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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與張學良的深厚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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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與張學良的深厚友誼

  關于顧維鈞與張學良的深厚友誼,希望你們喜歡。

  張學良(人稱“張少帥”)是東北軍首領,曾發(fā)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是著名的愛國將領。顧維鈞是中國外交界的元老,曾在“巴黎和會”上拒絕簽約,被稱為“民國第一外交家”.后來,兩人因緣相識,并產生了深厚的友誼。

  與張大帥的“君子之交”

  1927年年初,顧維鈞擔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并代理國務總理。不久,奉系軍閥張作霖從東北進入華北,并打敗了其他各路軍閥,控制了北京政府,6月16日,張作霖自封大元帥,設立軍政府,并自任中華民國安國陸海軍大元帥,代表中華民國行使政權。在其幕僚的籌謀下,準備廢除憲法,改弦更張,自由行事。

  張作霖是張學良的父親,人稱“張大帥”.他控制北京政府后,仍準備繼續(xù)留用顧維鈞,但遭到顧維鈞的拒絕。顧拒絕的理由是,張作霖的新政府是違憲的。此后他就回到北京西山的鄉(xiāng)間住宅休養(yǎng)。

  由于顧維鈞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拒絕簽字,大挫日本人銳氣,給張作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張作霖仍設法拉攏他進入新政府。就在張作霖就職典禮的第二天,張作霖就派黑龍江督軍吳俊升去西山拜訪,轉達口信,希望能與顧維鈞一談,并邀請他搬回北京。顧維鈞無奈之下,只好去見張作霖,張作霖見到顧維鈞時表示,可以按照顧維鈞的意愿安排任何職務,但顧仍然拒絕。

  幾天之后,新任總理潘復又奉大帥之命,敦請顧維鈞接受審計院院長之職,這是一個不牽涉重要政治問題的閑職,但顧維鈞仍不接受。不過,這次顧維鈞推薦了自己的好友羅文干擔任了這個職務,以報答張作霖對自己青睞。此后,顧維鈞雖不當官,但仍和張作霖保持朋友之間的往來,兩人有時會閑談聊天,張作霖招待外國使節(jié)時,也會請顧維鈞出席。

  張作霖對顧維鈞十分看重。有一次宴會散后,兩人一起送客,客人走后,張作霖的副官將張的車開到門口,大帥怒問副官:“顧總理的車呢?”馬上命人將顧維鈞的車開過來停在他的車前,并親自打開車門,送顧維鈞上車,然后自己再上車。

  就在顧維鈞與張作霖的交往中,張學良與顧維鈞也逐漸熟悉起來,后來兩人產生了非常深厚的友誼。1928年夏,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逼近平津。張作霖見大勢已去,只好率領部隊退出北京。6月,他在回東北的路上,在沈陽皇姑屯附近被日本人炸死。同時,北伐軍占領北京。

  國民黨的部隊占領北京后,顧維鈞就遭到南京國民政府的通緝,他在北京的府第全被沒收,改為孫中山紀念館。無奈之下,他將妻子黃蕙蘭和孩子們安置到天津,自己在年底遠走巴黎,再往加拿大避難。

  充當張學良的私人顧問

  一年多以后,顧維鈞剛從法國前往加拿大,就接到了張學良催請回國的電報。原來,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張學良出任奉天督辦,執(zhí)掌了東北軍的大權。接著,他宣布東北“易幟”,歸順南京政府。之后,他就給在國外的顧維鈞發(fā)電,催顧回國為自己出謀劃策。

  顧維鈞接到電報后,立即啟程回國。很快,他就回到沈陽。他見到張學良后,就如實地說明了自己對蘇俄的印象及對國外形勢的估計,張學良聽得非常投入,他深感顧維鈞的經驗豐富、見識遠大,于是希望能和顧維鈞多多見面,并請求顧維鈞擔任自己的高級顧問。

  顧維鈞感到為難了。他這次回國,多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想為張學良分擔一下壓力,他并不想擔任職務,再次卷入政治斗爭之中。他委婉地拒絕了張學良的提議,并對張學良說:“不必給我官銜,如果有事和我商談,我隨傳隨到。”

  張學良了解顧維鈞的想法,并沒有逼迫他,并且為他這份“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情誼而感動。

  從此之后,顧維鈞和張學良的關系更加親密。他時常接受張學良的邀請,與其討論國事。

  有時,他們還聚在一起打高爾夫球。張學良的外交經驗并不豐富,在待蘇俄的問題上,他的態(tài)度日益強硬,顧維鈞屢次勸他不要在中蘇邊境采取軍事冒險行動??赡贻p氣盛又充滿信心的張學良告訴他,自己對蘇俄自有對策。

