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論認為一切事物的產生和變化都是必然的、合乎規(guī)律發(fā)展的結果。它或者否認偶然性的存在;或者把偶然性說成是由于人們對事物的無知所產生的主觀觀念;或者把偶然性歸結為必然性。這種理論由于否認偶然性，發(fā)展到極端就導致宿命論。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歷史必然論”與“歷史選擇論”的沖突與整合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歷史必然論”與“歷史選擇論”的沖突與整合全文如下：

　　內容提要：馬克思創(chuàng)立的唯物史觀屬于“歷史必然論”，這一理論沒有為人的“選擇”留下充分余地。美國經濟學家諾思利用“理性選擇原理”提出了一種“歷史選擇論”。本文認為“選擇”具有偶然性成分，歷史敘述應當重視政治人物的個人選擇在歷史上的作用。但宏觀歷史是千百萬人在特定客觀環(huán)境下長期“選擇”的結果，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改變這一“選擇”，所以完全是“必然”的。在對宏觀歷史的看法上，“歷史必然論”與“歷史選擇論”實質上是一致的。

　　關鍵詞：馬克思 必然 諾思 選擇 一致

　　一、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創(chuàng)立的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發(fā)展導致生產關系的變更，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它決定了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tài)。社會將經過一系列必然階段走向共產主義。馬克思的歷史觀是一種“歷史必然論”。遠在馬克思之前，世界歷史上就出現過不少有名的“必然論者”，伊斯蘭教的創(chuàng)始人穆罕默德就是這樣的人物，他的信徒在很短時期就占領了從印度起到西班牙止的廣大地帶。十九世紀以來，由于“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馬克思也成為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必然論”者。有人認為，歷史由人的活動所創(chuàng)造，社會活動的參加者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并能按自己的意愿進行“選擇”的活生生的人，所以歷史歸根到底由人“選擇”所決定。美國經濟學家諾思發(fā)現了馬克思理論的一些缺陷，他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闡明，社會結構和經濟、政治制度，都是經濟人在特定資源環(huán)境下“合理選擇”的結果。不同的“選擇”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結構。“歷史必然論”沒有為人的“選擇”留下余地，所以不能合理解釋紛紜復雜的社會歷史。
　　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后記中，諾思批評馬克思說：馬克思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沒有認識到(西歐)“經濟增長并不是必然的”。我們把諾思的歷史觀稱為“歷史選擇論”。歷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性，還是取決于人的“選擇”?容易看到，象近代西歐的穩(wěn)步崛起和幾千年來中國長期維持小農社會狀態(tài)等宏觀歷史現象，很難說是由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應當認為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人們也明明認識到，一些具體事件，包括十分重大的歷史事件(例如中國的““””)，它們并不完全根源于一般社會生活條件，可以說主要是政治領袖“個人選擇”的結果。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政治領袖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選擇，結果歷史就會與實際過程大不相同。從這一觀點看，歷史就取決于人的“選擇”?？梢?，歷史現象中既有完全必然性的事物，也有取決于人的選擇的事物，所以“歷史必然論”和“歷史選擇論”都包含有部分真理。也許我們可以借用黑格爾的思想，把“正題”和“反題”中正確的成分統(tǒng)一成為“合題”，從而得到全部真理。

　　二、歷史并不完全是必然的

　　我們知道，人們在行為(活動)前大都有一個思考和選擇的過程，不同的“選擇”或決策，行為結果大不相同。人們活動影響的范圍，主要取決于活動者在社會等級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古代一個農民的活動范圍往往不超過其出生地周圍10公里，所以其決策和活動的影響十分有限;現代人聯系和交往的范圍雖然已經大大擴展，但普通百姓的決策和活動至多也只能影響他的家庭、親朋和與其交往的少數人，很難對社會或“歷史”有什么影響。地位顯赫的政治人物(歷史人物)就大不相同了，他們的活動大都對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毛澤東決策和發(fā)動““””，就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生活，可以說大大“改變”了歷史的進程;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曾經否決已被國會兩院表決通過的不再給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法案，這一決策也影響到千千萬萬(中美兩國)普通百姓的生活，因而也影響了歷史的進程。

