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活動概述論文

馬克思主義(Marxism)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簡稱，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覆蓋了馬克思本人關于未來社會形態(tài)——科學社會主義的全部觀點和全部學說。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抗戰(zhàn)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活動概述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抗戰(zhàn)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活動概述全文如下：

抗日戰(zhàn)爭給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帶來了巨大轉變。由于國共合作的實現(xiàn)，原先在國統(tǒng)區(qū)處于非法和地下狀態(tài)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獲得了公開、半公開的活動場域，并據(jù)此確立了廣泛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傳播陣地。在這些陣地上，史學家們面臨著復雜的學術和政治生態(tài)，對這種生態(tài)的考察能豐富我們對抗戰(zhàn)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認識。以往研究比較注意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個人活動、學術成果的考察①,而較少關注這些史學家在抗日和國共政爭的微妙環(huán)境下的群體活動狀態(tài)，本文擬就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一 抗戰(zhàn)時期國統(tǒng)區(qū)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的初步形成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統(tǒng)區(qū)逐漸出現(xiàn)了一些抗戰(zhàn)文化中心，許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先后集聚在此，他們以公開或秘密的團體、組織為工作陣地，開展各種史學活動。這些活動在不同地域內呈現(xiàn)出不同特色，其中以長沙、重慶、昆明的史學活動最為典型②.

以長沙為中心的湖南在1937~1939年是左翼史學家集聚的重要地域?？箲?zhàn)爆發(fā)前后，翦伯贊、呂振羽、張?zhí)煲?、楊東莼、譚丕模、曹伯韓、楊榮國、黎澍、曹國智等文史工作者先后接受中共的組織派遣回到自己家鄉(xiāng)湖南開辟新的工作陣地。為了爭得公開活動的機會，翦伯贊、呂振羽、譚丕模和湖南地下黨多方活動，在長沙籌建了文教界的統(tǒng)戰(zhàn)組織湖南省文化界抗敵后援會(簡稱“文抗會”)和中蘇文化協(xié)會湖南分會(“中蘇文化協(xié)會”簡稱“中蘇文協(xié)”或“文協(xié)”)。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在這其中擔當了重要角色，如翦伯贊、呂振羽、譚丕模、楊榮國同時是兩個組織的理事或候補理事，楊榮國、曹伯韓等進步文史工作者負責文抗會會刊《抗戰(zhàn)文化》，而翦伯贊是文協(xié)分會會刊《中蘇》半月刊的主編，呂振羽、譚丕模、蕭敏頌則為編委。

史學工作者依托文抗會和中蘇文協(xié)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創(chuàng)辦《抗戰(zhàn)文化》《農(nóng)村周報》《中蘇》半月刊等刊物。尤其是《中蘇》，作為綜合性刊物，每期銷售約三四千份，撰稿人多為文化名家。《中蘇》存在時間也較長，是湖南省工委領導下僅有的存續(xù)到長沙大火后的刊物①.二是創(chuàng)辦戰(zhàn)時常識訓練班、戰(zhàn)時社會科學研究會等?？箲?zhàn)訓練班曾請來徐特立、熊雄、翦伯贊、呂振羽、薛暮橋、沈友谷(胡繩)、易君左、廖伯華、楊東尊等為學生講課，如呂振羽講授的是抗戰(zhàn)情勢講話、中國革命史等課程②.

1938年9月，在文抗會研究部主任呂振羽的建議下，旨在培訓抗戰(zhàn)干部的塘田戰(zhàn)時講學院在邵陽成立，設有西洋近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運動史、現(xiàn)代哲學思潮等課程。呂振羽親自講授中國近代史、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文史學家吳劍豐、李仲融、曹伯韓、吳季甄等分任各課教官。課程講義大部分是老師們根據(jù)紅色出版物編寫③.三是利用學校教職傳播唯物史觀。

1937年秋翦伯贊到長沙不久，便應聘為民國大學教授，主講歷史哲學、蘇聯(lián)研究等課程，此時正值他的《歷史哲學》剛剛完成初稿，便借著教學機會檢驗、修改了自己的學術成果④ .學校遷到溆浦后，翦伯贊又于1939年3月再次到此任教，講授歷史哲學和中國經(jīng)濟史，與譚丕謨、張?zhí)煲淼赛h員教授一起，開辟了新的教學陣地。

1939年以后，眾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開始離開湖南，向重慶、桂林、香港等地疏散。尤其是在重慶，新來舊到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形成一個龐大陣營，匯集了郭沫若、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杜國庠、華崗、鄧初民、吳澤、趙紀彬、胡繩、楊榮國等眾多史學家。在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這個史學家群體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中蘇文化協(xié)會、新史學會等組織機構為陣地，開展學術活動。他們在這些組織機構中擔當了重要角色：第三廳由郭沫若負責;文工會以郭沫若為主任，杜國庠、翦伯贊是專任委員，鄧初民、侯外廬、呂振羽等則是兼任委員;在中蘇文協(xié)，郭沫若為研究委員會主任，侯外廬、翦伯贊為雜志委員會副主任兼會刊《中蘇文化》的主編、副主編;新史學會成立于1942年，侯外廬、杜國庠是重要組織者⑤.