  1929年7月的一天,兩人正在打球時,顧維鈞突然看到滿載著東北軍的火車一輛接一輛地向北方開去,他驚訝地問張學良為何調兵,張學良告訴他,蘇俄正在向滿洲邊境和滿洲里集結軍隊,因此他也派兵去哈爾濱,嚇唬一下蘇俄。顧維鈞對此十分擔心,他認為一旦虛張聲勢,有可能會引起蘇俄反撲,后果不堪設想,他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張學良??墒菑垖W良不以為然,認為自己有必勝的把握。但是后來蘇俄兵力大大增加,并得到外蒙軍支持,東北軍損兵折將,不得不接受蘇俄最后的談判通牒。

  顧維鈞接到消息后,連忙趕到張學良的住處安慰張學良,并告誡他談判交涉時務必謹慎行事,不能因此而垂頭喪氣,拱手相讓。這次失敗是因張學良沒有聽取顧維鈞的建議,一意孤行造成的。

  此事過后,兩人關系更加密切了。張學良在其晚年的回憶中提到顧維鈞時說:“顧維鈞這個人,我非常佩服,這個人吶,我批評他,實在是個能干的人,但是他不賣力氣。他要是真賣力氣他真行,可是他不賣力氣。這個人,我跟他我們兩個人過得很好。”可以看出他對顧維鈞的欣賞與信任。

  在這一時期,顧維鈞實際上是成了張學良的私人顧問,他經常往返于北京自己的家和沈陽張學良的府邸之間,成為少帥府中的???。而張學良對顧維鈞,也表現(xiàn)得隆情厚誼。1930年7月,張學良得知顧夫人黃蕙蘭準備由歐洲回國時,立刻電令黑龍江當局妥為照料,等到黃蕙蘭抵達滿洲里,即派專員前往接應,沿途有軍警護送,一直護送到北京。另外,顧維鈞在1928年到1930年期間投資的墾殖事業(yè),張學良給了他不少特殊照顧。

  1930年2月,張學良電請南京國民政府取消對顧維鈞的通緝,南京方面隨即通知他,國民政府已準予撤銷。但不久,天津的《大公報》又說并無其事。張學良于是又致電南京政府,詢問原因。南京方面告知他,撤銷顧維鈞的通緝令后,國民政府沒有告知黨部,所以黨部秘書處以為沒有撤銷。但是張學良還是不放心,他又致電蔣介石,懇請蔣親自表態(tài),蔣表態(tài)后,他才放心。

  兩人患難與共的日子

  1931 年 9 月 19 日清晨,顧維鈞接到張學良的顧問端納的來電:日本關東軍于昨日深夜突然襲擊了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并占領了沈陽城,催請顧維鈞到少帥處商討事宜。

  此時,張學良正在北京。顧維鈞接到電報后,立即趕到張學良的住處,張學良及東北軍集團的十幾位高級將領正聚在一起商討對策,但大家誰也拿不出好辦法。顧維鈞在此時提出兩條建議:一、即刻電告南京政府,要求向國聯(lián)行政院提出抗議,要求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處理這一局勢;二、立即派人設法觀察和探聽日本軍事當局到底準備走多遠,以此作為我們行動的基礎。張學良同意了第一點建議,對于后一點持保留態(tài)度。很明顯,張學良只想把問題交給國民政府負責,而不想自己單獨負責。

  恰在此時,南京國民政府來電,希望顧維鈞返回南京,擔任處理中日關系的外交部長。實際上,蔣介石對于顧維鈞的外交才能十分欣賞,取消通緝令后,他曾多次邀請顧維鈞來國民政府任職,顧維鈞不想再次卷入黨派斗爭的漩渦中,所以對于蔣介石的提議,他一直沒有回應。但這次明顯不同,顧維鈞知道,這次涉及的不再是黨派利益,而是切實的民族利益,再加上張學良從中勸說,希望顧維鈞能和他一起,處理日本侵略的問題,顧維鈞終于決定再次“出山”.

  顧維鈞先是被任命為處理日本侵略問題的特別外交委員會委員,參與政府的外交決策。這期間,他成為了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溝通信息,傳遞情報的聯(lián)絡人,雖然他是南京政府的官員,但是仍然往來于南京國民政府和北京張學良的指揮所之間。

  此后,經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做出決定,顧維鈞正式出任外交部長。蔣介石將解決東北危機的重任交給了顧維鈞,希望顧維鈞能夠“布展其抱負,發(fā)揮其長才,俾我國外交,得以轉敗為勝,轉危為安,庶不負政府與國民期望之殷也。”但是,顧維鈞的上任可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民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全力剿共,怎會分身來抵御日本的侵略?雪上加霜的是,張學良也在蔣介石“不抵抗”的訓令下要求東北軍按兵不動,但依顧維鈞對張學良的了解,他知道,有上次對抗蘇俄軍隊損兵折將的案例在先,張學良不敢再輕舉妄動,不然有可能使東北軍全軍覆沒。

  所以,顧維鈞上任外交部長時,日軍已經占領長春和哈爾濱,東北大片國土已經淪喪。東北軍政機關遷到錦州,日軍隨即又向錦州進犯。能否保全錦州,成為整個東北的最后關鍵。

  顧維鈞和張學良此刻變成了“難兄難弟”,兩人都是處理東北問題的關鍵人物,對于錦州,現(xiàn)在都騎虎難下,如果處理不好,東北就可能完全淪陷,他們就可能擔上“千古罪人”的罵名。