　　科學的歷史理論，應當對“個人選擇”的作用和影響予以說明。借用“機會成本”的概念，也許有助于說明人們如何作出選擇。人們在決策時都要進行成本收益的比較，經濟學把這一比較和決策的過程稱為“權衡取舍”。在“權衡取舍”時，人們往往不僅要對某一選擇的直接成本和直接收益進行比較，而且還要在不同選擇之間(不同選擇的代價之間，不同選擇可能的收益之間)進行比較。顯得經濟學把作出一種決策時被迫放棄的那些選擇中那個最好的選擇(所能得到的收益)稱為“機會成本”。簡單地說就是“成本就是為了得到而必須放棄的東西”。機會成本并不是實行某種決策所實際付出的成本，而只是一種放棄了的可能性。社會運行中都有許多難以確定的變量，實際情況很象多人對弈或打牌(博弈論)，最后結果不僅僅將取決“行為人”單方的愿望，還卻決于“相關人”的反應，所以人們在作出決策時就需要對情況發(fā)展的可能性作出估計;另外，即使已經發(fā)生的情況，人們收集的信息也往往是不完整、不確切的，所以在作出“選擇”時就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性、片面性，事后看來人們并沒有作出最好的“選擇”。

　　總之，“選擇”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當幾種決策的“機會成本”差不多相等時，決策就會發(fā)生困難，這時微小的信息差別就會導致決策改變，以決策為基礎的行為也就相應發(fā)生改變，這樣，作為行為結果社會歷史，也就不完全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三、常規(guī)事件和歷史事件

　　記得一位學者在說明經濟學在分析社會歷史事件中的作用時，把有研究價值的事件分為“常規(guī)事件”和“歷史事件”(意即“非常規(guī)事件”)兩類，他認為，在常規(guī)事件中，人們的行為大都表現出理性，所以具有較高的可預見性，在解釋這些事件上，經濟學顯得得心應手;但是歷史學家注意的大都是非常規(guī)的“歷史事件”，在這樣的事件中，人們的行為大都表現出很強的“非理性”，以“理性選擇”為基礎的經濟學在解釋這些事件上往往就顯得無能為力。

　　這位學者對“常規(guī)事件”和“歷史事件”的劃分是有價值的。但是在“歷史事件”中，“非理性”因素也許并不象這位學者設想的那樣普遍，經濟學看來，在分析人的行為時借助于“非理性”，往往是研究者無能的表現。嚴格說來，歷史事件的真正特殊性不在于人們的行為由“理性”轉變?yōu)?ldquo;非理性”，而在于影響人們決策的外部環(huán)境變化太快，間隔一小段時間甚至只有幾個小時，人們能夠收集到的信息就會發(fā)生很大變化，結果有人很快得到了新信息，決策的“約束條件”增加，他們就根據新“約束條件”作出決策并采取行動;而另一些人卻沒有獲得新信息，仍然根據原來的約束條件決策并采取行動，于是二者就會出現反差很大的舉動(行為)。
　　快速變化的信息在時間維度上流動的速度不同，使歷史轉折關頭表現出許多偶然性。在“歷史事件”的研究中，人們很難把握信息傳播的時間維度，因而無法用約束條件的變化解釋歷史過程參加者的行為，于是就把一些不易解釋的行為歸咎于“非理性”。當然，在歷史急劇轉折關頭，某些人或者某一“社會群體”短時期內作出“非理性”選擇也是可能的，因為突發(fā)事件往往直接影響人的情緒，而情緒就具有非理性的特點，并且還具有很強的感染性，當許多人被某種共同的情緒所感染時，群體行為就會大大偏離于“理性選擇”?！啊?ldquo;破四舊運動”中“紅衛(wèi)兵”的許多狂熱舉動，就與當時特定的情緒感染有關。但是這種情況在歷史上畢竟很少。闡明歷史的因果關系，我們不能過多地求助于“非理性”。

　　四、“歷史合力論”和政治決策的影響

　　晚年的恩格斯認識到過去對歷史過程的表述(歷史必然論)過于絕對化，于是提出了一種“歷史合力論”。這一理論認為，社會人都參加了歷史的創(chuàng)造，歷史是所有人共同作用的過程，是許多作用力合成的結果?，F在看來，這一觀點是頗具說服力的。它不僅能夠解釋普通百姓的決策何以很難影響歷史，而且還可以解釋政治人物的決策何以都對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社會人的利益往往是相互沖突的，所以其決策也相互沖突，于是一部分人的活動往往被另一部分人的活動所抵消(相互抵消)。

