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互動、信任與農村居民養(yǎng)老保險參與行為探究論文
隨著全球老齡化問題的加劇,中國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養(yǎng)老問題也同樣面臨著挑戰(zhàn)。截止到2011年,我國農村人口約有65656萬人,65歲以上的農村人口約12288萬人,面對如此龐大的農村老年群體,如何保障其老年生活水平成為了政府迫在眉睫的難題。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社會互動、信任與農村居民養(yǎng)老保險參與行為探究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社會互動、信任與農村居民養(yǎng)老保險參與行為探究全文如下:
【摘要】:農民的社會關系結構及其特征對其參與農村居民養(yǎng)老保險有重要影響。以對陜西省和山東省1 456個被訪農民的問卷調查數(shù)據(jù)為基礎,綜合運用均值分析、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歸分析方法,從社會互動和信任理論視角分析了農民參與農村居民養(yǎng)老保險的影響因素。結果發(fā)現(xiàn),農民的社會互動和信任呈現(xiàn)差序格局的形態(tài)。社會互動和信任對農民參與農村社會養(yǎng)老保險的正向影響是獨立的,二者對農民參與行為的影響都是通過弱關系實現(xiàn)的。本文的研究為農村社會養(yǎng)老保險制度推行提供了一個政策視角,政府應該制定措施利用社會互動與信任激發(fā)農民的參與熱情。
【關鍵詞】: 社會互動 信任 農村居民養(yǎng)老保險 參與行為
一、引言
2012年上半年,國務院決定在我國農村全面實施新型農村社會養(yǎng)老保險(簡稱新農保)制度。2014年初,中央又出臺新文件將新農保合并到城鄉(xiāng)居民養(yǎng)老保險制度中。在建設城鄉(xiāng)居民養(yǎng)老保險制度的背景下,新農保演化為農村居民養(yǎng)老保險(簡稱農居保),農居保遵循自愿參與的原則,農民的參與行為決定著制度實際覆蓋面的擴展。學者已經對農民參與農居保的影響因素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一種研究是宏觀制度分析,農居保制度存在經辦難、管理難、銜接難等問題,地方政府融資難、基金安全、保值增值難都會影響到農民的參保行為;另一種研究是微觀實證分析,農民個體人口特征因素、家庭經濟因素、對政策的主觀了解與評價均會對其參與行為產生影響。
已有研究主要側重于制度因素和經濟因素的分析,認為農民參保是一個理性的斤斤計較的結果。農民不是純粹的經濟理性人,而是社會人,尤其當面臨一項新制度時,農民參保更易受一些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格蘭諾維特提出了嵌入性觀點,經濟決策行為嵌入在社會結構之中,社會結構因素對經濟決策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本研究突破學界多從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出發(fā)解釋農民參保的局限,從社會互動和信任理論視角深入剖析社會結構及其特征對農民參與農居保的影響,以期對有關部門采取措施激勵農民參保提供借鑒。
二、理論分析
國內外學者研究了社會互動、信任對金融參與的影響,形成了解釋金融參與的社會互動范式和信任范式。社會互動范式提出了社會結構對金融投資行為的影響,社會互動會通過內生互動和外生互動兩種途徑對金融投資選擇產生影響,主張內生互動具有正向影響,而外生互動的影響效應視具體而定。信任范式把金融參與置于社會資本理論框架下,主張社會資本通過信任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投資者對投資產品未來收益的期望值和數(shù)額,提高金融合同的簽約率。
三、實證分析結果
本節(jié)實證分析社會互動和信任對農民參與農居保的影響。為檢驗社會互動和信任對農民參與農居保的作用是獨立存在的,需要將二者置于同一個模型中進行觀察。社會互動與信任既有區(qū)別也有聯(lián)系,社會互動反映了農民社會關系的結構,而信任則是農民社會關系結構的特征與質量。帕特南解釋了互動和信任的密切關系,信任是在互動中產生的,信任又強化了互動,互動建立在信任的準則之上。相關分析結果表明,社會互動和信任確實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為避免共線性問題,本文對測量社會互動和信任的12個指標重新進行因子分析。KMO測度顯示KMO值為0. 832 , Bartlett球形檢驗達到了0. 01的顯著水平,適合進行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旋轉,根據(jù)特征值大于1的原則獲得3個因子,共抽取61. 669%的方差。表4給出了農民社會互動和信任的因子分析結果。
四、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從非經濟因素視角出發(fā),實證分析了農民是否參與農居保的社會互動和信任解釋。研究發(fā)現(xiàn):第一,農民的社會互動和信任呈現(xiàn)差序格局的形態(tài);第二,社會互動和信任對農民參與農居保的作用是獨立存在的,二者具有不同的影響機制;第三,參保決策中存在弱關系效應。反映弱關系的地緣互動和地緣信任對農民的參保行為都有顯著性作用,而反映強關系的親屬關系則沒有作用。
農民的社會互動和信任呈現(xiàn)差序格局的形態(tài)。農民最重視與親戚和本家族成員的特殊關系,對這種關系賦予了更多的交往與信任,而與其他農民的關系處于次要地位。信任通常是具有同質性、封閉性的共同體中的成員在長期交往中產生的,這種密切的社會互動能夠產生嚴厲的制裁來懲罰投機行為,因而可以培育出深度信任。在我國農村社會,這種內聚性的同質性關系表現(xiàn)出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可以細分為血緣性關系和地緣性關系兩種類型。血緣性關系寄托了農民更多的情感互動和厚信任,是農民的核心關系,這種關系的泛化和擴展才是農民對地緣關系的工具互動和淺信任,即費孝通所說的我國農民社會關系的差序格局。
類似于求職等工具行為,農民的參保行為中存在弱關系效應。格蘭諾維特分析了社會關系在求職中的作用,提出了弱連帶優(yōu)勢理論。他將社會關系分為強關系與弱關系兩種,在擁有很多強關系的關系網中,重復的路徑多,信息的同質性強;在弱關系較多的關系網中,重復的路徑較少,有利于獲取新的有價值的信息,信息的異質性強。他認為在信息傳播方面弱關系有更好的效果,在工具性行動中如果找到了弱關系,就找到了通往其他圈子的橋梁,獲得有價值信息的機會就會增加,這個策略被格蘭諾維特稱為弱關系強度。本文的研究也支持工具性行為中存在弱關系效應的觀點,社會互動和信任對農民參保的正效應都是通過弱關系實現(xiàn)的,強關系的作用并不顯著。
本文從社會結構因素出發(fā)對農民參與農居保給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解釋,為刺激農民參與農居保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政策啟示。促進農民參保是農居保有效推行的前提條件,農民參與農居保是一個多因行為,盡管制度因素和經濟因素都很重要,但農民的社會結構及其特征的影響不容忽視。在農居保制度推行階段,除了重視政府執(zhí)行、動員能力和提高農民經濟收入等長期措施之外,政府還需制定針對性措施,利用農民的社會關系優(yōu)勢來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激發(fā)農民參與農居保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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