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還在第8條規(guī)定：“參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yè)和飼養(yǎng)自留畜。”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現(xiàn)行憲法修正案的隱性主題相關論文。僅供大家閱讀參考!

　　現(xiàn)行憲法修正案的隱性主題全文如下：

　　眾所周知，中國現(xiàn)行憲法的四個修正案是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走向深入的進程中產生的，它通過對傳統(tǒng)的以單一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步修改，最終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無疑是這四次憲法修改的顯性主題。但是，如果我們揭開經濟制度的面紗，則會發(fā)現(xiàn)隱藏其中的主題乃是公民經濟自由權在現(xiàn)行憲法中的擴充與完善。

　　(一)

　　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現(xiàn)實中的人為了能夠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1]因此，一個獨立的人自然就會根據(jù)自己的能力選擇從事某些物質資料的生產與交換等經濟活動，以維持自己的生存。由是觀之，個人自主地從事物質資料的生產與交換等經濟活動的自由完全可以說是一種先于國家的“自然權利”。但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和人的不擇手段謀求私利的“機會主義”行為，社會共同體需要制定規(guī)則來明確個人的權利義務并規(guī)定懲罰措施保證人們在經濟活動中遵循這些權利義務規(guī)則，以建立人們相互之間的信任，維持社會合作的穩(wěn)定性，從而促進勞動分工和增加物質財富。[2]這些有關人們經濟生活的權利與義務的規(guī)則集合，便是經濟制度。

　　而不同的經濟制度，實質上反映的也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不同的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如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作為以等級所有制為基礎和以小生產為特征的自然經濟體系，反映的便是個人享有很大經濟自由權的事實――在這種經濟體制中，個人可以自由自主地從事物質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等經濟活動，國家除了獨占部分自然資源、壟斷部分物資供給和征收賦稅外，對經濟活動并不存在多少干預;個人的經濟義務，則主要是尊重國家專屬經濟權、他人財產所有權、市場交易規(guī)則和繳納賦稅等。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作為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和以擴大再生產為特征的商品經濟體制，國家一方面保護個人的財產自由、營業(yè)自由、契約自由以及貿易自由、競爭自由等經濟自由權;另一方面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過剩的危機，出現(xiàn)了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個人承擔的經濟義務也隨之增多(如禁止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必須遵守金融利率、最低工資標準等)。

　　根據(jù)馬恩列斯的設想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制度，它的經濟制度與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都有根本的不同。為了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消滅資本主義人剝削人、物統(tǒng)治人的制度罪惡和實現(xiàn)每一個人的平等與自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

　　盡管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并沒有消除人與人之間因不同的個人天賦而產生的“天然特權”，但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公民個人都附屬并聽命于集體經濟組織，已經喪失了自行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權。正因如此，自社會主義制度在前蘇聯(lián)建立以來，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憲法均未以權利條款的明文方式或經濟制度的隱性方式規(guī)定公民的經濟自由權。

　　1954年9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一部規(guī)定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總章程。在“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剝削和走集體化道路”這一社會主義原則的指導下，1954年憲法將《共同綱領》保障公民有限經濟自由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轉變?yōu)橹鸩綄€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1956年底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公民經濟自由權的廢止。1975年憲法是一部體現(xiàn)極“左”思想路線和經濟政策的社會主義憲法，它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盡管這部憲法也允許個體勞動、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業(yè)等“小生產”在某種程度上的存在，但同時給予了極其嚴格的限制，并且還規(guī)定了“要引導他們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的前途，因此這只是憲法基于當時的生產力狀況，為方便和滿足人民基本生活而不得已采取的短時期的“權宜之計”，而不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具有長期性和穩(wěn)定性的基本權利。1978年憲法關于經濟制度的規(guī)定和對待“小生產”的態(tài)度與1975年憲法完全一致，公民的經濟自由權仍然處于停滯狀態(tài)自不待言。

　　1982年憲法是在中國改革開放新的歷史背景下制定的。此前長期的極“左”政策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短缺的經濟危機，人們開始認真思考社會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問題。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重要思想的指導下，1982年憲法矯正了過去將單一的公有制和完全的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根本追求的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做法，正式承認了根據(jù)先前政策已經得到發(fā)展的個體經濟，憲法第11條規(guī)定：“在法律規(guī)定范圍內的城鄉(xiāng)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自古以來，個體經濟就是以個人、家庭為主體而自由自主進行的維持自身生計的固有經濟活動，1982年憲法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將個體經濟作為其“補充”予以納入，并明確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這無疑意味著對公民這一“最為原始”的經濟自由權的總體承認。

