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敲詐勒索犯罪的本質特點在于行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脅迫手段對他人施以精神強制，從而獲取對方交付的財物。但司法實踐中行為人無緣無故對他人進行敲詐勒索的情況較為少見，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詐勒索行為中又伴隨著一定的行使權利行為，如何準確把握刑法對敲詐勒索罪的規(guī)定，明確敲詐勒索罪的保護法益，分辨敲詐勒索主觀目的與客觀行為之間的組合變化，以及區(qū)分正當行使權利行為與借行使權利之名行恐嚇勒財之實之間的關系，在司法實踐中顯的尤為重要。
　　論文關鍵詞　敲詐勒索　行使權力　正當性　可訴性
　　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他人實行要挾、威脅，索取數(shù)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我省目前的數(shù)額較大標準為1500元以上）。敲詐勒索罪的基本構成是：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他人實行要挾、威脅——對方產生恐嚇心理——對方基于恐嚇心理做出處分財物的決定——行為人取得財物。從刑法條文和罪狀本身理解，此罪在認定上似乎沒什么疑義，但在司法實踐中過程中，卻經常在很多問題上產生爭議，同一性質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機關往往會作出截然相反的認定，筆者在下文中將結合一些真實的案例進行簡要的闡述。
　　一、存在權益糾紛時對行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認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過程中因瑣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與李氏父子發(fā)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敵二受了點輕微皮肉傷，在被人勸開后，王氏哥哥認為自己被打吃了虧丟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來其外甥等幫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計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將李氏父子攔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語威脅的手段索要人民幣5000元現(xiàn)金作為被打賠償，最后索得現(xiàn)金人民幣3000元，讓李氏父子打下欠條2000元，當時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場。當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親朋好友一訴說，都認為對方是在訛詐這個錢出的冤，遂在第二天報警，警方調查核實后以涉嫌敲詐勒索罪將王氏兄弟刑拘。
　　敲詐勒索案件中，當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不存在任何權益糾紛時，一般不存在認定與適用上的困難，但在實際辦案中實施敲詐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實施敲詐行為，即往往與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債權債務或侵權賠償糾紛，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詐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賠償關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脅迫手段取得財物，而取得的財物通?？隙ù笥谧约旱膶嶋H損失，但這種索要金額超出實際損失的行為是否就一定能認定為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爭議，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卻有人被打傷屬實，盡管屬一點皮肉傷從治療費用上說索要5000元賠償顯的有點多，但也不是絕對沒有道理，因為一個人被打既有肉體上的損傷也有人格上的羞辱，從精神損害賠償?shù)慕嵌人饕?000元也有獲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說即使達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張的權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訴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萬元的賠償顯然也是被允許的，既然從訴訟程序都能被接受，為什么在私力救濟程序中就不能主張，顯然在此案中不能簡單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賠額過大就因此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筆者認為，在存在權益糾紛的敲詐勒索案件中判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據以下兩點作參考：（1）主張的權利是否具有可訴性；（2）主張的權利具有民間道義上的正當性；所謂權利的可訴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會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間道義上的正當性，是指盡管這種權利主張不會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間普遍存在，具備一定的正當性，比如說賭債、高利貸欠款等。如果主張的權利屬真實存在且具備上述兩點特性之一，就不能簡單的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實在兩高的司法解釋中已經有這樣的先例，比如對高利放貸者以綁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討要高利債，就不能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