利用這些公開身份，在渝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廣泛活動，先是創(chuàng)辦了《中蘇文化》《中原》等刊物，舉辦了訓練班和夜校。其次是組織學術討論會。據(jù)侯外廬回憶，這一時期，南方局為幫助學術工作者提高理論、政策水平，特地組織讀書會開展學習和交流。他所在的小組，每兩周舉行會議一次，參加者有許滌新、胡繩、杜國庠、翦伯贊、王寅生等⑥ .再次是開展學術講座、演講會等。

如文工會舉辦的講座在重慶很有號召力，請來的均系社會名流，像郭沫若的“古代社會研究”、鄧初民的“清國政治史”、翦伯贊的“新史學講座”、盧于道的“人類進化問題”等都頗受歡迎，開講時常常座無虛席⑦.1942年1月，翦伯贊被請到文工會作講演，講題為“歷史哲學”(實際講的是“唯物史觀”)“中國人種之起源”“論中國的母系氏族社會”,連講三天，影響頗大，來聽講的姚篷子翹起大拇指稱贊說：“真是聞所未聞。”

⑧中蘇文協(xié)的講座也頗受歡迎，凡講學，翦伯贊等學者必在邀請之列。此外，史學家們也進入學校任教。如翦伯贊就曾于1941年冬和1944年秋先后兩次到陶行知創(chuàng)辦的育才學校講授中國通史，而呂振羽1939年剛到重慶就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鄧初民則一直在朝陽學院授課。一些有名望的史學家還受邀給國民黨軍政要人授過課，翦伯贊1940年前后給馮玉祥講過中國歷史，李達1939年1~8月間應馮玉祥之邀來渝為馮玉祥主持研究室，講授辯證邏輯，并代邀鄧初民、黃松齡講授政治學和經(jīng)濟學。正如侯外廬所說：“由于在抗戰(zhàn)最艱難階段的重慶，團結在我黨周圍的知識分子、各界人士，乃至一批國民黨愛國人士中學習氣氛很濃，馬克思主義學者個個都有用武之地。”⑨抗戰(zhàn)時期昆明雖然集中了眾多史學家，但馬克思主義史學陣地遲遲未能建立。

1943年10月，華崗被南方局派到云南，化名林少侯進入云南大學任社會學教授，講授中國社會思想史、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等課程。是年12月，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領導下，華崗與前已到此的周新民、張子齋牽頭，廣泛聯(lián)系文化教育界人士秘密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會”,前后聚集了楚圖南、尚鉞、吳晗、聞一多、費孝通、聞家駟、馮素陶等諸多文史工作者。為了掩護研究會的活動，次年春又在研究會會址---唐繼堯舊公館唐家花園掛牌成立西南文獻研究室，由吳晗負責，吸收聯(lián)大學生丁名楠等人做文獻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印刷進步刊物①.史學家們以西南文化研究會為中心也開展了相關工作。一是舉行學術聚會。學者們兩周一次輪流作政治和學術報告，持續(xù)近兩年。學術討論一般由教授們根據(jù)自己的專長設定核心議題，先作單人報告，大家再根據(jù)報告內容進行交流。專題發(fā)言與自由討論相結合，力求明辨是非。據(jù)尚鉞回憶，座談會起初漫談世界政治形勢，搞政治的人發(fā)言較多。后來分題做學術報告，羅隆基講歐洲民主(美國)，一個月后華崗又講蘇聯(lián)的民主，彼此間似乎針鋒相對②.二是注重利用講堂和講演等機會傳播馬克思主義。參會者作為學院知識分子，多在云南大學和西南聯(lián)大授課，在課堂上，不但華、楚等人注重講授唯物史觀，吳晗、聞一多等人的教學內容也逐漸發(fā)生了轉變。

1945年前后吳晗講明史課，開始痛斥明王朝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壓迫和剝削，揭露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傾軋，最后總要講到農(nóng)民起義對明王朝風卷殘云般的沖擊;給學生開列的中國通史參考書目也有了郭沫若、翦伯贊等進步史學家的著作;就是集會演講，“人民”也成了他口中慣用的詞匯，如在1945年“五四”紀念會上他說：“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解決人民本身的問題，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奠定人民的世紀。”

二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史家的組織和領導

1.中共領導史學家們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集聚地的形成與中共領導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是分不開的。國共合作實現(xiàn)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成為中共在國統(tǒng)區(qū)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重要形式，從其建立過程看，或者是中共秘密黨員利用公開身份聯(lián)絡國民黨中、上層人物并征得其支持而成立，譬如文抗會和中蘇文協(xié)湖南分會就是作為秘密黨員的翦伯贊征得司法院副院長覃振、立法委員張西曼以及湖南省議長趙恒惕、省政府主席張治中的支持而成立;或者是對國民黨原有的組織機構進行改造而使其能夠貫徹中共意志，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不用說，中蘇文協(xié)則是在孫科的倡導下成立的，在王昆侖、侯外廬、翦伯贊加入后成為中共活動的重要陣地;或者是在中共的倡議下由民盟、救國會等民主黨派或團體出面組織成立，如西南文化研究會就是華崗倡議，由民盟云南支部的周新民、楚圖南、吳晗、聞一多等組織成立的。

