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黃州后期
在到黃州的后兩年多時間里，蘇軾從思想到創(chuàng)作都有了質(zhì)的飛躍。儒家人世思想使蘇軾陷人困境，他開始以佛老思想作為自己在逆境中的處世哲學(xué)，在困境中的不斷省思使他終于解脫出來。把那些“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滿庭芳》)徹底拋諸腦后，用“又得浮生一日涼”(《鶴鴿天》)的曠達去面對自己的生活。
這一時期，蘇軾的創(chuàng)作極力表現(xiàn)出了樂觀豁達、隨緣自適、隨遇而安、順其自然、不執(zhí)著、不強求的自在狀態(tài)。他以苦難為契機，把自己提升到一個全新的境地，以一種更加成熟、超脫的心境迎接未來的生活。
落日繡簾卷，亭下水連空。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rèn)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凈，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fēng)。(《水調(diào)歌頭·快哉亭贈張握佳》)這首詞是蘇軾送給朋友張握侄(張夢得)的，而張握佳和蘇軾一樣，也是被貶黃州的。詞中完全看不到“誰見幽人獨往來”的凄涼孤寂，而是通過對風(fēng)的抒發(fā)，表達出一種人生哲學(xué)。快樂與否，并不取決于外在的環(huán)境和地位，而取決于內(nèi)在的心境與修養(yǎng)。
蘇軾這種無視苦難、在苦難中保持淡定從容的態(tài)度并不只是一種自我安慰，而是他在對人生苦難進行了深刻的省思之后的一種超然物外的心境。這種心境在《定風(fēng)波》中表現(xiàn)得更加透徹。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fēng)吹酒醒，微冷，山頭料照卻相迎?；厥紫騺硎捝帲瑲w去，也無風(fēng)雨也無晴。
　　這首詞作于元豐五年(1082年)三月，此時，蘇軾已融人黃州，愛上黃州，并準(zhǔn)備在這里買田終老。蘇軾和幾個朋友到離黃州城30多里的沙湖去看田，不巧途中遇大雨，因為沒帶雨具，大家都覺得很狼狽，但蘇軾卻在這場煙雨中吟嘯徐行?，F(xiàn)實中的風(fēng)雨何嘗不是詞人人生途中的風(fēng)雨?傲視風(fēng)雨，是一種態(tài)度，而無視風(fēng)雨，則是一種至高的境界。
再看蘇軾這一時期的《前赤壁賦》。文章一開始就描繪出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圖。詩人意興盎然，“縱一葦之所如，凌萬傾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fēng)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然而，“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不可見，報國無門的苦悶情緒深深地印在蘇軾心中，縱有清風(fēng)明月的美景良辰相伴，也揮之不去。“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客人簫聲之悲，正是蘇軾本人之悲，“客”不過是蘇軾借來表達自己情感的一個載體。借客之簫音，傾訴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氣，并由此思考、探究人生之悲、社會之悲、宇宙之悲，使其更具有歷史的普遍性和反思性。“寄蟀蟒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這里的“吾生”已不僅僅指作者自己，而是每一個具體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zé)o窮，吾生須臾而宇宙永恒，這是誰都必須面對的事實，同樣也是誰都無法克服的矛盾。
至此，作者以一種智慧、超拔、飽經(jīng)滄桑的充實和自信、一種光明的理性、堅定的成熟戰(zhàn)勝了內(nèi)心的煩惱，心境復(fù)歸于清明澄澈。“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這里，仍然緊扣水和月展開富于哲理的思辨。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萬年來卻還是那樣無窮無盡;月半盈滿，月初虛損，但千萬年來卻既無消損又無增長，這就是變中有不變。若從變的角度看，人生固如蚌蟒一般短暫，而天地萬物又何嘗不是每時每刻都在變化?若從不變的角度看，則天地萬物固然是生生世世無窮無盡，而“我”亦同萬物一樣，也是無盡的。這種理論既是辯證的，又有老莊相對主義的成分，體現(xiàn)了作者高瞻遠矚的見識和達觀從容的情懷。“物與我皆無盡也”，這里的“我”既是“大我”，也是“小我”。“大我”即指整個人類，作為個體而言，每一個人如同天地間的具體物體，都是極為短促的;然而，就整個人類而言，又同整個宇宙一樣，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而又何羨乎”明確地告訴客人“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完全不必要。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無窮”，那么，“吾生須臾”不僅不能成為悲哀的原因，相反，卻更應(yīng)該成為珍惜生命的理由?？梢姡K軾不僅超然地對待自然界的變化，而且努力從自然規(guī)律中尋求“隨緣自適”的生活意義。
