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作品內(nèi)容與形式的審美性
　　　“美”以“善”為基礎(chǔ)，又與“善”密不可分，而且在中國古代常常是“美”“善”不分，以“善”代“美”。但是，文學作品都有它自身的特征和符合美的規(guī)律，否則它就不成為文學作品了。文學作品體現(xiàn)其自身特征和美的規(guī)律的程度，就是判斷其藝術(shù)性高低的標準。
　　漢賦之所以被王國維稱為“一代之文學”，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它顯示了漢王朝的宏大氣象和時代精神；二是它代表了漢代文學的最高成就；三是它是一種具有獨立品格的文學樣式，具有自身獨特的藝術(shù)特征。一般說來，漢賦是具有鋪張揚厲、辭藻華麗、描寫細致、散韻相雜、結(jié)構(gòu)宏偉等特色的我國特有的文學樣式，而其最根本的審美特征是“以大為美”。
　　關(guān)于漢代賦家的以大為美，前人早就注意到了。據(jù)《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相如日：‘合組以成文，列錦繡以為質(zhì)。一經(jīng)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苞括宇宙”是指在賦家的筆下，時間是無始無終，空間是無邊無際的。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中也認為“楚漢侈而艷”，而“侈”有夸大、張大之意。正是由于看出了賦家的以大為美，劉勰才準確把握了《七發(fā)》“獨拔而偉麗”、《洞簫》“窮變于聲貌”、《二京》“宏富”、《甘泉》“深瑋”的特點。對這種特點，班固認識的也很清楚。他在《漢書·藝文志》中談到：“其后宋玉、唐勒、漢興牧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閩衍之詞。”這都充分說明，漢代賦家追求的是“大美”的藝術(shù)效果。
　　漢代賦家的這種追求，后世多受非議，因為很多人忽視了漢賦追求大美的合理性，忘記了漢賦是為了充分適應漢代的社會而產(chǎn)生、而存在的，是為了滿足漢代人的審美追求而存在的。
　　這種追求“大美”的合理性，我們只能從歷史發(fā)展中去找原因，因為“文變?nèi)竞跏狼?，行廢系乎時序”，“每一時代的美都是而且也應該是為那一時代而存在的，它毫不破壞和諧，毫不違反那一時代的美的要求。”漢代，作為秦以后又～個大一統(tǒng)的時代，它的疆域比秦時更加廣闊，這個大國的統(tǒng)治者，難免要躊躇滿志，比如他們建筑上的追求是“無令后世有以加”，追求大的東西，以大為美。同時，“繁榮的經(jīng)濟，強盛的國力和四海一家的政治形勢，為文學家提供了優(yōu)越的創(chuàng)作條件，使之得以用彩繪之筆歌頌帝王物質(zhì)享受之富庶，描繪苑囿建筑工藝之精細，贊美祖國山河之壯麗，賦予作品偉大的氣魄。”另外，疆土的擴展，中外文化的交流，大大開拓了人們的眼界，人們在審視自己面對的世界、面對的生活時，有了極強的開放性、并蓄性、包容性，有了一種傲視天下的豪情，從極度滿足之中產(chǎn)生出一種夸誕的心態(tài)。在這種心態(tài)支配下，賦家自然喜愛用鋪張揚厲的方式來表現(xiàn)自己生存的環(huán)境，正像劉勰說的，在雕畫現(xiàn)實時，“莫不因夸而成狀，言飾而得奇。”賦家也把自己追求大、描寫大、張揚大，認為是極為自然的。只有漢代人才能深刻理解他們生存的時代，才能理解賦家追求大美的合理性。即使像王充那樣認為漢賦是“虛妄之語”的文學家，也認同了賦家追求大美的合理性：“漢室治定久矣，土廣民眾，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論衡·定賢》)
　　綜上所述，古人對漢賦評價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所采用的文藝批評標準的不同，如從“真”的角度出發(fā)(主要是客觀真實)，漢賦被認為是“虛妄之語”；從“善”的角度出發(fā)，漢賦被認為是“雅頌之亞”、“炳焉與三代同風”等等。本人認為，不僅是對漢賦，對任何一種文學樣式都要采取客觀、公正的評價標準，既要重視其功利性，更要重視文學自身獨特的藝術(shù)特征。漢賦作為漢代成就最高的文學樣式，符合文學創(chuàng)作的“美的規(guī)律”，是真、善、美的高度統(tǒng)一，應給予充分的肯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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