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法學理論的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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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學生犯罪的歸因分析與趨勢預測——從藥家鑫案件談起
摘要： 從藥家鑫案件談起，以在校大學生為研究樣本，分析 2007 年至 2009 年西安高校主要所在地區(qū)涉及的大學生犯罪案件統(tǒng)計和問卷調查，歸納出犯罪的類型、特點和歸因，進而分析西安大學生犯罪的趨勢。
關鍵詞： 西安大學生; 犯罪; 歸因; 趨勢。
2011 年 6 月 7 日，藥家鑫在西安市被依法執(zhí)行死刑。從司法程序上講，該案已塵埃落定。作為一名在高校從事法學教育的教師對藥家鑫實施的犯罪行為頗為心痛，痛定思痛，西安大學生犯罪的真實狀況如何? 是否已經非常嚴重? 本文結合自己的在2007 年至 2009 年針對西安大學生犯罪的調研，力爭對西安大學生犯罪作一個深入的分析，并對西安大學生犯罪的歸因分析和教育對策提出相關看法，以期還原西安大學生犯罪的真實狀況。
本文從2009 年9 月20 日至2009 年12 月30日，對西安雁塔區(qū)和碑林區(qū)。部分高校進行問卷調查，并在西安大學生校外活動較多的小寨商業(yè)中心、長延堡商業(yè)區(qū)等兩地隨機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 走訪了雁塔區(qū)和碑林區(qū)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對近 3 年來涉及高等院校大學生犯罪的狀況進行案件資料統(tǒng)計調查，制作了《2007—2009 年度西安在校大學生犯罪情況調查統(tǒng)計表》進行定量的分析。
二、西安大學生犯罪研究樣本的數據統(tǒng)計。
( 一) 西安大學生犯罪的基本情況。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20 日，西安雁塔法院和碑林法院審理大學生犯罪共計 37件，被告人共有 57 人，涉及的 7 種罪名： 盜竊罪、搶劫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強奸罪、非法拘禁罪以及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判決適用的刑罰種類主刑有 2 種：管制、有期徒刑; 附加刑有 1 種： 罰金。在給予刑事處罰的罪犯中，判處有期判處刑罰緩期執(zhí)行 27人，47. 6%; 判處實刑的被告人中，判處管制3 人，占 5. 26%; 判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6 人，占10. 5% ; 判處 3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9 人，占 15. 7%;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1 人，占 1. 75%; 其中并處罰金 27 人。在 57 名罪犯中，男性 53 人，女性 4 人。
( 二) 大學生涉及犯罪的主要類型。
從目前西安大學生犯罪的統(tǒng)計信息入手，以不同標準來分，可以把大學生犯罪分為財產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智力犯罪四種： 第一，財產犯罪。財產犯罪是我國《刑法》分侵犯則各類犯罪中的一大類，是關于破壞財產關系方面各種犯罪的總稱，當前，大學生財產類犯罪占到西安大學生犯罪的 52%。第二，暴力犯罪。暴力犯罪是對人身的犯罪，一般是指非法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侵犯他人人身權利或財產權利的極端攻擊行為。[1]西安大學生暴力犯罪近三年統(tǒng)計中突出的是具有財產性的搶劫罪，占 61. 0%，故意傷害罪占 30. 4%，殺人罪和非法拘禁罪占 4. 3%?！〉谌?，性犯罪。性犯罪是指為了滿足性欲和性行為有關的犯罪。西安大學生近三年性犯罪的統(tǒng)計，只有強奸罪，而且發(fā)案率較低，共有有 3 起。第四，智能犯罪。所謂智能犯罪，是指利用人類智慧，進行智力能力的犯罪。西安大學生犯罪的近三年統(tǒng)計，只有 1 起涉及利用計算機網絡。
( 三) 西安大學生犯罪的主要特點。