盡管這些組織成立的過程不盡相同，但在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來為學術活動開辟政治空間這點上卻是一樣的。湖南文抗的創(chuàng)立利用了賴蓮為首的省黨部CC派(組織派)與何鍵為首的地方派及復興社派的矛盾，通過聯(lián)合地方派，爭取復興社，孤立CC派尋得政治空間④.中蘇文協(xié)湖南分會則是趁張治中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地方派失勢、組織派不敢過于囂張之機成立⑤ .第三廳和文工會則是利用蔣介石拉攏文化人的心理成立的。西南文化研究會是利用云南王龍云與蔣介石勢力的矛盾，派華崗對龍云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而建立的。

爭得政治空間只是開始，接下來是如何動員廣大群眾參加統(tǒng)戰(zhàn)組織。傳統(tǒng)社會的熟人關系往往成為人們借助的對象，這樣，學術文化工作者的學緣、血緣、地緣、業(yè)緣等多種關系網(wǎng)都被調動起來。

中共在抗戰(zhàn)初期之所以在湖南集中了眾多本地學術文化工作者，是因為本地學者熟悉環(huán)境，人緣深廣，便于開展工作，文抗在眾多市、縣的分會，以及塘田戰(zhàn)時講學院等抗戰(zhàn)訓練班的建立便是明證。同樣，重慶第三廳和中蘇文協(xié)能加入眾多的左翼史學工作者，與郭沫若、王昆侖等忠誠于中共的學者的努力有關。而呂振羽能進復旦大學，華崗、尚鉞能進云南大學，孫寒冰、楚圖南等的引介起了重要作用。

從統(tǒng)戰(zhàn)對象看，這些組織機構聯(lián)合了非黨派和民主黨派史學家，如塘田戰(zhàn)時講學院對吳劍豐、吳季甄，新史學會對顧頡剛、張志讓、周谷城，西南文化研究會對吳晗、聞一多等的聯(lián)合都是如此。而從統(tǒng)戰(zhàn)動力看，中共秘密黨員在統(tǒng)戰(zhàn)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面對高壓政治環(huán)境，中共適時提出黨員職業(yè)化、社會化、合法化的“三化”要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國統(tǒng)區(qū)的集聚也就成了組織授命的地下活動集群，他們曾在相關組織內部根據(jù)需要成立黨組，如《中蘇》半月刊的黨支部由呂振羽、譚丕模、蕭敏頌等編委組成①;塘田戰(zhàn)時講學院內則成立了以楊卓然為書記的黨支部，以及以呂振羽為組長的黨的三人小組，處理學院的一切重要問題，兩者都直屬省委領導②;第三廳成立了由周恩來直接領導，郭沫若、陽翰笙、杜國庠、馮乃超、田漢、董維鍵等組成的黨的秘密小組，廳內基層中共黨員里建立了馮乃超為書記的秘密特別支部③.中蘇文協(xié)與西南文化研究會的秘密黨員則受當?shù)攸h組的直接指導。

2.中共領導史學家們與國民黨頑固派作斗爭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的活動一旦展開并趨活躍，中共與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便開始激化。

湖南文抗會自成立初起，CC派的勢力就一直在滲透，左右兩派斗爭的結果是文抗會逐漸被CC系控制④ .塘田戰(zhàn)時講學院也是，國民黨派人扮作學生散布學院為南方抗大即將查封的言論，拉攏學生到校外游蕩、偷竊，損毀學校形象，學院黨組為此發(fā)動了反謠言斗爭⑤ .重慶的第三廳作為政府機構經(jīng)常受到巨大壓力，國民黨先后三次逼第三廳全體員工加入國民黨，前兩次企圖沒有得逞，最后一次則免去了郭沫若的廳長職務，由蔣介石親下手諭強迫入黨，結果釀成第三廳全員辭職風潮⑥.《中蘇文化》也經(jīng)歷了與文協(xié)秘書主任洪舫的斗爭⑦.西南文化研究會也常會為避免特務盯梢而轉移開會地點⑧.中共所領導的斗爭并非都十分順利，國民黨掀起的_高潮往往會惡化學者們的工作環(huán)境。

1939年3月，即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兩個月，國民黨湖南省政府秘書長潘公展到阮陵視察，嚴厲管制中蘇文協(xié)分會和《中蘇》半月刊，翦伯贊、譚丕模等被迫先后轉移至溆浦民國大學⑨ .4月，塘田戰(zhàn)時講學院在新任省政府主席薛岳的壓力下被迫關閉，呂振羽等幾度奔波也無濟于事。而從這年秋到1940年年初，作為第一次_高潮的應對，原先集聚在湖南的眾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先后被疏散至桂林、重慶等城市。