　　憲法還在第8條規(guī)定：“參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yè)和飼養(yǎng)自留畜。”相對于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的規(guī)定，1982年憲法對農民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yè)和飼養(yǎng)自留畜不但沒有予以嚴格的限制和規(guī)定社會主義的前途，而且還明確使用了“有權”的字眼，這表明過去作為“權宜之計”的“大集體”之下的“小自由”已經成了憲法賦予公民的具有長期性和穩(wěn)定性的基本權利。由此可見，在1982年憲法所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以個人、家庭的小生產為體現(xiàn)的公民的原始經濟自由權已經重新得到確立。此外，憲法根據(jù)十二大報告的精神，將過去不愿承認的“市場調節(jié)”也作為“輔助作用”寫入了憲法第15條，這是對契約自由的一種低限度的承認。

　　盡管1982年憲法打破了小生產會自發(fā)產生資本主義的傳統(tǒng)觀念，肯定了在我國生產力不發(fā)達的狀況下城鄉(xiāng)勞動者個體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地位，承認了市場調節(jié)的輔助作用，從而初步承認了公民的經濟自由權，但由于1982年全面修改憲法時思想解放歷時不長，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國際國內環(huán)境也不具備，因此1982年憲法所規(guī)定的經濟制度并沒有承認現(xiàn)代公民經濟自由權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即公民雇傭工人從事企業(yè)家活動的自由、競爭自由和完全意義上的契約自由。對這些方面的經濟自由權，是由現(xiàn)行憲法的四個修正案逐步擴充和完善的。

　　(二)

　　1982年憲法對公民經濟自由權的初步承認促進了個體經濟的大發(fā)展。隨著個體經濟的大發(fā)展，不少個體戶雇工人數(shù)超過了8人，有的甚至高達百人，這就突破了憲法所規(guī)定的“城鄉(xiāng)勞動者個體經濟”的界線，而跨入了“私營經濟”的行列。由于雇傭工人的私營經濟存在“剝削”，具有“資本主義”的敏感屬性，當時還無法從理論上予以回答，所以中央高層根據(jù)鄧小平“看一看”的方針，實行了“三不”政策，即“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決定，開始嘗試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念來解決這一問題。決定指出：“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中，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個體經濟和少量的私營經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5]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從中國生產力落后的實際國情出發(fā)，比較系統(tǒng)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和全面闡發(fā)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十三大報告指出：“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xiàn)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xiàn)的工業(yè)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xiàn)代化。”

　　“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fā)，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6]286以此為依據(jù)，十三大報告正式肯定了私營經濟存在的合理性。報告指出，私營經濟雖然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經濟成份，“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它必然同占優(yōu)勢的公有制經濟相聯(lián)系，并受公有制經濟的巨大影響。實踐證明，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fā)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yè)，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6]298

　　現(xiàn)實的需要和理論的突破迅速凝聚了修憲的共識。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1982年憲法的第一個修正案，修正案第1條在憲法第11條增加規(guī)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fā)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jiān)督和管理。”私營經濟獲得憲法的正式承認，意味著中國公民享有了雇傭工人從事企業(yè)家活動以追求財富的自由。同時，為了滿足私營經濟和外商投資經濟進行廠房建設的用地需求，修正案第2條規(guī)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guī)定轉讓”。在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下，允許土地的使用權依法轉讓無疑是公民雇傭工人從事企業(yè)家活動自由的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

　　憲法修正案對私營經濟的正式承認大大促進了私營經濟的發(fā)展，到1988年底，我國私營企業(yè)登記總數(shù)已有9萬余戶，雇工人數(shù)約164萬人。[7]1989年春夏，中國發(fā)生了一場嚴重的。緊接著，東歐、蘇聯(lián)發(fā)生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中國的經濟改革隨之停下了腳步，計劃經濟被重新強調，私營經濟的發(fā)展亦受到很大影響。[8]1992年初，年近九旬的鄧小平為改變中國經濟發(fā)展停滯不前的局面而發(fā)表了轟動中外的南方談話。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以其一貫的實事求是的務實態(tài)度要求人們沖破姓“資”姓“社”的思想藩籬，以“三個有利于”作為衡量改革成敗的標準。鄧小平同時強調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qū)別。