依據犯罪的類型，西安大學生犯罪特點可以歸納以下： 第一，以職業(yè)技術學院的大專生為主，普通高校的本科生為輔。調查顯示，在這 57 名罪犯中，研究生文化程度的為零; 本科文化程度有 20 人，占 35%; 大專文化程度的有 37 人，占64. 9% 。從犯罪年齡來看，西安犯罪大學生的年齡偏小，18 歲以下 16 人，占 28%; 18 歲 ～ 20 歲19 人，33. 3 占% ; 20 歲 ～ 22 歲 14 人，占 24. 5% ;22 歲 ～ 24 歲 8 人，占 14% 。可見，西安大學生犯罪的高峰年齡為 20 歲左右。第二，主要為男性，女性較少。這 57 個犯罪人中的男性為 53 人，占92. 9% ; 女性為 4 人，只占 7. 1% 。第三，從犯罪類型來看，以財產型犯罪和傷害型犯罪為主，其他類型犯罪為輔。調查顯示，西安在校大學生犯罪案件中，搶劫罪 14 件，占 37. 8%; 盜竊罪 11件，占 29. 7%; 故意傷害罪 7 件，占 18. 9%; 強奸罪 2 件，占 5. 9%; 故意殺人罪、非法拘禁罪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各 1 件，三個罪名只占 8. 1%。這一特征表明，西安大學生犯罪類型中財產犯罪占第一位。第四，犯罪動機呈現復雜性的特點。在 57 名犯罪的大學生中，貪圖享受犯罪的為 10 人，占% 17. 5%; 個人感情 5 人，8. 7% ; 同學糾紛 7 人，12. 2% ; 家庭原因 6 人，10. 5% ; 酗酒 5 人，8. 7% ，其他 1 人，占 1. 7% 。藥家鑫對被害人的行兇由于沒有進行精神司法鑒定，我們很難說他精神是否存在問題，從他向警方承認自己撞人后將人殺死是為“怕農村人難纏”。①第五，多為初犯、偶犯，案件突發(fā)性較強。調查顯示，在 57 名罪犯中，初犯為 56 人，占總人數的 98. 2%; 一般累犯僅為 1 人，占總人數的1. 8% 。很多罪犯沒有前科，平時表現良好，具有較為鮮明的突發(fā)性。藥家鑫的背景資料顯示他在校期間表現良好。第六，濫用暴力，不計后果。被告人在作案時往往失去理智，使用砍刀、匕首等殺傷性兇器進行作案，造成被害人負傷的嚴重后果。在 21 件搶劫和故意傷害案件中，共造成15 名被害人輕傷，6 人重傷。藥家鑫在車禍發(fā)生后，就拿刀開始刺被害人。②。
( 四) 西安在校大學生犯罪認知能力。
調查統(tǒng)計本文的調查單位是西安 5 所高校，調查對象為學校在校生。
調查內容為： ①西安大學生對大學生犯罪現狀認知程度; ②西安大學生對大學生犯罪原因的認知與理解; ③西安大學生對防范犯罪內容了解程度。
調查方法： 本研究屬于定量研究，采用開放式、跟蹤式、無記名問卷調查的方法。本次調查問卷的發(fā)放與回收工作于 2009 年 11 月上旬進行，12 月初結束。共發(fā)放問卷 200 份，共收回有效問卷 197 份，收回率和有效率為 98. 5%，有效問卷 190 份，有效率為 96. 4%。調查對象總人數200 人，其中男生 159 人，占 79. 5% ; 女生人 41人，占 20. 5%。
研究的結果與分析： 依據西安大學生犯罪的內涵分為兩方面。第一，關于“大學生犯罪現狀”方面，設計了 2 個題目。調查結果如下： “您是否關注西安大學生犯罪現象?”的調查中，有 37. 5%的同學“很關注”，6. 2% 的同學“不關注”; 在“在您認識的西安大學生中，是否有犯罪者?”的調查中，有 0. 2%的同學表示“有，且接觸過”，6. 25%的同學表示“有，未接觸過”，81% 的同學表示“沒有”，12. 5%的同學表示“不知道”。第二，對西安大學生犯罪主要原因的認知與理解。調查結果如下： “您認為西安大學生犯罪最可能是為了什么?”12. 56% 的同學認為是“金錢”，25% 的同學認為是“報復”，50% 的同學認為是“追求刺激”，12. 5% 的同學認為是“其他原因”。在“您認為西安大學生犯罪主要是受哪些因素影響”的調查中，有 16. 5%的同學認為“存在壓力”，37. 5% 的同學認為“一時沖動”，43. 5% 的同學認為“意氣用事”，1. 5%的同學認為是“其他因素”。
二、大學生犯罪的歸因分析。
本文著重要歸納出大學生犯罪與高校教育有關的因素。
( 一) 大學生犯罪自身原因。
第一，存在享樂思想和僥幸心理的復合犯罪原因。在高校大學生中不勞而獲的享樂思想是不良思想動態(tài)的突出表現形式。藥家鑫案中的殺人行為后的逃逸再次發(fā)生交通事故，沒有現場投案自首，說明藥家鑫在案發(fā)時存在一定的僥幸心理。第二，大學生犯罪存在盲從心理與交往不良。西安大學生的盲從心理主要反映在大學階段的一、二年級，常常表現為是非顛倒，行動隨眾，在不良交往中，意志薄弱的大學生會產生集體違法犯罪的動機，共同參與違法犯罪活動，因為他們誤認為許多人一起犯罪就安全多了，每個人的法律責任就都有所減輕了。[2]。
( 二) 高校的相對落后的法治教育環(huán)境。