“客喜而笑……不知東方之既白。”此時客的喜已非單純的山水之樂，而是沖破了憂患意識的陰霆，顯得分外欣慰和輕松。至此，客與蘇子合二為一，是肉體和靈魂都得到再生和提升的蘇軾，是更加覺悟、更加成熟超然的蘇軾。
　　三、黃州生活對蘇軾后來人生的影響
蘇軾被貶黃州后，在吸納佛老思想的過程中，變得更加覺悟、成熟、超然，在他身上有了一種化解苦難、轉(zhuǎn)悲為喜、樂觀灑脫、隨遇而安的個性特質(zhì)，為他面對被貶惠州、澹州更苦難艱險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和心理基礎(chǔ)。宋紹圣元年(1094年)十月，蘇軾被貶滴到惠州，紹圣四年(1097年)四月又離開惠州再赴被貶之地海南檐州。蘇軾在詩歌《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fēng)亭下梅花盛開》中寫道:“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但是，由于有過黃州的經(jīng)歷，蘇軾卻能化解苦難、隨遇而安。蘇軾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某睹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并且以樂觀的心態(tài)從苦難中發(fā)現(xiàn)惠州的美，“羅浮春欲動，云日有清光。處處野梅開，家家臘酒香”(《殘臘獨出》)。蘇軾的博大胸襟及抗?fàn)幎蜻\的秉性，使他成為不被厄運所折服的強者。雖然窮愁交加，屢遭貶滴，但蘇軾絕不就此沉淪，始終保持著樂觀曠達的精神。即使他在最困難的時候也能生活得快慰，在任何環(huán)境里都能發(fā)現(xiàn)生活的美好，唱出‘舊吱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歡歌。
蘇軾在被流放到海南澹州時，已“垂老投荒，無復(fù)生還之望”。初到檐州時，蘇軾暫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時一夜三遷。當(dāng)?shù)毓倮魪堉芯熬囱鎏K軾，派人修葺漏雨公房，當(dāng)局得知，將蘇軾逐出，并追究了張中景的責(zé)任。蘇軾在枕榔林中自己動手搭建茅屋，自命為“枕榔庵”。在庵中，“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下無寒泉，然亦未宜悉數(shù)，大率皆無耳。唯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小兒子結(jié)茅數(shù)椽而居，僅庇風(fēng)雨，然勞費已不貨矣……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運轉(zhuǎn)，流行坎止，無不可者。”(《蘇軾文集》卷五十五《與程秀才》)然而，蘇軾在檐州的三年，不但不見“衰憊之氣”，反而快意優(yōu)游，敷揚文教，傳播文明，與當(dāng)?shù)乩杳窠Y(jié)下了深厚友誼，收獲了一個全新的自我。蘇軾在詩中寫到:
　　“我本檐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遠游。”“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xiāng)。”蘇軾已然把自己視為檐州人，把海南視為自己的故鄉(xiāng)了!
蘇軾在被貶生涯結(jié)束北歸的途中，看到金山寺掛有自己的畫像，他寫了《自題金山畫像》詩一首，后兩句為“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澹州”。雖屬自嘲，但蘇軾灑脫的氣質(zhì)使其形象超脫了普通人的喜怒哀樂，體現(xiàn)出曠達超脫的神韻。
蘇軾雖然屢遭打擊迫害，丟官被逐，但是他自始至終并未茍且偷生，消沉遁世，而是很好地融人人間天地，豪邁從容，給所貶之地帶去了文明教化，為當(dāng)?shù)厝嗣袼缇礋釔邸＿@應(yīng)該是儒家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精神與佛道忘我無我、空靜澄明境界相互雜揉融和的結(jié)果。蘇軾的精神魅力也正在于此，這也是后人取之不盡的寶貴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