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若虛為金源一代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和詩人，其《題淵明歸去來圖》組詩，圍繞陶淵明的歸隱提出疑義，對前人觀點進行反拔，重新審視陶淵明歸隱之舉，發(fā)宋代以來陶淵明接受史上之異調(diào)。其詩學觀重“真”，雖未過多強調(diào)陶淵明的師范意義，但從風格因襲的鏈條中看，陶淵明仍然在詩歌傳統(tǒng)中影響、指導著詩人創(chuàng)作理念。
關(guān)鍵詞 王若虛 陶淵明 接受
貞祐二年（1214），金宣宗南渡，遷都汴京（河南省開封）。金朝以此為轉(zhuǎn)折點，內(nèi)憂外患愈演愈烈，國運江河日下。“國家不幸詩家幸”，金末時政衰頹，金源詩壇經(jīng)過幾十年涵養(yǎng)卻呈現(xiàn)出最為繁盛之象。元好問在《中州集》卷一○中言：“南渡以來，詩學為盛。”伴隨著這種局面的展開，陶淵明不僅頻繁地出現(xiàn)在金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當中，在詩學視野里，陶淵明其人其詩也得到了冷靜而全面的闡發(fā)，其中，頗具特色的當數(shù)金源文宗王若虛。
一、《題淵明歸去來圖》：對陶淵明的個性解讀
王若虛(1174-1243),字從之，號慵夫，又號滹南遺老，是金代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和詩人，對金代后期詩壇有很大影響。但是詩作不多，《全金詩》僅錄有四十二首。王若虛在文學批評領(lǐng)域常能獨特己見，發(fā)人之所未發(fā)，作品中也有一組《題淵明歸去來圖》，圍繞陶淵明的歸隱提出疑義，與陶淵明知命達道這一幾乎定型的觀念唱起反調(diào)，亦可謂宋代以來陶淵明接受史上的異調(diào)。
第一首：“靖節(jié)迷途尚爾賒，苦將覺悟向人夸。此心若識真歸處，豈必田園始是家。”從歸隱的方式上看：王若虛認為陶淵明并未“覺悟”，“真歸處”不必一定在田園，只要心有隱意，則身在何處，便隱在何處。第二首：孤云出岫暮鴻飛，去住悠然兩不疑。我自欲歸歸便了，何須更說世相遺。從歸隱原因看，王若虛認為來去行止應像“孤云”、“暮鴻”一樣自由無需理由，所謂“世相遺”反而成了陶淵明未免俗患的證據(jù)。第三、四首：“拋卻微官百自由，應無一事掛心頭。銷憂更藉琴書力，藉問先生有底憂。”“得時草木竟欣榮，頗為行休惜此生。乘化樂天知浪語，看君于世未忘情。”從歸隱心態(tài)看，陶淵明心中藏憂，為物喜為時悲，便是于世未能忘情。直到第五首，“名利醉心濃似酒，貪夫袞袞死紅塵。折腰不樂翻然去，此老猶為千古人。”王若虛才表示，雖然陶未能完全超越俗情，但他不慕榮利，能夠遠離紅塵濁世，亦是令人欽佩的千載高人。
王若虛對陶的評介中雖有太過苛嚴處，（如上文已言，陶作詩為文本為自娛，何況寫作本身就是文人存在的方式與意義，“苦將覺悟向人夸”一句似乎認為陶有以歸隱賺得虛名之嫌，豈非妄語。）但他能夠在前代權(quán)威面前自樹旗幟，對前人觀點進行反拔，重新審視陶淵明歸隱一舉，也是難能可貴。他獨具慧眼地指出了陶淵明避世卻未能忘世的真實狀態(tài)及歸隱之后頗為痛苦、矛盾的心態(tài)，在這個層面上，相較北宋代乃至金代中期以前文人對陶的通達沖淡之處體味尤深，王若虛的評介應該接近了真實的陶淵明，而非時代再闡下對某一方面的強調(diào)或帶有個人印跡的論說。但是，白居易很有可能參與了王若虛對陶的接受。王若虛對白居易為人極其仰慕，他在《高思誠詠白堂記》一文中說：“蓋樂天之為人，沖和靜退，達理而任命，不為榮喜，不為窮憂，所謂無入而自得者。”，在王若虛心中，白比陶更能超越形跡，“此心若識真歸處，豈必田園始是家”的議論明顯帶有白居易“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牽束”（《歸田》）的委順。而陶則需借助琴酒消愁解憂，就有所持守滯礙，不如樂天自得達理。