高校的相對落后的法治環(huán)境主要表現如下：第一，一些高校重視專業(yè)教育，輕視法治教育。法治教育工作形式化、實效性差，容易導致與教育目的相背離的教育效果。對于大學生在校遵紀守法的法律依據，在進行的課堂隨機調查中，知道的大學生僅有12%。①第二，西安高校預防大學生犯罪預防體系尚未建立。大學生犯罪重在預防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了，但是高校預防大學生犯罪體系還不夠全面、系統(tǒng)、科學，目前西安高校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系統(tǒng)的預防大學生犯罪體系。
三、西安大學生犯罪的趨勢分析。
( 一) 學生犯罪的總體趨勢是犯罪人數呈現穩(wěn)定并有減少的趨勢。
目前，我國研究生大學生犯罪的學者，一般認為大學生犯罪人數呈不斷上升趨勢。依據是：“‘“”’前的五六十年代，我國青少年犯罪并不突出，僅占20% ～30%，其中大學生犯罪在青少年犯罪中約占1%; ‘“”’期間，青少年犯罪增加，占犯罪人數的60%，大學生犯罪上升為 2. 5%; 從 20 世紀70 年代后期開始，青少年犯罪呈現逐年上升之勢，近幾年來占到了刑事犯罪的 80%，大學生犯罪也占到了青少年犯罪的17%。”[3]西安大學生犯罪的情況采用常數為萬分比的犯罪率計算，即：
對三年的犯罪的 2007 年—2009 年西安雁塔區(qū)大學生犯罪率，2007 年，0. 69，2008 年，0. 53，2009 年為 0. 38。
通過平面統(tǒng)計表可以看到雁塔區(qū)近三年來大學生犯罪率在下降，下降率是 15. 5%。表明西安大學生犯罪總體是呈穩(wěn)定勢態(tài)，并有所減少的趨勢。藥家鑫案件對社會的影響力較大，但這些并不能代表或改變西安大學生犯罪的總體趨勢發(fā)展。但是，在犯罪年級段上呈現中間化趨勢有所上升，即西安大學生犯罪呈現從大四年級、一年級、三年級、二年級的遞增趨勢，平均增長率為 36. 6%。
( 二) 侵犯財產犯罪呈上升趨勢，暴力犯罪呈現減少的趨勢。
由于所在的學習和生活環(huán)境的影響，加之腦力、膽量及經驗的局限性，大學生進行侵財型犯罪時一般采用輕微的暴力手段。2007 年的具有暴力性搶劫罪對比 2009 年，2009 年對比 2008 年則整體暴力犯罪明顯減少，說明暴力犯罪呈現減少的趨勢。
從犯罪的暴力犯罪總體趨勢來看是在減少，西安大學生犯罪無論從動機、目的、手段等主觀方面表現的殘忍性、暴力性是較小的。藥家鑫案件具有西安大學生暴力犯罪的特點，但是其行為的殘暴性僅是個案的體現，不是西安大學生犯罪的整體趨勢。因此，本文認為西安大學生犯罪妖魔化的觀點是不可取的。同時，隨著大學生與外界的交流增多，共同犯罪的發(fā)展趨勢需要我們加以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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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顏小冬。 當代大學生犯罪問題研究[M]。 北京： 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
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特點及其預防對策
內容摘要： 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作為一種特殊的刑事犯罪案件形式，有著特殊的犯罪特點。即選擇侵害對象的相對性;犯罪行為的隱蔽性、連續(xù)性; 作案手法的相似性、習慣性和犯罪手段的殘忍性等特點。因此，不僅要打破常規(guī)，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加快偵破案件; 完善相關立法，消除各種影響變態(tài)心理的誘因; 加強社區(qū)建設，對特殊人群進行心理干預和心理矯治，多角度、多層次進行防范疏導。
關鍵詞： 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 特點; 預防對策。
近年來，我國相繼發(fā)生了多起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如內蒙古烏蘭察布趙志紅系列強奸殺人案、廣州羅樹標系列強奸殺人案、甘肅省白銀市系列變態(tài)殺人案、遼寧楊洪軍系列強奸殺人案等等。這些案件的犯罪行為人以其魔鬼般的連環(huán)強奸殺人行為，不僅僅讓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稍縱即逝，同時也讓公眾留下了揮之不去的血色記憶。犯罪行為人在侵害被害人生命和尊嚴的同時，還對其身體器官進行肆意摧殘，犯罪場面血腥殘暴，這給人們心理造成極大的恐慌，一定程度引起了社會恐慌和法律秩序的震動，他們的社會危害性和影響力遠遠超過一般的嚴重暴力犯罪案件。