　　普通百姓的決策之所以很難對歷史產生什么影響，正是由于他的活動被相反的活動所抵消。當方向相反的力量相差很大，因而不能相互抵消時，未被抵消的力量就會持久地推動社會向著合力的方向或快或慢運行。由于歷史運行的總的方向和動力是無數力量相互拖拉決定的，單個力量對其產生的作用就往往微不足道，于是在歷史哲學家看來，它就具有完全的必然性。政治人物的決策和活動卻有很大不同，往往并沒有一個“相反”的決策和活動能夠將其抵消，例如毛澤東關于““””的決策就不能被任何相反的決策所抵消，于是這些決策和活動在歷史上的作用就表現得非常突出。當然，政治人物的決策并不是沒有原因的。

　　仔細分析這些決策，可以發(fā)現它們也都是政治人物在特定約束條件下“理性選擇”的結果。探明特定的約束條件，是闡明歷史人物和事件的關鍵。不過，個人的約束條件往往與許多偶然情況有關，史實撰寫者歷來十分重視偶然性因素對政治人物決策的影響，在其著述中給予十分突出的位置;但是理論工作者(歷史哲學家)對偶然性因素至今還缺乏系統(tǒng)研究(甚至還未受到重視)，在探討重大歷史事件的原因時總愿意用歷史必然論予以解釋，結果往往出現教條化、公式化傾向。例如，許多人在論述““””發(fā)生的原因時，沒有看到毛澤東個人思想的一貫脈絡這一歷史的“偶然因素”，只從歷史宏觀環(huán)境說明“”發(fā)生的必然性，似乎沒有毛澤東，中國也會發(fā)生這一運動一樣。這一結論當然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五、“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一致性

　　在對歷史的看法上，經濟學家與史實撰寫者大體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歷史由人的“選擇”所決定;而社會學家卻往往與歷史哲學家的意見一致，他們都是“歷史必然論”者。著名學者杜森貝里(j.duesenberry)曾經用一句巧妙的警句指明了選擇論和必然論的關系，他說，“全部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如何進行選擇;而全部社會學研究的是，人為什么沒有任何選擇余地。”

　　但是“選擇論”和“必然論”并不象初看起來那樣對立。就每個個人來說，他在重大關頭“如何選擇”無疑對其命運有重大影響，甚至可以說不同的選擇決定不同的命運。把這一原理擴展到社會歷史，也可以認為歷史是由人們的“選擇”決定的。但是選擇都受制于客觀環(huán)境條件。如果客觀環(huán)境條件所決定的“選項”簡單、明確，某一選項在使人們獲得效用最大化的結果上具有顯著突出的優(yōu)勢，事前和事后都感到這一選擇是唯一可行的，這一選擇就具有必然性。在這種情況下，“歷史選擇論”和“歷史必然論”就趨于統(tǒng)一。

　　在“歷史選擇論”看來，近代初期千千萬萬的西歐人致力于發(fā)展商品市場，必須由他們面臨的特定環(huán)境條件予以解釋，而在環(huán)境條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自然地理條件。根據諾思的研究，西歐小范圍內環(huán)境差異大導致基本產品差異大，各地存在明顯的比較利益;西歐降水豐富而且均勻，河流密布，一年四季都適合通航，水路運費低廉，不同地區(qū)有差異的產品能夠實現交換。產品交換的盈利吸引人們致力于發(fā)展商品市場。對于西歐人來說，隨著人口的增長對資源環(huán)境的壓力，人們選擇發(fā)展商品市場具有必然性。從“歷史選擇論”的觀點看來，千千萬萬中國農民“選擇”小農經濟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具有歷史必然性。中國的氣候條件使得糧食作物可以依靠天然降水，所以單家獨戶完全可以生產和生活，于是很早就形成了小農結構。

　　中國農民世世代代維持小農經濟，也可以用特定條件下的“理性選擇”予以解釋。中國環(huán)境差異小，在文明本部從東到西約1500公里范圍內，氣候條件相同導致基本產品相同，沒有交換必要;雖說南北方向氣候差異大導致產品差異大，但南北方向沒有通航河流，只能通過陸路運送產品。

　　古代條件下陸路運費大致等于水路運費的30倍，一般產品根本無法承受，所以交換無利可圖。在古代中國的客觀環(huán)境條件下，農民的“合理選擇”只能是調整產品結構以滿足需要，所以社會就一直維持小農經濟狀態(tài)。中國歷史上不乏個人特點相差很大的帝王，不管他們作出了怎樣的決策(選擇)，能夠給具體的歷史事件帶來多么重大影響，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結構卻幾千年不變。說到底，小農結構完全取決于千千萬萬普通農民在特定自然地理條件下的“理性選擇”，而與政治家的“個人選擇”沒有任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