眾的不滿，及時調整政策，積極接近群眾、聽取群眾意見，反映群眾訴求，最終得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二、無產階級政黨:人類解放事業(yè)與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領導核心
在西方政治制度支撐起資本主義國家治理體系的同時，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建設與國家治理實踐開創(chuàng)了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型之路。1844年《共產黨宣言》的發(fā)表標志著無產階段政黨理論的形成?；伛R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政黨理論表明，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獲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條件，無產階級解放事實上成為現代社會及現代國家治理的本質命題“勞動的解放既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民族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它涉及所有存在著現代社會的國家，它的解決有賴于最先進各國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合作”。馬克思、恩格斯在指導無產階級政黨建黨實踐中，始終致力于建設一個代表無產階級及全人類解放共同利益的先進政黨。這一政黨以科學社會主義為行動指南，加強思想理論建設和組織建設，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不僅帶領無產階級及全人類自身解放，而且成為執(zhí)政黨，領導社會主義國家實現現代化。列寧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理論觀點與實踐模式。列寧提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黨的“總的領導”及黨政分工原則，將黨從日常事務中解脫出來，解決好重大路線方針問題，強化對國家政治上的思想領導權，為國家治理提供政治保障，同時必須發(fā)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黨員干部素質關系到社會主義國家能否實現“良治”。
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政黨作為先進的政黨，始終是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yè)的領導核心，“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列寧反復強調，蘇維埃俄國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國家建設與治理，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執(zhí)政黨的領導。政黨執(zhí)政是國家治理基石。政黨執(zhí)政方式和執(zhí)政能力的現代化決定了一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歷程，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明確了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fā)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把堅持黨中央集中統(tǒng)一領導作為加強黨的領導的關鍵，形成了黨領導一切根本原則下的治國理政系統(tǒng)思路，構建了執(zhí)政黨治理·國家治理、全球治理“三合一”的治理格局。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與時代內涵
我國國家治理實踐表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依靠中國共產黨這一核心力量。黨站在國家治理和自身建設的理論制高點上，從全球現代化的一般規(guī)律與最新趨勢出發(fā)，適應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的內生需求，探索建立“善治型”執(zhí)政黨領導與國家治理新機制，創(chuàng)造著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yōu)勢的現代化國家治理新模式。
第一，致力于推動國家現代化?，F代化既是人類文明要素的創(chuàng)新、選擇、傳播和退出交替進行的自然歷史過程，又是一國追趕、達到和保持世界先進水平的競爭性發(fā)展過程。黨對現代化的追求從未停歇過，繼上世紀60年代提出“全而實現農業(yè)、工業(yè)、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豐富和發(fā)展了國家現代化的內涵，是黨治國理政思想的重大創(chuàng)新以及審視世情國情、順應人民期待做出的戰(zhàn)略抉擇，體現了黨未來發(fā)展科學決策的政治智慧和戰(zhàn)略眼光。毛澤東同志提出“四化”，主要從生產力和物質基礎的層而探索現代化;鄧小平同志側重于現代市場經濟問題，主要從生產關系即經濟基礎、經濟體制的層而探索現代化;習近平同志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問題，主要從上層建筑和思想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層而探索現代化。
第二，初步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要求，匹配國家現代化目標、具備內生性的創(chuàng)新活力的“善治型”治理體系。善治(Good Govern-anc;e)即良好的治理，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基于法治與契約精神，通過政黨合作、政府與公民合作，政府、市場、社會力量協同治理，實現公眾利益最大化和人的現代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開啟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征程，表現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市場化體制轉型、一個發(fā)展中大國現代化道路探索、一個多民族大國法治化秩序建構的實踐創(chuàng)新過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系統(tǒng)性、整體性、協同性推動“五位一體”各領域全而改革，標志著我國現代化從追求技術、物的現代化步入向包括制度、人的全而現代化的整體轉型新階段，國家治理狀態(tài)進入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guī)范化、程序化的“善治”新境界。黨領導形成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基于國情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發(fā)展要求而演化內生的結果，盡管未成熟與定型，但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與強大的制度定力，未來必將激發(fā)出應現代化潮流要求而主動創(chuàng)新、自我完善的內生動力與活力。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
第三，以執(zhí)政方式與領導體制的改進優(yōu)化以及黨員素質能力的轉型提升，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強大的源動力與制度潛能。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本身內含了黨的建設制度與執(zhí)政能力現代化。、黨作為學習型、服務型、創(chuàng)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最大優(yōu)勢在于總能站在國家視角、現代化視角、全球視角，自覺調整、主動變革、積極創(chuàng)新，推進自身建設制度改革以提升執(zhí)政能力，以“黨建”激發(fā)國家治理體系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內生活力，傳遞國家治理能力持續(xù)提升的強大動力，使之與國家戰(zhàn)略和制度相匹配，與經濟社會現代化發(fā)展進程和目標相匹配，與人民群眾的現實需求和長遠追求相匹配。