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是殺人犯罪案件的一種犯罪形式，是指犯罪行為人在性變態(tài)心理的驅使下實施的一種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它屬于一種嚴重暴力犯罪，這類案件的犯罪行為人俗稱為“色情殺人狂”或 “變態(tài)色情狂”。[1]在性變態(tài)殺人犯罪案件中，犯罪行為人不是通過一般正常人的性行為方式或性行為對象滿足自身欲望，而正是通過強奸、殺人、殘害被害人尸體或性征部位的器官等虐殺被害人的方式激起性興奮、滿足性欲望。
由于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犯罪行為人的心理和行為既不同于正常人，也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犯罪行為人，他們有著特殊的心理和行為特點，同時也有著特殊的成長經歷，有著雙重人格和心理障礙，所以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相對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而言有特殊的犯罪特點，這需要公安機關的偵查部門采用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去偵破和防范。
一、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特點。
( 一) 殺人動機具有模糊性，因果關系不明顯。
一般而言，普通的殺人案件犯罪動機比較明顯，因果關系比較清楚，殺人行為有清晰的內在邏輯聯系，犯罪行為人和被害人之間因經濟利益、感情糾葛或者個人仇恨等原因，會出現常見的財殺、情殺、仇殺等犯罪行為，雖然有些場面殘暴血腥，甚至也有殺人碎尸等行為發(fā)生，但偵查人員可以根據現場痕跡和調查訪問情況獲取犯罪嫌疑人相關信息。而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犯罪行為人在選擇作案對象時往往沒有明確固定目標，[2]被害人往往為某一類人而不是具體的某一個人，二者之間有可能從來沒有謀面，也不曾相識，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因果關系，也沒有明顯的犯罪動機，只要被害人屬于犯罪行為人喜歡的類型，在恰當的時間、場所、地點就會實施犯罪。
從這點來看，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犯罪動機具有明顯的模糊性，不確定性，因果關系不那么明顯。
( 二) 選擇侵害對象具有相對性。
雖然性變態(tài)案件的犯罪行為人殺人動機具有模糊性，在作案前選擇作案對象不明確，使得他們作案具有一定的隨機性、沖動性和偶然性，他們常常選擇某一類人，或者具有某一特征的人群。有些犯罪行為人會以對方某些長相特征、衣著特征、語言特征等選擇被害人，這恰恰說明了他們選擇對象具有相對性。如楊洪軍所選擇的作案對象，都是他自認為長得漂亮的成年女性; 北京張雙立主要針對工地收購工程扣件的單身女性實施殺人奸尸行為。
( 三) 犯罪行為具有隱蔽性、連續(xù)性。
在作案過程中，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犯罪行為人常常是神出鬼沒，沒有具體的地點和被害對象，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隨意性，人們往往害怕自己會成為犯罪行為人下一個選取的目標。犯罪行為人作案的隱蔽性主要表現以下方面： 一是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犯罪行為人作案具有隨意性和作案對象的不特定性。在作案時間上間隔不一，沒有規(guī)律可循; 在作案過程中隨時發(fā)現，臨時起意，隨時動手殺人，隨意性強。二是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犯罪行為人絕大多數性格偏內向，平時沉默寡言，不善于與他人交往，喜歡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經常出沒于他們偏好的各種地點和場所。而且這類犯罪行為人具有雙重人格，善于偽裝，給人印象好，為人和善，在家是好老公、好爸爸，在單位也是骨干力量，隱藏能力強，不易被發(fā)現。如跨度 10 余年作案 15 起的趙志紅性格內向，為人和善，從來不與其他人發(fā)生糾紛，即使對方有過錯，他也讓著別人，哄其他人開心;某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給人的印象就是外表斯文，膽子特別小的男人，在前期偵破過程中，因有人舉報被列為偵查范圍之內，后就因其村長給公安機關擔保的話 “一個雞都不敢殺的人，怎么可能去殺人”而輕易排出。
