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美關系現(xiàn)狀的軍事理論論文4000字
論中美關系現(xiàn)狀的軍事理論論文4000字
中美關系在當今國際關系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也是目前很多學者研究的課題。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中美關系的軍事理論4000字論文，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中美關系的軍事理論4000字論文篇一：《論美國新媒體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摘要：傳媒從誕生之日起，就與國家的外交政策結下了不解之緣。特別是美國新媒體的興起對中美關系的影響更是復雜多樣，本文從美國新媒體的特點、新媒體影響外交的功能、新媒體如何影響中美關系這三個方面對美國新媒體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作出闡述，得出要積極引導美國新媒體對中國客觀報道這個結論。
關鍵詞：新媒體;中美關系;影響
美國政壇歷來注重運用大眾媒體發(fā)揮政治影響，隨著傳媒科技的發(fā)展和時代變遷，媒介參政能力和影響范圍不斷擴展，新媒體興起以來，參政趨勢更加明顯。伊拉克戰(zhàn)爭、“9?11”事件等國際重大事件中，新媒體迅速反應、頻頻發(fā)力，顯示了超越大眾媒體的特征，更吸引了美國政界的關注。長期以來，我們過多地專注于政府決策因素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但曲折多變的國際關系歷史和實踐表明，新媒體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不可低估。
一、美國新媒體的特點
對于新媒體的界定，學者們可謂眾說紛紜，至今沒有定論。美國《連線》雜志對新媒體的定義：“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即能對大眾同時提供個性化的內容的媒體，是傳播者和接受者融會成對等的交流者、而無數(shù)的交流者相互間可以同時進行個性化交流的媒體。
具體來講，新媒體是相對于傳統(tǒng)媒體而言的，指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xiàn)的媒體形態(tài)，如數(shù)字雜志、數(shù)字報紙、數(shù)字廣播、手機短信、移動電視、網絡、觸摸媒體等。相對于報刊、戶外、廣播、電視四大傳統(tǒng)意義上的媒體，新媒體被形象地稱為“第五媒體”。而新媒體與傳統(tǒng)媒體的區(qū)別，不在于出現(xiàn)時間的先后，而在于傳播方式和內容形態(tài)的不同。
美國新媒體，作為美國軟權力的強有力的體現(xiàn)，美國文化產業(yè)的支柱之一，已經成為美國實施以推行政治文化為目的的媒體外交的一個有力工具，服務于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美國新媒體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功能，與美國新媒體的特點有極大的關系。概括起來，美國新媒體的特點有：
第一，美國新媒體與政府一直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
在表面上看，絕大多數(shù)的美國新媒體不直接屬于美國政府控制，其相對獨立性可能還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但是，從整體上看，美國媒體對美國政府而言，二者之間的關系還是非常密切的。美國媒體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政府的掣肘。大多數(shù)的新聞報道是以美國官方的信息，也就是依據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其他政客所提供的資料為依據的。同時，美國新媒體也基本是服務于政府目標的。政府掌控著大部分最為重要的信息資源和公共權力，在輿論議程設置、輿論控制監(jiān)督、信息審查等方面都有較大的權力，而媒體一般也與政府在特定問題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如新聞媒體對9?11事件、戰(zhàn)爭等的報道。美國傳播學者多麗絲?格瑞伯在她的《大眾傳媒與美國政治》一書中曾評論到：傳媒通常支持政治體制而對該體制的基本原則很少質疑;他們的批評僅限于那些他們認為有違于社會和政治價值觀念的事情。
第二，美國新媒體的思維模式是僵硬的、直線型的
新媒體不僅提供信息，還影響民眾的觀念塑造與思維方式的轉變。號稱“世界信息自由流通的中心”的美國媒體，一向自詡其新聞報道是世界上最客觀公正的、最自由獨立的，認為自己的價值觀念具有普遍意義與價值。新媒體作出的評論也完全按照美國人的思維標準去衡量，簡單地以好壞、天使與惡魔、善惡二元對立的世界觀進行邏輯判斷，以“美國中心主義”去判斷，以便將美國的價值觀推廣到全世界。所以，美國新媒體在政府的幕后操縱下，對其他國家的民眾釋放信息、影響輿論、塑造行為，進而間接影響他國政府的行為活動。
第三，美國新媒體是政府外交活動的信息通道
在美國，有大量涉及國際事務并富有影響力的媒體，如電視臺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美國廣播公司(ABC)、國家廣播公司(NBC)、有線新聞電視網(CNN)，報紙有《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報》、《華爾街日報》等。信息技術的飛速發(fā)展，美國各大媒體都設立了自己的網站，以進一步擴大它們在國內外的影響。依靠先進的媒介技術手段和完備的駐外記者制度，以最快的速度向政府提供快捷的第一手外交事件資料或通過官方渠道難以得到的信息，是媒體介入和影響外交決策的主要方式。