1940年8月第三廳的解散則發(fā)生在第二次_高潮前夕，這次_高潮的到來也迫使南方局疏散了大批聚集在重慶的史學工作者，呂振羽就是在這時去到蘇北。

1945年2~4月間，國共圍繞民主、和平問題的斗爭日趨激烈，重慶文工會因為組織發(fā)表“民主宣言”而被解散⑩ .云南的西南文化研究會因為龍云的下臺，蔣介石勢力滲透加劇，不得不在抗戰(zhàn)結束后不久即停止活動。

多數(shù)情況下，斗爭的形勢都維持在斗而不破的狀態(tài)，真正影響這些史學陣地存亡的在于國土淪陷或相關倚靠勢力的下臺而造成的政治空間壓縮。如果說長沙這個史學陣地的失去是因為日軍的侵占，那么邵陽、阮陵、溆浦、重慶、昆明等陣地的失去則是國民黨_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的_活動雖然使得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社會活動不再像之前那樣活躍，但這也迫使他們轉向學校和書齋，反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楊榮國1939年離開湖南后，來到桂林開始古代唯物論研究。尚鉞在1939年重慶文化人大疏散中來到昆明，集中精力進行古代文獻和文字學研究。郭、翦、侯、呂、鄧、杜等學者此前在黨的領導下專注于社會活動及撰寫時評，占去了大量精力，1941年以后專攻學術，寫就了眾多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

3.中共對史學家們進行學術上的指導中共對史學家們的學術指導更多是原則性的。在激烈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中，一些黨員在策略運用上不夠成熟，有時顯得過于激進，容易將本應團結的對象看作敵人，把本無敵意的學術爭論看作存在某種政治意圖。這時候，周恩來等人善于在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上把握平衡，引導史學家們團結盡可能多的朋友與主要對手作斗爭。如周恩來強調學術批判要分主次，主要矛頭應對準國民黨反動派①.“事實上，周恩來同志的意見只要一經(jīng)提出，總會被大家接受、采納，奉為原則。”“周恩來同志通過參加讀書會，把握我們每一個人的研究方向和思想脈搏，從而能夠及時地給我們作一些原則的指導。”②不僅僅是原則指導，學者的治學方向有時也會受到周恩來等人的影響。如侯外廬在寫成《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后，準備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史和中古各朝思想史，結果根據(jù)周恩來的建議，轉而先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③ .另外，在具體的學術問題上，周恩來等人也會秉著平等的態(tài)度參與探討。比如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徐特立就曾給予審閱指導。而郭沫若在寫作《棠棣之花》時，周恩來曾就某些字句提出修改意見;對于郭沫若《屈原研究》一文，他也提出了關于“德政”和“刑政”的不同看法，并指出：“拿屈原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而兼藝術家，我同意，說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

④學術指導方針曾發(fā)生過轉變。抗戰(zhàn)初期，中共在國統(tǒng)區(qū)的統(tǒng)戰(zhàn)政策強調聯(lián)合，其結果是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的快速、有效、廣泛的成立(如湖南各地的文抗分會)，以及在文化運動中強調抗戰(zhàn)文化。

但1939年國民黨開始_摩擦后，中共提出“堅持進步”的口號，文化工作轉而強調發(fā)展抗戰(zhàn)文化與提倡進步思想并重，對國民黨的投降、倒退言論進行斗爭，堅持文化運動中的“民主化”.1940年周恩來談及文化工作委員會中的合法斗爭策略時指出：國民黨規(guī)定文工會只能做研究工作，企圖束縛我們的手腳，但我們利用這一合法地位進行工作的同時，也可以跳出圈子以個人身份到社會上去活動。我們處在無權無勢時還能在地下干，現(xiàn)在有一個地盤給我們站住腳，難道還怕干不成事嗎⑤?學術研究與進步宣傳間的關系因國民黨的壓力而變得更加緊張，周則試圖在其中找到平衡。事實上，每次_高潮都在提升著組織活動的進步性，如湖南的文抗和文協(xié)分會以宣傳抗戰(zhàn)文化為文化工作的首要內容，第三廳在進步文化的宣傳上則給予了更多的重視，文化工作委員會對進步文化的宣傳已被史學家們視為理所當然，西南文獻研究會則已完全是進步教授們的天堂了。

學術指導方針的轉變影響了史學家的學術和政治認知。西南文化研究會持續(xù)兩年，活動內容從學術研究逐漸向政治討論轉向，后期著重分析國內外形勢，研習毛澤東著作，實際上成為當時昆明學術界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一個核心陣地⑥.華崗在會上介紹共產(chǎn)黨的政策和成就，教授們則討論有關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問題。這逐漸促進了吳晗等人的思想轉變，吳晗曾回憶：“在這些會上，我們初步知道中國社會兩頭小中間大……等等道理。以后我們又得到《論聯(lián)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論敵后戰(zhàn)場》等黨的文獻和《新華日報》《群眾》等刊物，如饑似渴地搶著閱讀，對政治的認識便日漸提高了。”