　　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9]這一重要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大會全面貫徹了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精神。十四大報告在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地位的同時，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10]445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和資源配置的平臺，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和私營企業(yè)等其他企業(yè)都進入市場，自主經營，平等競爭，優(yōu)勝劣汰，它是對國家直接控制、配置資源和直接干預經濟活動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否定。否定傳統(tǒng)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代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不但是在社會主義認識論上的革命性突破，而且也為憲法確立競爭自由與完全意義上的契約自由提供了阿基米德支點。

　　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根據(jù)中共十四大一系列新的決策通過了第二個憲法修正案，對1982年憲法做了大幅度的修改。這次修憲的最大亮點，是根據(jù)十四大報告確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將憲法原第15條關于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的規(guī)定修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憲法中的正式確立，以根本法的形式否棄了政府通過指令性計劃和國家定價等手段對經濟活動進行的過度干預和國家對資源的大力壟斷，因而意味著憲法肯定了市場經濟所不可或缺的競爭自由與完全意義上的契約自由這對孿生的公民經濟自由權。在經濟制度方面，修正案還正式廢除了早已名存實亡的“農村人民公社”，將已推行十余年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寫入了憲法，使農民選擇職業(yè)的經濟自由權得到了憲法保障。

　　(三)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公民經濟自由權的相應擴大，極大地調動了中國人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使個體、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得到迅猛發(fā)展。1995年6月底，僅私營企業(yè)數(shù)就達到了56.3萬戶，注冊資本2460.2億元，其資本總額占全國工業(yè)資本總額比重的13.71%。[11]至于整個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則已經超過1/3，在東南沿海經濟發(fā)達省份和地區(qū)，非公有制經濟所占比重更高。由于個體、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現(xiàn)實中已經突破了憲法所規(guī)定的“拾遺補缺”意義上的“補充”地位，思想理論界此時出現(xiàn)了一場新的姓“公”姓“私”的爭論，一些左派人士認為，中國正在走向私有化，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

　　1997年2月，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逝世，一些人對鄧小平之后的中國是否會繼續(xù)走現(xiàn)有道路也存在疑慮。1997年10月，中共十五大召開，大會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大會報告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fā)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這就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分地區(qū)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10]604報告還對公有制經濟的含義及其主體地位作出了新的解釋。

　　根據(jù)十五大報告的精神，1999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現(xiàn)行憲法的第三個憲法修正案。修正案在憲法序言中宣示“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同時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后增加“鄧小平理論”作為憲法堅持的指導思想。這一修改實際意味著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中國經濟制度所容納的公民經濟自由真正成為了具有“長期性”和“穩(wěn)定性”的憲法基本權利。修正案在憲法第6條增加規(guī)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將個體、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一道納入憲法所規(guī)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不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方面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而且也使公民經濟自由權獲得了“內在的”基本權利的屬性。

　　而憲法對按勞分配以外其他分配方式的肯認則使改革開放中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分配方式具有了合憲性，也使公民在經濟活動中取得的非勞動收入得到了初步的憲法保障?？紤]到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得到了憲法的確認，同時為了明確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修正案將憲法原第11條關于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地位的規(guī)定修改為：“在法律規(guī)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角度來看待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表明了憲法毫不動搖地保障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的堅定立場，這實際意味著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承認了公民經濟自由權的不可剝奪性。

　　十五大以后，中國的個體、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飛速發(fā)展，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也進一步提高。盡管個體戶、私營企業(yè)主和股民等經濟活動參與者的經濟自由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得到了憲法的堅強保障，但是他們的經濟收入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并未完全合憲化，他們的財產權利也未得到全面而有力的保障。1982年憲法第13條規(guī)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guī)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在這里，公民的“合法的收入”根據(jù)當時的立憲原意并不包括銀行存款利息以外的非勞動所得的收入，公民的“其他合法財產”并不包括機器設備、廠房等生產資料。

