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ㄈ└鶕?ldquo;立法原意”解釋法律不能充分保證法律的確定性，不能充分滿足公民的安全需要，也不能起到保障公民權利的作用
　　根據立法原意并不能充分保證實現法律的安全價值，也不能保證公民的個人權利。因為不存在在具體問題上的立法原意，也不存在判斷是否是真正立法原意的標準，所以，立法原意可能成為司法者任意裁判的擋箭牌。當司法者把自己理解的立法原意用來解釋法律、適用法律時，公民并不能從這種“立法原意”中獲得安全，也不能保護自己的權利。
　　公民是按照民眾所認同的道理、所掌握的基本經驗和所分享的基本情感來行為，按照不斷變化的社會需要和新的信息來指導自己的計劃和決定，如果司法者還是按照以前的所謂立法原意來解釋法律，還是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所謂的立法原意來解釋法律，既不能促進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也不能滿足公民的安全，從而不能實現法律的安全價值。
　　因為立法原意對個人是陌生的，個人也沒有也不可能按照立法原意來支配自己的行為，所以以個人所不理解的立法原意來解釋、適用法律，就是把個人的利益置于自己不能確定的境地。這種陌生的立法原意不能帶給個人以安全，相反是恐懼和不知所措。
　　退一步而言，即使是內容確定的法律也可能是不公正的。假如刑法規(guī)定，凡是通奸的都處死刑。可以說這個規(guī)定是確定的，但是卻是不公正的。這樣確定的法律并不能保障公民的權利。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人的權利應該更加豐富和多元，固守立法原意為公民確定的權利，受限于法律的確定性而洋洋自得，并不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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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原意也就是立法者的原意，立法者的原意是誰的原意？是人大代表、是法案起草人、是人民，還是投贊成票的人大代表的主觀意思？現代的立法過程是不同的利益主體的妥協和權衡，交織著各種互相沖突的觀點和主張，司法者往往無法確定誰的意思是立法者的原意。針對司法中出現的具體問題，所謂的立法者往往并沒有考慮到，也就沒有什么原意存在，司法者怎么找到立法者的原意呢？“事實上，學者們普遍認為，法官所要探求的并不是立法機關的意圖，而是法規(guī)（即成文法典）本身內容中所包含的意圖、精神和目的性。” [5]
　　即使存在立法者，也存在固定的立法原意，司法者可能還是無法找到這種立法原意。因為立法原意是通過文字表達出來的，既然是通過文字表達出來，就存在“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情況。用文字表達立法原意，還有可能由于不同的語境，從而出現超出立法者的原意來理解文字含義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言外之意”。
　　不同的解釋者面對同樣的文本，理解往往不同，因為不同的解釋者擁有不同的價值觀念、生活經歷、知識結構等。無法確定誰的立法原意才是真正的立法原意，也沒有判斷真正的立法原意的標準。當有的法官解釋說他的理解就是立法原意時，怎樣才能證明他的理解是正確的，怎樣才能說明他的理解是錯誤的？如果沒有這樣的標準，那么怎樣防止司法者假借“立法原意”之名，而行不法之實？司法者也許是假借“立法原意”的招牌，來為自己的判決尋求合法性，從而表明自己是在適用法律，而不是在創(chuàng)設法律。這樣，“立法原意”的招牌就掩飾了法官理解法律的過程，我們不能滿足于“立法原意”的擋箭牌，我們需要揭示解釋的真相，并為法律解釋提供正當性的證明或者提出嚴肅的批判。
　　四、對客觀解釋論批判的回應
　　客觀解釋論認為，刑法解釋的目標不是揭示制定刑法時立法者的原意，而是揭示適用刑法時刑法條文所表現出來的客觀意思，也就是司法者在審理具體案件時所理解的刑法條文的意思。司法者不是根據所謂的立法原意來解釋法律，而是根據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來解釋法律，根據民眾所認同的道理、所掌握的基本經驗和所分享的基本感情來解釋法律。
　　客觀解釋論所受到的批判是，客觀解釋論無法保證法律的穩(wěn)定性和確定性，無法保證法律的安全價值，不能在公民的預測范圍內適用法律，給司法者任意解釋法律、適用法律的自由裁量權。
　　社會是不斷發(fā)展的，只有根據不斷發(fā)展的情勢，根據不斷發(fā)展變化的信息，做出的決定才具有確定性。同理，司法者只有根據社會的需要，根據不斷變化的信息，對已經制定的法律所做出的解釋，才更能符合民眾的預期，才更能保證法律的確定性。哈耶克認為：“只有每個個人都可以運用他們關于變動不居之情勢的知識去不斷地修正或調整他們的目的的社會中，預期的最大確定性才可能達致。” [6]立法原意是灰色的，唯有生活之樹常青。