⑦聞一多也是如此，他曾極用功地讀過《聯(lián)共(布)黨史》和《列寧生平事業(yè)簡史》，并于1944年向吳晗表示：自己是個馬列主義者，將來一定要請求加入共產(chǎn)黨⑧.聞立雕回憶父親聞一多，也慨嘆：“著名的‘聞一多先生的書桌’上主要已不是《詩經(jīng)》《楚辭》《莊子》之類的古書，而是一些陌生的政治性的書報雜志，寫的文章也不是《天問·釋天》《〈詩·新臺〉”鴻“字說》之類的學術文章，而是政論、雜文、宣言、通電等。”⑨4.中共給予史學家們生活上的扶持除了思想引導，中共還對經(jīng)濟上面臨困難的學者給予一定的扶持。抗戰(zhàn)時代，“凡是沒有國民黨當局作后臺的學者和文化人，生活一概窘迫難堪”⑨.這句話雖然有點絕對，但確實道出了許多學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所面臨的窘境。對此，中共也會適時給予照顧，比如像郭沫若這樣的大學者，因為孩子眾多，負擔很重，黨組織為其紓困，特地成立了群益出版社出版其著作。又如董必武一聽說侯外廬研究章太炎思想?yún)s買不起也借不到章太炎遺書的情況，馬上讓徐冰送錢給侯作買書之用② .呂振羽在復旦大學每周教幾個鐘點課，薪金微薄，有時一日三餐只能吃紅薯，這種情況下組織經(jīng)常會給予資助(盡管呂振羽曾多次拒絕)③.除了生活資助外，組織還會資助遠行的路費。如1941年重慶文化人大疏散，路費有困難的，由組織籌劃給予幫助，呂振羽去蘇北的費用就是組織解決的④ .

無疑，郭、呂等人盡管生活艱難，但終究還有組織的關懷，那些名望不如他們或缺乏組織依靠的史學家生活則更顯艱難。然而由于中共內部領導人員的處事作風不同，對史學家經(jīng)濟狀況的關心也存在差別。對于一些領導人而言，革命就應當是犧牲和奉獻，不應講條件。李達在抗戰(zhàn)時期的1937年、1939年兩度失業(yè)，1941年以后甚至一直失業(yè)家居。

1939年夏秋之際，當周恩來通過呂振羽詢問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時，李達表示：“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飯吃，我都愿意去。”但當時負責處理此事的一位南方局領導卻回道：“去延安干革命，還講什么條件!”⑤這與周恩來的處理態(tài)度形成鮮明對比，周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氣，表示：“干革命難道就不吃飯嗎?李達同志這個話的意思就是無條件地愿意去延安嘛!”⑥ 李達的延安之行終究未能如愿。這年初冬，周恩來托曹瑛去看望李達并給予經(jīng)濟上的關懷，還多次邀請他給辦事處工作人員講唯物辯證法⑦.華崗在這段時間里也面臨相似的處境，他在任《新華日報》總編輯期間因看不慣王明做派而與其發(fā)生沖突，結果在1939年8月被以“違抗領導”罪名撤銷職務，不得不避居重慶鄉(xiāng)下租房專門寫書，靠稿費生活⑧.其間還身患重病，這種狀態(tài)持續(xù)到1941年被周恩來重新起用之時，生活之艱難竭蹶可想而知。這種情況下，來自組織的照顧往往能溫暖人心。

吳晗在這時也因為收入下降、家庭負擔沉重而面臨著賣書、辭退家政的窘境，尤其是其夫人袁震重病在身，藥費不菲，無力負擔。

1943年倉促草成《從僧缽到皇權》也是為了解決經(jīng)濟困難。國仇家恨使得他牢騷滿腹。恰在此時，來自中共的經(jīng)濟的、精神的關懷令他感動，中共黨員周新民、李文宜夫婦見吳晗承擔的醫(yī)療費太重，就請李公樸找了位當大夫的朋友給袁震免費看病，減輕了吳晗的經(jīng)濟負擔⑨.這種無聲的關懷無疑是推動吳晗思想進步的重要助力。

當然，組織的生活扶持并不僅僅就是經(jīng)濟關懷，更多的還在于同志之間的相互照應，日常生活中的噓寒問暖、急難相助往往比經(jīng)濟支持更能打動人心?？梢哉f，來自中共的生活扶持和思想引導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開展學術和社會活動的有力后盾。

