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家庭教育區(qū)別的論文(2)
中日家庭教育區(qū)別的論文
中日家庭教育區(qū)別的論文篇二
《關于中日幼兒家庭教育比較的研究綜述》
【摘 要】鑒于家庭教育對兒童發(fā)展產生的重要影響，中國和日本研究者對幼兒家庭教育進行了深入系統(tǒng)的比較研究和思考，眾多研究者從家庭教育觀念，家長教育期望，家長教育行為等多角度進行了探討。本文通過對相關理論探討和文獻梳理，試圖進一步深化我們對幼兒家庭教育的認識，還為我們開展有關幼兒家庭教育的研究和教育項目提供了一定的啟示：要注重兒童所處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影響，增強各因素之間的聯系和合作，也要關注家庭教育的“生態(tài)性”。
【關鍵詞】幼兒;家庭教育;中日比較;生態(tài)
學前階段的兒童尚不具備獨立生活的能力，需要與父母保持身體和心理上的密切依戀關系，需要父母必要的甚至是全部的幫助。兒童的這種未成熟狀態(tài)決定了他們必然要接受來自家庭教育的巨大影響。因此，學前兒童家庭教育對兒童以后的發(fā)展起著主導性作用。正如原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說過：“兒童教育的最重要的階段，就是兒童初生幾年的最初階段。正是這個事情，兒童的腦和感覺器官才發(fā)展得特別急遽，許多偶然的聯想―人的心理基礎，特別迅速地形成起來，牢固起來。”[1]國際一些主要媒體和組織近幾年來的民意調查，如全球最大的旅游網站Expedia對4000多名歐美酒店工作人員的調查顯示，日本旅客在禮節(jié)、舉止、整潔、安靜等諸多項目中獲得第一，并且綜合排名位于各國榜首。[2]日本人之所以獲得如此好評，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為主要的因素，因為家庭是教育的原點，日本《教育改革國民會議報告》(2000年)指出，“如果教育是一條奔流不息的長河，家庭教育可能就是這條長河第一滴清純的水”。通過文獻分析，歸納了研究者關注幼兒家庭教育中日比較問題的理論框架，梳理多個中日幼兒家庭教育比較的角度，并對下一步如何研究問題進行了初步的反思。
一、多角度比較中日幼兒家庭教育
(一)家庭教育觀念的比較
楊麗珠、李靈和田中敏明(1999年)對少子化時代下中、日、韓三國家長的教育觀念做了跨文化的比較。首先在兒童發(fā)展觀上，中日韓家長沒有明顯的差異，總體上都比較重視教育和培養(yǎng)的作用。其次在對幼兒憂慮的事情上，三國家長都比較關心幼兒體質的發(fā)展和性格的培養(yǎng)，中國家長很擔心幼兒學習和紀律的問題，韓國家長重視體質和上進心的問題。最后，在幼兒的教育期望和兒童教育策略上，三國家長也有明顯差異，中國幼兒家長最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孝敬父母的人，而日本則為有興趣且快樂生活的人。中國家長在于幼兒交往上感到困難，而日本和韓國更多的是養(yǎng)育方法的困惑。
徐海青，周愛琴，劉興蓮(2007年)對中日兩國3歲兒童母親教育觀現狀做的研究表明中日兩國母親在對子女學歷的期待，將來的期待以及對子女職業(yè)的期待上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1)。在實行“早期教育”會對子女的能力有所提高和發(fā)展的問題上：中國母親持肯定態(tài)度，而日本母親持否定態(tài)度。
一見真理子教授在她的一系列國際觀察，尤其是對中國學前教育發(fā)展的關注和研究中發(fā)現：①中國的家長更愿意相信“三歲神話”，對子女的期待和關注度高。②中國的家長在子女的教育中存在性別差異。③在母子一體感上，中國和日本的家長沒有顯著差異。④對于從0歲開始的教育這個問題，中日家長持不同意見，中國家長覺的無法想象，日本的家長則比較認同。⑤相對于中國家長的明確態(tài)度，日本家長在選擇上比較模糊，不確定的選擇比較多，傾向于選擇與政府導向一致的選項。[3]
(二)家長教育期望的比較
桑標(2001年)對家長對幼兒的行為期待做了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家長對幼兒行為能力期望的高低依次為自我控制、主動積極、合作協(xié)調、獨立自主;日本母親則為合作協(xié)調、自我控制、主動積極、獨立自主?？傮w上中國母親對幼兒的期望高于日本母親，中日兩國母親職業(yè)層次和文化程度較高者對孩子行為的期望值普遍高些。