二、新媒體影響外交的功能
在當今時代，媒體對各國的外交政策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政府主要運用新聞、無線電廣播、電視、電影以及新興的電子通訊等手段，宣傳對外政策。新媒體能夠影響到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由于新媒體的影響外交的功能決定的。
第一，政府借助新媒體進行公共聲明
政府聲明是政策信息的起點，也是媒體外交管道的開端。政府官員的話是社會討論的“原始材料”，對公眾輿論產生巨大的影響。政府的公共聲明往往要求反映多方政治力量的利益和看法，能夠在其中做出妥協(xié)。一些政府官員經常接受媒體的采訪，以媒體為窗口表達政府的態(tài)度和立場。政府一般非常重視發(fā)表意見的政治后果，在發(fā)表言論的時候，都比較謹慎，用語含糊、模棱兩可。公共聲明對政府外交政策如此重要，甚至直接影響政府處理外交事務的能力。這是由新媒體外交的特點決定的，新媒體傳播速度極快，有極強的新聞爆炸效應，而政府的公共聲明又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指導性，一個在媒體的聚光燈下表演的外交官，不得不考慮政府在民眾中的形象。
第二，新媒體是美國民眾眺望大洋彼岸的望遠鏡
在美國，新媒體影響政治的途徑很多，其中一個重要途徑便是通過影響民眾來增強自身的影響力。美國號稱“世界頭號新聞大國”，新媒體巨頭能夠主宰信息資源。他們的權力來自他們能夠決定什么是“新聞”，并且能夠闡釋新聞，使廣大的受眾熟悉政治文化。
龐大發(fā)達的美國媒體是美國社會意識形態(tài)偏見的大本營，具體在中美關系方面，美國新媒體的對華報道是美國民眾了解中國社會的最重要的渠道，媒體的報道態(tài)度和報道方式都影響到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正如美國學者托馬斯?博克所言，美國的民眾并無可靠渠道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美國的媒體和官方輿論“設定了關于中國的認識、思想以及解釋”，然后傳送給美國民眾。如美國的媒體始終把中國與“壓制人權”、“擴散核武器”、“鉗制西藏宗教自由”、“武力威脅臺灣”等概念強行結合在一起，民眾接觸了這些信息后，頭腦中便會逐漸形成了一個被歪曲的中國，一個缺乏合法統(tǒng)治，踐踏人權的中國。
更深入地說，美國人對中國的復雜感情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美國新媒體造成的。對此，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的弗蘭克?簡茲的評價是，“帶有偏見的、不完整的中國形象部分源于美國媒體的報道，部分源于政客的操作”。而美國的政客顯然很清楚這一點，他們很多如今已熟練地掌握了通過引導媒體的報道來引導對華情緒，從而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第三，新媒體對于國家外交的開展具有十分重要的輔助作用
大多數(shù)學者和官員都認為媒體對于一個國家對外政策的傳播發(fā)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媒體的影響迫使政府和公眾采取某些行動。比如在海灣戰(zhàn)爭期間，幾乎所有國家的民眾甚至包括薩達姆本人都在收看CNN的節(jié)目，時任美國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評價說：“鮮活的電視節(jié)目雖然不能改變政策，但是的確能夠創(chuàng)造一種政策制定的環(huán)境。”尤其是在“突發(fā)事件中，從CNN報道中獲取的信息要比從政府自己渠道獲取的信息多得多。”因此，素有媒介政治之稱的美國政府一向很重視通過新媒體開展“媒體外交”，通過美國新聞媒體的運作，對其他國家的民眾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深遠的影響。“媒體外交”在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外交中的地位越來越受到重視。
三、新媒體如何影響中美關系
第一，對華報道的多元化加劇了中美關系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在美國，新聞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特征，這種多元化體現(xiàn)在無論是報道態(tài)度、報道風格，還是報道傾向，各媒體之間都有所差別，即便在同一媒體內部，各部門之間，不同時期，不同報道領域也都存在著差異性。
對中國多元化的報道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但也在客觀上使得美國媒體的對華報道保持大致的平衡。而造成這種多元化傾向的因素則要復雜得多，美國社會的多元性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在美國，不同的利益、意識形態(tài)，使得媒體甚至媒體從業(yè)人員個人，都持有與其他媒體及他人不盡相同的認識和態(tài)度，因而在對華認識和報道傾向上也常常表現(xiàn)出不同。另外，新媒體的不同類型、報道風格，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利益主體的不同，也是影響對華報道多元化的重要因素。新媒體的日趨商業(yè)化使得它們更多地注意傳媒的商業(yè)利益，因此會以更積極主動的態(tài)度來吸引眼球和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進行新聞炒作，而徽妙且復雜多變的中美關系便常常成為美國媒體的炒作對象。