　　在社會的發(fā)展中，民眾的知識在不斷增長，民眾的經驗在不斷累積，民眾的觀念不斷進化，只有根據民眾所認同的道理、所掌握的基本經驗和所共享的基本感情解釋法律，才比根據所謂的立法原意解釋法律更能符合民眾的預期，更能保證民眾的安全需要，從而實現法律的安全價值。
　　當社會情勢已經發(fā)生變化，民眾的觀念也已經不同，還按照所謂的立法原意去解釋法律，而對此卻置若罔聞，不去回應社會的需要，這不但阻礙社會的發(fā)展，而且也不能保證民眾的預期，不能滿足民眾的安全需要。因為民眾在按照已經變化的觀念行為，他們在適應不斷發(fā)展變化的社會，他們不是根據所謂的立法原意來指導自己的行為，所要根據所謂的立法原意來解釋不能符合民眾的預期，不能滿足他們的安全需要。
　　根據社會需要，根據民眾所認同的道理、所掌握的基本經驗和所分享的基本情感來解釋法律恰恰是對司法者解釋法律的限制，而不是對他的放縱。根據所謂的立法原意來解釋法律，因為并沒有判斷誰理解的立法原意才是真正的立法原意的標準，所以才給予了司法者任意裁判案件的機會。
　　五、對折衷論的批評
　　折衷論以主觀說為主，以客觀說為輔，既肯定立法原意的存在，也不認為立法原意是不可超越的。有刑法學者指出，在任何時候，刑法解釋都要首先考慮到揭示立法原意，只有在絕對必要的情況下，才可以超越立法原意，將刑法規(guī)定的含義解釋為條文文字客觀上體現出的意思。 [7]
　　上述內容已經表明，并不存在客觀意義上的立法原意。不知道立法者是誰，不知道相互對立的觀點和主張中哪方才是立法原意，語言文字不可能充分表達出立法原意如果有的話，而且立法原意因解釋者不同而不同，又不存在判斷立法原意正誤的標準，所以不能根據立法原意來解釋、適用法律。
　　正如有的刑法學者所指出的，之所以采取折衷論，是因為它強調刑法的安全價值和保障人權的機能，又兼顧刑法的公平價值和保護社會的機能。 [8]上文已經指出，客觀上并不存在立法者針對具體問題的立法原意，又不存在判斷立法原意正誤的標準，所以立法原意可能成為法官任意解釋、適用法律的幌子。而且，因為個人為了適應社會，往往是根據不斷變化的社會情勢，不斷積累的經驗和不斷變化的信息來作出計劃，所以只有根據社會需要，根據民眾所認同的道理、所掌握的基本經驗和所分享的基本感情解釋法律，才能最大程度上保持法律的確定性，從而滿足公民的安全需要，保障公民的權利。根據所謂的固定的立法原意是不可能滿足公民不斷變化的預測和期待的，從而也不可能滿足民眾安全的需要。而且，筆者認為，刑法解釋的立場問題，是客觀解釋論與主觀解釋論的選擇問題。但是，無論選擇主觀解釋論，還是選擇客觀解釋論，都并不是選擇了刑法一種價值，而拋棄另一種價值。選擇客觀解釋論，并不意味著在解釋刑法的時候，拋棄了刑法的安全價值；同理，選擇主觀解釋論，也不意味著在解釋刑法的過程中，選擇了刑法的安全價值，而拋棄了刑法的公平價值。在筆者看來，這兩種價值都是刑法的價值，都是在解釋、適用刑法的過程中需要協調的，但是這與刑法解釋的立場沒有直接的關系。刑法的價值應該在具體的解釋、適用刑法過程中，予以體現，而不是與刑法解釋的立場問題綁定在一起。
【注釋】
[1]梁慧星.民法解釋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
[2][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M]. 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3][美]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M].顧培東、祿正平，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美]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M].顧培東、祿正平，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美]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M].顧培東、祿正平，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6][英]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一卷）[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
[7]李?；?刑法解釋論[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
[8]李?；?刑法解釋論[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