三 國統(tǒng)區(qū)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學術活動

1.學術陣營的劃分和學術創(chuàng)作的開展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一旦在國統(tǒng)區(qū)集聚和發(fā)聲，與其他流派的觀點激烈沖突便在所難免，對將學術看作戰(zhàn)斗武器的史學工作者而言，怎樣理解形勢、區(qū)分敵我以確定斗爭的基調便顯得尤其重要，所以，學術陣營的劃分和學術動態(tài)的分析也就成為學者討論時繞不開的話題。在南方局組織的讀書會中，學者們多傾向把馮友蘭、賀麟等“唯心主義哲學家”視作對立面，一碰頭就研究他們的新文章，分析其政治動向;雷海宗主編的《戰(zhàn)國策》說了些對中共“態(tài)度不友好”的話，孫曉邨主持的《中國農(nóng)村》有文章說了不利于統(tǒng)戰(zhàn)的話，也都先后受到章漢夫、許滌新等的批判。而理論工作者把這些事視為理所當然⑩ .又如在溆浦民國大學，翦伯贊、譚丕模、張?zhí)煲淼冗M步教授很快形成一個陣營，與當時被視作托派分子的王宜昌、劉敏形成的另一陣營尖銳對立，但因為進步教授講課受學生歡迎，王宜昌、劉敏便利用職務之便故意處罰學生，結果激起民憤，王宜昌被迫離校，劉敏也裝病避事.在昆明，西南文化研究會成立初期也曾圍繞入會資格展開爭論，焦點集中在聞一多身上。當時黨內一些人對聞一多這樣的知識分子存在偏見，認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邊，信奉過國家主義，到云南又鉆進小樓醉心經(jīng)史楚辭研究，難以共事①.爭論最后在周恩來的介入下才得以解決，這也凸顯了爭論的激烈。

無論學術陣線如何分明，史學陣地的爭奪終究要靠史學作品來較量高下，這樣，學術創(chuàng)作也就顯得尤其重要了。事實上，這個時期集聚在國統(tǒng)區(qū)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們寫就了大量史學作品。呂振羽在塘田戰(zhàn)時講學院編印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教程》在校內發(fā)行，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經(jīng)修改后在1938年出版。在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從1941年開始加深研究、全力著述，使得眾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名作在短時間內涌現(xiàn)，有代表性的如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上冊，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侯外廬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翦伯贊的《中國史綱》等，單篇論文更是難以計數(shù)。在昆明，史學家們的著述也不少，如尚鉞的《釋臿---從中國古代農(nóng)具發(fā)展探討古代社會》，華崗的《太平天國反清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研究》《漢代的偉大思想家---王充》，吳晗的《由僧缽到皇權》《明太祖》，聞一多的《五四運動的歷史法則》等。西南文化研究會的學術報告也常被整理發(fā)表，如吳晗的《說士》《論貪污》《貪污史的一章》，聞一多的《什么是儒家---中國士大夫研究之一》《獸，人，鬼》等。這些文章都有著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和進步氣息，討論會上的一些發(fā)言尤其如此，譬如聞一多有關“說儒”的報告就比公開發(fā)表的文章尖銳得多②.

史學家們除進行嚴肅的史學研究外，還開展時政研究和歷史劇創(chuàng)作。寫時評是分析國內外形勢、宣傳黨的政策的需要，寫歷史劇是現(xiàn)實題材的文藝作品在國統(tǒng)區(qū)受壓制的結果，也是南方局利用戲劇反擊蔣介石個人專政計劃的一部分。呂振羽在湖南時就中斷了歷史學研究，集中精力撰寫政論時評，在《力報》等刊物上發(fā)文三十多篇③.翦伯贊在1937年至1939年公開發(fā)表的著作中，絕大多數(shù)是政論時評，直到1940年4月以后，其史學文章的數(shù)量才超過時評文章④.歷史劇方面，以郭沫若和陽翰笙為典型，前者在其五十歲前后，一口氣完成了《屈原》《虎符》《高漸離》《棠棣之花》《孔雀膽》《南冠草》六部歷史劇，后者從1940年開始寫出了《李秀成之死》《天國春秋》《草莽英雄》《槿花之歌》等劇作。

2.學術觀點的互動與歧異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因為信仰相同，分析工具相近，討論時往往能形成互動，找到知音。侯外廬與杜國庠的交誼就是如此。杜在重慶時代被侯稱為“最堪稱知己的朋友”,因為兩人個性相合，嚴謹而謙恭，更重要的是學術觀點還完全一致，對先秦到近代一系列問題的見解十分相近。如兩人都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從勞役地租向實物地租轉化的過渡期是唐中期，柳宗元是有唐唯物主義思想家的最典型代表⑤.這種學術觀點的互動帶來了求同心理，在造成學術共鳴、形成學術流派的同時，也推動了史學研究的不斷深入。重慶時代，當侯外廬提出中國封建社會進步思想家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論點時，有反對者，也有像杜國庠、楊榮國、趙紀彬、陳家康那樣的支持者，但這不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群體分裂的表現(xiàn)，而恰恰是學術研究不斷進步的證明，說明同一陣營的不同觀點在相互切磋中走向深入。另外，史學家們在新作完成后的相互參閱，相互撰寫書評、劇評等，都是學術互動的有效方式。如翦伯贊的《中國史綱》、郭沫若的《屈原》等作品，就曾在聚會時朗誦并提請大家提出修改意見⑥.