第二，影響中美關系的“議題設定”
“議題設定”，即大眾傳媒通過對一些問題的關注，對另一些問題的忽視，以圖影響公眾輿論。人們將傾向于了解大眾傳媒關注的那些問題，并在自覺不自覺中采用大眾傳媒給各個問題確定的優(yōu)先順序。
通過“議題設定”而設定政治議程即便不是媒體的專利，至少也是媒體影響內政外交的重要“武器”。這種議題設定既表現(xiàn)在通過集中報道某方面內容而促使政府和有關方面予以關注并采取行動，也表現(xiàn)在通過淡化報道和轉移話題對政治議程予以改變。
在冷戰(zhàn)后中美關系發(fā)展過程中，人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美國媒體這種“議題設定”的效應。從負面效應上看，美國媒體發(fā)出的有損中國形象的“熱點話題”主要集中在一些美國政客津津樂道的幾個話題，也即中美兩國經常發(fā)生爭執(zhí)的那些分歧問題，如民主、人權、臺灣、核擴散、傾銷等，這給中美關系的健康發(fā)展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而在“9?11”事件之后，隨著中美關系的總體改善，美國媒體的“議題設定”的客觀和積極的成分開始逐漸增加，在報道中國的發(fā)展、中美關系的進展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第三，新媒體改變了美國對華外交決策的具體方式
新媒體是美國制定外交決策的重要信息源。新媒體的迅速發(fā)展改變了傳統(tǒng)的外交信息來源，特別是美國的新媒體很龐大很發(fā)達，除了官方信息和情報信息外，如今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還可以通過多種媒體獲得大量的、具體的、重要的信息。這些信息從不同的角度更加真實地反映出事態(tài)的本質及其矛盾，在促使美國政府外交決策加快速度和增強透明度的同時，也增加了政府作出外交決策的難度。
另外，新媒體加快了政府對外決策的進程。電視直播特別是網絡傳播方式的運用，使得發(fā)生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瞬間甚至在同一時刻，呈現(xiàn)在相隔千山萬水的人們面前，其速度之快令外交決策者應接不暇。美國外交部門或國家領導人為了國家利益或出于外交慣例和原則的考慮，經常不得不馬上對此作出反應。在這種新媒體高速度運作的情況下，美國對中國的外交策略也隨著瞬間發(fā)生了改變，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對中美關系造成極其消極的影響。
四、結論
不可否認，在中美關系中，美國新媒體是一個重要的影響者。新媒體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就像一把雙刃劍，用好了，就會取得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用得不好，會使中美關系處于非常被動的局面，甚至毀壞已有的外交成果。這也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挑戰(zhàn)，就是如何通過積極溝通，給予美國新媒體客觀、有效的反饋，引導它們調整對華報道，以積極的影響帶動中美關系的健康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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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系的軍事理論4000字論文篇二:《淺析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摘要】發(fā)展新興大國關系是中美兩國政府基于國際情勢變遷而形成的基本共識。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最復雜的雙邊關系之一，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不僅對各自的繁榮和穩(wěn)定有至關重要的影響，而且對整個亞太地區(qū)乃至對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中國是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也是迅速崛起的新興大國，美國是最大的發(fā)達國家，也是實力最強的大國。本文從新興中美大國關系的內涵與特點出發(fā)，分析了實現(xiàn)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理論障礙與現(xiàn)實障礙，即不確定因素的挑戰(zhàn)與考驗以及中美亞太地區(qū)的沖突以及中國威脅論問題。根據以上問題與困境，相應總結并提出了解決這一系列障礙的有效措施。從而形成穩(wěn)步前進，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
【關鍵詞】互利共贏;第三方;中國威脅論;巧實力
一、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與特點
(一)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
關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習近平主席曾在多個場合表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至少應具備三方面含義：