盡管犯罪行為人在作案時間間隔不一，但此類犯罪案件都具有連續(xù)性的特點。[3]他們通過初次作案的嘗試，充分體驗到這種犯罪的快感，雖然犯罪后產生了自責，害怕受到公安機關的打擊處理，但隨著公安機關沒能及時偵破該案后，他們的犯罪心理會因犯罪得逞和警方偵辦無力而得到鞏固強化。他們會回憶當時作案過程，迷戀殺人后得到刺激快感，更會回味那種操縱、支配和控制他人的感覺。當特定情境和特定人群出現時，犯罪行為人就會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無法控制自己的犯罪情緒，伺機作案，所以變態(tài)殺手往往容易成為連環(huán)變態(tài)殺手。趙志紅在審訊中說到： “我像著了魔上癮似的，如果不繼續(xù)作案，渾身就不舒服。”
( 四) 作案手法具有相似性、習慣性。
每一個犯罪行為人經過多次的犯罪行為后，他所選擇作案對象、作案方式方法、現場處理的方式、尸體侵害程度、選擇作案環(huán)境、現場帶走被害人身體器官等等都具有一定相似性。[4]盡管犯罪行為人在每次作案方式方法上都不會重復和疊加，都因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而產生變化，但從總體來說，犯罪行為呈現出習慣性和穩(wěn)定性。如趙志紅對搭乘出租車的被害人先進行威脅，然后進行捆綁、強奸、殺害、拋尸，從現場捆綁被害人的手法上看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又如甘肅白銀市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犯罪嫌疑人除了對被害人制造了幾十處刀傷外還割切被害人胸部和陰部。
( 五) 犯罪行為具有殘忍性、社會危害性極大。
普通強奸殺人案件雖然有時現場凌亂、殘忍，甚至還出現碎尸拋尸行為，但是整個命案現場不會出現多余的、過剩的行為。但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殺人方式卻有所不同，犯罪行為人由于心理嚴重失調 ( 變態(tài)心理) ，在作案過程中往往表現出手段殘忍、手法異常，現場血腥殘暴，毫無意義的行為繁多。在很多情況下，犯罪行為人在強奸殺人過程往往不是追求性的快感和被害人的死亡結果，而是享受被害人死亡過程、現場環(huán)境、現場氛圍給他帶來的感官刺激，有些犯罪行為人雖患有性功能障礙沒有對被害人進行性接觸，但卻大肆對被害人進行猥褻、傷害，他們享受被害人因被刺帶來的叫喊聲。有些犯罪行為人用刀或者木棒插入被害人的陰道或腔體中。[5]有些犯罪行為人殺人后進行虐尸、奸尸、碎尸、挖心、掏腸、摘肝; 有些犯罪行為人逃離現場時破壞并帶走被害人人體器官，回家后喝人血、吃食人體內臟; 有些犯罪行為人還會剝離尸皮、人體器官帶回家泡酒珍藏或者做成手鼓之類器物。
如遼寧鞍山張青香殺人奸尸 7 人; 遼寧的楊洪軍用刀剖開死者的腹部，殘害女性性器官，割走被害人的乳房; 廣州的羅樹標作案時割去被害人乳房和外陰，有時也用乳罩或襪子塞住被害人的嘴或陰部; 甘肅白銀市的性變態(tài)狂虐殺 9 名女性，多名被害人性特征部位有幾十處刀創(chuàng)，身體不同部位的器官或者組織也被帶走。
二、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變態(tài)心理產生的原因。
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之所以與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有所不同，關鍵在于犯罪行為人的心理發(fā)生了變異，產生了一種變態(tài)心理，它深受現實社會背景和家庭環(huán)境的影響。除了遺傳等生物學因素外，[6]犯罪行為人還因灰色童年、青春發(fā)育期心理障礙、婚姻感情挫折、夫妻性生活不和諧、性功能障礙以及黃色文化、輿論媒介的影響和政治生活上的打擊所產生的人格障礙等等原因而產生變態(tài)心理。有些犯罪行為人兒童時期性變態(tài)心理的傾向就有所表現，在成年或者成家之后性變態(tài)殺人意識越來越明顯，并開始大膽實施。有些犯罪行為人因在成家之后夫妻性生活不和諧產生外出尋找滿足性欲的對象進行變態(tài)性行為的想法; 有些犯罪行為人成年后因受到某種打擊產生仇恨畸形性變態(tài)心理。
三、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防范措施。