　　同時，憲法第13條也只規(guī)定了對公民財產所有權和繼承權的保護，而改革開放后經濟活動中大量出現(xiàn)的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和股票、期貨、債券以及知識產權等財產權利并不在憲法所明確規(guī)定的“財產所有權”之列。

　　此外，1982年憲法對公民私有財產的征收與征用問題沒有做出任何規(guī)定，個體戶、私營企業(yè)主對其財產是否會隨今后政策改變而被“社會主義改造”或“國有化”還存在很大疑慮，一些人因此對擴大再生產持消極態(tài)度，有的大肆揮霍，有的將資產轉移到國外。

　　上述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的是雇工的個體戶、私營企業(yè)主和股民等在社會主義憲法中的政治地位問題和如何對待他們的非勞動收入問題。在傳統(tǒng)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勞動”是界定人們政治地位的標桿，也是確定人們收入正當性的標準。勞動者是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除無勞動能力者外，不勞動者要么是階級敵人(剝削階級)，要么是社會渣滓(游手好閑、好逸惡勞者)。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只有勞動收入才是正當?shù)?，不勞而獲可恥，甚至有罪(剝削者、投機倒把者)。而那些并非通過勞動而獲取或占有大量財產者，則屬于典型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由此可見，要解決上述問題，亟需理論創(chuàng)新。

　　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上發(fā)表了重要講話，這個講話首次肯定了改革開放以來出現(xiàn)的民營科技企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人員和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yè)主、中介組織的從業(yè)人員、自由職業(yè)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zhàn)員一樣，“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建設者”。江澤民還說，我們應該結合新的實際，“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和認識。他進一步指出，“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xiàn)實表現(xiàn)，看他們的財產是怎么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所作的貢獻。”

　　以上重要論述，既對私營企業(yè)主、股民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政治地位予以了正當化，又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了理論根基。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確認了上述重要觀點，同時明確指出，“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10]746

　　基于中國共產黨以上新的重要認識，2004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現(xiàn)行憲法的第四個修正案。修正案將承認私營企業(yè)主等新社會階層政治地位及其根本利益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憲法的指導思想，在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成群體中增加了“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建設者”，從而使包括私營企業(yè)主在內的新社會階層在憲法上的政治地位得以正當化。同時，修正案還根據(jù)十六大報告的精神在憲法第11條增加了“國家鼓勵、支持”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的政策。

　　以此為基礎，修正案第22條將憲法原第13條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guī)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guī)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

　　這一修改條文的前兩款既肯定了公民合法的非勞動收入，承認了公民(特別是私營企業(yè)主)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同時對公民的私有財產權予以了全面的保護。第三款關于公民私有財產征收或者征用的規(guī)定則否定了對公民(包括私營企業(yè)主)私有財產任意的和無償?shù)膹娭苿儕Z。財產制度是經濟制度的落腳點，財產制度的完善意味著公民經濟自由權的徹底保障，至此，在憲法所規(guī)定的經濟制度中，中國公民的經濟自由權得到了完全的確立。

　　(四)

　　在適合單一公有制的生產力和人性完善尚未具備之前，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發(fā)展生產，消滅貧窮，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我們只能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現(xiàn)行憲法的四次修改，這一經濟制度在中國已經得到牢固的確立，而公民的經濟自由權亦隨之得到擴充與完善。正是因為憲法對公民的經濟自由權的不斷擴充與完善，使得億萬中國人民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揮和展現(xiàn)，中國經濟發(fā)展也因此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中國人民的生存狀況和生活水平由此得到了極大的改觀。

　　故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公民經濟自由權在現(xiàn)行憲法中的擴充與完善，以及在經濟生活中的真正實現(xiàn)，正是中國人權事業(yè)取得的最大進展。但是，自1991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fā)表第一個人權白皮書至今(2014年5月)，在35個中國政府人權白皮書(綜合性人權白皮書11個，專項人權白皮書24個)中，竟然沒有一個提到中國公民經濟自由權的擴充與完善這一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人權發(fā)展成就!究其原因，顯然是由于中國學界與官方對現(xiàn)行憲法修改的隱性主題缺乏認知，這無疑是對我們自己人權成就的極大忽視。

　　為了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國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成就，筆者認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很有必要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民在經濟自由權方面取得的巨大進展發(fā)表一個專項的人權白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