一是不沖突、不對抗，就是要客觀理性看待彼此戰(zhàn)略意圖，堅持做伙伴、不做對手;通過對話合作、而非對抗沖突的方式，妥善處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fā)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求同存異，包容互鑒，共同進步。三是合作共贏，就是要摒棄零和思維，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對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fā)展時促進共同發(fā)展，不斷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認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應具備三大特征。中美雙方應從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fā)，著眼大局，面向未來，走出一條適應時代發(fā)展要求的大國關系新路。這種新型大國關系的特征應該是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在此基礎上實現(xiàn)兩國關系的長期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
(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特點
1.以平等互諒取代分化對抗
大國關系要尊重彼此國情差異、重大關切和核心利益。歷史上傳統(tǒng)的大國關系是對抗性的，分化對抗為歷史上大國關系的常態(tài)，特別是冷戰(zhàn)時期意識形態(tài)對抗時期，沖突與對抗反復出現(xiàn)。新型大國關系要樹立平等互諒的大國關系，雙方需要理解各自的差異與訴求，尊重各大國的核心利益。新型大國關系將是在“求同”基礎上進一步擴展雙方共同利益的新型國家關系，以此提升利益共識，加深大國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同時，在“存異”的諒解下采取和平方式妥善的處理雙方分歧，不斷加強對華交流，增強雙方的合作機制，增進相互間理解。
2.以包容共識融合文明差異
新型大國關系構建是中方意識到世界的多樣性要尊重多元并存。從歷史唯物主義以及人類發(fā)展的歷史上看，世界上不存在統(tǒng)一的政治制度和發(fā)展模式，而是各種社會制度和發(fā)展模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從目前的世界形勢來看，也是一種相當成功的政治制度。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國內的政治生活也會越來越民主，中國的政治制度正在給全世界做另一個示范。世界上有許多文明，中華文明有其優(yōu)秀之處，同時美國文明也已經證明了它的優(yōu)秀之處，由此可見，新時期的大國關系要尊重彼此在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念、文化習俗、歷史原因、宗教信仰和發(fā)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以兼容并包的理念應對彼此的矛盾，超越分歧、尋求共識。
3.以互利共贏超越零和競爭
新型大國關系建立在經濟互利的基礎上，大國要建構以“互利共贏”代替“零和競爭”的新型大國關系。在經濟全球化、地區(qū)一體化快速發(fā)展的今天，大國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不再是互不相干，利益差異也不僅僅是著眼于軍事優(yōu)勢，大國之間的經濟交往更加深入而且開放。要通過互利共贏不斷推進雙方經濟合作，拓展大國間共同利益，為大國關系持續(xù)穩(wěn)定，和平發(fā)展
4.以官民共建補充官方交往
大國關系是多層次、多渠道、多領域、全方位、綜合性、立體式交往。中美人民在冷戰(zhàn)時期有很多的誤解，但是隨著互聯(lián)網的發(fā)展，全球信息化的發(fā)展，各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在不斷的加深，國際民主化趨勢明顯。美國人民曾經因為自身生活的優(yōu)越而可能對中國人民的生活有所誤解，而由于冷戰(zhàn)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對抗，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也有被誤導的偏見，但是時代在發(fā)展，中國生活方式的改變使得兩國人民相互理解的基礎更大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也是兩國人民再一次了解對方的時機。通過政府外交、民間外交的共同開展，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共同拓展大國關系的基礎，加強彼此間的密切聯(lián)系，增強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抗風險能力，提高兩國人民對新型大國關系的認識，從而加強新型大國關系的輿論優(yōu)勢和人民支持的合法性。
二、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障礙
(一)中美新型關系的發(fā)展還面臨一些不確定、不穩(wěn)定、不可測因素的挑戰(zhàn)與考驗
1.美國對華戰(zhàn)略調整不明朗
美國國內對中國的未來一直存在所謂不確定性的質疑，美國據此對華搞所謂“兩面下注”。對美方而言，目前其最關心的核心利益底線是中國崛起是否挑戰(zhàn)美國現(xiàn)有的世界“領導者”地位，美國尤其謀求確保其在亞太的現(xiàn)有“基本盤”以及確保其在亞太及全球的軍事優(yōu)勢。美國擔心中國崛起會把美國趕出亞太，也擔心亞太國家會放棄美國，選擇中國，使美國成為孤家寡人，因此，這種假想的狀況，可能會使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力量對中國采取敵視戰(zhàn)略。