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相對于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具有特殊性和針對性，雖然一般的犯罪預防措施同樣適用于此類犯罪，但因這類犯罪有著其特殊的心理和行為方式，需要公安機關偵查人員采用特殊的偵查手段和措施去偵破案件。同時也要加大法制宣傳，消除不良社會因素，廣泛進行社會綜合治理和防范，對特殊人群進行心理干預和心理矯治。
( 一) 打破常規(guī)，多角度、多層次地采取偵查措施，及時偵破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
著名犯罪心理學專家武伯欣曾經說過，在偵辦刑事犯罪案件，公安機關的首要任務就是排除變態(tài)殺人案件或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可能，這是因其案件的特殊性，采用一般的偵查措施有時是無法偵破此類案件的。
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發(fā)生后，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要根據犯罪現場情況、犯罪現場留下痕跡物證、被害人損害程度以及罪犯留下的特殊信息，[7]對犯罪行為人進行心理畫像，勾畫出犯罪行為人的體貌特征、作案方式方法、生理缺陷、性格特質、居住環(huán)境、家庭情況、暴力傾向等特征，以此劃定偵查范圍，從而對該地區(qū)的重點人員進行廣泛摸排。如果某地發(fā)生多起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偵查人員要根據案件情況大膽進行串聯并案，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如技術偵查手段、視頻監(jiān)控技術、網絡安全監(jiān)察技術、DNA鑒定技術等等，集合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及時偵破案件?？焖賯善瓢讣粌H可以讓犯罪行為人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還可以讓犯罪行為人產生作案恐懼感，鈍化犯罪動機，防止其再次連續(xù)作案，所以主動出擊、快速偵破案件也是最好的預防措施。
( 二) 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女性防范意識和應變能力。
公安機關以及其他社會法律機構要加強法制知識的宣傳教育，特別要提高女性的法制觀念，增強女性 “防色抗魔”的能力和識別犯罪行為人的能力，掌握一定的反被害常識。單身女性不要獨自去偏僻場所，更不要獨自夜里外行，不要輕信陌生人，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更不得單獨與不熟悉的人相處，晚上要關閉好門窗，單獨出行時要家人陪伴，平時不撿小便宜，不搭順路車，不給犯罪行為人乘虛而入的機會。即使遭遇“變態(tài)色魔”，頭腦要冷靜，思維要清晰，以保護自身生命安全為前提，機智靈活應對犯罪行為人，如謊稱自己有性病、家人馬上就要回來或者假裝配合到洗澡間撥打電話報警求救等等; 犯罪過程中要記住其體貌特征以及其他犯罪信息，案發(fā)后要及時報警，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偵破案件，讓犯罪行為人繩之以法，徹底消除犯罪隱患。
( 三) 消除不良社會因素，加強社區(qū)對性變態(tài)者的影響力。
探究各種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犯罪行為人之所以發(fā)生性變態(tài)心理與自身的生活環(huán)境、工作環(huán)境、社會交際環(huán)境等因素息息相關。犯罪行為人因接受教育低下，兒童時期遭受父母的虐待、毒打，成年后因社會競爭壓力加大產生就業(yè)困難，生活貧困，收入差距加大，婚姻生活不幸福，遭遇社會不公等因素影響，逐漸產生性變態(tài)犯罪意識，鑄就了犯罪行為人的變態(tài)人格。所以國家要加大執(zhí)法力度，建立健全各種社會保障制度，不斷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和教育層次，營造和諧家庭氛圍，努力實現人民幸福、生活美滿、社會安定的良好格局。