當然，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內部也會存在分歧，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便是典型例證。然而關鍵的問題是，怎樣在討論中把與整個馬克思主義史學陣營不相符的雜音辨別出來。趙紀彬與呂振羽的爭論就存在這樣的問題，兩人雖存在“兩周奴隸論”和“西周封建論”的不同學術觀點，但呂振羽也不敢強加于人。而對于趙紀彬在《中國哲學史綱要》中采納日本史家秋澤修二觀點的做法卻始終不能認同。這種觀點因為鼓吹中國社會的“亞細亞停滯性”來為日本入侵作辯護，在當時被看作是“政治問題”“是非問題”,屬于侵略理論。呂振羽為提醒趙勿受蒙蔽，多次找趙懇談，趙紀彬接受了呂振羽的意見，承認過去對于秋澤修二的用心未能看穿①.相似的，一些問題即便確定是學術問題，也會因其爭論所帶來政治影響而被看成“不和諧”因素。

1942年侯外廬和郭沫若關于屈原問題的爭論本屬學術問題，但因為發(fā)表的場所是《新華日報》，發(fā)表的時機是南方局為打破皖南事變后沉悶局面而舉行的郭沫若五十誕辰慶祝活動結束之時，也就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政治影響，以至于《新華日報》國際版負責人喬冠華對侯表示：“不要辯下去啦，國民黨在拍手呢。”這樣，侯外廬的第二篇文章只發(fā)表了一部分便草草收場，郭沫若還曾為此發(fā)過火，而侯外廬也承認自己的做法“很不合時宜”②.這場辯論雖然激烈，但終究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陣營內部的學術問題，沒有突破政治是非的界限。

3.歷史資料的共享、學術人才的培養(yǎng)抗戰(zhàn)時期，眾多史學家顛沛流離，珍藏的書籍資料往往丟失，在這種情況下，史籍的共享對于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來說尤為重要。中蘇文協(xié)湖南分會就曾設圖書閱覽室方便理論研究和學習。史學家搜集史料時還會得到革命者的幫助，如侯外廬研究所需的大量史籍，就是通過在重慶北碚中山圖書館工作的中共黨員葉文雄設法弄到的。葉甚至背上二三十公里送至侯家，無論嚴冬、酷暑總是有求必應，及時送到③ .正是這種革命大家庭的情誼為處在艱苦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們的史學研究提供了保障。史學工作者之間也存在史料的共享。

1942年7月，郭沫若正在寫一個描述南宋名將余玠、張鈺釣魚城抗擊蒙古軍的劇本，需要《宋史·忠義傳》及《元史·憲宗本紀》，于是給翦伯贊寫信求助，翦收信后，很快便將《宋史》托人送去④.同樣，對于翦伯贊向自己來信求助《歷代疆域圖》，郭沫若雖然沒有，但也推薦翦向陶行知借閱⑤ .而當侯外廬因研究古代社會史缺乏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材料而向郭沫若求援時，郭明知兩人觀點有歧異，仍毫不猶豫地把自己著作中對侯外廬最有助益的《卜辭通纂》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借予侯，侯對這種襟懷和氣度很是感佩，稱自己能在半年內完成《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很大程度上有賴郭老的這一支援⑥ .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聚集也為培養(yǎng)新一輩學人提供了條件。杜國庠、郭沫若對尚鉞的提攜就是一例。

1938年年底，南方局準備挑選一批有一定馬列主義基礎、搞過實際工作的人從事理論研究，杜國庠找到尚鉞，希望他專攻歷史，尚鉞對此缺乏信心，杜則以自己的經(jīng)歷鼓勵之，從而點燃了尚鉞“心中的礦燈”.而當尚鉞立志研究古文字學，虛心向郭沫若求教、借書時，得到郭的大力支持。尚鉞疏散去云南，郭沫若又將他引介給文字學家唐蘭，從而將尚鉞引入歷史研究的殿堂⑦.呂振羽對吳澤的指導又是一例。吳澤是呂振羽在中國大學的學生，兩人重慶相聚，經(jīng)常切磋學術。呂振羽準備寫中國通史，提示吳澤：你寫一部中國社會簡史，按社會形態(tài)寫，我寫一部簡明中國通史，依朝代寫，同時出版。這樣，呂著《簡明中國通史》上冊和吳著《中國歷史簡編》雙雙出爐⑧.呂離開重慶時，還舉薦吳澤代任復旦大學教職。再如，翦伯贊對田余慶走上史學道路也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其時還是醫(yī)學院學生的田余慶流亡到重慶，聽到翦伯贊的學術講演，精神上產(chǎn)生巨大震動，他回憶道：“就是在重慶的那一年，我放棄學醫(yī)，轉學歷史。伯贊同志和其他先輩的講演對我的啟迪，是促成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在歷史學方面最早受到的熏陶，主要來自伯贊同志和當時在重慶的其他先輩”⑨.