  在此期間,顧維鈞和張學良曾經多次互發(fā)電報,商議此事。其中,在一封致張學良的電報中,顧維鈞這樣分析:“近日國聯(lián)形勢惡化,錦州情形又急,日本所云無意進攻,恐不足信。弟意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否則東省全歸掌握,彼于獨立運動及建設新政權陰謀必又猛進,關系東省存亡甚巨。”

  之后,顧維鈞左思右想,提出“錦州中立化”的方案,即駐守錦州的中國軍隊撤離山海關,要求日軍向美英法三國保證不占領錦州,避免進一步沖突,然后謀求雙方談判。顧維鈞的計劃是根據(jù)他多年的經驗設定的,在他的考慮里,張學良與國民政府拒絕了和日本的談判,寄希望于國聯(lián)的干涉,這根本不可能解決問題,日本反而有可能倒打一耙,以中方拒絕直接談判為由,情感故事借此滋事,擴大侵略,使東北局勢更加惡化。所以顧維鈞提出“錦州中立化”的方案,意在阻止日軍繼續(xù)進攻,占領錦州。

  可是,顧維鈞的用心良苦沒有換來廣大國民的理解,反而引來各個城市的不斷抗議和聲討,他甚至被戴上“賣國賊”的帽子,他的名聲徹底臭了。他既擔心國家局勢和國家主權,又憂愁自己被誤解,壓力很大。在1931年的最后三個月里,顧維鈞和張學良通過密電交流得更加頻繁,兩人共發(fā)了超過一百多封電報,有多封表達了他們對東北局勢和錦州問題的看法和交流,現(xiàn)舉幾例如下:

  英、法、美三國深恐日軍有襲攻錦州之意,均已派遣專員前往視察。頃法使請求吾公急電錦州省府當局, 將事實盡量供給各國專員, 以便隨時電達國聯(lián), 明真相。(顧致電張)

  1931年11月24日

  錦州一帶地方,如能獲各國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屬萬幸,萬一無效,只能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守。(顧致電張)

  1931年11月25日

  昨由平來錦英員今日與職等作懇切密談, 要旨如下: (一) 國聯(lián)自身本無實力, 僅能調解糾紛, 不能強判執(zhí)行, 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謀解決辦法, 如肯直接交涉,國聯(lián)居中監(jiān)視。據(jù)彼意: 中國不至吃甚大虧, 果能如此, 在各國認為中國受益已多, 若專仰國聯(lián)解決, 或望其盡何等真實力量, 均不可靠。(二) 國民黨執(zhí)政以來, 對外驕矜太大, 頗失各國好感。例如收回漢口英界, 辦理情形, 毫不為英國稍留顏面, 其他各國感受此種難堪亦復不少, 此次各國不記宿嫌, 仍對中國表示同情, 完全為人道正義起見。最后該員等并稱此為友誼之懇談, 不負任何責任。等語。謹密聞。(張致電顧)

  1931年11月26日

  盡管兩人對錦州和東北問題極為擔憂,但卻因各種原因無能為力,他們站在風口浪尖上,接受各種質疑和詆毀。

  在朝野上下一片激烈的反對聲中,顧維鈞不得不辭去外交部長的職務。在辭職的當天他就給張學良發(fā)了一份電報,以表達自己憂國憂民的心聲。張學良對他雖然進行安慰,但無法改變時局。

  顧維鈞辭職后不久,又因放不下國事而重新上任。此后,他陪同國聯(lián)調查團前往東北調查中日沖突真相,后又參加日內瓦大會,揭露日軍暴行并尋求國聯(lián)制裁日軍。

  張學良因奉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三省很快被日軍攻占,1933年,熱河淪陷,蔣介石、張學良受到全國人民的譴責,張學良代蔣介石受過辭職。1934年,張學良出任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從此之后,張學良與顧維鈞兩人雖有聯(lián)絡,但見面的機會卻少了,國破家亡的危機讓他們各奔東西,另謀出路。

  結束語

  1936年12月,張學良因與楊虎城發(fā)動“西安事變”被蔣介石拘禁,直至大陸解放前夕隨同押至臺灣繼續(xù)被軟禁。就這樣,兩位好友徹底失去了聯(lián)系。據(jù)說,后來在美國為國民黨政府供職的顧維鈞,曾經回到臺灣,想方設法希望見上張學良一面,但終未能如愿。不過,對于張學良在海外的親屬,顧維鈞一直照顧有加,就像張學良在他被通緝之時對他的家人那樣。

  1960年,顧維鈞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歷經17年完成個人口述回憶錄,并捐給該校,同樣,張學良在1991年也與哥大合作,并把私人文件和口述資料交給該校收藏。顧維鈞在回憶錄里屢次提到他與張學良的友誼,同樣,張學良在回憶往事時,也少不了對顧維鈞的深切緬懷。兩人以這種方式,完成了這輩子最遺憾、然而也是最真切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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