犯罪行為人因生活在一定的社會區(qū)域，生活在一個又一個大小不一的生活社區(qū)，時時與社區(qū)的人、事、物接觸，這些區(qū)域又反過來對犯罪行為人的個體心理發(fā)展和人格塑造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消除不良社會因素的同時，要加強社區(qū)建設，提高對犯罪行為人心理干預的能力。[8]充分發(fā)揮社區(qū)工作人員、社區(qū)工作者、社區(qū)群眾的作用，建立完善 “警民共建”、 “群防群治”、“治安聯防”、“人民調解”等社會防御機制，建立一支社區(qū)心理衛(wèi)生服務機構，對性變態(tài)心理患者進行心理干預，盡力做到早發(fā)現、早預防、早治療、早康復。
( 四) 關注特殊人群，適時進行心理干預和心理治療。
除了對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的犯罪行為人進行防范以外，還應該密切關注有人格缺陷和恢復自由的 “兩勞”人員等個體人群，對出現人格缺陷的、有性變態(tài)跡象的或者已經性變態(tài)的人群適時進行心理干預和心理矯治。
1. 對出現有人格缺陷傾向的人群，社會要通過家庭、學校、單位、社區(qū)采取一定的救助措施，分析其產生人格缺陷的誘因，了解其內心真實想法，從而有針對性地進行心理疏導，讓他們合理發(fā)泄內心的不快，共同培育良好的心理，使其回到正常工作生活當中去。“兩勞”人員因長時間被羈押，恢復自由回歸社會后，因就業(yè)困難、生活貧困以及社會不公等因素，心理很容易發(fā)生變異，變態(tài)心理就會顯現。據不完全統(tǒng)計，“兩勞”人員重新犯罪的概率達 70% 以上，一旦他們再次犯罪社會危害性更大，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也會增加，所以公安機關要密切關注 “兩勞”人員這樣的特殊人群。[8]定期對刑滿釋放和解教人員進行回訪，一方面真正關心其家庭生活和幫扶他們再就業(yè)，解決一些實際困難; 另一方面可以借以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掌握其行為動態(tài)，一旦發(fā)現有任何違法動向，堅決予以打擊處理。
2. 對于已經有性心理變態(tài)跡象的人群，[9]除了進行批評教育和違法懲戒外，社會應該組織變態(tài)心理專家、犯罪心理學家進行心理療法、行為療法、經驗療法等心理治療措施，矯治其變態(tài)心理，使其具有良好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做一個社會有益的人。
3. 對于患有性變態(tài)心理的人群，家庭和社會應嚴加監(jiān)護或監(jiān)管。性變態(tài)患者的監(jiān)護人應及時送其到相關的心理矯治機構或者相關醫(yī)療機構救治，直至恢復心理健康。如果家庭無力監(jiān)護或者救治的，應將其送到國家指定的專門監(jiān)管機構或者國家強制執(zhí)行監(jiān)管行為，防止性變態(tài)者實施危害社會的事件發(fā)生，同時法制部門應不斷完善性變態(tài)心理犯罪相關立法，加大懲戒力度，對性變態(tài)殺人的犯罪行為人形成強有力的威懾力，使其犯罪動機鈍化，回到正常的心理狀態(tài)。
( 五) 加強對心理矯治人員的培養(yǎng)，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心理矯治專業(yè)隊伍。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迅猛發(fā)展以及開展的一系列社會體制變革，人民群眾的收入差距加大以及社會種種不公等因素日益凸顯，打破了人們的心理平衡，引發(fā)出各種變態(tài)心理。隨著社會變革的深入，性變態(tài)者會愈來愈多，心理矯治工作就顯得愈加重要。[10]針對我國心理矯治專業(yè)人員不多，層次不高的現狀，國家應加強政府投入，不斷提高心理矯治人員的待遇，努力建設一支高素質專業(yè)化的心理矯治隊伍，最終促進家庭和諧和社會穩(wěn)定。
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不僅手段殘忍，影響極壞，而且此類案件因果關系不明顯，犯罪行為人行蹤不定，作案沒有規(guī)律可循，公安機關偵破難度極大，所以性變態(tài)殺人案件應重在預防，其次才是打擊。在預防過程中要依靠社會、社區(qū)、家庭等各方面力量，從犯罪主體和犯罪誘因著手進行全方位預防，從根本上消除社會不公、改善社會結構、減少收入差距、提高人們受教育程度，加強社區(qū)建設，對性變態(tài)心理的人群適時進行心理干預和心理矯治，使其具有正常的心理和良好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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