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化與現代化發(fā)展的內生需求，通過改進和創(chuàng)新黨的領導方式推動的一場國家治理革命，其科學內涵及趨勢性特征體現:
其一，傳統(tǒng)國家管理向現代國家治理的轉型。相比統(tǒng)治或管理(government)，治理(governance)一詞強調的是目標相容、權力制衡與利益均衡。根據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的權威定義，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關系綜合，是各主體有效協調利益分配的相互作用過程。黨領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本質上是處理社會主義國家運行與發(fā)展事務的一整套制度安排，由計劃經濟體制時代的“黨和政府單向統(tǒng)管”，向根植于現代市場經濟的“黨領導的多方共治”轉型;核心是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fā)揮政府、市場、社會和群眾各方面積極作用，確保經濟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
其二，法治、市場、行政、道德等多元治理方式的有機融合。波蘭尼認為，現代市場經濟是理解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治理的關鍵。從全球比較和時代趨勢來看，現代市場經濟的主流形態(tài)是市場與政府功能藕合的混合經濟?；旌闲褪袌鼋洕螒B(tài)決定了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其中，市場配置資源與政府塑建秩序及規(guī)制調控結合，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互補，責任激勵與權力約束相容，是多元方式融合治理的核心蘊意。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的改革思路，預示著中國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漸趨形成，這勢必帶來國家、市場、社會和私人利益關系與治理格局的重構。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力、社會主義法治與道德、富有活力的市場機制、高效的政府運行，將構成中國現代市場型國家治理的工具集合。
其三，黨的領導方式、國家治理結構與治理機制的系統(tǒng)化、聯動性變革。國家治理作為各類權力配置、使用及相互制衡的運行過程，服從一定的治理結構與治理體制機制。治理結構與治理機制的現代化，意味著執(zhí)政黨、政府、經濟社會組織以及公眾對治理權力的合理分享、對治理責任事項的科學界分，以及運行協作方式的改進優(yōu)化，在當前中國表現為強化黨的總攬、統(tǒng)領地位，明確政府、社會和公眾在社會治理中的責任權限，尋求黨的領導與政府主導多元共治在體制機制運行層而的無縫鏈接與協同藕合，以滿足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制度需求。通過貫穿各領域的治理機制系統(tǒng)化、聯動性變革，不斷提高黨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和自身事務的能力，把各方面的制度優(yōu)勢轉化為國家治理的實際效能，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水平。
其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tài)五大領域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綜合覆蓋和協同貫連。這反映了黨領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廣度、層次及銜接性。這是一種總體布局的治理現代化，涉及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全部領域和各個層次。習近平同志指出，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guī)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
其五，兼容現代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義的治理價值體系。黨領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烙守民主、法治、科學的治理標準，追求效率、公平、民生的治理價值，既符合多元、制衡、透明的國家治理現代一般趨勢，又凸顯統(tǒng)籌、公平、分享的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勢。
四、國家治理現代化對黨的建設提出的新任務與新要求
治國先治黨，治黨靠制度。基于對黨領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涵、特征、趨勢以及黨執(zhí)政規(guī)律的科學認知，從國家治理現代化與黨建制度改革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出發(f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著眼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生需求，全方位改進黨的執(zhí)政理念與執(zhí)政方式以實現黨的執(zhí)政能力現代化，這要通過全方位、系統(tǒng)化、深入性地推進黨的建設制度改革來實現。這對新時期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提出新任務、新要求。
第一，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經濟、社會治理現代化、文化與人的現代化的藕合，是治理機制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統(tǒng)一，這為黨建制度改革提供了目標與需求基準?，F代化是黨建的目標基點，能否科學把握治理現代化的內涵與任務，決定了能否切實找準黨執(zhí)政能力提升與黨建制度改革的方向和重點。經濟現代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和支柱，沒有經濟的繁榮和發(fā)展，現代化將是一句空話。但現代化不只是物質經濟的現代化，而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和人的素質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革。進行黨建制度改革必須認識到，全而深化改革階段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以經濟治理體系現代化為根基，關鍵在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以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為支撐，致力于社會治理轉型與創(chuàng)新;以文化和人的現代化為核心，推進治理主體現代化;最終靠治理機制的現代化來實現。
第二，國家治理現代化有賴于黨的執(zhí)政方式與執(zhí)政能力的現代化，后者依存于黨的組織建設、黨的隊伍建設、黨的領導方式與治國機制建設的現代化。黨的執(zhí)政方式與執(zhí)政能力的現代化，要落地生根，即滲透于黨的成員、組織、領導體系等各個層次，體現為黨建各個領域現代化因素的累積。習近平同志指出，只有以提高黨，的執(zhí)政能力為重點，盡快把我們各級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工作本領都提高起來，盡快把黨和國家機關、企事業(yè)單位、人民團體、社會組織等的工作能力提高起來，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更加有效運轉。
第三，能否推進黨的執(zhí)政能力現代化及其依存因素的現代化，根本上取決于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有無成效。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具有調整黨內關系、規(guī)范黨員行為、集中黨的意志等功能，關系到整個國家治理制度安排的基本方向、運轉方式和總體效能。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成效如何、進展如何，直接關系著黨領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加強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黨的制度建設改革思路，即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執(zhí)政方式，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以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推進黨領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處理好幾個關系:
一是，市場經濟國家治理現代化道路探索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模式創(chuàng)新的關系。一方面，中國作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要遵循全球國家治理現代化一般規(guī)律和趨勢，秉承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共同本質和標準。黨領導國家治理現代化，要善于學習西方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和優(yōu)秀做法。比如，政黨制度化，黨政關系合理化，政黨執(zhí)政方式的科學化、民主化與法治化。另一方面，我國國家治理的制度根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zhí)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有制度自信但不能固步自封，體現國情和民族特色但要有國際視野。通過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提升黨的執(zhí)政能力，革除不利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黨政運行體制機制弊端，發(fā)揮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才能成功推進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
二是，加強黨的領導與堅持依法治國的關系。堅持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是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的原則。第一，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離開了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把全國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來。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核心在于堅持黨的領導。第二，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征。我國的憲法和法律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相統(tǒng)一的體現。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管理社會事務和經濟文化事業(yè)，保障自己當家做主的各項民主權利，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法治保障。依法治國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執(zhí)政地位。黨領導人民通過國家權力機關制定憲法和各項法律，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嚴格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實現了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tǒng)
三是，精英治理和發(fā)揮群眾主體作用的關系。一方面廣納人才，注重“精英”治理。精英治理，是指選拔出專業(yè)能力出眾的人才來治理國家事務，基礎是文官體系嚴格的考核、選拔、培訓與獎懲機制。西方實行代議制民主，實質是民主政治為表，精英政治為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精英治國趨勢越來越明顯，碩士、博士學位者在政府官員、公務員隊伍中越來越多，國外深造歸來進入國家管理崗位的也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強化群眾主體作用的發(fā)揮。國家治理的各項政策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果缺乏約束和制衡，精英治理可能形成阻礙社會自然更新的固化利益集團，甚至滑向寡頭制和極權制。在國家治理的各項事務中建立精英內部的共識和民眾與精英之間的共識，才能凝聚起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yè)發(fā)展的合力。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既要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建設一個領導事業(yè)發(fā)展強大的黨，建設一支強大的執(zhí)政骨干力量，發(fā)揮好精英治理的積極作用;又要充分發(fā)揮廣大人民群眾的首創(chuàng)精神，形成奔康逐夢的強大合力。
四是，加強頂層設計和尊重基層實踐創(chuàng)新的關系。堅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思路結合、加強頂層設計與尊重地方基層實踐創(chuàng)新結合，是確保黨建制度改革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方向正確、進展有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注重頂層設計，確立深化改革與國家治理的正確方向和科學路徑，可有效防出現全局性、顛覆性錯誤，或造成范圍較大的不良后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形成并運用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改革思路，取得了世人矚口的成就。當前改革己進入深水區(qū)，國家治理任務更為復雜多變，而對的問題大都是“硬骨頭”，必須加強頂層設計，統(tǒng)籌實施。中央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總目標，是最大、最重要的頂層設計，圍繞這一方向，加強黨建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guī)劃，提高決策的科學性、系統(tǒng)性。另一方面，要夯實底部基礎，尊重基層實踐創(chuàng)新和群眾首創(chuàng)。要把工作精力和注意力多放在基層，把人力、物力、財力多投到基層，夯實基層組織、整合基層資源、強化基礎工作，尊重基層群眾的治理權利，發(fā)揮基層治理實踐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提高基層治理水平，完善基層群眾團體和自治組織職能，為國家治理奠定堅實基礎。
五是，從嚴治吏和激發(fā)黨員干部內生活力的關系。現代化人才治理，激勵與約束同等重要。黨員干部既是社會人，更是國家治理的主體，既要從嚴管理，更要做好激勵。一方面，從嚴治吏，規(guī)避黨員干部在國家治理中的“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從嚴治黨管好干部是關鍵。一些黨員干部馬列主義信念不堅定，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盛行;一些干部習慣于“懶、散、庸、拖”，等等，聽之任之將嚴重敗壞黨和政府及干部隊伍的形象。完善黨員干部經常教育機制，建立健全強化預防、及時發(fā)現、嚴肅糾正的工作機制，形成多層次、多渠道的黨員干部監(jiān)督約束體系，確保黨員干部“能干事”，且“不出事”。另一方面，關心黨員干部成長，激發(fā)內生工作活力，形成國家治理的人才“紅利”。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保護作風正派、銳意進取的干部，調動廣大干部積極，提升工作精氣神。黨組織對待干部，既要嚴格管理，又要熱情關心，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擔當、善作為的優(yōu)秀干部選拔到各級領導班子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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