周愛保，陳斌和青柳肇(2007年)分析了幼兒做事能力與家長教育期望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中國與日本之間、日本與韓國之間幼兒做事能力差異顯著，而中國與韓國差異不顯著;中國家長與日本家長之間、日本家長與韓國家長之間對幼兒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顯著差異，而中國家長與韓國家長差異不顯著;幼兒的做事能力與家長對幼兒做事能力的期望顯著相關，不同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文化傳統(tǒng)和家庭教育觀念是影響幼兒動作發(fā)展的重要因素。
內田伸子在她的讀寫能力的獲得與家庭教育的研究中發(fā)現，中日幼兒在讀寫能力的獲得與家庭教育的關系上有不同，在日本3-5歲的幼兒中，寬容型家庭教育的幼兒在單詞記憶上得分較高，而在中國，3歲的幼兒是寬容型家庭教育的孩子得分高，4-5歲的幼兒是專制型家庭教育的孩子得分高。此外，她還得出結論，經濟的差別與幼兒讀寫能力的獲得有顯著相關。[4]
(三)家長教育行為的比較
南丁和曹鳳仙(2001年)對中日幼兒家長教育行動(行為)做了中日比較。對“和孩子一同玩耍、游戲”、“讓孩子幫助做家務”、“適時批評或表揚”等問題的回答率，中日兩國大致相同。但是，總是“什么事都替孩子想到做到”的家長，日本僅0.9%，中國為41%，從這個有很大差異的數字是否也可以看出中國家長過度保護的狀況。對“教孩子讀書寫字”這一問題的回答，日本占16.7%，中國占41.8%。日本的家長有些在家里教孩子讀書寫字(國公立幼兒園幾乎是不教的)。但在中國的家庭，不教的僅2%。，日本約一半以上的家長會經常“和孩子聊天”，而中國由于大多數家庭是雙職工，與日本相比，家長和孩子談話聊天的時間就比較少。
田中敏明在他系列的中，日，韓的家庭教育比較研究中，對親子交流，教育期待，幼兒游戲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發(fā)現：①中國的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待過高，物質層面的滿足多，而日本的家長則要增加與子女的交流時間。②中國的家長應增加子女戶外和集體游戲的時間和場地，而日本的家長應與子女共進早餐，增加與子女共處的時間和機會。[5]
(四)父親參與育兒的比較
金潔和田曉虹(2009年)對父親在家庭中的教育行為做了比較。在“一起用餐”問題上“有時這樣做”的日本有54.5%，中國有31.3%，“經常這樣做”的日本有42.9%，中國有61.7%;“一起游戲”問題上“有時這樣做”或“經常這樣做”的日本有90.2%，中國有94.6%;差異不是很明顯。在一些教育行為上，比如“準備或幫助穿衣”“幫助或以前入浴”等問題上，中日父親還是有顯著差異的。中國父親在“幫助或一起入浴”問題上有81.9%的日本父親“經常這樣做”或“有時這樣做”，中國有65.6%的父親“經常這樣做”或“有時這樣做”，在“準備或幫助穿衣”問題上日本父親有72.3%“經常這樣做”或“有時這樣做”，中國父親有89.5%。
二、中日幼兒家庭教育比較的啟示
布朗芬布倫納(1979)用生態(tài)學的觀點來解釋兒童的成長環(huán)境，該理論提出的四個系統(tǒng)(微觀系統(tǒng)、中間系統(tǒng)、外層系統(tǒng)、宏觀系統(tǒng))中的三個都與父母卷入兒童教育有直接關系，其中的微觀系統(tǒng)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基于家庭的父母教育卷入。從目前國內外對中日幼兒家庭教育的研究來看，中日兩國家長在與幼兒教育上有很多的不同，差異明顯。研究比較集中在家長教育觀，教育行為對幼兒的直接影響，也就是微觀系統(tǒng)的研究，對中間系統(tǒng)，外層系統(tǒng)和宏觀系統(tǒng)的比較研究相對較少，事實上，社會的家庭教育指導系統(tǒng)，社會意識形態(tài)等對家長的教育觀，教育行為有很大的影響，這也將成為我們今后研究的方向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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