2.美國對中國核心利益的挑戰(zhàn)不確定
中國的利益底線主要有四個：一是確保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二是國家的統(tǒng)一和領土領海主權完整;三是國家的軍事與戰(zhàn)略安全;四是中國的發(fā)展保障不能受到侵害。這四大核心利益中國不能退，一旦退了，別人會得寸進尺，而且國內老百姓不會同意，黨的權威、軍隊的權威、國家的形象都會受損。所以，當出現(xiàn)這種侵害我國核心利益的時候，我們自然不會答應，要采取反制措施進行有效回擊。
3.美國卷入涉華第三方沖突的深度不可測
中國周邊有很多的美國盟國，它們與中國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爭端，日本、菲律賓、韓國等國都是涉華第三國，這些國家目前都對華持不太友好立場，即便美中兩家都不愿意對彼此動手，但是有可能美國會被這些國家綁架，它們有可能故意制造矛盾，挑釁中國，甚至是與中國發(fā)生武力沖突與對抗，這樣美國就有可能被動陷入對華的沖突。因為美國國內有法律，所以總統(tǒng)要根據法律和同盟條約行事，那么美國與中國的沖突也就存在可能。
(二)中美亞太地區(qū)沖突
亞太地區(qū)是中美利益匯集的主要地區(qū)，也是兩國可能產生分歧主要地區(qū)。對于遠東地區(qū)，中美雙方之間確實存在一些不穩(wěn)定的因素，中美兩國要謹慎對待，通過各種機制加強溝通和協(xié)調，兩國在這一地區(qū)與第三國的聯(lián)合行動，應該考慮對方的感受與關切，考慮對方的核心利益問題。美國在這一地區(qū)有許多盟國，經應避免過于頻繁，規(guī)模龐大的軍事演習等軍事活動，給地區(qū)安全帶來負面影響與輿論壓力，損害中美兩國戰(zhàn)略互信。
在釣魚島、南海等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問題中，美國的立場也是兩面性的。一方面，美國有意利用釣魚島、南海等島嶼、領海爭議問題，制造中國與亞洲鄰國的矛盾分歧，以此來制約中國的發(fā)展和崛起。但是同時，當日本、菲律賓等在釣魚島和南海問題上做得過分，政治太過“囂張”之時，美國也不表示支持和贊成，這和美國總是進行“兩面下注”的外交策略有關。
從全球范圍來說，中國仍然沒有對美國構成挑戰(zhàn)，威脅就更說不上了。在亞太地區(qū)，中美之間有共同利益的交匯，也有不同利益的博弈，這是一種合作競爭兼而有之的關系，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關系。中國的迅速發(fā)展，以及美國對中國迅速發(fā)展的預先判斷，使中美兩國之間在戰(zhàn)略意圖上可能把對方當做戰(zhàn)略對手。美國對華戰(zhàn)術遏制增加了雙方軍事摩擦的危險。美國為遏制中國在亞太影響力的上升，自身力量不足之際，奧巴馬政府提出運用“巧實力”，采取一系列戰(zhàn)術上的小動作，意圖扭轉其認為在亞太地區(qū)的所謂的“不利態(tài)勢”。這種認定中美在亞太地區(qū)的競爭以美國常常拉動亞太地區(qū)的其他國家對中國產生包圍之勢為表現(xiàn)，不利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發(fā)展，也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基本保障之一。
(三)“中國威脅論”詆毀中國和平發(fā)展
“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在國家關系理論上一種認為中國將在崛起后威脅西方霸權成為新興霸權國家稱霸世界的一種說法。中國因改革開放后經濟崛起，成為國際上具有影響力的大國，同時擴充軍備，在海空軍在東海及南海的聯(lián)合近海防御作戰(zhàn)能力，使得東南亞小國家產生的憂慮與質疑。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后不斷地在經濟、政治、軍事等綜合實力方面的崛起，便不斷從日本、韓國、美國等領國和世界大國所傳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表示出其對于中國的崛起會影響和威脅到本國的利益的想法，便試圖通過輿論減緩中國的發(fā)展速度或在國家政治舞臺中孤立中國。
大多數(shù)理性的學者對于“中國威脅論”會進行系統(tǒng)的，量化的分析，以此得出結論中國的“上升”是必然的，通過研究中國的政治文化也可以發(fā)現(xiàn)，中方在世界范圍內并沒有爭霸之心，而“中國威脅論”常常被別有用心的政客，媒體，甚至具有商業(yè)目的的公司進行炒作，以此吸引注意力，達成自身目的。
三、完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對策
(一)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兩國持久努力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陳積敏撰文《如何理解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表示，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需要兩國做出持久不懈的巨大努力：一是超越歷史宿命魔咒，樹立和諧相處典范。二是超越零和博弈思維，探求互利共贏之路。三是超越意識形態(tài)分歧，拓展共有知識領域。四是超越發(fā)展道路異見，謀劃人類進步前景。中美探索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yè)，唯其偉大而更加艱難。但只要中美兩國抱定信心，保持耐心，堅持不懈地努力探索，一定會開辟出一條21世紀大國和平、合作、共贏的光明之路。