4.學術成果的發(fā)表與出版在當時的國統(tǒng)區(qū)，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活動遍布政界、教育、報刊、出版等諸多領域，屬于中共活動網(wǎng)絡的一部分，這張網(wǎng)有著從寫作到出版的整個行業(yè)鏈條，使馬克思主義史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傳播都能得到保障。就刊物來說，黎澍、譚丕模主持的《觀察日報》，侯外廬、翦伯贊主持的《中蘇文化》，沈志遠主編的《理論與現(xiàn)實》，郭沫若創(chuàng)辦的《中原》等，都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傳播陣地。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集聚增強了這些刊物的學術性，也為刊物的創(chuàng)辦帶來了眾多人才和讀者群。同時，他們研究成果的發(fā)表又因為這種集聚而獲得了更多便利。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學術論文的發(fā)表主要有三條渠道，一是通過自辦的刊物發(fā)表，二是通過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民主黨派創(chuàng)辦的刊物發(fā)表，三是通過主流學界中的純學術性刊物發(fā)表。史學家之間常常會相互約稿，翦伯贊給歐陽敏訥寫信，吐露自己“滿身的文債”---《時事類編》《持久戰(zhàn)》《中蘇》《國民公論》《中國農(nóng)村》《文化動員》都在催稿①.該信寫于1939年，翦伯贊在這年里發(fā)表的作品20篇，僅《中蘇》半月刊就有15篇，《文化動員》3篇，《力報》(歐陽敏訥負責)1篇，《中蘇文化》1篇。而當翦伯贊到重慶后，主要史學論文多發(fā)表在《中蘇文化》《新華日報》《群眾》《中原》等刊物上②.這些刊物除了《時事類編》，基本都是中共黨員實際掌握編輯方向或得到組織支持的報刊，這明顯體現(xiàn)出翦伯贊的投稿傾向。當然，翦所投稿的刊物，非中共背景的也是有的，如《時事類編》就是國民黨立法院主持的，《中華論壇》更像是民主黨派的刊物，《中山文化季刊》則更具學術性，盡管都有共產(chǎn)黨員在其中活動。這種報紙、雜志的繁榮景象為翦伯贊這樣有聲望的史學工作者提供了成果發(fā)表的眾多平臺，難怪翦伯贊連呼文債眾多，難以還清了。

至于學術論著，一部分是以叢書的形式出版，文抗會當時就準備出一套“抗戰(zhàn)小叢書”,抗戰(zhàn)理論方面和民眾革命史方面由呂振羽撰稿，哲學方面由徐特立撰稿，戰(zhàn)時經(jīng)濟方面由薛暮橋撰稿，最近政治思潮方面由譚丕模撰稿③.一部分則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如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和翦伯贊的《中國史綱》(第1卷)在1943年由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出版機構如生活、讀書、新知、群益等，很多都是中共影響下的進步書店或出版社，商務印書館、文風書局、五十年代出版社等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作品出版的重要渠道。

四 結語

抗戰(zhàn)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國統(tǒng)區(qū)的集聚是由主客觀因素共同促成的?？陀^上，隨著國土淪陷，原先散布在大江南北的知識分子逐漸向西南少數(shù)城市集中;主觀上，中共對進步學者們的組織使得他們的集聚變得有序，從而形成了長沙、重慶、昆明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集聚地。而在其他抗戰(zhàn)文化中心，如香港和桂林，史學家的集聚和組織活動不明顯，前者集聚時間過于短暫，后者則更多的是抗戰(zhàn)文藝團體的集聚?？箲?zhàn)結束后，史學家們從集聚地分散到全國各地，在創(chuàng)立了眾多馬克思主義史學陣地的同時，也帶去了革命火種，吳晗回到北平后，就曾協(xié)助大批青年才俊奔向解放區(qū)。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成就的取得離不開中共的組織和領導。各地中共黨組織對學者們的學術活動進行了政治和理論的指導，而對他們的學術旨趣、個性、見解給予尊重，并盡可能地為他們的學術和生活創(chuàng)造條件?；蛟S國統(tǒng)區(qū)的史學家群體沒有延安史學家們所擁有的安定、自足的生活條件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相對自由的學術環(huán)境，但他們也不用為各種_運動所累，與不同陣營的學術交鋒刺激了他們的學術創(chuàng)作，與同一陣營的學術互動深化了他們的史學研究。他們還通過學術資料的共享掌握了豐富的史料，通過學術人才的培養(yǎng)壯大了研究的隊伍，通過眾多的出版渠道擴大了其作品的社會影響。而延安史家們恰恰在學術交流機會、史籍豐富程度、研究梯隊數(shù)量、作品出版渠道等方面略遜一籌。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有著革命者和學問家的雙重身份。作為革命者，他們理當為自己的革命目標和政治追求而奮斗，為此，服從組織安排，開展統(tǒng)戰(zhàn)和宣傳工作是他們的一部分使命，乃至學術研究本身都是他們革命活動的組成部分。作為學問家，他們有著不同的學術旨趣和學術個性，為此，他們也會為了真理而執(zhí)著勇進，哪怕有時會被同行所誤解。

對于他們來說，學術研究的黨性和科學性是統(tǒng)一的，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就不能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社會活動和學術活動給予適當?shù)脑u價，就容易得出以今人的標準裁量過去的非歷史主義偏見。中共黨組織與學者們的良性互動使得馬克主義史學家的集聚產(chǎn)生了學術上的規(guī)模效應，而這種規(guī)模效應反過來又大大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抗戰(zhàn)時期的發(fā)展，如侯外廬所言：“在重慶那種白色恐怖和貧困之中，我能不斷貢獻出研究成果，若沒有集體的幫助和鼓勵，是決難實現(xià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