王若虛的《題淵明歸去來圖》似遠祧杜甫《遣興五首》其三意：“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足掛懷抱”之說。在杜甫看來，陶淵明因為詩歌枯槁、“默識不早”，又過于牽掛子女，所以非“達道”之士，只是一個“避俗翁”而已。這是杜甫唯一一次對陶發(fā)表微詞。后人對此亦另有解釋，如黃庭堅言“子美困于山川，為不知者所詬病，以為拙于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以解嘲耳。”認為詩中陶淵明實為杜甫自指自嘲，非對陶之為人有所不滿。但暫且先不論結(jié)論，杜甫所列陶淵明種種表現(xiàn)卻無一不是事實，王若虛所言“于世未忘情”也未嘗不是陶淵明的真實寫照。他一生不入蓮社，誠如葉嘉瑩言，“淵明原本是一位具有著仁者之襟懷的人，因此淵明詩中，時時流露出對于好風、微雨、眾鳥、新苗有及田夫、稚子、親舊、近鄰的一種親切沖和的愛意。淵明既愛此世之物，復愛此世之人，則如何能對于此人間世，漠然無所關(guān)心？”于世本未忘情，亦不想忘情，又何足道哉。再聯(lián)系杜甫一生憂國憂民，“一飯未嘗忘君”，他對陶歸隱后更多關(guān)注個體生命體驗的做法有異議也在情理之中。
二、王若虛的詩歌理論
從本體論來講，王若虛的師承其舅的詩學命題，繼續(xù)闡揚文章應以“以意為主”，主張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要“隨物賦形”、“因事陳辭”，認為文學之本為“真”，“哀樂之真發(fā)乎情性”。“真”的內(nèi)涵應是創(chuàng)作主體性情之真和表現(xiàn)客體之真的二者統(tǒng)一。他贊揚《歸去來辭》“本是一篇真率文字”，認為白居易的作品出乎真情：“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輒數(shù)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tài)。” “公詩雖涉淺易，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侔。”《論詩四絕句》之三又云：“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癢豈勝便。世間筆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一天。”，在王若虛看來，白居易的詩篇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情致曲盡”，“妙理宜人”，“殆與元氣相侔”，而“無爭張牽強之態(tài)”。對陶、白二人作品的評述還側(cè)重于詩人性情的真。
從技法論上講，王若虛“詩學白樂天”他在《高思誠詠白堂記》一文中稱“樂天之詩，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乎人意，而不為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將之視為最理想的藝術(shù)范型。白居易一生愛極陶詩，他的詩歌中“明顯有陶淵明印跡的至少有150首”，“其受陶影響作品在唐代詩人中數(shù)量最多”。他“坦白平易”的詩風顯然深受陶詩的潤澤，張戒在《歲寒學堂詩話》言：“元、白、張藉詩，皆自陶、阮出。”就點明了陶白之間的師承淵源。因此，王若虛雖未過多強調(diào)陶淵明的師范意義，但從風格因襲的鏈條中看，陶淵明仍然在詩歌傳統(tǒng)中影響、指導著詩人創(chuàng)作理念。
參考文獻
【1】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四十三，四部叢刊本。
【2】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七，中華書局1979年版。
【3】見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頁。
【4】《滹南詩話》卷一，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xù)編》，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11頁。
【5】同上，卷三。
【6】《遺山文集》卷十九《內(nèi)翰王公墓表》，《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匯編》（5），臺灣成文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版，第167頁。
【7】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第1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