(二)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變問題為動力
陳積敏認為，以下問題的存在不應被視為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障礙，而應被視為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動力。首先，中美結構性矛盾導致中美戰(zhàn)略互信不足。其次，中美認知性差異導致中美戰(zhàn)略性誤解的固化。最后，中美現(xiàn)實利益矛盾導致中美關系復雜化。因為有矛盾分歧，中美需要加強溝通;因為有利益契合，中美需要拓展合作;因為有共同挑戰(zhàn)，中美需合力應對。
(三)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發(fā)揚攀巖精神
謝巖在《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需要發(fā)揚攀巖精神》一文指出，我們只有切實發(fā)揚鍥而不舍、頑強向上的攀巖精神，兩國元首的重要共識才能落到實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開創(chuàng)性事業(yè)才能成功。其一，要始終堅持前進方向不動搖。其二，要不斷尋找并抓住每一塊前進的巖石。其三，要樹立健康競爭意識。其四，要樹立正確安全觀。其五，要格外警惕外界挑撥。中國政府希望與美方在亞太良性互動，同時中國國家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維權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美方應與中方相向而行，為維護亞太地區(qū)和平、穩(wěn)定與繁榮發(fā)揮建設性作用。
(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穩(wěn)步前進
關于中國如何在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中穩(wěn)步前進，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副院長葉小文在文章《促進新的文明復興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認為，中國應做到：第一，不當頭稱霸。第二，不損人利己，善于以互利共贏擴大各方利益的匯合點。第三，不招誰惹誰，但絕不吞下?lián)p害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第四，不畏懼圍堵。第五，不陷入孤立。第六，不重開冷戰(zhàn)，高舉促進人類和平、世界和諧的大旗。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袁鵬認為，中美雙方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最迫切的是要在三個領域有所行動：第一要在亞太地區(qū)形成一個新的安全架構。第二要在軍事領域實現(xiàn)突破。第三要尋求在新的領域開展合作。關于如何將新型大國關系的精神貫徹到中美關系的方方面面，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四點建議：一要提升對話互信新水平。二要開創(chuàng)務實合作新局面。三要建立大國互動新模式，雙方應在朝鮮半島局勢、阿富汗等國際和地區(qū)熱點問題上保持密切協(xié)調和配合。四要探索管控分歧新辦法。奧巴馬總統(tǒng)對此做出了積極反應，表示美方高度重視美中關系，愿在互利互尊基礎上與中方構建國與國之間新的合作模式，并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zhàn)。
(五)要克服以上障礙，中美雙方應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八個字上下功夫
相互尊重是建立互信的前提和基礎，合作共贏是處理彼此關系的最大公約數(shù)。其次，兩國應著眼于長遠戰(zhàn)略利益，不要拘泥于一些具體問題，在政治上加強溝通，通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以及亞太安全戰(zhàn)略對話等機制共同努力排除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qū)的不穩(wěn)定因素以及阻礙兩國經貿合作的一些障礙。在安全方面，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管控機制。第三，雙方應致力于培植共同發(fā)展、平等發(fā)展的新發(fā)展觀和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觀，摒棄“零和思維”和“冷戰(zhàn)思維”。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不對抗、不沖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目標。
參考文獻：
[1]曹揚.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障礙及中國的對策[D].東北大學，2013.
[2]彭程瑞.以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助力實現(xiàn)中國夢[J].政治研究， 20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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